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番薯在中央苏区的种植过程经历了相当大的反复变化，由最初的大面积种植，以番薯为生，到遽然减少。之后经过1932、1933年的大力宣传、推广，逐渐恢复大面积种植。到1933年年底，番薯种植规模和产量已经达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水平，1934年初已超过战前水平，中央苏区政府提出增产番薯两成的计划。
关键词：土地革命；番薯；中央苏区；种植
番薯自明末从东南沿海传入中国后，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作为重要粮食作物成为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番薯的种植与传播更与中国革命产生联系，并在革命战争中扮演重要历史角色。本文旨在梳理中央苏区时期番薯在中央苏区（赣南、闽西）的种植历史演变、种植面积变化，探讨番薯在中央苏区的传播与苏区革命形势发展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及中央苏区时期番薯的种植是简单路径选择还是随革命形势发展出现反复变化。
一、土地革命战争前夕番薯在赣南、闽西的传播
番薯最初由福建传入中国。赣南靠近福建，闽西地处福建，经明清两朝的传播，尤其是省级官府长官如福建巡抚金学曾、江西巡抚何裕成分别在福建、江西两省的大力推广，使得番薯在赣南、闽西得到广泛的传播、种植，如修于清初康熙十二年（1673）的《石城县志》记载：“番薯，原出交趾得名，形似薯而圆小，有皮紫肉白，又有皮肉俱白，味甘，蒸煮皆宜，生食更脆，石邑向不多有，近下乡种山者繁殖，以备二餔不足，虽多食不伤人，亦救荒一善物也。”［1］赣南、闽西山多田少，大量棚民迁入，开垦山林，与平原地区相比，对番薯的倚重程度更深。
进入20世纪初叶，番薯在赣南、闽西的传播推广早已完成。1927年土地革命前夕，番薯的种植面积具有相当的规模并在粮食结构中占重要地位，一般人家对番薯的依赖甚至达到了数月或则半年以之为粮的程度，穷苦人家更是常年以番薯作为日常生活的主粮，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粮食部副部长的寻乌人赵发生，回忆起童年生活时说过：“全家靠薯干、野菜，在困厄中熬了十年。”［2］(P120)
番薯在土地革命战争前夕得以大量种植，重要因素在于番薯本身具备独特优势。笔者曾在《番薯的引种与明清福建沿海社会（1594年～1911年）》一文中总结归纳，番薯相对于水稻有如下一些优点［3］：
番薯的播种时间非常长，可以无需严格按照节气，随时下种。“天时有旱潦之殊，凡播百谷，必雨旸时，若因时下种，俄延气候，虽种无收。而薯则不拘乎时，始于立夏，终于立秋，九十阴晴，任凭栽植”［4］(P49)。
番薯种植容易，适应能力强。几乎任何地方都可生长，特别是不适合种植水稻、小麦的一些干旱沙地。“郡属荒土尚多未尽地利，预筹歉岁之防而兑饥馑之患，莫急于种薯蓣。山头田角，屋后檐前，处处皆宜”［5］。
番薯无需烦琐的日常管理，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而水稻的种植则需要很多繁杂的工序。
番薯易于收获，并且可以随时收获，没有固定的成熟标准，即使有些还没有完全长大的番薯，也可以让它留在地里继续生长，“始生便可食，未食者勿顿掘，令居土中，日渐大”［6］（P41)。水稻既不能提前收割，也不能延后收获，“若夫谷当刈获之时，不得逾延旬日，风雨皆得而害之，暴风则穗尽脱落；积雨则粒尽生芽”［7］（P71-72)。
由于工作比较自由，张伦平日里要睡到九、十点才自然醒，可一回老家，不管晚上睡多晚，第二天六、七点一定起来陪母亲，“买菜、做饭、聊天，绝对不会睡懒觉。”“他回老家我就震惊了，因为一回家就超级乖。”
番薯产量大，亩产高。“一亩秋收可得数千斤，胜种谷十倍，闽广人以当米粒”［6］（P41)。
二、赣南、闽西苏区初创时期番薯种植的反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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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闽西苏区初创时期番薯种植面积的扩大与番薯本身具有诸多优点，能作为粮食满足生存需求相关。同时，更与当时战争环境紧密联系。苏区初创时期，水稻是硬通货，不仅可以换回大量苏区急需的物资，而且还是战争双方争抢的粮食作物，国民党军阀为了达到消灭苏区军民的目的，甚至不惜焚烧苏区的水稻作物，“实行割稻捆禾以归，其尚未成熟之禾，或力不能尽运者，则利用喷筒扫射煤油，纵火焚毁”［9］（P2655)。而番薯由于价格低、且块根埋藏于地里等特点，反而成为稳定苏区粮食价格的关键因素。
5）并不热衷追求勘探热点。最近两年炙手可热的北大西洋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以及南美近海圭亚那等热点区（包括巴西盐下深水），埃尼公司没有在其中或者近邻获取任何区块，这一点和埃克森美孚等国际大石油公司不同。埃尼的理念是通过自己的勘探发现来创造热点，已经成为热点的区域不符合埃尼公司前沿区的进入标准。这可以说是埃尼公司独特的一面。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需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预算，从业务到财务预算，涵盖项目开发进度、收入、回款、成本、税金、费用、投融资等业务，支持战略测算。以全面的年度预算体系，资金、资源、信息和人力等方面，实现人、财、物的高度整合。通过预算与战略衔接，实现战略规划、年度预算、滚动预算联动，及时反馈战略目标，支撑战略落地。
