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约翰·P.安纳森(JohannP.Arnason):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问题(上)论文](https://www.lunwen90.cn/thumb/7e67576f533a1c9985cb8ab9.webp)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摘 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家们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时存在着不同观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派，他们从自身所处的社会秩序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评价和阐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通过表达自己与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的不同，与列宁主义的差异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前提的批判性反思，确立了自己的独特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始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行了教条化理解，由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他们提出了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尽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差异，但由于都是出于改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类学的解释 而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其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波兰新马克思主义要建立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最后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消失了；南斯拉夫实践派提出了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但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社会政治化的衰退。
[关键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波兰新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实践派
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都将无力发展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其致命的缺陷：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及其在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中的体现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论障碍而非对其有效性的确证。不可否认这个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有道理。无论是对苏联社会还是对或多或少存在差异的东欧复制品的解释都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方面(浓缩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妨碍了对这些维度的充分理解，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卷入到这一现象的产生之中，缺少对这一现象的分析空间而加深了这种困难。
频综产生射频激励信号，其频率在时间上按三角波规律变化。激励信号经发射机放大后，通过发射天线转换成电磁波信号向外发射。电磁波信号遇到目标后，一部分能量被反射回接收天线，接收天线将回波信号转换为射频信号(RF)，经低噪放放大后送入接收机。由于回波信号具有一定时间延迟，回波信号延迟后与本振信号就存在一定的频差，频差关系如图2所示[6]。
这种批判是有根据的，但是不应该被转变成一种早产的诊断。我将尝试着揭示出，确实存在很多各式各样的作品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realsocialism)批判的概念具有毋庸置疑的中肯性。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派[注]Oppositional Marxist这里译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派，在文中作者用这个词语指代的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并非指代的是外部的反对者。——中译者注关于后革命社会新体验的理论已经揭示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缺陷和自我转变的可能性，他们的理论正是吸收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方面。下面的分析将论述东欧一些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关于他们试图阐明和解释他们所处的社会秩序方面的作品；其他主题——如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取向上的更普遍的问题——将一笔带过，即使它们有时也被相同的作者广泛讨论过。另一方面，一些更大范围的流派和背景发展也将被简略讨论，尤其是考虑到那些矛盾心态和幻想心理在某些情况下会损害反对运动的理论生产力。在东欧的背景下，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经历了不同的三步达到了理论自主权：(1)脱离“改革的共产主义”(reform communism)的政治活动，改革的共产主义，即由苏联斯大林主义危机所激发并被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碾压的各种政党内部的改革流派；(2)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列宁主义分支划清界限(更准确地说：与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列宁主义变形的决裂)；(3)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假定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关于它们对于现代性不完整形象的依赖。尽管这三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逻辑连贯的，但也不必然会反映出它们的历史顺序；这样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变体，捷克斯洛伐克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在抛弃了列宁模式的许多原理的同时残留了列宁主义很多观点的遗迹，这种现象有时可以在那些对改革的共产主义的策略丧失了信念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者中发现。第三方面也是最根本的调整是允许存在众多不同的角度和方向，但是任何一种“新正统”的建议，类似于被一些西方左派拼命维护的海市蜃楼的东西，都被宣布为不可能。在东欧，对马克思的再发现自始至终比西方更具批判性的精神。
很容易确定研究的历史的和地理的界限。除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对于前者来说，意识形态改革是1948年与苏联决裂的直接后果；对于后者来说，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方案，连同学术争论，在1953—1955年间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思潮被认为是对苏共二十大所形成的新状况及其或多或少延迟的影响的反应。如果说1956年是东欧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话，1980—1981年的波兰事件则可以被看作堪比前者的又一事件，尽管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无论它们短期疗效如何，它们无疑代表了这一地区社会冲突发展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两段重要的日期之间，布拉格之春及其失败筑造了最显著的里程碑。
从地域上看，这篇文章的观点将主要限制在分析南斯拉夫和苏联统治区中更为激进的部分(主要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历史——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和具有挑战性的现象——与我们当下的研究目的无关。除更自由和更保守的倾向之外，其马克思主义成分与我们下面讨论的思潮一道降到只占无关紧要的比重。在苏联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时期，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将提及最著名的例子——在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的著作中得到展现，但是他们的解释框架均没有超过正统的界限。[注]在苏联流亡者中，瓦蒂姆·彼洛斯托科维奇(Vadim Belotserkovsky)和列昂尼德·普柳西(Leonid Plyushch)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对于来自外围的更明确的批判来说参考苏联这个中心仍旧是必要的：它所要争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力图打败的统治制度都有它们自身的来源且它们的最终根基在苏联。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一些分析者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描绘为最卓越的(par excellence)意识形态制度；其他人选择了一种相对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并质疑这个概念在苏联官方学说中的应用，至少在其当下这个阶段上。[注]对于第一种方法，参见阿兰·柏桑松(Alain Besancon)的作品，尤其是《列宁主义的知识来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u leninisme,Paris 1977)，以及《当下的苏联和过去的俄罗斯》(present sovietique and passe russe,Paris 1980)。第二种方法被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辩护：“只有在正当的理由下才有意识形态”，使团体和阶级的目标合理化(这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国家，或者改变它。)[C. Castoriadis, Devant la guerre, (Vol. 1, Paris 1981)]。根据这个标准，当代苏联整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辞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卡斯托里亚迪斯诊断出的这种转变——辩护作用的萎缩——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它仍旧在意识形态的界限内，如上所说。因为这里不是全面阐释概念的地方，我将只简要说明我的术语预设：意识形态概念指涉文化取向，主要在于它们是：(1)统治形式的直接要素；(2)明确产生对统治形式或多或少的理性辩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轨迹标记了这两个方面的极不平衡的发展。不受赫鲁晓夫插曲及其续篇的影响，潜在的系统连续性保证了第一个方面的生存，然而第二个方面经历了一个临时强化和合理化的阶段，紧接着极速衰落并实质上破产。官方学说的危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派的发展：因此对这个背景的简短概括是逻辑的起点。
