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关于道德的一个论断（论文文献综述）
于政泉,吕梁山[1]（2021）在《对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的四重批判——析佩弗对伍德错误观点的批判》文中指出在当代英美关于马克思主义同道德之间关系的理论争鸣中,伍德等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属于非道德论,佩弗、利特尔及尼尔森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做了明确的辩护。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道德不相容的观点,佩弗等人认为其错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内容看作是其世界观的唯一成分,《资本论》蕴涵着道德判断、规范性的内容,包含规范性批判与分析性理论两方面的内容与特征;针对道德是一种虚幻意识形态的观点,尼尔森、佩弗等人认为,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紧密相连,马克思拒斥的是道德教化,价值观念必然受到特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制约;针对马克思价值观是一种非道德的善、非道德的观点,佩弗强调马克思并非只关注非道德善,他的着作蕴涵着一套道德判断和原则,主要关注于评价社会安排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动机、意图和性格等;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原则并非是中立的观点,尼尔森等人认为伍德的理论假设不成立,论据不充分,其结论只是基于一种过分狭隘的道德概念的理解,而马克思的思想包含丰富的道德价值。
段忠桥[2]（2020）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正义概念的两种用法——兼评伍德的两个误解》文中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80年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那场大讨论中,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艾伦·伍德提出了一个使不少人感到诧异的论断——"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1）伍德的论断不仅在英美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而且对我国学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伍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着作中的正义概念存在不少误解,而纠正这些误解对于深化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通过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正义概念的两种用法,对伍德的两个误解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说明。
郜爽[3]（2020）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文中提出关于正义论题,人类走过了漫长而悠久的探索过程。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克思的正义观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视角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正义观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合理内核的争论,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澄明,反而因为愈加复杂的世界形势以及马克思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而持续至今,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如何为马克思的道德和正义维度寻找到合法的理论辩护,既关涉到如何有效回应“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同时也是新时期开显马克思正义理论乃至是整个政治哲学独特的理论叙事的关键所在。长久以来,马克思正义观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从早于休谟的帕斯卡尔认为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数学计算,而不能洞察行为的目的开始,到大卫·休谟对事实与价值之间何以联结提出疑问,再到康德通过引入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紧张关系,以确证事实与价值无涉。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逐渐开显出来——人的理性根本没有办法去察觉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目的,以致后来的一些哲学家们言之凿凿地否认从事实判断推断出道德规范的任何可能性。至此,事实与价值的两极对立局面俨然形成。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澄清的基础上,尝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中介”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找对话和会通的可能,以此表明这样的一种共同倾向——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疏而是统一,而且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之中,依然保留着十足的理论空间。在传统视域中,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理论作出的一种简化。尤其是涉及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探源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理论内部潜藏着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渊源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将汲取而来的思想养料淋淋尽致地运用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表达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以政治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正义呐喊,自此,他从未停止过对如何超越资本主义非正义社会的哲学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立的同时,也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真正诞生。此后,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再仅仅是哲学的表达,更多的是转向正义的实践;不再是抽象地谈论什么是正义,而是以批判非正义彰显正义的实践内涵。这些都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而深刻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作出了强有力的铺垫。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出现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论述和表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实现了正义理论研究范式的哲学转向。而一组内在的规定彰显了这一正义观的崭新形象: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解释依据,它指引着我们在思考正义的来源以及作出某一评价时应当依据的要素是什么;第二,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在对待某一事物时,正确的做法不是静态观察,而是将其最为本质和核心的部分看作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才是它们的根本属性,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规范;第三,理想与信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价值旨向。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提供了未来共产主义及其实现途径的最初图景。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展示了它不同于以往传统正义的三个理论特性,即整体性、批判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包含着事实性的正义批判与规范性的正义建构双重含义,前者构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显性形象”,而后者则是潜藏着的“隐性形象”。具体而言,从事实层面讲,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任何为永恒正义辩护的人及其理论终将面临失败的结局。马克思通过对剥削与剩余价值、资本与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形式正义掩饰下的实质非正义。就规范意义而言,马克思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建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对正义的来源及评价作出了足够清晰的回答;第二,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复归、市场与政治体制以及按需分配的正义图景作出了初步的“规划”;第三,对于正义的实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和理论证明。马克思的正义观自诞生伊始便一直面临着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以及被评价为对马克思主义信念构成重要威胁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罗尔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正义的空场等问题上。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这样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罗尔斯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正义并非以权利为最终依据,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解释原则。退一步讲,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本身也是矛盾重重,自由主义正义论终究会在历史的涤荡中显露出它的脆弱性。而波普尔则是依据“证伪”原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虽然相信历史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但拒绝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更是在宽泛意义上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整体而言,波普尔扩大了证伪原则的使用范畴,机械而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过是还没被证伪的教条式的科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既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暗含着新旧社会形态更迭的必然。