直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粮食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愈演愈烈。主要是源于以下因素的助推：首先是为打破三次“围剿”而进行的持续扩红运动及优待政策，使得大量有生力量逐渐脱离生产，参加红军。“觉悟的工农群众，更由热烈的拥护红军而进到参加红军了，特别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红军优待条例后，各地工农群众，更加踊跃参加红军，最近一月来，自愿加入红军者，几近万人。瑞金一县，最近十数天，亦有数百之多”［13］（P72)。 苏区鼎盛时期红军人数达到12万之多，对粮食的需要大增。其次是新的共和国初具雏形，从中央到省、县、区、乡，其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需要食用大量粮食。再次，苏区经济入超严重，大量金银流入国民党控制的白区，使得苏区经济发展停滞，因此急需增加对白区的出口，而大米、钨砂是苏区出口创汇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特别是目前苏区工业品输入与农产品输出价值不能相抵，大量现金流出，影响市面交易极大”［14］（P611)。最后，“由于国民党军阀残酷的经济封锁，所以食盐、洋油、洋火、布匹、棉花等外来品，贵得要命，苏区内出产货物，如纸、木、樟脑、烟叶、茶等不易出口，就是出去价格也很低，所以群众生活还是不好，只有米谷是白区最欢迎的东西”［15］（P1012-P1013)， 为了增加工农群众福利及解决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要，需从苏区出口大量粮食，即大米到白区，换回食盐、医药、布匹等苏区急需的物资，从而间接导致苏区粮食更加紧缺。
其次，持续深入推进“土地运动”。一方面，通过查田运动，打击地主富农势力。因为“确实还有许多地主富农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他们在各地的欺骗捣乱，开私会，造谣言，有计划的来破坏革命，压迫革命群众的斗争”［20］（P1549)。各区各乡重新检查阶级成分，把地主的田地财产完全没收再分配，调动广大贫雇农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复垦荒地。不少在战争中荒废的土地，以及部分农民因分配了水田，忙于水稻作物的种植而抛荒的旱地，逐渐得到开垦，据统计，“在江西一省，去年开垦的荒田达20万担以上，福建省亦在3万担左右”［21］（P1364)。具体到各地，如“兴国杰村在三次战争结束后，荒了很多田地，今年接到中央政府颁布的提早春耕开垦荒田训令后，杰村区苏即号召全区的劳苦群众起来提早春耕，开垦所有的荒田荒地。这一号召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并且有很好成绩，现全区所开垦出来的荒田，计有三四千担”［22］（P1300-1301)。 大量荒地的开垦为番薯产量的增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番薯诸多优点又正好适合荒地种植，其结果是番薯得到大面积种植，产量大增。如上杭才溪区“由于党、政府的领导，提高了群众的生产兴趣与劳动热忱，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消灭荒田外，并将附近山上、沙坝以及千百年来荒坪、荒岗都开垦了，种的蕃薯等于田的面积，千担左右。另外还在塍上种满了各种杂粮，蔬菜、豆子”［23］（P1682)。
番薯种植规模的减少，后果是严重的：苏区百姓缺少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战争、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又导致粮食收成不丰，缺粮现象日益严重；部分奸商操纵米价，缺粮问题陷入恶性循环。正如《红色中华》报所说：“粮食缺乏，米价飞涨，夏荒问题，在中央苏区许多地方，已经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原因是边区地方，受了白匪摧残，粮食被抢被焚。有些地方是去年谷米收成不丰，什么蔬菜又种得少。有些地方是受了别地粮食缺乏的影响，谷米因而少了。加以富农奸商故意埋藏操纵、以致形成了许多地区中的米荒现象。”［12］（P1494)粮食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
随着苏区土地革命的持续深入，广大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在分田分地后，理应扩大耕种面积，多种番薯等高产作物，然而，中央苏区番薯种植却出现奇怪的现象，由最初的大面积种植，以番薯为生，到遽然减少。
三、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番薯的种植
废弃混凝土-水泥土强度特性及固化机理研究………………………… 栗霞，沈兴刚，杜俊，杨叶秀，李丽蓉（3-8）
