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名政治家，孙中山从多个维度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形成了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以辛亥革命的方式促进了中国社会文明的转型。他的哲学理论以进化论和生元说为主线，在宇宙观方面大力引进自然科学，并使知行观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他在论证革命合理性的同时，还主张发挥精神的力量。在西方文化的入侵下，这些蕴含精神能力的哲学思想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他的哲学思想是对当时的各种精神加以提炼、升华和概括，这既是他对革命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时代的回应。他宽广的世界观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反映了近代的超前意识，对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辛亥革命；自然观；认识论
1 发动辛亥革命促成文明转型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的引领下发动的一次武装革命，形式上完成了封建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型。这是孙中山等人自救意识下的行动，其目的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他摒弃了封建制度，深刻洞察时代的发展趋势，加强对西方国家治国理念的多重认知。他走上了一条彻底的民主革命路径，他希望锻造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重新延续中华文明。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进程上的一座伟大丰碑，与传统革命的改朝换代完全不同，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变得具有普遍性。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解决了中国几百年之内的满汉矛盾，使汉族恢复了中国的主体民族地位，摆脱了少数民族在精神上所施与的压迫，这对于中国近代的中华民族复兴有着积极的影响。可见，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成为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无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来看，还是从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斗争性质来看，辛亥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为中国文明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也为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夯实了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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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立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增强基层工作的可操作性。地方性政策的制定要建立在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要对环保工作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明确和规范责任，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经济政策。开发研究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的技术支撑体系。增强规章刚性，全力提高环境执法权威。强化执法责任，建立健全环境执法机制，转变执法指导思想，树立全新环境执法理念，夯实执法基础，有效提升环境执法水平。为环境执法提供依据和政策支持。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传统社会的旧秩序，而且在于提出了许多民主共和国的建设思想。这些全新的建国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言，有着全新的时代意义。辛亥革命将破坏作为手段，将建设作为最终的目的。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以民主共和为政治制度，以五权宪法为治国原则，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近代国家基本结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则彻底颠覆了几千年君主专制下形成的“家天下”性质，使国民作为主体有了相应的权利。孙中山提倡官员的“公仆”意识，要求革命党人立志于“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扭转国民对于官员作风以及国家廉政制度的理解。这不仅抨击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腐败现象，而且彰显了近代政治的基本特质。虽然辛亥革命附带的这些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但是它仍是我们现代人努力的方向。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孙中山相比，都缺乏这种宏观的战略，停留在空泛的政治理念上，对国家建设的论述较少。孙中山的这种前瞻性思维不仅主张政治秩序的重建，还主张大力发展经济。辛亥革命附带的建设思想是全面而又超前的。围绕辛亥革命而提出的全新建设理念，对于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都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辛亥革命促使中国近代社会由沉沦转为上升。辛亥革命和建立民国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社会的标志。封建转变为半封建，中国脱离了一半的封建性质，也体现出了社会发展的进步。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主体意识的苏醒，反侵略风潮也促进了人的主体性精神的觉醒。民国建立以后，广大民众不再像以前一样麻木不仁，特别是汉族的知识青年，已经快速唤醒自身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袁世凯复辟的结果更加能够证明，辛亥革命掀起的自救意识和自主精神，使得广大民众不会再向满族皇族跪拜，也不会向汉族的封建残余势力俯首称臣。辛亥革命使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活力凝聚起来，使民众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大。辛亥革命以后思想界还出现了异常活跃的状态，这种历史上少见的百家争鸣时期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动荡激发了人们不断从各个角度探索救国的方略，军阀割据势力下的统治者也难以进行思想掌控，这就给多种思潮的传播或引进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这也是后来中国人能够快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的重要前提。可见，辛亥革命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先导，进行了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加速了民众思想的解放。这种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两个重心：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理念；引进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行探讨。
在知行关系上，孙中山重视行的作用，并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行，行先于知。这种知行观是具有革命内涵的，还充满了认识论的辩证法。从总体上看，他的知行观大大超出了中国古代认识论的水平。他所提出的“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旨在说明知和行之间转化和获得。这使得孙中山的知行观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缺陷，从而更加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这样的观点已经接近了“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将行易知难的哲学观点应用到革命实践中去，鼓励革命党人勇于同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斗争，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他所革新的知行观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发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认识工具的作用。
2 将自然科学创造性地转化为自然观
