摘要：改革开放初期是当代中国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理论领域在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景象的同时，也面临着“左”的和右的倾向的干扰。为了克服这些干扰，邓小平就当时大家关注的包括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科学阐释。这不仅成为拨乱反正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成为当代中国彻底走出“文化大革命”的迷途，驶向改革开放正确航道的思想理论先导，也为我们今天继续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 思想理论问题； 探索和阐释
在社会变革中，思想理论往往起着先导作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辟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理论界不仅有来自“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也面临着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不懈探索和科学阐释，不仅成为拨乱反正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成为当代中国彻底走出“文化大革命”的迷途，驶向改革开放正确航道的思想理论先导。
一
改革开放初期摆在邓小平面前最为突出的思想理论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包括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以及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几乎贯穿了这一时期的始终。
“文革”结束以后，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一开始是以“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代表的“左”的错误，大约从1979年初开始，思想理论界又出现了右的偏向，一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反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克服“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影响，邓小平不仅坚定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而且密切关注思想理论界出现的右的偏向，从理论上科学回答了如何看待“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怎样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等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首先，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155。“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1]159“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1]159“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1]159“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损害，其实质“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2]298，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对毛泽东的神话，是把毛泽东的言论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1]379其次，邓小平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本本”，而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1]345-346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143。经过这场争论，人们的思想赢得了解放。再次，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思想做“教条式”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42-43毛泽东思想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2]171，其“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379。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2]148-149。“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298，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2]300。最后，邓小平强调，对毛泽东怎么评价是个大问题。它不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涉及全党，涉及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从党的历史看，“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148。毛泽东不是神，他也犯过错误，但那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2]307。毛泽东个人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334邓小平对以上问题的论述实际上直接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思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至此，我们党对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重大理论问题就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固化了下来。
二
“文革”后的中国，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已是历史的选择，而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又必然涉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问题的认识。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面对的又一重大思想理论问题。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经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不同社会形态、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往往不同。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党的八大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341-342。“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4]341-342可惜的是，这一正确判断后来发生了改变，又将阶级斗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最后发展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犯了“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听了妈妈的话，我憧憬着成功的瞬间，决定找回坚持，不能半途而废。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刻苦训练，在舞蹈班里练，回到家里也常常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被选去参加演出了。舞台上的灯光是那么灿烂，无数双欣赏的眼睛望着我，我觉得，我是最成功的人。
3.1.2 管理措施。与地图公司合作，市级消防队建立统一账号，下设大队级子账号，授予大队更新本辖区消防栓数据的权限，且大队级数据更新同步至支队账号中，便于全市消防栓管理。
邓小平指出，研究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联系社会的基本矛盾，“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2]181-182。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181-182。虽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2]181-182。那么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182邓小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重申这个问题，是为了党内外的思想统一。邓小平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同党的八大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一脉相承。除此以外，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放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的，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2]241要“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能耽误，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2]241。“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穿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2]249
同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一样，邓小平对阶级斗争的阐述也与八大前后的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差不多，而且有新的发展。他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阐述。首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2]182。虽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但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2]168-169。所以，阶级斗争会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对其“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夸大或者缩小，都要犯严重的错误”[2]182。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2]182。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2]169。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2]182。所以“特殊”，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形成“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2]169。再次，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2]168。历史表明，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最后，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过去我们把党内斗争动不动就说成是路线斗争，“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2]307-308。所以，“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2]307-308。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强调：“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证明是错误的。”[2]182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实践也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今后，这些含义不清的口号和错误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