在终末期肾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通常采用血液透析进行肾脏替代治疗的方式，为了能够保证透析能够顺利的进行，需要建立和保持血管通路的畅通，动静脉内瘘作为血液透析患者非常关键的血管通路，其功能的良好性对血液透析的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此次研究中，实施优质护理的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4.76%）和护理满意度（97.62%）明显优于对照组（26.19%，80.95%）。
苏联马克思主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毫无创造性的和扭曲的版本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使其呈现为一种系统宇宙论和一种普遍的科学方法。在对这种制度的详细阐释中出现的不同发起者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其特殊功能和一般的适应机制这样更为重要的问题可以通过对于两个基本原理的分析得出，也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比较低劣且讽刺的是，斯大林主义的辩证法概念仍旧保持着与黑格尔体系的秘密联系(因此，斯大林逝世后黑格尔的“复兴”根本不需要较多的重新调整)。在这两种情形下，特殊视角的相对化都包含着对于绝对知识的要求，但是两个原理的特征和综合的程序完全不同。在斯大林主义背景下，表面的反差和不协调的相对化具有双重论据：它有助于协调革命传统的残留物与后革命国家的实践之间的不和谐(因此斯大林运用辩证法的逻辑去支撑这样一个观点，即“国家消亡”只能通过国家的不断加强才能实现)，而且有助于为突然变化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作辩护，这些政策是对根本一致的目的的表达。(这里一定要区别不同的层次：系统的目标，也就是控制的扩大化和最大化，潜伏在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语言中，因此使得其不容易受与特殊策略混淆的影响；意识形态反过来需要斯大林主义版的辩证法来调节其与统治机构的无原则的现实政治之间的共存。)
因此，使辩证法的面貌相对化变成了统治的工具。这需要其绝对方面的状态发生相应的转变。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命题的真实意义：由于被列宁和之后的列宁主义者所定义，客观知识和绝对真理扎根于“反映论”，也就是意识是对外在现实的复制。允许存在扭曲、不完全的反映，但是绝对充分的可能性成为意识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一般模式，而且成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有效性的法典。一个科学“世界观”的神圣形象，一种对于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充分反映，摧毁了辩证法的对话性要素并以一系列的虚假法则取代了它。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制度不需要不断面对其他思潮，它只承认解蔽的战略任务并对其进行评判。另一方面，党的领导阶层的认知垄断定期地被重申，通过谴责修正主义者的过度偏离和过度自由的方式来进行。在斯大林时代终结前后，这种措施似乎越来越纯粹地出于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我们难以将斯大林的最后的意识形态干预(对于语言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的干预)与这个时代的真正趋势和真正问题联系起来；它们的作用似乎主要在于对科学权威的一种总体确认。除了单纯的镇压式解决策略外，对于战后的问题无力提出其他解决办法，导致要求在理论上(in abstracto)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基础。
随意且武断地建立理论与一种自我持存的镇压制度的结合，构成了1953年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背景。自斯大林逝世开始的危机在1956年进入了一个敏感期，并带来了赫鲁晓夫主义的复杂且矛盾的现象；在1964年后进入到了一个倒退的稳定期。起初，可供选择的范围受斯大林主义的简单延续之不可能性，以及不可想象的对政党垄断权的一系列挑战所限制。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讨论完全停止，对于在局部空间内发生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考量也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只要一种支配性的趋势——以赫鲁晓夫为代表——出现了，新的定向就需要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印记。为此，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应机制被激活了。反映论和辩证法概论可以被用来证明某项改革的正当性，同时避免走向另一目标而与过去彻底决裂以及变相批评过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副产品，斯大林主义的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原则，以前被认为是一种强化的辩证矛盾规律，现在被谴责为是这一规律的机械运用的典型；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的“非对抗的”矛盾的全新强调，部分地是为了给批判强加一种先验限制，部分地有助于削弱“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神秘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更大的文化自治的情况可以被搁置于“现实的审美反映”的独特特征上，但是只要反映论仍旧未受损害，意识形态监督的最终合法性就不会受到质疑。一句话，基本原则及其派生原理的某种弹性，确保了制度的意识形态优势不会被耗尽，但是相应也允许朝着更为激进的以半官方的语言来表达不满的方向(后者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迈出了第一步。辩证唯物主义的矫正版本与过去的“教条主义”版本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标签——某种程度上被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者所接受——极具误导性：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分不是基于教条主义原则，而是建立在一种制度的绝对权威基础上的，因而天生具有教条化阐释问题和校订一切的力量。
除了这种一般的调整适应战略，后斯大林主义阶段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应对这场危机的策略：将它们描述为“反应-形态”似乎很恰当，因为它们的功能在获得可能的批判的优先权方面，与积极的指导方针相比并不少。这些发展集中在三个主题上，所有这些主题在苏联赫鲁晓夫的第二阶段(1961—1964年)涌现出来，但是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则得到更为详尽的解读：“人民的国家”的概念正在替代无产阶级专政并对应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布鲁斯[W.Brus])涉及对市场的局部恢复；而且“科学和技术革命”的设想，被看作生产力的真正转变。很明显，第二个主题具有更为可靠的经验基础且比其他两个主题更具实践相关性，但是在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将计划与某些特定的市场规则结合起来的尝试，这种尝试引发了关于潜在的社会结构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尽管处于不平等的概念层次上，这三个主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易受不同的解释的影响，从纯粹的辩护到温和的批判。“人民的国家”的口号正式被用来重申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永久有效性，但是阶级和国家的局部分离为政治理论的一种不那么还原主义的方案开辟了道路，并渐渐动摇了源于斯大林时代的司法虚无主义。经济改革广泛地提出了差异合理性。为他们辩解的最为保守的方式是设想集权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要求比早前大规模工业化的管理形式更复杂；另一方面，它们被看作对仍在苏联模式制度中盛行的社会所有权的不完整的且矛盾的形式的迟来的调整。同理，科学技术革命被描述为将在党的指引下完成的一个任务并要求加强其指导作用，但是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的理念也将——尤其是与其他论证相结合——被用来质疑在一种绝对的物质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注]这三个主题在捷克斯洛伐克都被最广泛地讨论了。从赫鲁晓夫“人民的国家”的概念向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方法的转变在茨迪纳克·米尔纳(Zdenek Mylnar)20世纪60年代的各部作品中被详细记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是由奥塔·锡克(Ota Sik)作出的。对于“科学和技术革命”理论的系统展示[cf. Civilisatton at the Crossroads by Radovan Richta. et. al. first published in Prague in 1967 (English translation, New York 1969)]。
最后，一种更边缘化的调整手段应该被提及：尝试构建一个更为灵活的正统模式，能够采用和吸收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的因素，而不削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连贯性。这种方式以其发起者相对于政治发起者的相对自律性为前提条件。一些波兰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尤其是在1968年以前运用这种策略，广为人知的是哲学家亚当·沙夫的多部著作，后来波兰社会学家也努力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和一种适合被理解为结构-功能理论之间的趋同。[注]Piotr Sztompka, System and Function—Toward a Theory of Society, (New York 1974);也参见“历史唯物主义的适应解释”，由莱泽克·诺瓦克(Leszek Nowak)和他人所辩护[诺瓦克，“作为一种适应理论的社会经济形式理论”(Revolutionary World, Vol. 15, Amsterdam 1975)；“时代与构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概括的尝试”(Wittgenstein, the Vienna Circle and Critical Rationalism, Wien 1979)；布奇科维斯基(P.Buczkowski)——诺瓦克，“价值观和社会阶级”(Arbeit, Handlung, Normativital, Frankfurt 1980);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哲学中的波兹南研究》中的多篇文章(Vol. 45 of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应该注意诺瓦克的解释不缺乏批判的底色：他关于极权社会的评论已经变为主要的整体目标，直指苏联模式。
二、批判性的替代方案