张立明[4]（2019）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与重建》文中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实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并且不断地推动历史发展。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分析国情,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然而,如何科学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一直是一个难题。第二国际后期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把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解、宣传为机械决定论的经济唯物主义,消极等待历史规律自发地发挥作用,带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胜利。结果在激发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的阶级意识方面存在缺失,在动员和组织无产阶级力量方面不力,导致一战营造的革命大好形势没有转变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典型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革命,成为重新理解和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课题和理论的逻辑起点。起初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倾思潮而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样的实践课题和理论的逻辑起点出发,要回到原创性的马克思那里去,去重新理解和发现马克思的原创性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与重建,西马人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研究,进行自己的理解,进行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建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派别和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选择某个层面,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某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重新构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和解读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经济基础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与阶级意识的能动性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如何理解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如何看待生产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尤其是交往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自然生态环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以及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性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和重建主要是围绕这几个问题而展开的。对于这几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努力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也存在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和错读,其所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多已偏离了原创性的科学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在如何理解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方面。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对经济决定论教条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直接归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该理论忽视了革命过程中的意志因素,低估了阶级意识的能动的革命作用。提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西欧许多国家的骚乱中崩溃,主要原因就是工人阶级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为了挽救面临破产境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卢卡奇、科尔施等人要求必须建立革命的阶级意识理论,挽救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突出马克思的哲学是革命的实践哲学本性,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的潮流。第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阿尔都塞等人对此问题作了新的解释。他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形式看作是多元并存并列的关系,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复杂的统一体,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不存在谁是基础以及谁决定谁的关系,是支配社会历史进步的多元论,以此来取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支配社会历史存在与进步的唯物史观一元论。此外,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试图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补充”。阿尔都塞觉得马克思乃至列宁的着作中“缺乏”有关国家的理论,特别是缺乏有关工会与国家的关系、缺乏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中挣脱出来,因为他在正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时又走上了与人本主义相反的另一个极端,而且企图从某种意义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第三,在如何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问题上,虽然都承认生产力发展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决定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或者主要动力是什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不同思想认识。萨特否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的理论,认为匮乏与需求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对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以威廉姆·肖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生产力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理解为技术决定论。他运用分析哲学方法更精细的、更彻底的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内涵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分析马克思的“生产力的第一地位”的命题,从“生产力的第一地位”着手对他的技术决定论进行系统分析与阐述。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决定性的基础性概念,他把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理解为技术决定论。这种脱离了生产关系来谈生产力的作用是一种片面的理论观点。第四,在如何看待自然生态环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以及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影响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以本·阿格尔、奥康纳为代表的理论家们从生态“决定论”出发,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的角度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敲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丧钟”。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在生态上也是不可持续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深入发掘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意蕴。