译语翻译生态环境是指译入语所在国家社会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和译本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这里，由于“垮掉的一代”和生态翻译思潮在当时的特殊影响，故重点分析。
为了改变粮食短缺的局面，同时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番薯的种植又被提上日程。经过1932年、1933年的大力宣传、奖励、推广，番薯的种植又开始逐渐恢复并得到大面积种植，到1933年年底，番薯种植规模和产量已经达到国内革命战争前阶段，“在杂粮的种植方面，一九三三年已经超过革命前的水平。如果谷米的收成只增一成，杂粮的收成一般都增加二成，有的县份增加三成甚至四成”［16］（P379)。至1934年初，中央苏区已经开始提出番薯的收成增加两成产量的号召。番薯重新得以重视和规模化种植，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及杂粮种植。打破三次“围剿”后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使中央苏区的政局逐渐得到稳定，在苏区内部可以安心发展农业生产，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了国民经济部、土地部和粮食部来领导和管理苏区的农业生产和粮食事业，1933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和土地部联合颁布的《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布告中要求：“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第一是谷米，第二是杂粮（蕃薯、豆子、花生、麦子、高粱）。”［17］（P231)而番薯在杂粮种植中被放在首要地位，可见政府对番薯种植的重视程度。从1932年起，苏维埃政府陆续出台各项政策措施，重视并推动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苏维埃经济建设的第一位，他不但负担着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应该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问题”［18］（P1335)。为此，当时苏维埃政府规定土地税、公债款需要以谷子即稻谷作为征收对象，如“二苏大会”后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纪要中就决定：“集中土地税一律征收谷子，尚无特别情形不得以现款替代。集中公债款也应以收谷为原则。”［19］（P2696)这也间接推动了节省稻谷，多食番薯等杂粮的趋势，番薯的种植面积自然更为扩大。
其结果是不少地方番薯种植面积减少，但种植规模并非撒网式减少，而是从中心往外围逐步减少，这种局面的出现源于各地土地革命推进的进度不一，中心县如瑞金、于都、会昌等地，最早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所以那里也最早减少番薯的种植，一些后来也转为苏区的县份，也逐渐减少番薯的种植规模。
在土地革命初期，即赣南、闽西苏区初创阶段，番薯的重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突显，其种植规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毛泽东曾对来自兴国的8个农民红军进行过专门调查，详细询问了他们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很多农民都提到家里对番薯的倚重，如李昌英说：“六个人每年要吃四十石谷，不够一半以上，靠番薯帮助，年收番薯三十担左右”；温奉章说：“四个人每年要吃二十八石，少二十石。幸得能收四十担番薯，三担番薯抵一石谷，共可抵十三石谷”；钟得五说：“自己只有三十石谷田，租别人三十六石，共六十六石。租的田还六成租，还去二十一石六斗，折钱与他，留下谷子。每年能收四十多担番薯。十一个人要吃七十七石，养鸡、供猪、煮酒、请工、待人客等项，每年要吃二十石左右，共需一百石左右，收支相抵，不足二十多石”；雷汉香说：“第二靠种番薯，每年出得四十多担，抵得十多石谷”［8］（P185-198)。从中可知，当时农民家庭普遍要靠番薯支撑半年左右的口粮。
最后，中央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农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各个区乡成立互助合作社，有犁牛合作社、农具合作社、劳动互助社，“无论人工、耕牛、农具、种子、概彼此帮助，以便相当的解决目前春耕中各种困难问题，来促进耕种的顺利进行”［24］（P150-151)。这些合作组织极大地推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即使在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因参军参战而缺乏的情况下，妇女们凭借合作组织互帮互助，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推进了番薯在苏区的规模化种植，“尤其更令人钦佩与称赞的，则全区生产的劳动工作，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妇女做的”［25］（P1450)。