1.如我们所见，在某种环境下，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些赘生物可能为真正的批判提供一个机会。但是将东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赫鲁晓夫主义及其变形后果的历史来书写或许会造成误解。马克思主义内部反抗流派的发展有其自己的历史；它始于对1953年之后危机的独立反应并走向了日益扩大的内部分歧。尽管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科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既不顺利也不一致，但是非教条化的灵感来源从开始就是可以获得的。当马克思著作先前被忽视或拒斥的部分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时，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就被颠覆了。起初，这种重新发现聚焦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重要性却没那么容易被承认；在东欧的语境中一贯根据晚期著作来系统解释马克思的理论仍旧保持着优势。在不那么墨守成规的传统分支中，对马克思主义原初意图的深入把握也激发着人们的兴趣。偏好和反对取决于东欧经验的最明显的教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那些主张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模式来概括批判的和解放的原则的人，听起来更令人信服，与那些维护这种模式防止其被扭曲和背叛的左派反对者相比；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更受重视，主要是因为其与其他传统之间只具有局部的和偶然的联系，而不是为其他正统奠定基础。因此，除此之外还不重视阿尔都塞的知识改革计划，因阿尔都塞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显著密切关系造成东欧的批判者低估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主要版本的冲击。
在哲学层面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动态与其他思潮之间的趋同主要分为两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将应用于思考现象学或者思考那些当代科学哲学。这种分裂实质上与东欧最重要的分界线相吻合。事实上想要取代铁板一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多元主义从未正式被接受，而且只是在极其有利的环境中多元主义原则才能公开地被拥护；就讨论的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解释和科学解释之间的差别暗示着自身是最恰当的起点(宽泛地讲，现象学的和实证主义的标签可以被用来指涉亲缘关系而非各自的内容)。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其在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中的映像。
对于那些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的去意识形态化(de-ideologisation)看作对科学研究标准的适应的人，特别是研究后革命社会的人，社会学的复兴(之前被谴责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是明显的结局。限于本文的篇幅，不会详细讨论1956年后东欧社会学的历史，但是应该强调其一些共性特征。尽管批判性在促使重现一门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学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随后其文化的和政治的作用已经发生广泛变化。在仍旧相对不受政治危机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社会学的破坏性潜能大体上已经成功地被中和：在其他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最显著)，它在改良主义策略的理论准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代表其利益所作出的最激进的主张已经将其改写进一种半制度化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角色中。社会学越成功地将自身从直接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其发展就会越坦然地被设想为一种多重趋同：一种在方法论上提升的马克思主义将会促成其与当代西方社会学和民族社会学传统的联系(目前为止波兰的是最具活力的)。制定一种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具体原则的尝试为更综合的方案所抵消，如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功能概括或者一种未能精确定义的批判的和人道主义的取向。[注]所有这些倾向在波兰社会学中都被最明确地进行例证了。
综合起来，需要理论和价值理论构成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一种最深刻的还原主义因素的强烈反抗:即那种依据利益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并不是说利益概念基本上不适用于批判的用途；其在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参见奥塔·锡克的著作)。但是，就利益概念本身的理论功能和历史限制来说，在后革命社会利益冲突的经验问题直到最后也不能脱离更普遍的问题。它已经开始被作为一种公共的准则用来连接结构的方面和主观的方面。这与恩格斯的论点“每一既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相一致，但是仔细看看马克思会发现他将利益概念放在一个更为有限的框架中，这个框架是由抽象财富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培育决定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抗性关联成为精确定义概念的一部分。这种模式排除了简单的推断，而且对利益的社会结构其他形式的分析必然能顾及主观性的其他成分。因此，需要和价值的关联，并且尽管只是部分地阐明了政治意义，这种关联可以构建一个更为激进的多元主义版本，比一种纯粹基于利益的划分更激进的版本。[注]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20世纪50年代晚起的作品对于人类学讨论来说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是这个领域被匈牙利作者最彻底地铺开。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于1965年以匈牙利语出版(修改的英语版于1978年在阿森出版，意大利版本于1979年出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概念基础的最系统的说明。在主要的人类学主题中，尤其是参见赫勒以下的著作：Everyday Life,(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70, German translation: Das Alltagsleben. Frankfurt 1978; English translation to be published in London 1981).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written in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Italian in 1974.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76).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Value (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70, English translation in a special issue of Kinesis 1972)。科西克的：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Prague 1963, English translation Boston 1976)，这本书以“人的本体论”为视域而非以人类学为视角，但是讨论了日常生活、需要和价值的主题。
2.另一方面，一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激进批判不能将自己限制在挪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上。这么做将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些基本前提预设和共同局限性限制了它们对于东欧现实经历的中肯解释？这个问题已经更系统地被人类学流派的理论家所解决。因为后者给予了东欧马克思主义最具特色的贡献并最认真地作出了从内部超越马克思主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尝试，对其主题的简短阐释将充当下述讨论的背景。
其生物量估算公式为：Btotal=Vtotal×D×BEF×(1+R)，式中：Btotal为某一树种(组)的总生物量；Vtotal为某一树种(组)的总蓄积量；D为某一树种(组)的基本木材密度；BEF为生物量扩展因子；R为某一树种(组)的根茎比。
人类学解释通过“家族相似性”连接在一起，而非通过一个共同的方案连接在一起，且其中一些人类学解释拒绝贴上具有种类相对主义暗示的标签。它们包括重建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概念(主要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证非还原主义的人类个体概念及其与社会和历史的联系，并随着历史中的自我实现来论证“人类本质”的更为动态的模式且在历史进程中给予一种内在一致性；对于最野心勃勃的人类学解释变体来说，“人的本体论”，主要的任务是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全面主题化，涉及重新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些人类学解释的一部分共同之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被认定为极端相对主义和宿命论的历史哲学，并反对相应的毫无创造性的“主观因素”概念。希望重建平衡的“人的哲学”不得不提出概念化人的行动的替代方案，与传统将劳动和阶级斗争理解为直接或间接服从生产力规律的理解相决裂。对于宣称反对后革命建构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批评者来说，最似乎可信且最吸引人的解决方案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但是马克思更多的哲学文本的碎片化特征使得它们存在广泛多元解释的可能性。实践可以被定义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人凭此实现其自身存在的最佳潜力，实践因此成为目的本身”(马尔科维奇[Mihailo Mrakovi])，或者被定义为三个维度的复合体：创建具体的人的世界、通过为承认而斗争实现自由，以及在总体中构建与世界的关系(卡莱尔·科西克[KarelKosik])。
与破产的改良主义策略相反，库隆和莫泽列夫斯基主张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真正的工人国家形象极其能令人回想起共产主义委员会，更强调多元主义要素，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议会政府。消费导向的工人阶级将如何变得有能力采取行动去反对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统治阶级，仍旧晦暗不明(对于技术官僚可能也同样如此，库隆和莫泽列夫斯基将技术官僚看作南斯拉夫制度的主要受益人)。但是，这种模式的最致命缺陷在于对统治阶级的精确定义。在发展异常快速的工业化阶段内——如波兰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经历的——“为了生产而生产”似乎是对其目标的看似合理的描述，但是这种制度显著的长期趋势暗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生产的主导地位是有条件的并与控制的主导地位交织在一起。官方经济政策的迂回曲折不可以根据一种纯粹的积累逻辑来说明；与使统治机构的权力强化和合法化的最有效的方式相比，生产的扩大不是目的本身。
这种对实践哲学的含蓄批判似乎更适合指称南斯拉夫版本(参见下面第四部分的评论)。更容易从科西克实践概念中推论出反驳的观点：从科西克的实践概念角度看，对象化范畴将世界缩减为社会的世界，排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改造关系的可能性并且贬低后者仅仅起到有限的作用；作为对象化的一个层级，社会现实形象给予了其制度方面以特权并弱化了跨制度社会性的背景维度。