近代自然科学以其原始形态即未经哲学提炼的科学事实，作为重要依据填充在孙中山的哲学体系中，特别是填充在孙中山的自然观中。从思想渊源上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游学海外，于泰西之……天文舆地之学，格致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系统学习自然科学的教养高于同时代人。他是受过近代科学正规训练的医生，所学到的自然科学和相对流行的西方文化知识远远超越同时代人。由于科学认知上的差别，孙中山没有像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那样，认为脑即电、电即脑，也没有把“不忍人之心”“心力”等当做宇宙的本体。他将“以太”作为世界的本原，使自然科学唯物论更突出，相比谭嗣同的“以太”少了一些神秘性和玄学性。他的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与其他同时代人相比，是最彻底的，包含科学成分是最多的。
孙中山以自身的社会实践作为其哲学观点和认识论的直接源泉。丰富的革命斗争不断地提供实践的素材，革命的反复失败，迫使他深入思考、探索，并做出分析和解答。例如，他的知行学说就是基于自己革命实践上的理论总结。在哲学中，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和科学实验通常被称为实践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孙中山的知和行大致包含了这三种内容，他的知行观是接近实践的，但还没有达到社会实践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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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自然观中自觉地引入西方各种理论，不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还进一步提升了国人的自觉性和哲学认知。他以自身曾作为医生的工作经验为背景，论证了“生元”的存在，构建了自身的科技哲学。“生元有知”的观点说明了孙中山既没有科学地认识细胞的性质，又没有正确认识到精神和意识的本质。他还没有明确精神、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且意识自产生起就是社会的产物。孙中山的“生元有知”是有理论缺陷的，但生元说的最终目的是使孙中山依照进化的路程，发挥作为社会的生元——人的能动性。生元说与进化论是一脉相连的。对于孙中山而言，进化论科学地论证了世界诞生到形成人类这一极终目的理论。如果用现代的标准来评析孙中山的进化论，也许会有人会觉得这个学说略显粗糙，但孙中山是希望用科学理论的进化论来解释万物的发展历史。他的进化论极具综合性，融合了生物学、医学、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他坚信截止到生物进化时期，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是适用的，但人类进化的原则却是不适用的。他认为人类进化遵循的原则是相互扶持，人类进化的最终目的是天下为公。
孙中山认识论的核心是知行观，极大地超越了维新派的认识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是孙中山知行观的基本理论，这对于革命党人重革命视理论、勇于投身革命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他将“先有言论，后有事实”颠倒过来，论述为“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1]265；将“先知后行”[2]颠倒过来，论述为“行先知后”；将“知是行之始”颠倒过来，论述为“以行而求知”[3]199；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颠倒过来，论述为用“实行”检验“是非”，将“知易行难”颠倒过来，更正为行易知难等。通过这些认识论上的革命可知，孙中山的认识论虽然也有一些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因子，但是大体都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
3 结合革命实践开拓性地完善认识论
19世纪的“自然科学本身也因为说明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部门(力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之间的联系，而由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化，又转化成了唯物论的认识体系。”这就使孙中山直接从自身学习的自然科学的经验事实中，对宇宙现象做出哲学的说明。同时，孙中山也继承了一些中国古典哲学。例如，在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问题上，他吸收了传统气本论的说法——“气”在先，并把“太极”这个物质概念作为宇宙的本原；在论证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上，他认为这二者是“体”和“用”的关系，诸如此类。从根本上说，孙中山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与康有为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后者是以自然科学知识牵强附会地来适应、填充古典哲学，前者则是以自然科学为内容，而仅仅带有传统的哲学术语和形式。孙中山的自然观和认识论与康有为、谭嗣同和章太炎等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有着明显的界限，它是直观的、经验的。任何哲学都会划清出一条主要的界线，以此来抵制那些与自身观点相反倾向的意识形态概念，即哲学派系通过划分界线来保护自己不受其他派系的攻击。孙中山哲学就是同封建哲学有着明显不同的资产阶级哲学，要与腐朽的旧思想决裂，不允许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侵蚀他的哲学领地。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整个民主革命事业而言意义重大。它与20世纪初期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民主革命相融合，共同成为时代的潮流。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外来侵略势力和殖民体系，推翻了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清政府的统治，使帝国主义在中国这块最大的半殖民地上的侵略利益和统治力度受到了重创。孙中山在中国掀起的辛亥革命也对亚洲其他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民主运动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和鼓舞作用。孙中山还和其他革命党人一起支持和援助亚洲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例如越南、朝鲜、菲律宾等国，给予了精神上的鼓励。他的革命思想、“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天下为公以及世界大同等重要思想，对亚洲的其他各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的努力和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哲学上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在自然观上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吸收和消化，他们都很爱研究自然观。孙中山把这种吸收和消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哲学超越了古典范围。同时，这种吸收和消化没有超出直观的范围，包括孙中山在内，真正的理论思辨和哲学概括是极为不够的。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单体工程量较小、分布较为分散，增加了建设管理难度，特别是工程建设机械都要从农村农田中经过，工程进场道路不具备，农村河网密集，很多建设机械、建筑材料都要通过水路翻运，大大增加了施工成本。田间灌溉闸、防渗渠均建在农户庄稼中，与农民存在较大的矛盾协调工作。
在认识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上，世界是可知的，这是孙中山不停地进行哲学反思而得出的最终结论。认识到底是怎么样感知世界的呢？人类不断发展的认识决定了人类所要认识的宇宙必定是无限的，即使有有限性也只是暂时的、认识能力受到阻碍的结果。因此，认识的性质就形成了宇宙的无限。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提升，认识的范围随之不断扩张，对于认识自身而言，永远不能给自己设定界限。孙中山认为，不断进化的物质、“宇宙事物”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和范围，肯定整个宇宙都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他坚持了可知论。在此前提之上，孙中山认为，世界是可知的，能够被探索，人的认识可以认识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他进而论述道：“宇宙之范围，皆为智之范围，故能知过去未来者，亦谓之智。”[1]17宇宙的范围就是认识的范围，认识的范围是无限的，宇宙的无限性也就决定了认识无限性。人们对于无限的宇宙和宇宙中的各种事物都是可以知的，即使现在还不能知，随着科学的进步发展，也会为人所知。他又指出，人的主观认识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这样才能头脑灵活，“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锢。是以智之反面，则为蠢、为愚[1]17。可见，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如果停止探索，人类就会失去进步，变得为蠢为愚。总之，孙中山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这和他的进化论观点是一致的。他还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知的，“凡遇一事，以我之聪明，我之见识，能明白了解”[1]17。孙中山还认为，人的精神和认识是进化的物质的产物，认识要与“事实相符合”，因为认识就是人们通过大脑对于“宇宙事物”及其道理的反映。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决定了孙中山的认识论属于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冲破了古代地主阶级的唯物主义范畴。孙中山从哲学的观点出发，试图让人们用各种科学观察和实验更好地认识世界，并且可以通过革命斗争和其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来取得社会历史的知识。他坚信，任何理论和学说的形成都是由两种方法得来的：“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1]17。因此，他从哲学的高度出发，用现实和历史来考察和研究社会问题，鼓励人们用哲学思维来思考社会问题，共同复兴中国梦。