三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173。“每个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2]173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一系列拨乱反正，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党内外出现了一派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景象，这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理论界的主流。但是，与此同时党内外也显露出若干值得注意和警惕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人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外，另一方面就是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利用党的拨乱反正之机，打着“社会改革”的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旨意和要求，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歪曲党的历史，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的口号，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有人公然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出版物，甚至与台湾及国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在党内，对于上述问题的性质和危害大多数同志一时还把握不准，极少数人甚至直接间接地对以上现象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了深入阐述。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我们马克思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6]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从粉碎“四人帮”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处于徘徊局面。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地扭转了这种局面，实现了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其中之一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公报指出：“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5]1公报还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5]5。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三中全会宣布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但党内外对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并未得到彻底统一。为了从思想上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3月中央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80年1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集中地阐述了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认为，其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其二，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其三，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比资本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这些特点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
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内还存在着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以及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专政职能不可能消亡。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谁来组织中国四个现代化？再搞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的客观真理。
关于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前文已经做过阐述，在此补充的是，邓小平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2]172。“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2]172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2]172。
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着力回答的又一个重大思想理论问题。
广西在承袭浙江等发达地区特色小镇建设标准的基础上，明确广西特色小镇是“相对独立于城市中心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小镇主要以“建制镇(乡)、产业园区、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特色旅游集聚区等”为载体，分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市级进行培育，强调要拓宽融资渠道，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积聚全社会资源；同时细分产业类型，建设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具有广西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的小镇，进而实现“一个主题文化品牌、一个文化场馆、一个小镇公园、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肌理和建筑风貌的小镇核心区文化展示”的“四个一”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目标。
从理论务虚会后至党的十二大以前这段时间里，邓小平还在多个场合论述过四项基本原则。总的思想，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2]191。这种优越性“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2]314。二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四个坚持的核心”，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当前急需的是“恢复党的战斗力”，“除改善党的组织状况外，还要改善党的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党的纪律”[2]314。三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2]291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拿好批评的武器”，“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2]390-393。当然，要避免过去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的做法。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面临诸多敏感而复杂的思想理论问题。以上所列只是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对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探索和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阿东觉得长久这样，也不是个事。便再次跟父亲商量，要不要干脆告诉阿里，姆妈已经死了，姆妈不会再回家来了，这样索性断了他的念想。
四
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1]493。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1]499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要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长官意志。但是，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要讲党的领导，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有了党的统一领导，只要这种领导是正确的，我们的建设速度就会快。总之“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1]499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邓小平明确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164。
首先，邓小平主要从两个角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是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这是非常荒谬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2]191“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2]231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312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384所以，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313。“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314二是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2]144，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2]168。“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2]168同时，我们讲民主一定是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2]176。
其次，邓小平从多个方面论述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思想观点包括：其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163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1]626。其二，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核心内容“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2]276。首先是发展经济，“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2]194。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1]376“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376。“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2]327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但是，离开了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2]233-234。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2]405。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思想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根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的”[2]159。其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2]236“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2]236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2]236。除以上内容外，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还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创办经济特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执政党党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多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思想观点。
五
充分性:若exp(G)=3,作出其幂图P(G)～=K1+lK2;若exp(G)整除4,其幂图为P(G)～=K1+(mK1∪nK3),其中l,m,n∈N,显然二者均可平面化.