人类学流派之间的政治态度与其哲学相比更为同质。人道化的规则成为对制度和政治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出发点。当改革的官方的或半官方的意识形态承认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政治的退化时，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派就可能将对一般人类价值及其权利的更明确的辩护提升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位置。
出于这些目的，一些最激进的发言人重新恢复了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版本；然而，在第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人道主义批判主要是从异化的概念及其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适用性的角度来展开广为讨论的。不可否认，异化概念的流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尤为明显)部分是由于其作为更具体和更具鼓动性的批判的替代物的作用，同时它也反映出对由东欧经历所提出的真正的哲学问题的一种意识。当然，异化概念是非常有争议的概念而且不同的定义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如果异化被解释为一种自治的缺失，就可以翻译为对官僚制统治的一种批判；如果异化意味着个体被排除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之外，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则被指责为延续了发展的对立形式并未能超越与资本主义的表面断裂。随着讨论的进一步发展，考虑到在某种程度上受阻的并被歪曲的人道主义进程，实践和异化之间的抽象差别趋于给一种更为分化的框架让路。
2.科拉科夫斯基自己的改良主义版本符合这种模式。在这里我们并不关心他思想发展的后期阶段[注]关于科拉科夫斯基的知识发展，参见Guido Neri,Aporie della realizzazione,(Milano 1980),pp.103-129;also G.Schwan,Leszek Kolakowski,Eine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Stuttgart 1971),andH.Skolimowski,”Leszek Kolakowski.Le phenomena du marxisme polonais”,in Archiues du philosophie,34(1971),pp.265-279。，他最初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方法本身即是有趣的，也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1956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区分是重新定义理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初尝试。尽管十分强调科学方法并强调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协调一致是未完成的任务，但他依然认为“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硬核是哲学的而非方法论的。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从极权主义政治学和伪科学的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时，其独特的内容仿佛是一种特别激进的历史决定论：“深信人性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以及全部认可的世界观是一种‘社会上主观的’建构物。换句话说：它是全体劳动者的产品，劳动者根据生物的和社会的需要组织现实，并将这种模式留在头脑中。因此，全部人之外的世界都是人的产品。”[4]这种“人类学实在论”的认识论含义被科拉科夫斯基在一篇知名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5]中发展了。这里“作为人的产品的性质”的概念以反映论的一个激进的对立面的形式存在，同时以“克服柏拉图主义的极端形式”而存在。
与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密切相关的是需要问题。在这个领域，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更为重要，但是从一种独特的东欧视角出发，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被重新评估并激进化。需要的发展被看作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基本的和持续的中介，这种中介的理念与教条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相矛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需要，作为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基于需要的基础上人的赋予自身意义的能力的表达，是自由和必然的具体功能。完全掌控自然或者主导历史走向的神话，与真正的劳动概念不相容，因为真正的劳动概念是起源于需要的特殊结构并以之为条件的活动。需要概念的深层方面将其与支持文化自主性的理由相连。如果需要是人和世界之间的联系，作为“内部必需品”(马克思)被人所体验的话，它们明显涉及世界的多面过程并以占有世界的多面过程为先决条件。一些东欧的理论家将这个过程等同于社会意识的文化方面，以区别于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方面。最后，“激进的需要”概念，指代革命转变的主观先决条件，被认为是替代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列宁主义混合物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案。
人的全新形象要求一种价值理论。人的行为的价值指向是其不可通约为物质生产或者目的合理性的最明确的证据。这是一个广泛争论的主题，但是其与实践概念——或其等同之物——的联系带来了最初的发展。赫勒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对象化在它们“直接地或间接地促进人类本质的发展”[1]的意义上是价值(在她后期的著作中，这个概念被一个更为多元化的概念所取代，强调价值作为不同生活方式之表达的作用)。在人类学的价值概念以及人类本质的动态概念所设置的范围内，两种主要的趋势可以被区分开来。一个强调价值的规范方面。人超越物质限制和社会限制的行动能力主要被归结为其内含于一种规范的语境，而且规范被解释为对个体、社会和类之间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关系的整理。这一途径的逻辑结果是对哲学伦理学的恢复，试图通过使官方道德教条系统化而争夺这一领域。从另一个角度讲，价值首先且最首要的是证明人的创造力，也就是证明实践不仅涉及通过创造一个社会-文化世界来超越自然，而且通过创造价值超越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参看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的相关部分)。按政治术语来说，这相当于要求文化自主性的更强的版本。
尽管自治的取向和程度不断变化，但东欧“社会学的启蒙运动”的长期趋势是明确的。它削弱并破坏了团结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形象。实证研究揭露了劳动力的等级划分和复杂的利益冲突，完全不同于官方宣称的非对抗阶级的协调合作。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分配)背后的现实，原来是或多或少的制度化特权的网状系统。甚至旧秩序的清除在实践上比在理论上更不彻底：传统的不平等在新的背景下重现了。简言之，后革命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揭露了各种形式的分裂、不平等和操控，显然与党的信条不相容，至少难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解释。
对欧洲历史进行的人类学上的不确切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解释之间的一些关联至少应该得到简要提及。由于新的关注点被抛向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运动的历史背景，研究结果至少间接与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批判有关。阿格妮丝·赫勒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著作是一个典型例子。罗伯特·卡利沃德(Robert Kalivoda)对胡斯运动及其前身的分析在一个更为有限的区域内追求着相似的目的。[2]作者们都利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进行更充分的理解。
动态的人的概念和激进的人的解放观点的早期出现，不仅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而且部分地预见其社会主义批判只能根据潜在历史进程的人类学内容来解释。
当反对派无疑以一种更加批判的态度和一种更精确的概念为特征时，其主要的观点与政党的计划属于同一个论域。基本范式被恰当地描述为一种独特的关于转型社会的理论——对政党理论家来说更不固定且更容易掌控，对反对派来说更明确和严谨，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明显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或后托洛茨基主义的版本。尽管实践派的内部分歧不应该被忽视，但其主要的理论倾向是将基于列宁主义模式的革命看作社会主义的，并认为后革命社会至少包含一种社会主义潜能，在南斯拉夫不能完全实现并且在苏联是完全瘫痪的，这种潜能主要被等同于自治制度。并不是说反对派不去批判那些制度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其与官方的争论都是围绕着这点进行的。但是这种批判可以置于不同的层面。最简单的策略是以官方接受的原则对抗自治的不充分实践。在更激进的一层面纱之下，整个南斯拉夫模式也可以被怀疑：它在结构上有缺陷难道不是因为附属的和特殊的自治形式只是用来补充政党-国家机构所实施的官僚统治的吗？这种制度的逻辑明显与这种基本的社会目标不一致，这些目标包括：经济的人道化、利益的和谐化以及参与式民主的自由发展。自治这个观念及其背后的传统含有许多问题，由于它倾向于将生产组织和社会的自我制度化还原为一个共同特征，它具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几乎普遍存在的缺陷：一种向政治维度还原的方法。而且正是对于政治问题特征的这种本质上的无知加速了代表“党的领导作用”的社会政治化的衰退。
3.如果1968年事件对于改革的共产主义来说意味着灾难，他们也转变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派的全部观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随之而来的斯大林主义旧制度(ancien regime)的系统化重建，是对改革的障碍和倒退的可能性的一种警醒。这个教训不会不引起20世纪70年代批判的理论家的注意，但是他们吸收这个教训的方式相差迥异。有时候，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因一种哲学的幻想并远离分析社会冲突和统治机制的主要任务而被拒斥。实践哲学和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学一起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与这种观点相反，我认为一种被恰当构思的人类学框架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批判来说仍旧是不可缺少的，而且1968年后最有前途的理论家是那些设法将哲学解释与结构分析综合起来的人。
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和改革的共产主义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密切联系不应该被误认为最终的一致性。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改良者来说，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高度实用的合法化形式(参见著名的口号“戴着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但是实践哲学的见解和问题(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不可还原为这种政治功能。除其他标准外，人类学范式的变体由于其自我反思的内在能力和激进化而被检验，以回应1968年事件的挫折。下面将描述一些主要的差别。
