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上古三代时期，逐步建立“国家组织”形式。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商代国家机器凡事先“占卜”，让鬼神与莫名的力量做决定。西周总结商朝丧国的经验教训，并考虑到西周刚刚建立的实际和社会稳定的需求，当然西周人也不会超越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在神秘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就会不自觉地反映出周人的礼仪思想和特殊心理，产生崭新的“德治”新思维、新方法、新宗教观，进而设计出以“德治”为最高统摄的“礼乐制度”。这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巨变，是社会精神意志的创新，是社会意识在历史变革下的换血，也是国家管理层面上的进步。
从西周出土的青铜器中，特别是具有特别用途的祭器中发现，贯穿西周13位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不再出现让“神”决定一切的内容，而是紧密地围绕着赞美天佑、颂扬美德、军功记事、分封田亩、世代历史、先王训政等，这是一种“大转折”，将社会注意力从“以神为旨、为纲”转向“以人为本”。期间大量的金文内容涉及“德治”。文章着力探讨西周时期的文物中如何体现“德治”思想，如何将“德治”思想从认识层面、制度层面、风俗层面、宗教层面贯穿整个西周王朝的社会生活。西周统治者将“天命”和“德治”作为国家基石，是弥合和解决不同社会阶层和部族对普世宗教的需要，其内核就是将高高在上的统治意志，通过宗教思想和宗教心理的建立，向社会全面推进，其外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推进阻力，这也是一种主动的顺势推广，是由点到面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以“血缘宗亲”“信仰崇拜”为社会架构制度和人际关系的社会模式
关键词：西周青铜器；“德治”；宗教功能；政治
周人的兴起赋予了“天”明确的道德内涵，周人强调的“德配天地”，成为当时社会对“天”的新解。周人重视鬼神，也重视祖先，使得“上帝”“天”“神鬼”具有更多的社会和道德内涵，改变了殷人“先鬼而后礼”的政治制度。周人需进一步扩展和稳定自己的宗教观来强化统治，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表明，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天命”“德治”是西周王朝“顺势治国”的基石，亦可以称为“天”顺应“人”的需求。在王朝更迭的过程中，周人将人的“一元神崇拜”转化成“二元崇拜”，把上帝和先祖分离，各司其职，此举名正言顺地推进了王朝“革命”。西周宗周钟铭文“我唯司配皇天”就是一个例证。在周人的眼中，“天”走出宗教藩篱，进一步顺应“人”的需求，可以“奖善罚恶”“举义伐无道”，周人通过新的“宗教观念”重塑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神鬼思想。
阿袁在小说中也塑造了很多未婚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她们未婚，也许是情感无处可依，不想那么轻易地把自己嫁出去，如《汤梨的革命》中“标榜单身主义”的郝梅，虽然外在给人以单身主义的姿态，可是还是要用心想着给自己找个依托，甚至“三月份的时候，还去见了一个新鳏夫”，所谓“不婚”也不过是怕别人知道自己这么急切相亲之后给自己的自尊找一个台阶下。《汤梨的革命》中哲学系老师陈青则是个爱情悲观主义者，但一直独身的陈青在生活中却并不是没有男人的穿插也并不拒绝爱情的点缀，她“穿着华丽的内衣，一边抽着烟，一边谈哲学”的姿态一度倾醉了很多男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姿色衰老后，她的内心不免生出一种无处可依的悲凉。
“德治”是西周王朝的治国基石，其可调和人际关系，特别是宗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政治关系。“德治”是一股动态的意识流，这是一种华丽丽的“顶端设计”，在“上层建筑”的大力鼓动下，流遍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统一起来即：在王敬天、治国、御民讲“德”，在臣敬上、作则、处世讲“德”，在民守本、务实、生活讲“德”。为了适应各个阶层，“德”变得面目不清，于是最高设计者在“德”这个字中，加入了宗教的成分，让其不要太过接近世俗，能够呈现出一种被世俗敬畏和崇拜的状态。
此外，我们还积极地推动教育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我们一向重视向西方学习，例如教材中引用了杜威的许多观点，但我们在引用西方教育思想的时候，会努力将适合我们的东西吸收进来，尽量把它纳入到本土化的思想体系当中，这也就是中国化。当然，我们在运用西方东西的时候也比较谨慎，竭力避免标新立异，含糊不清，把读者搞糊涂了。与此同时，我们很注重传承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其陈旧糟粕的一面，亦有其睿智、博通、恒久、能顺应潮流的一面，我们应当重新解读、弘扬与振兴中国文化。
1 西周的背景