加深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本质的认识与反思,使人们更清楚的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导致生态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第五,在如何看待生产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尤其是交往关系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哈贝马斯对此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他以生产关系中交往的地位来说明交往行为理论,以此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解读与构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多种理论展开了集中的批判,如社会劳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在社会基础问题上,他认为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各个时期的基础是“交往行为”而非“社会劳动”;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问题上,哈贝马斯认为“学习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否定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在社会形态划分上,哈贝马斯提出用“组织原则”取代生产关系,把社会划分为“新石器时期”、“早期高度文化时期”、“高度发达的文化时期”以及“现代社会时期”四种社会形态,以他的四种社会形态理论代替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哈贝马斯突出了对交往行为的研究,并且取得了独创性成果,拓宽了历史理论的研究视域。但是,他所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几乎是否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这几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探索,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某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自己的解读,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也存在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和错读,偏颇片面颇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马克思原创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所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多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原创性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科学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继续研究探索的课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吴鹏[5]（2018）在《重塑现代伦理生活的整全性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批判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伦理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它构成了人类区别于其他存在的根本性特征。在古代社会,伦理生活呈现出实体性和整全性的特点,雅典式的城邦生活是最高的善,城邦的集体生命被人们当作自己生命的本质和真谛来对待。但是,随着人类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伦理生活的图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现代社会,自然伦理的解体成为必然,整全性的伦理生活不复存在,伦理生活的家园之感已经丧失,这里充满了个性和自由,一切癖性、一切禀赋和一切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个体性就成为现代伦理生活的鲜明特征。个体性的张扬不仅给现代人带来了自由和解放,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的分裂和社会的冲突,分裂就成为现代伦理生活所不堪忍受之重。因此,如何超越现代伦理生活的分裂困境,重塑现代伦理生活的整全性,就成为我们现代人必须要面对的时代课题。虽然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伦理生活的分裂问题,并将重塑现代伦理生活的实体性和整全性确立为自己的实践哲学使命。黑格尔早期对宗教、自然法、政治经济学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都是围绕着这个实践哲学使命而展开的。经过青年时期的探索和调试,黑格尔最终意识到,标志着现代性的诸多事件都是在市民社会这片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塑造现代伦理生活图景的核心力量。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只有对市民社会本身展开批判和超越,才有可能达到对现代伦理生活之整全性的重新塑造。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把握为两种原则和三个环节:两种原则分别是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其中特殊性原则是目的,普遍性原则是形式;三个环节分别是“需要的体系”、“警察”、“司法和同业公会”,三者共同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并且每一个环节都内在地蕴含着市民社会的双重原则。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分析,黑格尔认识到,特殊性作为目的使现代人落入私人利益的窠臼当中,整个市民社会就成为“私利的战场”,现代伦理生活在形式上是人们基于私人需要而达成的“集合并列”,在本质上是原子式个体之间的相互决裂和互相冲突。同时,黑格尔也捕捉到,超越现代伦理生活困境的力量就潜藏在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自身蕴含着普遍性的种籽,只不过这种普遍性还只是潜在的和形式的普遍性,只要把这种普遍性现实化,就能够消解由特殊性所造成的分裂之痛。普遍性从潜能走向现实的过程,就是市民社会进展到国家的过程。国家是伦理精神的现实化,在伦理国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两个强有力的渴望”真正达到了内在统一,人们能够重新体验“如家般安居于世”的伦理实体感,伦理生活的整全性获得重新塑造。可以说,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批判的基础上,结合人类生存的意识结构、生产方式、精神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为我们重新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以一种整全性和实体性的伦理生活图景回应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分裂之痛。马克思也分享着黑格尔所把握到的现代性问题,但他并不认可黑格尔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以整全性的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仅仅是一种思想层面的理念设计,而困境的解决需要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现实中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市民社会的“普照光”,是现代性的核心塑造力量,“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因此,从资本的角度来解剖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切中现代性问题的独特方式;瓦解资本的逻辑,重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为现代性分裂危机提供的新出路。面对市民社会的分裂困境,虽然黑格尔与马克思分别提供了不同的出路,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或淡化两者在这个时代课题上的思想关联性和承接性,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不仅在辩证法上是他的老师,在市民社会批判问题上也是他的老师。
林云柯[6]（2018）在《斯坦利·卡维尔日常语言文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斯坦利·卡维尔是美国着名的日常语言学家,在哲学领域他主要以对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独特解读而闻名,并被视为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卡维尔还是第一个力图拓展日常语言哲学在文艺理论中应用的哲学家,其兴趣范围之广在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中可以说无人能及。卡维尔不仅是较早的将电影作为主要写作课题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他还是公认的莎士比亚悲剧的卓越解读者。在文学方面他通过重新阐释爱默生及爱伦·坡等美国本土作家的思想,重新激活了美国“超验论”及“至善论”的传统。因此,与当时其他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将日常语言思想导向科学主义不同,卡维尔力图通过日常语言哲学重新激活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并发掘其中原初性的变革能动性。本文将通过两个层次介绍和解析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及其文艺理论方面的应用。第一个层次将聚焦于卡维尔日常语言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一种语言的“在地性”原则。在卡维尔的思想中,语言的“在地性”原则关系到我们如何能够获得日常语言的“蕴涵义”,即为什么日常语言中的语词表达在其字面义与蕴含义的指涉之间有其“必然性”。在卡维尔看来,掌握一种语言的过程并不是掌握“词语的意义”的过程,而是掌握这种蕴涵义之“必然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发生在语言学习者与客观存在的“词语的意义”之间,而是发生在具体的语言学习行为之中。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学习原初状态描述的再解读,卡维尔指出这种语言的“在地性”是通过学习者与教授者在试探与回应之中展开的“世界建构”行为而达成的,“言必所指”指的是我之所做必能得到他人的回应,反之亦然。由此,卡维尔澄清了日常语言的有效性基础并不来自于一种逻辑实证主义所标榜的可经验的客观对应物,而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奠基,因此卡维尔认为日常语言可以作为一种回复审美“共通感”的途径,其基础性词汇是与美学、文学以及道德范畴所共享的日常词汇:爱、承诺、负责以及拒绝等等。由此卡维尔以这种日常生活形式的“世界建构”来理解表演性艺术,也就是电影和戏剧。