本文基于高斯混合模型,设计实现了绝缘破坏放电声事件检测算法,并针对放电声事件检测比较了算法的检测正确率、鲁棒性以及特征参数的检测效果等。实验结果显示,该算法的整体识别率高,且鲁棒性良好。但是,算法存在一定的认假率。为此,后期还需要在特征和识别算法上进行深入研究,或者结合其他检测算法进行多模态分析。利用MFCC与显著性混合特征进行训练,并用GMM作为分类器进行分类检测,使得本文提出的绝缘破坏放电声事件检测算法检测正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在不同噪声环境下的鲁棒性良好。
后改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对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的更多或更少的接受的问题，他们显示出了不同的理论方案。人们公认，其主要的任务是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抵制的、一定程度上被吸收了的改良主义举措概念化，但是这仍开启了很多选项。
尽管与改革的共产主义曾经的批判性支持者相比，新方案在某种程度上与反斯大林主义激进分子的传统更一致，但历史的距离排除了直接恢复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t)和后托洛茨基主义(post-Troskyist)的讨论方法。转型社会的核心概念明显不适宜于后斯大林主义和后赫鲁晓夫主义的东欧。对于东欧国内的批判者来说，现实的社会主义表现为与高度发达的自我再生产机制完全一致的社会秩序；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所显示出的，这种秩序内的功能紊乱可能激化为一种普遍的危机，但是后续没有那么明显显示出其有能力重建并有系统地排除替代性的选择。如果要解释结构的张力和矛盾的话，不能再根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势之间悬而未决的竞赛来解释。同样不可接受的是托洛斯基主义的左派批评家采取的一个解决方案：将苏联模式的社会解释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按照这种观点看，革命的巨变长远来看只是用来加速资本集中和加剧官僚化的，在资本主义的传统要塞上被内生性因素所阻止。对这种制度的更为透彻的了解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理论可能包含着合理性的内核(在后面的每一部分讨论中都将会更为仔细地详述这个问题)，但是它们不能够解释一些至关重要的现象。按照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标准来衡量，东欧社会的持续减速明显是非常痛苦的。故而，也是各种前资本主义形式的保留和巩固——文化的形式和社会的形式——这成了走向真正的现代性的障碍。
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最有代表性的策略都不恰当，极权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制度的右派和左派对手以各种版本提出的——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选项。虽然出于纯粹的描述性目的可以运用这个标签，但是建立于其基础上的理论构建要么太过狭窄要么太过模糊。从建于持久的意识形态活动和普遍的恐惧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的意义上说，极权主义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特征，而非永恒的制度特征；如果只是参考全面控制的社会这个概念，无法解释苏联模式的特殊结构。
剩下的最惯常的选择就是对官僚统治的批判。与托洛斯基的观点相反，在这一问题上东欧的变体不得不去理解一段更为长久且更为严峻的经历。将官僚机构还原为最终对一场僵持的阶级斗争的消极态度，显然是荒谬的，而且其政治举措也不能被解释为对外在约束的简单反应，但是甚至一个经过适当调整的官僚制概念也被证明是有限的。尽管脱离了资本的逻辑，在最后的分析中它仍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而对于解释一种新社会形态中没有太大作用。它只能以一种消极的形式把握住后者的动力：随着障碍的消除，官僚霸权成为一种社会力量。而且当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受到更为彻底的审查时，官僚政治合理性的一般定义也最多只是局部适用的。
霸座问题这件小事，竟屡屡成为舆论热点，让媒体追逐报道。媒体舆论是重要的公共资源，本不应重复关注这些类似的问题，实在是莫大的浪费。
(3) 巴塘河流域1981年至1982年新寨水文站附近的模拟流量与该水文站实测数据变化趋势整体一致，模拟期内流量数据峰值均出现在7月；本次模拟结果具较高的可信度，模拟值与实测值的确定性系数和模型效率系数均大于0.8。
新阶级社会假说自认为是一个似乎可信的解决方案。当时国家和政党被视为统治阶级组织的补充形式，并且随着一种革命理论转向一种合理的意识形态，苏联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这种理论在两次大战期间出现在左翼反动派的外围，但是他们的东欧同伴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对他们来说，阶级统治的新形式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非资本主义类型，而不是替代社会主义的一种后资本主义方案。即使附带这个限制性条件，这个结论也很难维系。至少，它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的各个方面——结构的、制度的、行为的和意识形态的——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从不那么正统的角度看，这种分裂是更为根本性的转变的标志。社会分配和控制的焦点似乎已经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转移到机构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了。社会的政治化和社会冲突的周期性爆发是明显且重要的事实，但是制度的主要动力被置于人类学的而非社会-政治的层面。这一思路是由布达佩斯学派阐释的，其将现实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对需要的专政。
如图2所示，两个或多个孤石叠加在一起，最上面的孤石已经完全出露于岩体表面，叠加的下部孤石出露边坡上。上面孤石部分范围超出下面支撑孤石边界，形成悬浮。此类孤石重心较高，一般危险性较大，在不良地质自然环境下(大雨、地震)，极易形成落石，危害边坡下面的群众。
三、波兰马克思主义的死胡同
1.在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的先驱之一，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后来形成了关于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历史作用的非常具有怀疑论色彩的结论。因为他现在这样看，探寻一种真正的和自主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运动，他偏爱这样称呼它——从最初就是被误导的和自我破坏的事业。其临时的政治功能充斥着需要民主化、国家主权和经济改革的表达；在哲学的层面上，修正主义者批判反映论、决定论，以及“试图从纯理论性的史学图式中推导出道德价值”。然而，“修正主义只有在党认真对待传统的意识形态，并且党的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对意识形态问题敏感时才能有效。但是，修正主义本身又是一个主要原因，它使党失去了对官方学说的尊重，使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一种虽不可或缺但却枯燥无味的仪式。这样，修正主义的尤其是波兰的批判，就使自己无立足之地。……另一方面，修正主义自身也有某种内在逻辑，它不久就使修正主义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马克思主义不会得到丰富或加强，却会在外来思想的汪洋大海中解体”[3]。
按照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修正主义的存在就依赖于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政治霸权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霸权，但是同时这场运动也引起了其前提条件的摧毁。尽管作者的亲身体验似乎赋予了这个诊断一些权威，但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容易引人误解的简化对待。正如随后要展示的那样，统治党内部的改良主义派系、对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知识来源之间的三角关系，在所有方面都不适合分析波兰模式(科拉科夫斯基似乎想要只为南斯拉夫破例)。甚至就波兰来讲，问题比科拉科夫斯基的描述所暗示出的更为复杂。
真正的改革的共产主义的领袖从未在波兰获得领导权。与普遍的预期相反，1956年后哥穆尔卡(Gomulka)的政策直接指向复辟而非改革。政党和改良主义者之间短暂的和解建立在分歧基础之上，且其破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派的旷日持久的危机的开始。科拉科夫斯基的模式没有区分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消极经历和改革的共产主义开创的更积极的学习过程。
无论这个过程多么复杂，最后的结局都不容争辩：具体地说波兰异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实质上消失了。诚然，类似的发展已经在东欧其他地方发生了，但是波兰的情况最极端。出现在1980年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必定包含强大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但是它们目前为止一直不愿意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明确表达他们的见解和目标。科拉科夫斯基将这种事态解释为不可逆转的和理所应当的衰退，认为这种衰退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缺陷造成的而不是由波兰背景中的任何独特性导致的。与这个论点相反，在我看来，可以表明衰退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缺陷造成的。下述的分析不免带有选择性，但是我将尽力挑选削弱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派的一些固定限制条件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波兰理论家将会讨论其他国家的预期中的新近发展，但是奖牌的背后是一种过度的简化和不成熟的综合的倾向。
人类学流派的一个深层特征是对被忽视或者剥夺了合法性的特定主题的兴趣，其中显著的是对日常生活进行的哲学和社会学分析。通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类似流派间的比较可以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先前的例子中(以列斐伏尔的著作为例)，对于日常生活的兴趣是由激进化的策略所激发的：日常世界因一场“文化革命”所改变，比仅是政治经济机构的转变更为深刻。对于东欧的批判者来说，同样清楚的是，未触及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的革命是不完整的，但是他们将这个主题与或公开或隐晦的非神圣化的革命前景结合在了一起。提及日常生活，或者将其界定为社会现实的现象学层面(科西克)或者将其界定为个体再生产领域(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因此本质上是非神圣化的过程。作为基础性的人类学结构的领域，日常生活可以被唤醒以同时反对历史的神圣化和自然化：作为一个相互渗透的活动的一个复合体，日常生活是更为具体的制度的基础，它要求改变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不需要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的劣势(只提一点：一种决定人性的思想怎样与前社会和前历史的“混沌”形象相协调？)尽管如此，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解释依然是一部具有启发性的力作(tour de force)。如果生产范式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内核，后来的发展可以被看作要么走向这个概念框架的激进化要么走向这个概念框架的相对化。科拉科夫斯基的“人类学实在论”是第一个选择的最极端和最清晰的版本：其他人已经用来反对生产主义的弄权的与人相关的那些方面，——对世界的认知性占有、行为的表达之维、社会行动的参与特征——全部被一个总体性的生产概念所吞没。但是这种总体化同时也是一种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对于科拉科夫斯基来说，这变成了人对自然秩序的单方面创造。在这种模式中，没有将劳动过程分析为主客之间的结构性作用的余地(他暗示出“人的需要与其对象之间的一种对话”，但是考虑到后者的本体论上的派生特征，对话最后一定是一场独白)。这同样适用于生产的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结构性差异或张力。简而言之，传统上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相关的分化和限制条件被贬值。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明显将不得不从批判性地运用生产范式开始，科拉科夫斯基对后者的过度一般化摧毁了哲学和社会分析之间的潜在关联。