商人的“天”是其先祖，商人也有“德”，不过这里的“德”是一种使统治者享有四方、统御万民的“工具”。周人提出“天命”是无常的，也不是谁家的，适时提出“敬德保民”，此处的“德”是能得到“天命”的“德”，是将“天命”视为自然普世的大道理，只有“有德”才能得到天的保佑。周人的“德”赢得了“天”的眷顾。
阳泉市相当一部分水井穿过煤系地层，开采奥陶系岩溶水，煤矿开采产生的矿坑水就会通过上述废弃污染井下渗，造成岩溶水的污染。娘子关泉域岩溶水硫酸盐、总硬度、TDS等超标以及一些重金属含量的增高，其原因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武王克商”后面临“江山逆取而顺守之”的历史考验。周人绝然不想“重蹈覆辙”，于是一方面以“天命”无常这种自然的理性主义作为西周合法性的宣传工具，彰显自己奉“天命”的合理继承权。在对内的意识形态上发起“德治”，导民向礼，这种通过语言、仪式、精神信仰的渗透，将宗教分层导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捋顺国家的各个阶层，深化社会变革，促成西周初期社会的大转型，所以古人云“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1.1 商朝和西周“德治”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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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德：升也。从彳㥁聲。”甲骨文和金文例证“”，左一（甲2304）、左二（乙907）商的甲骨文、左三（德方鼎…西周早期）、左四（望师鼎…西周中期）、左五（季嬴酃德盘…西周中期）五例“德”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经证明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德”的观念和社会认知。在甲骨文中“德”与“得”字是一样的，《说文解字》：“得，行有所得也。”“得”字古文由“彳”“贝”“又”三部分组成（《京都》2113。参见《汉语大字典》第828页）。“彳”象征道路或十字路口，“贝”即商周时期的货币，十贝为一朋，也叫朋贝，“又”即手，意谓商人最擅长做生意，赚钱后持货币（贝）而归，行有所获。“得”与“失”相对应，《易经·坤》：“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得朋”即卖货得币；“丧朋”即以币买货。
商朝的甲骨文上就有“德”，这个“德”字有两重含义：一是对外征战，俘获了敌人，用弓弦束缚其首，放到神明面前祭祀；二是外出经商，将剩余商品卖出去，获得货币以归。尤以上述第一种含义更加切于本义。西周“德”字在商代“德”字的基础上增加“心”字符。因为“德”即“得”，“不失”亦“得”。只要施以小恩小惠，使奴隶不逃亡，亦“得”也。西周的“德”字反映了当时统治思想的一次超越，这种创新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商人专任武力刑罚方针的一次修正，是当时推行怀柔政策的真意。周人“德治”思想意识是西周奴隶制国家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商人则更加完善。
周人曾被商人统治，后周人灭商，周的统治者针对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总结出了“天”不能无条件、无原则地保佑一个王朝。在周人的理性中，“天”是中性、无欲、不偏袒的，只有尽力赢得“天”的认同，才是王朝延续的根本路径。这明显优于商人视“天”为先祖神的思想意识。《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尚书·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以上的“德”是属于“礼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因此，它也用来维护尊卑贵贱，是巩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
图1 大盂鼎全形拓
1.2 西周“德治”的多样性
关于“德治”中“德”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为此有一例证，青铜器师□鼎铭可谓西周铜器提到“德”的典型，铭曰：“王曰：师□，汝克荩乃身，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逊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唯余小子肇淑先王德……天子亦弗忘公上父胡德……丕自作，小子夙夕尃由先祖烈德，用臣皇辟……伯亦克歀由先祖□，孙子，一□皇辟懿德，用保王身。□敢厘王，俾天子万年，□□伯太师武，臣保天子，用厥烈祖介德……”全篇铭文197字，有七处提到“德”，对“德”的提法有“孔德”“安德”“胡德”“烈德”“懿德”“美德”“介德”。其中“伯亦克歀由先祖□，孙子，一□皇辟懿德，用保王身。□敢厘王，俾天子万年，□□伯太师武，臣保天子，用厥烈祖介德”，仔细推敲发现，“孔德”是特别伟大的“德”，“安德”是顺善的“德”，“胡德”是如泰山之“德”，“烈德”“懿德”“美德”“介德”是成为后世榜样，像遗产一样的“德”。除这些“德”外，在一些铜器铭文中还有“敬德”“正德”“难德”“秉德”“明德”“首德”“哲德”等。《礼记·祭统》所云：“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