在卡维尔的电影本体论中,电影的本体论意义并不仅仅如巴赞所说,是通过技术发展强化了反映现实的能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驱逐了人为的影响。在卡维尔看来,电影的本体论意义恰恰在于它与人类在现实之中通过日常语言建构“世界”的运作方式是相同的,它并不受制于某种基于“反映”的现实“转译”机制,而是一种承诺了“世界”之可进入性的“自动投射”,电影在这种“世界建构”的行为中与我们对于现实世界既有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相同调。在对莎士比亚悲剧的解读中,卡维尔继续运用相同的本体论原则指出,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他者怀疑论,即将人本身的有机生命表征分裂为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截然对立,从而造成了整个“生活世界”的分崩离析。卡维尔通过对《科里奥兰纳斯》、《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等剧的分析,阐释了悲剧所展现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的破败所导致的人道灾难及诸世界冲突,这一视角超越了传统的基于悲剧人物善恶之别的“道德主义”视角。在本文第二个层次中,卡维尔被置于当时日常语言哲学一个广义的问题意识当中,即通过对于康德哲学的批判阐释,力图使日常语言哲学成为这个时代的批判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在这个问题上针对康德对于“物自体”的设定,反对通过某种“不可知论”来奠基有限性认知的批判哲学思路,而是通过对一种对无限性和一般性的预先承认恢复一种对于外部事物的直接性理解,亦即将浪漫主义从一种由可知向不可知的超越视角,转化为一种为超验之物提供日常理解条件的恢复性视角。由此,卡维尔通过对于爱默生、艾伦·坡、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等人的解读,将文学语言视为人类智识的基础性语言,文学语言由此就不是与哲学语言相对立的,正相反,哲学语言只有在向文学语言的返还中才能实现其价值。通过对爱默生“自立”概念的解析,卡维尔将文学语言视为人类具身化行动的动源所在。文学语言的功能就是让认识主体在创作中主动地脱离庸常的固定化的生活,将自己置于未定的状态当中,重建关于自身日常生活的普遍性命题。这意味着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将自我投入到与外物的原初建构性关系中的行为,因此文学语言就是一种由私人性引导公共性、由文学的个人性引导哲学之普遍性的机制。这其中隐藏着一种斯多亚式的语言观以及斯宾诺莎式的道德观,卡维尔称之为文学的“至善”。
窦畅宇[7]（2017）在《信息伦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拓展》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和计算机、智能手机等当代信息技术的诞生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个体生活方式与整个社会都因此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改变。“信息”改变了历史,重塑了社会,引导着文明形态的更新,信息时代人类的行为方式和伦理价值观也必然发生变化,因此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信息社会的新特征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信息伦理”是伦理学中新的研究方向。信息伦理界定信息活动或行为中的善恶、正义等元伦理问题并为其提供辩护,调整信息时代人与人的信息关系,是以虚拟人际关系为中心的信息社会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总和,也是适应技术发展的信息道德意识。借助于信息伦理的内容与方法,并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实践,本文关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信息时代的新拓展,并从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加以详细展开,即良序社会建设的应有伦理原则与优良个人品德建设的应有伦理原则。这对于从理论上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实践中引导人的日常道德生活,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都有重要的意义。信息伦理的兴起基于伦理活动的场域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转换、伦理主体存在状态从线下世界到赛博空间的转换,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从现实关联到网络互联的转换三种变化,而随着理论的发展,信息伦理的研究由技术伦理形态扩展为社会伦理形态,其研究内容的可以归纳为相互区别且紧密关联的二重结构:以信息交往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秩序,与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个人品德。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历史现实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两个维度:良序社会建设与个人品德建设入手,本文对其包含的最重要伦理原则一一加以考察,从社会伦理秩序角度包括集体主义伦理原则、公正伦理原则和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从个人品德角度包括:诚信伦理原则、尊重伦理原则和责任伦理原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现实世界的道德准则,它与信息伦理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在思维方法上存在一致性,并能够互相印证其价值与科学性,因此可以说二者具有关联性,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存在信息时代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拓展和丰富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一种囊括更多内容的系统学说:从作为社会秩序的伦理原则层面:第一,信息共存的原则维系信息共同体的稳定,是信息时代的新集体主义。第二,信息公正原则提出了信息时代的公平正义新要求。第三,信息自由是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高伦理目标,是实现人的自我意志,实现真正自由解放的条件。此外,本文关注信息时代的个人品德建设:第一,信息诚信的提出充实了新的交往原则,也是对信息时代个体德性的首要要求。第二,为解决信息时代对知识产权的无视、对信息隐私权的轻视以及对“异己”状态的抵触问题,信息尊重原则提供了道德标准。第三,信息时代“信息人”的使命是基于社会角色履行信息伦理责任。文章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既从纵向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现在与信息时代的发展,又横向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面对的我国信息化进程中的现实伦理问题,以求在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并获得矫治社会信息问题的对策与方法,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和当代人信息实践的统一。
冯婷婷[8]（2017）在《社会转型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近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民族凝聚力。正由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存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才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而不倒。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的改变,人们的利益观、价值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警示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各领域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和新情况。恰是这一系列的新问题的突显要求我们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研究提出新的甚至是更高的要求。本文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社会转型期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相结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文章在对相关理论内容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含义与特征、功能与历史考察等进行阐述,分析了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凝聚力所面临的现实机遇和挑战,从而进一步提出新形势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原则和路径。按照以上思路,本文共分四部分进行阐述:第一章是序言部分,主要对该选题的相关背景和意义,以及该选题在海内外研究的相关现状等做一基本论述;第二章主要对社会转型期和民族凝聚力的一般理论进行梳理,据此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从而为提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路径分析研究打下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结合当前的世情与国情,从现实机遇和挑战两个维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论证,从而为下文提出科学的应对之策提供实践支撑,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第四章是文章主要着墨之处,结合前文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的铺垫,提出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凝聚力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路径,从而实现民族凝聚力的有力提升。
林进平[9]（2017）在《柯亨在指证马克思主义持有自我所有权观上的理论失察》文中提出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拒斥自我所有权原则,乃至自我所有权观念,但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批判却隐含了对自我所有权的认可,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也依然未能告别自我所有权。而事实上,这是柯亨对马克思主义的误判和理论失察。他的误判和失察与其self-ownership概念存在事实与法权的混用、论证上存在循环论证和"先入为主"的理论缺陷有关。柯亨这种拒斥自我所有权的正义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特别是当下中国。