钢琴即兴伴奏对于弹奏人员的能力和专业水平要求比较高，在实践性方面比较强，导致在实际的教学中存在一定的难度，钢琴即兴伴奏融合了多种学科知识，比如作曲、键盘以及乐理等综合性知识，所以要求钢琴即兴伴奏人员需要扎实的基本知识和应变能力，从而依照乐曲进行即兴伴奏，满足乐曲的实际需要。在高校教学当中，音乐教育是一门专业性的教育学科，因此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是依照实际情况来说，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较低，所以，要高度关注学生的专业能力，利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提升学生在钢琴方面的专业能力，促进学生钢琴即兴伴奏的能力。
为补偿这一点，哲学被授予“人道主义科学”的地位。其任务是解释世界，从而去促进道德态度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论将被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所取代。但是如果世界观的内容和功能改变了，也必然会影响其结构。不是要去追求无所不包的原则，现在主要的关注点反而说明了根本区别：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实然(sein)和应然(sollen)之间、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之间。对于这种不可通约的两级对立的强调给予科拉科夫斯基的人类学一种多元主义的扭转。
科拉科夫斯基后期对马克思的批判是建立在相反的前提基础上的，而非一种重新解释。尽管他现在能够更清楚地区分马克思思想中的各个主题——控制自然、自我创造，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协调——他仍旧显示出了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立场与后期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之间的差别。科拉科夫斯基自己关于人和历史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当他谴责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一种“人的自我崇拜”时，这种自我崇拜实际上呈现出“人的奴役的滑稽方面，以及一个为极权主义铺路的错误的解放计划”，这个结论在一种激进的多元主义意义上是有充分根据的，这种激进的多元主义认为没有统一的人性模式或者人类本质。在这两个阶段，科拉科夫斯基的哲学都被定位为文化批判而非社会分析；他日益醒悟，领悟到后革命社会反映了一种对整个社会主义传统的更为悲观的评价。
5月30日，妈妈进入了弥留之际，她始终都很清醒。知道美国专家就在病房外待命，她拉着我的手，贪婪地看着我，似乎要把我刻进脑子里。我强忍泪水，微笑着说：“妈妈，等你醒来，我们都很老了，你得照顾我们啊。”对于自己生病，妈妈一直很内疚，觉得拖累了我们，所以，她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一再说：“好啊好啊！”我痛哭失声：“我会好好生活的，就当你出了趟远差。”妈妈也泪流满面，她伸出胳膊：“我再抱抱我的兔兔，下一次要很久以后了。”半个小时后，妈妈微笑着闭上了双眼。随后，Alcor的工作人员开始介入，完成灌注手术后，妈妈被运往美国。
发表于1971年的文章《论希望和绝望》[6]，或许是最能揭露科拉科夫斯基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阶段的文献。此外，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尝试去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社会主义”批判的优点和缺点。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情况的重新阐释没有提及具体来源，但是很明显不只是对他自己前期观点的简单重述；似乎可能是他注意到了波兰反对派的左翼所提出的观点，尤其是在库隆(Kuron)和莫泽列夫斯基(Modzelewski)《致党的公开信》(Openletter)中的观点(参看下面的讨论)。
科拉科夫斯基将一种非护教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等同于“共产主义制度的当下形式是固步自封的”的观点。只要综合阶级理论和结构来分析统治机构的姿态，得出这个结论看起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寡头政治的政治垄断对于维持其对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分配的专制必不可少，这种专制的任何局部的缺乏都不可能被容忍。有可能导致对抗性权力的一切发展——经济改革、文化开放和信息自由交换——都被禁止，而且如果一定要做出让步的话，权力机构也将不断努力使它们的影响最小化。倾向于控制最大化并使人顺从的制度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它导致了思想标准和道德标准的普遍下滑；这甚至可以逐步上升到全盘崩溃，但是如果革命的新方案被垄断或被镇压的话，制度将会不可避免地恢复到常态。
科拉科夫斯基没有质疑关于官僚社会主义机制的这种描述。他所反对的是那些反对改革的可能性的人所暗含的还原主义前提。正如他指出的，一个社会的转变能力的问题不能在客观结构的层面上加以解决；它常常涉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信念和态度。资本主义的历史显示了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的进程已经更明确地由阶级斗争所推动而非由这个制度的任何“自然规律”所推动。科拉科夫斯基进一步提出——而且这是他的论断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官僚社会主义的结构要想在系统趋势的基础上作出预测甚至更成问题。一个“其基本的行为模式是直接反对社会的制度”需要比一切早期压迫形式更加复杂且更无所不包的控制机制，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引发了更加自发且普遍的民众抵抗。并且随着这种抵抗日益强烈，它可以更加轻松地利用制度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被社会与机构之间的普遍对抗所加重。科拉科夫斯基挑出三对这样的矛盾：寡头政治无力调和统一的需要与安全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压力与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威地位的压力之间的冲突，工业进步与政治权力制度之间的矛盾。
不可否认，波兰后来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加强了科拉科夫斯基建立在积极的抵抗基础上的改良主义主张。但是他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没有真正超出这一点。一个“其基本行为模式是直接反对社会”的制度概念至多是最接近的。它有助于强调现象的新颖性，而非解释其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
3.尽管科拉科夫斯基目前为止是表达能力最强且最有影响力的波兰修正主义者，他的人生轨迹——从对马克思的部分重新发现到与马克思的草率的决裂——并非唯一一例。简要地看一下其他反对派的理论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修正与更新策略最后同样不完美。
波兰反对派的激进左翼的观点在库隆和莫泽列夫斯基1964年写的《致党的公开信》中被最简洁地表达出来。[注]Polish edition published in Kultura,Paris,1966;English translation in :Revolutionary Marxist Students in Poland Speak Out,(New York 1968);German translation:Monopolsizialismus,(Hamburg1969).后来作者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而且《公开信》的规划对于波兰的发展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它不过是将东欧社会分析为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对抗性形态的最初尝试。其高度简洁的阶级分析形式与更为复杂的20世纪70年代模式有关，如同科拉科夫斯基的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捷克和匈牙利的方案有关一样。
不那么容易遭到这种批判攻击的是关注转变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那些理论。国家主义(statism)的现象，也就是市民社会被国家所吞噬，在苏联模式中明显比在单纯的官僚制的发展中更典型，但是这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谜底”。人们仍旧不得不去解释在国家主义的框架内社会力量是如何运作的；被强加的具体发展模式的存在理由是什么；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为什么国家在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从属于政党。所有这三点都触及了意识形态决定论的作用问题。
《公开信》的历史背景是1956年后哥穆尔卡领导层的复辟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幻想的最终破灭。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阶级分析是应对这种新情况的最貌似合理的要点。库隆和莫泽列夫斯基认为，改革的根本障碍是新的统治阶级的权力。“中央集权”，狭义上不如被定义为“支配政党和国家的精英，他们不受任何社会控制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占据全部社会重要位置……”[注]Quoted from the German translation,p.13(the English edition seems defective).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以生产范式为前提，对东欧社会来说必须确定后者的适用范围。主要的困难很明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政治地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有效相互关系不可能在一个自律的经济子系统内部被规定。相反，生产范式的第三个成分变得比其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还重要：生产目标，即作为效用、合理性和价值的标准而发挥作用的生产活动的方向。就东欧社会来说，生产目标代表着政治和经济决定因素的融合。库隆和莫泽列夫斯基将其确定为为了生产而生产；他们承认在后革命工业化的最初阶段中央官僚机构的进步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认为其最初的社会功能已经转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专属利益。这样，生产的扩张一定会变成目的本身，既不以交换价值也不以使用价值为条件。其他两个在场的主要阶级——技术官僚(也就是那些执行管理和监督功能的人)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被指向消费；因此他们反对积累的主导地位。