孙中山还明确指出，认识的目的在于“别是非”[3]259“合乎道”[1]17。只有认识到了事物的正确与否，才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他认为：“军人之智在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1]17，又指出：“是非之别，即在合乎道不合乎道”[1]19。这里虽然说的是军人的认识目的，但对于整个人类也是适用的。他承认人的认识要能够认识事物的规律，并以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作为判断的依据。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是坚持了反映论的最基本的观点。
孙中山的认识论与西方的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相比，更有自身的时代性。它虽然包含了机械论的因素，但不属于强调以力学为基础的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范畴，而是包含了19世纪流行的科学进化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它虽然也具有一些直观性的因素，但是大体上已经摆脱了17世纪唯物论所特有的脱离革命斗争、脱离实践的直观性，用知行观中的行来突出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作用。他将认识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认识武器，彰显了认识论所含有的革命实践的特点，充分显示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的认识论虽然也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部分，但大体摆脱了将认识当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的束缚，并且大力提倡“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认识途径、“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的认识方法。他将“用观察即科学”的方法与“用判断即哲学”的方法相结合、将“经验”提升为“科学真知”、并主张在行的过程中把“学理做成事实”、将“真知特识”和革命理论转变为世界进化的力量。他认为行是“知对不对的证明”，随着行的发展要“打破旧观念、旧思想，发生新观念、新思想”[1]55。这些观点说明了孙中山的知行观包含了近代流行的进化论思想，含有大量辩证法因素，脱离了机械唯物论的束缚。从中国和世界哲学的发展来看，孙中山的知行观产生在动荡变化时期，无暇形成严密完整的体系。但就理论价值本身来看，不仅将近代的认识论推向巅峰，且凸显了革命实践的特征以及当时的自然科学上的新成果。总体而言，孙中山的哲学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所少见的。孙中山哲学是在中国比较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这也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由本土的、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向国外的、现代的、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发展的必经阶段和环节。
从整体上考察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体系，它既不是唯心主义的范畴，又区别于欧洲资产阶级机械唯物论，它更有中国近代的时代特色。虽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很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并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无论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还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吸收，都缺乏哲学应有的深度和高度。由于缺乏哲学上的思辨性和深刻性，它就达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传入奠定了基础，也为唯物主义哲学进入中国提供了理论的铺垫。他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进化论和生元说，使其整体思想呈现出融会贯通的特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孙中山的哲学观点超越了传统旧哲学，成为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中的里程碑。他的哲学思想是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的，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一股清新之风，也使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占据了独特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TheUniqueHistoricalPositionofSunSunyat-sen’sPhilosophicalthought
CHEN Yao1, HU Huilian2
(1. School of Marxism，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01, China； 2. Institute of Business Economics，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As a statesman, Sun yat-sen advanced China from many dimensions, forming a huge philosophical thought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 civilization in the way of 1911 Revolution. His philosophy theory was based on the idea of evolution and the idea of Shenyuan, introducing natural science to cosmology so as to make the concept of Zhixing close to the level of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ic epistemology. He demonstrat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volution，but also advocated the use of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Under the invasion of various western cultures, th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with spiritual power showed tenacious vitality. His philosophy was the refining, sublim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spirits of his age, which was not only his summary of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but also his response to the era. His broad world view and the unique way of thinking reflected the advanced modern consciousness, which made his philosophical theory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Sun yat-sen; Revolution of 1911; view of nature; epistemology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562(2019)02-0071-04
收稿日期：2018-07-02；
修回日期：2019-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15CZJ008)； 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JD2017002)
作者简介：陈尧(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哲学。
(责任编辑：黄容)
标签：辛亥革命论文; 认识论论文; 哲学论文; 中国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15CZJ008)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JD2017002)论文; 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术理论研究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