西周是地处商朝统治下“西域”的一个方国。周人是商王朝边疆的“屏藩”，用来抵御外族的入侵和骚扰。周人吃苦耐劳、勤奋努力，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到了商末，周文王姬昌将邦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实力大增，但“革命”的实力尚不足。此处的“革命”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古人“受命于天”，要想“革命”必须在宗教层面上将信仰转移或者“除旧布新”，才可重建新的“宗教体系”，以满足政治需求，适应人民在巨大变革后的思想和心理需要。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决定讨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被“镌刻”在利簋内底部。当时商朝的主力正与东夷作战，朝歌空虚，只能临时调用奴隶作战。加上周人遇到饥馑，向商统治者“复仇”的意向强烈，诸多因素的结合，使得商的“百年基业”毁于周人的“几日之攻”。
2 分析西周倡导“德治”的原因
“天命”和“德治”在古籍和铜器铭文上有大量出现，但因先秦典籍多有删改、流转，不甚严谨，而青铜器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强。例如：大盂鼎铭“不（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师克盨铭“丕显文武，膺受大（天）命，匍有四方”（图1）。其中提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得到了“天命”的庇佑（选择），统御四方的土地和人民（权利）。强调了周人统治天下，是“上天”看在周人“有德”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和意志，这时候周王可称得上“天子”，将西周的“革命”“德治”合法化，这和商纣王直到最后还单方面相信那个和祖先一体的“天命”，会恒久不变地支持商人的“德”，庇佑其手中的权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先秦的古籍中也有体现“天命”“德治”的思想，这和青铜器铭文中的“天命”“德治”呼应为证。如《尚书·盘庚篇》：“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尚书·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3 西周社会的进步性
3.1 西周社会对于“德治”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是实现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青年职工更是企业发展的院前，是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下，如何加强和改进青年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稳定青年职工队伍，使青年员工立足本岗位、争先创优、爱岗敬业，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当前形势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西周重要的青铜器史墙盘来看周人对“德治”的认识。史墙盘内底部铸刻有18行铭文，共计284字，内容为微氏家族曾任史官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侍奉西周七代王而作的一份美颂，记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的家世（图2）。铭文前半部分记述了六代周王的伟大事迹，后半部分是墙叙述其家族的功业，最后强调只有君臣修睦的“德”，才可以获得“天命”的垂青。这就强调“德”也有层次的划分，王要有“德”，臣公要有“德”，相辅相成，才可以长佑西周王业和家族的兴旺。统治阶级认可“德治”的重心是上下一致的“合德”，并作为国家主线，要求在坚持对王效忠的同时，增强伦理教育以确保西周王朝的稳固。
图2 史墙盘铭文拓片
西周初期对于“德”的认识看似比较单一。其后在外部威胁和内部威胁两相作用下，催生将“立嫡长子”“庙数”“宗族婚姻”纳入到“德”的体系中，以更好地加强社会的稳定性，使得西周的天子真正成为“天”的继承者，成为诸多部落、邦国共侍的宗主。不断扩大“德”的含义和内容，可以增强认同感，使得内部斗争处于可控范围。西周在祭祀中增加了“器以藏礼”的重要内容，青铜器的使用“普及”在宗族内部和外部。而对于民“德”，统治者看得很清楚，基本是将“德”悬在民的头上，像太阳一样发出光芒，但不会拉近距离。“德”对于民来说是被要求的“红线”，是一个不可触碰的“表率”，这个完全符合西周统治者的“设计”。
3.2 西周时期“德治”的制度化