像布达佩斯学派所阐述的对象化理论[构成了卢卡奇的对象性形式(Gegenstandiichkeitsform)概念和卢卡奇晚年自我批评的一些方面]在某些方面对于实践哲学来说是一种替代方案。有很多原因造成了似乎对对象化范畴的偏爱。与不受限制的自我实现概念不同，对象化范畴与实践概念相关，我们有必要强调在其与自然的对抗的同时，包括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也是人的活动的基本环节(这一论断被卢卡奇预示出来，当他意识到《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失败给予劳动辩证法应有的重视时)相反，对自然的占有仅是对象化的倒退；如果对象化和占有被看作黑格尔意义上的“反射性决断”(reflexive determination)(乔治·马尔库什[G.Markus])，这既指代通过对象化形成的初级占有也指代个体对对象化的进一步占有。从另一个角度讲，对象化范畴使工具的、交往的和表达的行为之间的差别相对化：除了实现主观目标外，劳动和更复杂的活动形式也涉及社会规则和人的能力的物质化。三个方面集中于构建复杂的和分层的社会-文化现实，其成分可以根据人道化和自我反思的层次来分级。
尽管与科拉科夫斯基相比，库隆和莫泽列夫斯基随后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抛弃不那么惊人，共同的模式——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转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总的来说是波兰反对派的特色。最显眼的例外是沃吉米日·布鲁斯(WlodzimierzBrus)。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注]W.Brus,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London1972);published in Polish in 1969,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Socialism,(London 1973)(articles written from1966 to 1971).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London195)(unpublished in Polish).期间出版的许多作品中，他为一个最恰当被说成是改革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的概念辩护。这种模式，由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派的理论家在缺乏武装力量的前提下用一种改革的共产主义计划所构建，并非别处没有(参见这篇文章第二部分关于巴罗(Bahro)《抉择》的讨论)，但是在这种模式下，传统主义前提被极为清楚地表达出来。布鲁斯建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的设想来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下状态。他的核心论点是生产资料的真正社会化——不同于生产资料单纯国有化——在当下阶段为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它是后革命社会的一个永恒的任务，而非其最初成就。这个论断蕴涵着对官方学说的两个主要的修正。第一，计划或市场的严格二分被拒绝。社会生产的自觉管理不可以等同于苏联意义上的计划；它能够也应该在某种重要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来运作。第二，政治民主化变为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主要部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必然规律在给定阶段朝着使政治制度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向前进。”[注]W.Brus .Socialist Ownership……,p.209.在当前环境下，这种适应“对政体的有效社会控制”的要求，反过来以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法治为前提条件。对于布鲁斯来说，真正民主的经济合理性主要基于两种“发展需要”：决策过程中的动机问题和信息流通问题。
2018年，潍柴动力比较大的一个战略动作是于8月29日宣布正式进步燃料电池动力市场。根据其当时的现场“豪言”，潍柴要在2021年前在中国为商用车提供至少2000套燃料电池模组，据说这是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用车燃料电池汽车部署计划。
一种发展性自治和生产力的首要性的观念——在一般哲学的层面上是有问题的——当应用于东欧社会时问题就会加倍。正如布鲁斯所运用的，它模糊了民主化的正面人物和反对派人物的历史原型；他的概念框架把统治机构强加的发展模式的一般矛盾和具体矛盾最小化了。
四、南斯拉夫的贡献
1.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一般东欧模式有差别。这里我将只谈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最重要部分：即所谓的实践派，由共享一些基本理论和政治取向但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存在争议的一群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注]《实践》杂志的南斯拉夫版本从1964年到1975年出版，国际版从1965年到1974年，大量描述这个学派的历史信息的是格尔森·舍尔的《实践》(G. S. Sher,Praxis, London1977)：本书收集了实践派理论家以各种西方语言发表的文章和论文;Reuolutionare Praxis, ed. by G. Petrovic, (Freiburg 1969), Etatisme et autogestion, ed. by R. Supek, (Paris 1973); Praxis, ed, by M. Markovic and G. Petrovic, (Boston 1979)。他们与政党领导阶层和官方学说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矛盾的和不稳定的，但是与科拉科夫斯基描述的“双重束缚”不同。自上而下的改革足以创造以其自身的原则为名抗议政权的空间。这种情况明显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一方面，半正统的异端的独特地位及存在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使得南斯拉夫反对派可以发挥作用，这在苏联统治领域内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其产生国际影响的基础。但是与一种非正统的共产主义制度之间批判性共生关系——不能排除与领导阶层的尖锐矛盾——在理论的假设上被断定，这种理论的假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间似乎越来越不确定。它们迄今为止阻止了南斯拉夫反对派——或者至少是其更典型的代表——使沿着上述线索进行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激进化。(参见本文第二部分)。
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决裂是斯大林试图使独立的革命一致化的结果；“南斯拉夫模式”产生于受困的领导阶层加强其社会基础的尝试。有限的但真正的让步是为了动员大众，这种策略的最重要方面是使确定的自治形式制度化。这结果是持续的并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模式的严重偏离，但是官方学说颠倒了事实。历史的现实是斯大林主义政党已经进行了一场关于自身的革命，并因此尝试了一种局部的和可控的民主来回应巨大的外部威胁，这个例外的事态被解释为重新发现对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传统且普遍有效的指导方针。“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构想。同样，苏联模式社会表现为大规模的历史反常而非新的社会形态。尽管如“官僚专制”和“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标签被临时应用于宣传而非理论的目的，但必会获胜的观点属于一种扭曲的或反常的社会主义。然而替代方案可以迅速转变，它们仍旧被归结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传统二分之下。
今年51岁的冯新云是七师一三○团育才路社区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患有乳腺癌，曾动过两次手术，可她硬是坚强地挺了过来，在社区不但担任了楼栋长，还担任了志愿者。在忙碌之余，她总会骑着一辆三轮车带着88岁的老母亲出来散心，走一段路就停下来歇歇，给老人整整鞋子、揪揪衣服，摸摸老人的头，让母亲心情舒畅。
《伤逝》描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感情，全局充满着诗意。《一抹夕阳》是《伤逝》中“夏”的歌曲，描写的是新婚后，丈夫涓生工作还未回家，妻子子君站在窗前，看着夕阳西下的场景，抒发出自己的内心复杂情感，虽然这个时候的子君已经走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与自己的爱人生活在一块，虽然周围的社会还对她的抗争行为做出敌对的状态，她的精神被被周围的社会所压抑，但是她对爱情还是充满了憧憬，对未来的生活还是有期待，美好的爱情、幸福的生活都让她有着坚定的信心。这一首歌曲把子君的天真、烂漫、坚韧都一一的表现出来。
南斯拉夫的批评者集中在这种观点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注]对南斯拉夫模式的最直白和最激进的批判，参见哥鲁波维奇的文章“社会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Leridees socialistes et la realite)，《民族主义和自我管理》(Etatisme et autogestion)pp.323-360。他们勉强去探索第三条这一点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还原论：不是政治领域的工具主义概念引发了对民主的彻底否定，而是将自律等同于异化状态造成了对民主的否定。[注]参见A.克雷西奇(A.Kresic)的文章《政治和人类共同体》(politique et communaute humaine，in Etatisme et autogestion, pp. 85-116).与之相似，马尔科维奇以政治异化的国家定义了政治学的韦伯主义形象。然而，这个观点还没有被南斯拉夫反对派一致接受；尤其参见久里奇(Mihailo Djuric)的文章《政治人》(Homo politicus, in Praxis, ed. Markovic/Petrovic, pp. 101-120)，这里“政治的人”被援用来矫正工艺人(homo faber)和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异化的克服有望将政治引入一种更一般的“人类共同体的自我活动”。[A.克雷西奇(A.Kresic)]
如果自治被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官僚制就是实现自治的主要障碍。尽管“被官僚制地扭曲的社会主义”这个标签未被实践派全部接受，但它传达了比任何其他定义更普遍的趋势。南斯拉夫对官僚制的讨论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各种动机：官僚制是对人的个体和社会存在之间分裂的一种表达(青年马克思)；是雇佣劳动的一种形式和普遍物化的一个部分(卢卡奇)；是以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剥削为基础的(托洛茨基)。在其更明确的后革命形式中，官僚症状明显是新社会冲突的一个来源，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从这一点看，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区别既表现为官僚化程度上的差异，也表现为官僚化性质上的差异，因为南斯拉夫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表达利益和需要，这在其他地方是被全面禁止的。
此外,不同于传统的时域和频域特征,本文引入一种模仿人类视听觉特性的显著性特征。这种特征是通过提取听觉谱图的显著图成分作为特征参数得到的。其特征计算模型如图2所示。