1933年11月，毛泽东来到才溪乡调查时看到“有20多名妇女在番薯地里劳动”［26］。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兴修了大量的水陂、水圳和山塘、水库等农田水利设施，预防干旱时节，方便农田的灌溉，“水陂、水圳、水塘，不但要修理旧的，还要开筑新的。缺水地方要在高地开掘水塘。水车未修理好的要继续修好，沿河地方要设置筒车”［11］（P1332)。“陂圳池塘赶快修好”等简单明了的口号，也是当时苏区各地普遍而真实的反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跟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分不开的。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闽西等中央苏区，在各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把地主、富农及祠堂、寺庙等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没收一切地主、祠庙等土地，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由苏维埃支配——凡是能耕种的都可以分到土地”［10］（P274)。翻身得解放的贫雇农分了土地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努力耕种农田，种植水稻，而一些原本赖以为生的番薯等杂粮作物则种植较少或则干脆不种，“因为这些杂粮特别是番薯项，在革命后是大大的衰落了，有些地方竟至不种番薯了（过去许多地方番薯当三个月粮），原因是群众以为得了土地，粮食够吃”［11］（P1331)。这点从毛泽东所做的农村调查中也得到验证：“过去耕百二十石谷田的时候，自己忙得要死，莳田、割禾、种番薯三个时节还要请工。莳田请六七工，割禾请三十多工，种番薯（早迟两次）请三十多工，共要请七十多工，莳田种番薯交伴（我帮你做，你帮我做）十多工还不在内。现在只耕三十石谷田，不但不要请工了，也不要交伴了，自己也不如过去那样苦做了。”［8］（P189)
苏区政府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春耕、夏耕生产运动，并出台《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等政策措施配合生产运动。“党、苏维埃后方军事机关、青年团、工会，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从中央直到乡支部、乡政府，每个党员，每个团员及每个工作人员，凡是脱离生产，都应参加执行红军家属的礼拜六的工作”［27］（P2661)，以助推广大军民努力恢复生产，其结果是番薯产量迅速恢复并远远超出预期目标，如1933年时上杭回龙区，“去年超过三成收获，特别是该区曹田乡，在春耕时各坡一概整好，一切的圳都用沙灰粉好，在坪头乡百丈际村，往年只收番薯三十担左右的，去年收了九十多担，现在每个群众又增加种了麦子及各种的菜蔬什粮”［28］（P2682-2683)。为此，到1934年初时，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已经变为水稻产量继续增产两成，而番薯产量则首次提出增产两成，“今年春耕要做到一切农产物普遍的增加到二成的收成，扩大耕地的面积，多种粘米少种糯米，增加蓝子、豆角、光豆、匏瓜的种植；番薯生产，每人要加种一斤至两斤的番薯种”［29］（P2710)。
在苏维埃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不让一分人力空闲着的号召下，在“只有增加杂粮才能省出谷米卖钱，更加改善群众的生活与更加扩大第二年的生产”［11］（P1331)的感召下，广大苏区军民的劳动热忱得到了充分发挥，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生产便取着恢复的形势了。现在则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而且超过了暴动前的生产。有些地方不但消灭了在暴动过程中荒废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18］（P1334)。这些因素都为扩大番薯等杂粮作物的种植面积提供了条件，从而增产了大量番薯，这些番薯又为苏区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广大苏区百姓除了食用部分大米外，还通过食用不少番薯、芋子等杂粮的方式，节省下大量粮食来支援苏区建设事业，支援革命前线，解决红军粮食给养问题，“动员每个苏维埃公民来进行节省粮食运动，尽可能用麦子豌豆番薯等杂粮代替粮食，停止制造米粉、米糕、米糖、米饼、米酒，节制饲养家畜方面的粮食消耗，节省出大批粮食集中到苏维埃或合作社来”［30］（P3015)。苏区百姓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之下，节省每一粒米，每一个铜板去为着战争”［31］（P2911)，苏区革命事业在百姓的大力支持下、在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的支撑下才得以持续深入地开展。