2002年发现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其内底上铸铭文10行98字，字体优美，奥义难懂。铭文：“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厘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康亡不懋，孝友吁明，经齐好祀，无凶。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孝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诲！”（图3）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记述大禹治水的故事，随后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为事。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有铭文的非常多，除有美颂、记事、功业等之外，关于“天命”和“德治”的内容有很多，不停地提示着人们需要遵守社会准则。“德治”是自上而下的顺势推广，也是上下“合德”的过程。
图3 遂公盨底部铭文
3.3 西周“德治”思想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在国家形式建立之初，人们不遗余力的延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社会等级的划分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将一种普遍的价值观顺利地推行到全社会，既避免被统治者反感，又为统治阶级服务，历史做出了回答。将王、臣公、民三个阶级“统合”起来的最佳方式是“德”，“德”的最高纲领使任何阶级都无异议，也不能有异议。这就使“德治”既具有社会普遍认知和接受的普适性，也兼具稳定的社会结构，不致有“反作用力”的离心性。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为研究历史真相提供了素材，也为我们进一步梳理先秦思想做好了基础。“德治”在西周王朝被统治者提出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揣在怀里”的政治口号，在国家初期社会“板荡”的时候起到了稳定作用，在调和社会关系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效果。但依然有很多矛盾解决不了，在社会财富急剧分化的时候，“德治”就成了束缚新兴阶级产生的枷锁，很多底层“新贵”没有机会蹿升，又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导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做大，无人敬天子”的尴尬局面，以至于出现“王政不出洛邑”，天子反倒成了“陪衬”的悲惨结局。
西周的建立不仅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周人在治国理政上超越商人被时代认可的历史事件。随着“德治”理念的提出，周人不仅找到了“克商后遗症”的有效治疗方法，还进一步在“合”这个层面上做好文章，这时宗教思想和心理就派上了用场。在社会层面设立共同信仰，且信仰要适应各个阶级的要求，又不触及各个阶级的利益，最终，在全社会的习惯中确立了“德治”的重要地位。
4 结语
本文利用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剖析了商周时期的“德治”背后不同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宗教原因，说明其中的优劣，揭示“德治”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的内涵。本文使用青铜器金文来说明时代宗教祭祀的特征，进而说明“德”的创新是周人伟大的精神产物，也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创新，直接作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层面，同时，也说明这种创新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德治”很柔软，对于调和西周时期的社会内外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适应了西周建立的根本主张。后世的很多朝代都将“德治”作为国家标准，向先王看齐，“德治”完全适应了中国社会，是与国家相适应的思想核心，具有非常强大的向心力。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相对稳定，这种由“德治”产生的向心力也越发稳定。后来时代不断地增加其内涵和外延，赋予了其更多的特征和复杂的体系，“德治”就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逐步将自己的内核裹紧，将其外延放大，其势必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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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继伟（1978—），男，汉族，陕西西安人，研究方向：宗教学、佛教。
标签：西周论文; 德治论文; 铭文论文; 社会论文; 天命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9期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