强调领导阶层和反对派之间的局部共识并不意味着这种共识持续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采取的反对实践派的压制性措施是一场持久冲突的表现，这场冲突的转折点或许可以标注在1965年。那年的经济改革，作为进一步的权力分散措施正式被提出，实践派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做法批判为一种倒退，它代替了自治向更高级的政治层面的扩大。对于他们来说，对市场的作用的新近强调更多是由经济主义的具体意识形态，而不是由经济合理性的抽象原则所激发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功，在人类学层面上的特点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伪社会主义版本，在政治层面上的特点是主张商品生产的自由发展，需要进行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同时一些批判者将其与南斯拉夫社会的技术统治论原理联系在一起，其他人则更加深入并且诊断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试图模仿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趋势的再度觉醒似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如果南斯拉夫反对派的政治理念至少可通约为更温和的政党的修正主义的话，那么对其哲学原则的疑问就会更加深入。对于实践派来说，哲学思想的自主性不意味着放弃政治，而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必要前提。对哲学的基础的坚持是对政党学说矛盾性的一种逻辑反应。对苏联模式的第一次官方批判以一种表面上激进的语言来表达，唯有当一种生活方式(modus vivendi)稳定时才能缓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则采取了一条更为谨慎的路线。哲学保守主义和政治投机主义的这种混合对于更激进的批判者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接受的。实践派理论家以一个更连贯的计划名义攻击它，这个计划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目的与马克思哲学的人道主义基础连接起来。在这种意义上，如上所述，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因系统的人类学思想太有限而对其加以拒斥，但他们的主要努力仍旧是人类学流派的一部分。
下面，我将讨论马尔科维奇的实践概念及其含义，尽管这并不能体现实践派的共同设想——不存在这种共识——这能够说明南斯拉夫研究人类学问题的方法与东欧到处流行的观点之间的差异。
首先，马尔科维奇将作为自我实现的规范性的实践概念既区别于实践的认识论概念(改造对象的活动)，也区别于劳动和物质生产的概念(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注]参见马尔科维奇为《实践》杂志写的《导言》，在他的实践哲学的各个方面，也在他的著作《从富裕到实践》(From Affluence to Praxis，Ann Arbor1974)，以及《当代的马克思》(The Contemporary Marx，Spokesman Books 1974)。应该注意到实践派的其他哲学家已经采取了对于人性或人的本质概念更为批判的立场，提倡对于马克思的一种更加现象学的解读；尤其参见彼得洛维奇和坎格尔加的作品。第二点尤为重要：它蕴含着与生产范式的区别，因此也与其对后革命社会的可能性应用有区别。消除了这一困难，实践概念就变成了对于有表现力的和规范的行动的一种综合。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的规范。作为人性的一个规范性概念，它“以某种基本的人的能力为先决条件，这种能力对人性来说是必要的决定性条件，以潜在的素质的形式存在于每个正常人身上”[注]Praxis.。因为它意味着某种决定因素的选择性强调，它不排除对于一种描述性的和综合性的人性概念的需求(包括其更深的方面和“否定性运用”)。人的价值概念一定要适应事实基础，如被描述性的概念所证明的；就为可评估性选择本身的辩护而言，马尔科维奇并不是很明确，但是似乎涉及了民主共识的条件以及那些哲学传统。
一个人性的规范性概念明显与政治反对派意气相投，政治反对派将既定的秩序贬低为一种基本合理的计划的不足和扭曲。基本价值的归入有助于强调它们的普遍性和削弱社会障碍与历史选择的重要性。相反，捷克和匈牙利1968年前的反对派的有限的乐观主义与更复杂的人类学模式有关。在乔治·马尔库什重建马克思的人类学中，解放的计划不是来自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而是人的本质概念与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理解之间的同质性和不可分性。它表示历史形象的人类学内容不断发展。解释的和可评价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在人性的规范性概念中更为复杂。同样也可以这样评价科西克关于人的本体论：他的实践概念不是纯粹规范性的；它指代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网络，而非是人类个体本身的潜在应用，而且它涉及社会历史现实与文化价值之间已经分化的和不断变化的关系。实践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解释的视野，不是一个规范。
马尔科维奇援引了下述关于人的基本能力的例子，人的能力一定包含在人的价值概念中：感性的自由发展；理性，即“分析情景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想象，“人的超越……给定性限制的能力”。交往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协调利益的能力；评价和选择的能力；发展一种批判的自我意识的能力。[注]Praxis.除选择的直觉特征之外，这个观点在更重要的方面是不确定的：所有这些能力在它们愿意接受自律的或受支配的发展的意义上是矛盾的。它们就事实本身而言都包含在某种统治制度之下。
3.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而言，最令人关注的脱离实践派的一般形式的是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c)的国家主义理论。[7]其出发点是重新解释20年代末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从中产生的社会政权。斯托扬诺维奇将这个过程定义为“国家主义革命”并将结局称为国家主义，也就是新形式的阶级社会，新形式的阶级社会由这样一个阶级所控制，其经济特权依赖于政治权力而不是正好相反。生产关系的核心成分是共同的阶级财产，共同的阶级财产不同于私有财产，也不同于生产资料的真正社会占有。国家机器将其权力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此将自身转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适用于一种新的合法性角色。新形式的压迫和剥削被隐藏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神话”的背后。事实上，国家主义是社会机构的后资本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形式：在其意识形态的自我展示中，它表现为唯一合法的社会主义模式。
尽管苏联走向国家主义的道路是最清晰和最具历史意义的例子，但转变的其他形式以及制度的更灵活的变种是可能的。反殖民主义革命在许多情况下带来了国家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各方面都与苏联模式不一致。斯托扬诺维奇甚至考虑了这种假说，即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更适合被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在两种机构原则联合的意义上——可能发展为国家主义的一种自由民主形式。至于苏联模式本身，他想象了两种可能的解决其“政治统治”结构的当下危机的方案：技术专家统治的和军国主义的。
这个理论最令人信服的部分是讨伐“畸形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不难说明统治机器的权力超过了寄生或扭曲的界限，但是国家主义的概念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合并了最初属于不同语境的两个范畴。阶级理论——至少就其概念的严谨性和经验丰富的版本而言——以二分的阶级关系为前提，换句话说：阶级只存在于它们的具有冲突的阶级关系中，关系的复杂性在结构上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同。在一种新社会形态的理想中不存在什么天生荒谬的东西可以使对立的两级之间的差别相对化——阶级与阶级的对立、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但是明显需要一种深远的概念重构。阶级与国家的定义上的等同是本末倒置，而且，这种重要性的结构性转变也禁不住会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维度。对“国家主义的神话”的描述至少暗示了意识形态的转型及其作用，但是斯托扬诺维奇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个主题。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主义的概念过早关闭了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批判视野。其对于一种更详细的结构分析的不适当性似乎被斯托扬诺维奇自己的观点的一般推进所确认。虽然制度的内在机制只是非常粗略地被概括出来，但其文化先祖——尤其是“集权的-贫穷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前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克政党为例——被更广泛地讨论。
[参 考 文 献]
[1] Agnes Heller.Das Alltagsleen[M].Frankfurt, 1978:51.
[2] Agnes Heller.Renaissance Man[M]. London,1978;Robert Kalivada.Husitska ideologie[M].Prague 1976.
[3]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三卷)[M].侯一麟，张玲霞，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448-450.
[4] L Kolakowski.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M].Munchen,1960:15.
[5] L Kolakowski.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Truth[M].Marxism and Beyond,London,1969:59-87.
[6] L Kolakowski.Hope and Hopelessness[M]. Survey,1971:37-52.
[7] S Stojanovic.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M].New York，1973.Geschichte und Parteibeurisstsein,(Munchen1978).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4-0013-21
① 本文来源：Johann P. Arnason，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of Critical Marxism in Eastern Europe(Part One),Thesis Eleven, v4 n1 (2/1982): 68-95。本文是对东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部分研究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集中探讨布拉格之春、布达佩斯学派和新列宁主义的思想语境以及传统中倒置的列宁主义的(巴罗，等等)印记。——中译者注
[收稿日期]2019-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理论在东欧的发展与演变研究”(17CKS025)
[作者简介]约翰·P.安纳森(Johann P. Arnason)(1940-)，男，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的社会学名誉教授，布拉格查理斯大学客座教授。
[译者简介]杜红艳(1983-)，女，黑龙江林甸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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