“估计到今年的收成以及全中央苏区粮食的需要，中央苏区今年可输出300万石谷子，苏维埃政府可输出120万石，私人及粮食合作社可输出180万石”［32］（P2721)。在1933年，中央苏区计划输出粮食就达300万担，外加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人员所食，当时规定前线红军所食每人每天1.2斤大米，中央苏区红军鼎盛时人数达到12万，这就需要52.56万担粮食，而后方人员，即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人员是每人每天1斤大米。由此可见，当年中央苏区生产了多少番薯来替代大米的日常消费。
四、总结
首先，通过分析土地革命时期番薯在中央苏区的种植历程，不仅能厘清之前模糊的概念，简单地以为番薯的种植存在路径依赖规律，土地革命时期继续在苏区扩大种植范围，但实际上，苏区时期粮食种植结构不断在调整，作为重要粮食作物的番薯的栽种经历了由波峰到波谷，之后又继续往上发展的反复过程。“增加谷类二成生产，扩大耕种面积，减少种植糯米，多种粳米以应群众实际需要”，“增加杂粮二成收产”［33］（P2666)。
其次，可以看到，番薯种植在革命年代，不仅解决了百姓生存所需，还解决了革命时期战争供给问题，为苏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去年什粮蔬菜的增加，解决了去年严重的夏荒，补助了不少粮食。今年的什粮蔬菜，在极大多数地方，比去年虽又多种了很多。但在夏耕中还需加肥加工，多铲草拔草，使它能丰收。迟早番薯，更须多种。各地应为着比去年再增加一倍而斗争”［34］（P3413-3414)。
由于中国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与中国债券市场营销相关的金融产品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快研发中国债券市场相关产品，拓展中国债券市场营销业务。此外，中国债券市场还应大力发展和满足中国债券市场衍生品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渠道。
最后，能清晰地反应出苏区土地政策的成功实践，广大贫雇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热烈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栽种番薯等杂粮，节约粮食捐献给革命事业。“许多工农群众热烈地节省粮食，宁愿自己吃杂粮，而把谷子供给或廉价卖给苏维埃与红军”［35］（P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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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ultivation of Sweet Potato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Ouyang Chunlin,Huang Jingrong
Abstract: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War(1927-1937),the planting process of sweet potato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changes,from the initial large-scale planting as the staple food to a sharp decline.Through vigorous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during 1932 to 1933,large-scale cultivation of sweet potatoes was gradually resumed.By the end of 1933,the planting scale and output of sweet potatoes reached the intital level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and exceeded the pre-war level at the beginning of 1934,when the government of Central Soviet Area put forward a plan to increase the yield of sweet potatoes by 20%.
Key words:the Agrarian Revolution;sweet potato;the Central Soviet Area;cultivation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9）01-0056-06
欧阳春林，男，历史学硕士，瑞金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苏区历史；黄敬荣，男，法学硕士，瑞金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苏区历史、国际关系等。
责任编辑：郭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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