韩许高[10]（2016）在《G.A.柯亨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文中提出G.A.柯亨是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之一,其成名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为学界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路,在英语世界产生了持续的重大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柯亨进入马克思研究时,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僵化状态,尤其是斯大林主义模式已经受到了西方思想界的普遍抵触,因为传统的研究往往依据马克思的表述和论证本身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经常变为一种简单的重复而非证明,且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或言说方式有着巨大隔阂,很难为人接受。几乎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及其支持者发展出来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氛围中坚持恩格斯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解释,其影响波及到了英美等国。但分析哲学出身的专家学者认为阿尔都塞讨论马克思的言说方式不够严谨精确,没有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观点乃至自己提出的结构因果性概念和多元决定论进行严格界定与证明。为了清除阿尔都塞的含混性对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危害,柯亨下决心为英美学界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带来一个方法论的创新,即引进英美通行的分析方法,用分析推理来“证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而不事先假定马克思的理论是不需论证的自明真理。柯亨知道马克思采用的思想方法是辩证法,其理论内容是辩证的,但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辩证法当做一个证明工具,且并不违反或排斥形式逻辑,因而我们可以在表述论证这个层面利用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新的分析性辩护。而且,为了让受到过分析哲学洗礼的英美学界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思想,我们有必要、且可以采用一般学者较易理解的分析方法来重新表述论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柯亨对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学术成果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者分别对前者起反作用——进行的概念分析、逻辑论证和功能解释。具体来说,柯亨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方式本身本身就蕴含着生产关系必须具有一定的维护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必须对生产力发展起反作用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命题的两个表述,不能理解为分别适用于发展时期和革命时期的两个命题。根据同样的分析程序,柯亨认为不包括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总和,也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后者的功能就是维护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得以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柯亨认为,前者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也即他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后者是指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有关社会的各种思想观念。两者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意识必须起到维持社会存在的功能,但由于阶级社会中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不同的社会意识具有不同的功能,比如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是要维护其社会统治,而被统治阶级的革命意识则能起到认清社会矛盾,并促使人们在社会冲突中把矛盾“斗开”的功能。总之,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辩护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概念分析方面采用分析方法重新表述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再者是为马克思的辩证思想提供逻辑论证,最后是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个人理解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定性,也即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理解为一种功能解释。与此相应,柯亨在唯物史观研究中做出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直接诉诸实践的革命理论,不是纯学院派的学术理论,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学术标准,而柯亨的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加精确化,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在19世纪末期,人文社会科学还处于未分化的元理论阶段,各门学科的内容混沌一体,柯亨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变成一个适应于20世纪学科规范的专业化科学理论,引起了英美学者的广泛兴趣和继续努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第三,二战之前马克思主义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影响较为微弱,在哲学领域更是由于言说方式不同而处于一种边缘地位,柯亨采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通行的分析语言重新表述和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通俗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主流学界争得了话语权。柯亨采用分析方法重新梳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并对唯物史观提出了新的逻辑论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当他把马克思主义精确化和通俗化的时候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僵化问题,并失去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丰富性和实践性。尤其是他的功能解释虽然实现了从质料与形式关系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到从结构与功能关系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缺陷,但没有进一步上升到从目的与手段关系来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认为达尔文的功能解释不仅打击了传统目的论而且也给目的论以合理解释,反而继续用结构与功能范畴来解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没有上升到功能合目的性解释这一马克思的思想高度上来。这导致柯亨从分析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其经验教训。
二、马克思关于道德的一个论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关于道德的一个论断（论文提纲范文）
（1）对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的四重批判——析佩弗对伍德错误观点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道德不相容观点的批判 |
| 二、对道德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虚幻意识形态观点的批判 |
| 三、对马克思价值观是一种非道德的善、非道德观点的批判 |
| 四、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原则并非是中立的观点的批判 |
| 五、结语 |
（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正义概念的两种用法——兼评伍德的两个误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1章 事实与价值:马克思历史唯物正义观的前提性反思 |
| 1.1 历史与传统:事实与价值的对立 |
| 1.1.1 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帕斯卡尔、休谟与康德 |
| 1.1.2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对立 |
| 1.2 反思与澄清: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
| 1.2.1 事实与价值在概念上的重叠 |
| 1.2.2 事实的“价值性”与价值的“事实性” |
| 1.2.3 重返“休谟问题”:事实与价值的逻辑统一 |
| 1.2.4 马克思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 |
| 第2章 历史与回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形成 |
| 2.1 城邦与社会正义: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 |
| 2.1.1 古典城邦:正义的社会背景 |
| 2.1.2 经济生活:对社会共同体的本质洞察 |
| 2.1.3 社会实践:一种自我实现的可能 |
| 2.2 历史和现实的和解:黑格尔与马克思 |
| 2.2.1 法权批判:正义的批判“靶心” |
| 2.2.2 劳动价值:人的主体的发现 |
| 2.2.3 历史—社会:历史与哲学的和解 |
| 2.3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 |