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回过头来看，从粉碎“四人帮”算起至党的十二大是近六年的时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十二大是近四年时间。无论是六年还是四年，这几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转折。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大凡在这样一个时期，思想理论界在迎来某种程度活跃和繁荣的同时，有关问题也会凸显，思想统一往往会面临各种挑战。五四时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初期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如此。邓小平抓住当时党内外关注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并给予了科学的解答，对统一党内外思想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既有力发挥了思想理论先导的作用，又保证了历史转折的顺利进行。胡耀邦曾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近几年来，对党的解放思想的方针，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等重大原则问题，在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中出现过不同倾向的错误认识。有些同志不能完全摆脱过去‘左’倾错误的影响，有意无意地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另外一些同志则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发展到了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步。党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及时地正确地开展了反对‘左’和 右的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许多相当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政治矛盾处理得比较妥善。”[7]其中，邓小平可谓居功至伟。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若干重大思想理论的阐述，既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十二大以后，邓小平无论是对党的历史的论述，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解读，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各种论述基础上展开的，是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思想理论问题，既是学术性问题，更是政治性问题。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阐释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处理历史问题。当时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包括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阐释自始至终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在他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做出了全面的总结，而且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并对是否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肯定而坚定的回答。如果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做个比较，可以发现，邓小平对历史问题的处理要正确和高明得多。对党的领袖的评价、对党的历史处理问题实际上直接涉及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稍有不慎，不仅不能求得思想的统一，而且会动摇执政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苏共的垮台在一定程度上与戈尔巴乔夫对历史问题处理草率有重要的关系。当今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一部分人中盛行，其目的在于虚化、丑化党的历史，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不仅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也为我们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范例。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在提取液浓度为 0.10～2.00 mg/mL范围内随浓度增大而升高，即两者呈现明显的量效关系，且同一浓度不同烘焙时间的提取液清除率差异明显（p＜0.05）。当提取液浓度达到 2.00 mg/mL时，羟基自由基清除率可高达 91.03%（不带壳烘焙20 min）。
其次，善于发现苗头性问题并及时加以纠正。社会变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往往首先在人们的思想中得到反映。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际上，“思想”则是时代声音留下的印记。面对思想领域各种纷繁复杂的“声音”，如果正确的思想不去加以引导，不去占领各种思想理论阵地，错误的思想必然去占领。这就需要党中央和党的领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善于发现苗头性问题，并用正确的思想通过各种方式加以纠正，这是思想理论建设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做法，也是我们党处理思想理论问题的一条经验。当时，在“两个凡是”提出不久，邓小平便及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针对理论务虚会上的争论以及“西单民主墙事件”，邓小平便及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总政提出批评电影《苦恋》不久，邓小平便及时约见了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话，强调要密切关注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再次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等等。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无疑遵从了思想理论建设的“规律性”做法，继承和丰富了党的历史经验。新时代的中国，思想理论领域并不平静，种种错误思潮在一些人中仍有市场，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推进，严重者会影响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安全。怎么处理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善于发现苗头性问题并及时加以纠正，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重要方法论。
（2）开题报告是学生毕业设计前期工作重点。学生在获取任务书后，通过文献检索了解选题在相应学科领域中的发展进程和研究方向和最新成果，并阅读教师在任务书中规定的中外文献参考资料。学生在阅读文献和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
最后，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旗帜鲜明同错误思潮做斗争。对待思想理论领域的“左”和右，邓小平一贯主张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未召开之前，思想理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左”的束缚。为冲破“左”的束缚，邓小平率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理论领域既存在“左”的倾向，也存在右的倾向，邓小平的做法是两个一起反，而且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比如，对“两个凡是”，他多次强调，“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两个凡是’不行”[1]159。对“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2]173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它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对此，我们必须拿起“批评的武器”，旗帜鲜明与其进行斗争。像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它体现了邓小平在关涉思想理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和敢于亮剑的勇气和品格。当前，思想理论界仍需以邓小平为榜样，坚定立场，敢于亮剑，勇于与一切错误思潮做斗争，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8]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探索和阐释确确实实与习近平所指出的两个“重大历史课题”有关，正是他通过对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不懈探索和科学阐释，在思想上有力地保证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
燃煤电厂可将脱硫废水作为补给水源引入水力除渣和湿排除渣系统，作为一种以废治废的处理策略，其将高温炉渣中的大量碱性氧化物和溶出液，与脱硫废水相中和。同时利用炉渣废热也可实现脱硫废水在除渣系统里的蒸发结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7-38.
收稿日期：2018-10-1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项目编号：AHSKZ2015D01。
作者简介：王先俊(1962— )，男，安徽省霍山县人，博士，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皖南医学院党委书记，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9)01-0084-08
[责任编辑：张天景]
标签：毛泽东思想论文; 思想论文; 理论论文; 历史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南都学坛》2019年第1期论文;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 项目编号:AHSKZ2015D01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