| 2.3.1 继承与批判: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 2.3.2 反思与建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 |
| 第3章 正义与“反正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内在规定性及理论特性 |
| 3.1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正义性与“反正义”性 |
| 3.1.1 马克思为什么“反对”正义? |
| 3.1.2 对所谓的“反对”的一点思考 |
| 3.2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内在规定 |
| 3.2.1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的解释依据 |
| 3.2.2 否定的辩证法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 |
| 3.2.3 理想与信念是马克思正义观的价值旨向 |
| 3.3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特性 |
| 3.3.1 整体性 |
| 3.3.2 批判性 |
| 3.3.3 实践性 |
| 第4章 “显性”与“隐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双重形象 |
| 4.1 事实与正义的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显性形象” |
| 4.1.1 历史与正义:对资本主义永恒正义的正义批判 |
| 4.1.2 剥削与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批判 |
| 4.1.3 资本与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正义批判 |
| 4.2 规范与正义的建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隐性形象” |
| 4.2.1 来源与评价:一种可能的规范视角 |
| 4.2.2 超越与复归:共产主义与正义 |
| 4.2.3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的再确认 |
| 第5章 挑战与回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当代视野 |
| 5.1 “公平的正义”还是“革命的正义”:罗尔斯与马克思 |
| 5.1.1 罗尔斯与“作为公平的正义” |
| 5.1.2 罗尔斯对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批判 |
| 5.1.3 对罗尔斯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的回应 |
| 5.2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尔与马克思 |
| 5.2.1 证伪主义:波普尔非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基础 |
| 5.2.2 “证伪”与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
| 5.2.3 共产主义:历史的必然性与创造性的合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致谢 |
（4）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与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
| 2.1 卢卡奇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及阶级意识能动性理论 |
| 2.1.1 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批判 |
| 2.1.2 物化与阶级意识能动性理论 |
| 2.2 葛兰西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及其历史实践哲学 |
| 2.2.1 葛兰西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 |
| 2.2.2 葛兰西的历史发展理论中的实践哲学思想 |
| 2.3 卢卡奇、葛兰西唯物史观的评价 |
| 第3章 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结构相互关系的历史理论 |
| 3.1 阿尔都塞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形式关系理论 |
| 3.1.1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哲学方法论 |
| 3.1.2 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的非决定论的多元并存理论 |
| 3.2 阿尔都塞的非经济结构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理论 |
| 3.2.1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要义 |
| 3.2.2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
| 3.3 阿尔都塞历史理论的评价 |
| 第4章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析与理论构建 |
| 4.1 萨特关于匮乏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 |
| 4.1.1 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历史理论 |
| 4.1.2 匮乏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 |
| 4.1.3 匮乏与需求的矛盾对马克思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动力替代 |
| 4.2 威廉姆·肖关于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理论 |
| 4.2.1 生产力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价值定位 |
| 4.2.2 威廉姆·肖的“技术决定论”理论立场 |
| 4.2.3 威廉姆·肖所构建的生产动力学 |
| 4.3 萨特和威廉姆·肖历史动力理论的评价 |
| 第5章 生态困境与生产方式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 |
| 5.1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 |
| 5.1.1 奥康纳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评析 |
| 5.1.2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
| 5.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重矛盾”与生态危机 |
| 5.2.1 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含义 |
| 5.2.2 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 |
| 5.2.3 生态社会主义形态的建设构想 |
| 5.3 莱斯、阿格尔、福斯特等人的生态理论 |
| 5.4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评价 |
| 第6章 交往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问题 |
| 6.1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与理论背景 |
| 6.1.1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背景 |
| 6.1.2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背景 |
| 6.2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判 |
| 6.2.1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肯定性理解 |
| 6.2.2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 |
| 6.3 哈贝马斯所构建的交往理论 |
| 6.3.1 “普遍语用学”思想 |
| 6.3.2 交往行为与生活世界 |
| 6.3.3 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理论 |
| 6.4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评价 |
| 6.4.1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的批判 |
| 6.4.2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重塑现代伦理生活的整全性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批判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黑格尔如何与我们同在 |
| 一、拒斥黑格尔 |
| 二、面向黑格尔 |
| 三、市民社会批判：黑格尔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 |
| 四、写作思路 |
| 第1章 现代世界的分裂图景与思辨哲学的伦理使命 |
| 1.1 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时代变革 |
| 1.1.1 市民社会的概念澄明与历史发生 |
| 1.1.2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
| 1.1.3 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
| 1.2 从伦理走向道德——时代变革中的实践哲学转向 |
| 1.2.1 从实体走向主体 |
| 1.2.2 从精神走向理性 |
| 1.2.3 从幸福走向自由 |
| 1.3 伦理的缺场与哲学的需要 |
| 1.3.1 后伦理时代的分裂命运 |
| 1.3.2 德国浪漫派对分裂困境的反思及其限度 |
| 1.3.3 分裂是哲学需要的源泉 |
| 第2章 黑格尔面向伦理生活问题的思想探索 |
| 2.1 前耶拿时期的宗教批判与伦理生活的憧憬 |
| 2.1.1 民众宗教与私人宗教 |
| 2.1.2 实证宗教与自由宗教 |
| 2.1.3 爱的和解与生命的辩证法 |
| 2.2 耶拿时期的思想转变与伦理生活的调试 |
| 2.2.1 自然法批判与“绝对伦理总体” |
| 2.2.2 从承认模型到伦理悲剧 |
| 2.2.3 从“物象本身”逻辑到“国家” |
| 2.3 后耶拿时期的法哲学思考与伦理生活的构想 |
| 2.3.1 政治的去道德化：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特征及其困境 |
| 2.3.2 道德的去政治化：康德实践哲学的特征及其困境 |
| 2.3.3 伦理与政治的统合：黑格尔消解现代分裂的新路径 |
| 第3章 市民社会批判与现代伦理生活的重建 |
| 3.1 市民社会与现代人的伦理生活 |
| 3.1.1 市民社会的发生学：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维度 |
| 3.1.2 市民社会的双重原则与现代伦理生活的本质 |
| 3.1.3 市民社会的内在环节与现代伦理生活的基本内涵 |
| 3.2 伦理本身的丧失与现代人的伦理生活困境 |
| 3.2.1 “恶的无限”与精神的丧失 |
| 3.2.2 贫困与贱民 |
| 3.2.3 市民社会的辩证法 |
| 3.3 国家是地上行走的精神：黑格尔对现代伦理生活的重建 |
| 3.3.1 国家是伦理精神的现实化 |
| 3.3.2 现代伦理生活的全新图景与伦理国家的内在规定 |
| 3.3.3 澄清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几个误解 |
| 第4章 从市民社会批判看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问题 |
| 4.1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 |
| 4.1.1 法哲学是逻辑学的补充：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前提批判 |
| 4.1.2 消解黑格尔内部国家制度的幻象：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具体批判 |
| 4.1.3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对黑格尔遗产的重新占有 |
| 4.2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全新解剖 |
| 4.2.1 劳动辩证法：市民社会的能动机制 |
| 4.2.2 资本逻辑：市民社会的“普照光” |
| 4.2.3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重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
| 4.3 把黑格尔与马克思放在一起阅读 |
| 4.3.1 黑格尔、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 |
| 4.3.2 黑格尔、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
| 4.3.3 黑格尔、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斯坦利·卡维尔日常语言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斯坦利·卡维尔、早期分析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文学批评应用的可能性 |
| 斯坦利·卡维尔与日常语言哲学 |
| 卡维尔对早期分析哲学方法论的继承 |
|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上编：日常语言审美“共通感“视野下的电影及戏剧艺术 |
| 第一章 日常审美“共通感”的恢复：卡维尔的日常语言思想 |
| 导言、卡维尔思想的缘起：实证主义美学危机 |
| 一、言必所指？：日常语言的“在地性”与“必然性” |
| 1、日常语言理解的“直接性”基础：语言“在地性”原则 |
| 2、日常语言“意义”获得的必然性：超越“语义”与“语用”二分 |
| 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有效性：“规则”与“唯我论”的日常方式 |
| 1、对于玻尔“语言规则”观的驳斥：“规则”的非对象性 |
| 2、隐含的路径：“规则”、“唯我论”与“现象主义” |
| 三、日常语言的获得：“实指定义(解释)”与伦理的“在地性”奠基 |
| 1、关于“意义用法论”的争议：日常语言的“意义”与“词语的意义” |
| 2、“实指定义(解释)”与语言习得：日常语言的“意义” |
| 第二章 作为“共同感”的艺术：《看见的世界》与卡维尔的“电影本体论” |
| 导言、电影的两种“现实主义”：爱森斯坦与巴赞之间的卡维尔 |
| 一、《看见的世界》中的“电影本体论”：艺术媒介与“审美共通感” |
| 1、电影作为“媒介语法”：媒介比较中的日常语言思想 |
| 2、日常语言下的艺术“本体论”的界定：“去中介化”与“同调性” |
| 3、“本体论”的承诺机制:“可进入”而“不可转译”的媒介 |
| 4、媒介“自动作用”的日常语言来源：“语词投射”与“世界”的描绘 |
| 二、电影戏剧中的“共通感”政治：好莱坞喜剧中的“复婚”主题 |
| 1、日常共通感视野下的婚姻内涵：《费城故事》中的“离异”与“复婚”主题 |
| 2、电影喜剧的激进政治：日常“共通感”对实证与解构主义的超越 |
| 第三章 日常语言视角下的“戏剧化”行为：卡维尔论莎士比亚悲剧 |
| 导言、实证主义的“非人性化”：他人心灵与怀疑主义 |
| 一、作为“生活形式”的有机系统隐喻：《科利奥兰纳斯》中的“食欲”主题 |
| 1、“食欲”作为日常的“欲望”：戏剧中的有机形式与无机形式 |
| 2、悲剧的本体论内涵：戏剧化行动中的“私人性”与“公共性” |
| 二、个人心灵与悲剧中的诸“世界”冲突：卡维尔论《哈姆雷特》与《李尔王》 |
| 1、实证主义压抑下的“我思”:《哈姆雷特》中的“剧中剧” |
| 2、实证主义危机下的荒诞性与悲剧性：《李尔王》中的“世界”冲突与“爱的弃绝” |
| 下编：日常语言作为批判性思想与浪漫主义诗学 |
| 第四章 日常语言作为一种批判性美学思想：卡维尔论“怀疑主义”与“日常”的共生性 |
| 导言、语言之“先验”与“基础”反思转向：一种可能的“批判”的日常语言 |
| 一、对“先验”的反思：日常语言视野下的“物自体”与审美直接性 |
| 1、问题的转化：“先验哲学”的语言学维度 |
| 2、雅各比问题与“理论”的虚无主义：日常语言哲学视野下康德与斯宾诺莎 |
| 3、基础信念的在日常语言中的发现：日常语言批判的合理性 |
| 二、日常语言的内部机制：卡维尔论怀疑主义 |
| 1、问题的转化：从逻辑的真到日常语言的真 |
| 2、判断与“标准”(Criteria)：日常语言的“调值” |
| 3、“Criteria”的认识论地位：怀疑主义与日常语言的共生性 |
| 三、“常识”与主体性权威批判：卡维尔视野下的摩尔与奥斯汀问题 |
| 1、“常识”作为“强立场”：反“怀疑主义”与摩尔的“零和游戏” |
| 2、认识主体的指向：对早期奥斯汀的批判及“一般对象”(genericobject) |
| 3、反对“强立场”：对怀疑主义的“低估”与“高估” |
| 第五章 文学语言中的“至善论”与“事物”：卡维尔论浪漫主义的日常性 |
| 导言、实用主义或其他？：卡维尔与美国本土美学思想 |
| 一、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卡维尔论文学的“自我”与“至善” |
| 1、日常语言的斯多亚主义因素：卡维尔文学“至善论”的潜在思想基础 |
| 2、从“我思”到“自立”：“文学语言”作为“哲学语言”的奠基与实现 |
| 3、“日常”的文学理论对“解构”的超越；“自白”作为文学与哲学的咬合 |
| 二、“文本”与“事物”：日常语言视野下的阅读与阐释 |
| 1、“物自体”作为“世界之死”：“超验论”的经验面相与《古舟子咏》 |
| 2、浪漫主义对日常的恢复：华兹华斯的“日常之光”与文学语言的述行 |
| 结语：“欧陆”与“英美”哲学的“危机”意识合流：卡维尔日常语言阐释的时代价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信息伦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中国化 |
| （二）信息伦理 |
|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信息伦理的关联 |
| （四）可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空间 |
| 三、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三）内容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可行性分析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行性分析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信息伦理 |
| 一、信息伦理兴起的背景 |
| （一）伦理活动的场域转换：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 |
| （二）信息时代伦理活动的主体转换：从线下世界的人到赛博空间的人 |
| （三）伦理主体与社会的关系转换：从现实关联到网络互联 |
| 二、从技术伦理到社会伦理：信息伦理研究的整体性视域 |
| （一）信息伦理研究的第一层形态：信息技术伦理 |
| （二）信息伦理研究的第二层形态：信息社会伦理 |
| 三、信息伦理的概念界定 |
| （一）信息的三重含义 |
| （二）伦理与道德的语义区分及内在一致性 |
| （三）信息伦理的概念 |
| 四、信息秩序与信息德性：信息伦理研究内容的二重结构 |
| （一）信息秩序：以信息交往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秩序 |
| （二）信息德性：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个人品德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与信息伦理的关联 |
|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推进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双重维度 |
| （一）良序社会建设的伦理原则：集体主义、公正与人道主义 |
| （二）个人品德建设的伦理原则：诚信、尊重与责任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信息伦理的关联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现实世界的道德准则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信息伦理思维方法的内在一致性 |
| （三）信息伦理印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原则的科学性 |
|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信息时代拓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秩序：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良序社会建设的新伦理原则 |
| 一、信息共存：信息时代的新集体主义 |
| （一）传统社会共同体与集体主义伦理原则 |
| （二）信息时代的新型“信息共同体” |
| （三）集体主义伦理原则的信息化拓展：信息共存 |
| 二、信息公正：信息时代的公平正义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 |
| （二）“数字鸿沟”与信息不平等 |
| （三）公正原则的信息化拓展：信息公正 |
| 三、信息自由：信息时代的新人道主义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二）信息异化与大数据的“全景式监视” |
| （三）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的信息化拓展：信息自由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德性：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个人品德建设的新伦理原则 |
| 一、信息诚信：信息时代的首要交往原则 |
| （一）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诚信 |
| （二）“信息孤岛”与失信 |
| （三）诚信原则的信息化拓展：信息诚信 |
| 二、信息尊重：信息时代公民权利的新需要 |
| （一）尊重原则及其实质 |
| （二）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与隐私权 |
| （三）尊重原则的信息化拓展：信息尊重 |
| 三、信息责任：作为“信息人”的角色使命 |
| （一）责任：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角色使命 |
| （二）信息空间中的责任缺失 |
| （三）责任原则的信息化新拓展：信息责任 |
| 四、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社会转型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 |
| 2 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社会转型期概述 |
| 2.1.1 社会转型期的内涵 |
| 2.1.2 社会转型期的特点 |
| 2.2 民族凝聚力概述 |
| 2.2.1 民族凝聚力的内涵 |
| 2.2.2 民族凝聚力的构成 |
| 2.2.3 民族凝聚力的功能 |
| 2.3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理论阐述 |
| 2.3.1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内涵 |
| 2.3.2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特征 |
| 2.3.3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考察 |
| 3 社会转型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实境遇分析 |
| 3.1 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凝聚力面临的现实机遇 |
| 3.1.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
| 3.1.2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稳健推进 |
| 3.1.3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序开展 |
| 3.1.4 中国共产党发挥强有力的领导 |
| 3.2 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凝聚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3.2.1 市场化改革中的利益矛盾对民族凝聚力的削弱 |
| 3.2.2 执政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对民族凝聚力的消解 |
| 3.2.3 价值观念错乱与道德失范对民族凝聚力的冲击 |
| 3.2.4 分裂势力与强权政治对民族凝聚力的现实威胁 |
| 4 社会转型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路径探索 |
| 4.1 社会转型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原则 |
| 4.1.1 爱国主义原则 |
| 4.1.2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原则 |
| 4.1.3 个体与群体相统一原则 |
| 4.2 社会转型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路径 |
| 4.2.1 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 |
| 4.2.2 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巩固民族凝聚力的领导力量 |
| 4.2.3 加强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增进民族凝聚力的文化认同 |
| 4.2.4 促进各民族地区文化和谐,加强同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柯亨在指证马克思主义持有自我所有权观上的理论失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柯亨的一个论断: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地接受了自我所有权观念, 甚或自我所有权原则 |
| (一) 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时, 不仅没有拒斥自我所有权, 而且还建立在对某种自我所有权原则的认可之上 |
| (二)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依然未能告别“自我所有权”观念 |
| 二、柯亨的论断无法适用于马克思, 乃至马克思主义 |
| 1.柯亨的self-ownership (自我所有权) 无法问津马克思, 乃至马克思主义 |
| 2.马克思并非基于自我所有权原则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为不正义的 |
| 三、社会主义是否应该完全拒斥自我所有权? |
（10）G.A.柯亨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界对柯亨的研究与评价 |
| 三、本文的研究重点和基本框架 |
| 楔子:柯亨其人其书及其历史地位 |
| 一、柯亨求学科研的基本历程 |
| 二、柯亨为马克思唯物史观辩护的理论背景 |
| 三、柯亨《一个辩护》的理论旨趣及其理论地位 |
| 第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两者关系 |
| 第一节 柯亨对生产力的概念分析 |
| 一、生产力的定义和构成项: 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参与项目 |
| 二、人及其劳动本身是生产力的构成项吗? |
| 三、生产力是社会的物质基础而非经济基础 |
| 第二节 柯亨对生产关系的概念分析 |
| 一、生产关系的定义和构成项 |
| 二、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 物主身份对生产力的所有权 |
| 三、无产者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权的虚实二重性 |
| 四、无产者的物主身份的重新定义 |
| 第三节 柯亨对两者关系的功能解释 |
|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马克思着作中的文本依据 |
| 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前提性基础: 生产力倾向于在历史中不断发展 |
| 三、生产力倾向于不断发展的事实性基础: 人的自然本性及其历史境遇 |
| 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意即生产关系的功能是使生产力健康发展 |
| 简短的评论 |
| 第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两者关系 |
| 第一节 柯亨对经济基础的概念分析 |
| 一、经济基础指的是社会的经济结构而非物质基础 |
| 二、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区别及社会形态的划分 |
| 第二节 柯亨对上层建筑的概念分析 |
| 一、上层建筑的定义和构成 |
| 二、上层建筑的所有权解释及“合法性”问题的解决 |
| 第三节 柯亨对两者关系的功能解释 |
| 一、用生产关系解释财产权和法律: 产权关系促进、认可也即服务于生产关系 |
| 二、经济基础决定也即“需要”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的功能是维护经济结构 |
| 三、经济结构会倒退、石化与变革流产吗? |
| 简短的评论 |
| 第三章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两者关系 |
| 第一节 柯亨对社会存在的概念分析 |
| 一、人的社会存在指的是其在社会中占据的角色 |
| 二、社会存在与物质存在或自然存在的区别 |
| 第二节 柯亨对社会意识的概念分析 |
| 一、人的社会意识指的是能够解释其社会活动的社会观念 |
| 二、自由的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区别与联系 |
| 第三节 柯亨对两者关系的功能解释 |
|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即社会意识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存在 |
| 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功能关系: 物神观念维护物神现象 |
| 简短的评论 |
| 第四章 柯亨的分析方法及其功能解释的贡献与不足 |
| 第一节 柯亨的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旨向 |
| 一、广义的分析方法:反对辩证的推理方式而非辩证的思维方式 |
| 二、狭义的分析方法:反对整体主义,推进个体主义微观分析 |
| 第二节 柯亨的功能解释及其贡献和局限 |
| 一、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功能解释 |
| 二、功能解释的本质特征及其与传统因果解释的区别和联系 |
| 三、功能解释面对的批评与误解 |
| 第三节 柯亨功能解释中的唯物史观及其政治哲学转向 |
| 一、从功能解释看唯物史观: 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未成熟科学 |
| 二、柯亨转向政治哲学的根源及其问题所在 |
| 简短的小结 |
| 参考文献 (以中外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
| 后记 |
四、马克思关于道德的一个论断（论文参考文献）
- [1]对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的四重批判——析佩弗对伍德错误观点的批判[J]. 于政泉,吕梁山. 西部学刊, 2021(09)
- [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正义概念的两种用法——兼评伍德的两个误解[J]. 段忠桥. 中国社会科学, 2020(06)
- [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D]. 郜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4]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与重建[D]. 张立明. 吉林大学, 2019(02)
- [5]重塑现代伦理生活的整全性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批判及其影响[D]. 吴鹏. 吉林大学, 2018(12)
- [6]斯坦利·卡维尔日常语言文艺思想研究[D]. 林云柯.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信息伦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拓展[D]. 窦畅宇.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8]社会转型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研究[D]. 冯婷婷. 北京交通大学, 2017(06)
- [9]柯亨在指证马克思主义持有自我所有权观上的理论失察[J]. 林进平. 哲学研究, 2017(01)
- [10]G.A.柯亨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D]. 韩许高. 南京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