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研究
摘要：三国时期，管子思想倍受尊奉且被广泛继承，体现了管子思想的历史意义。魏蜀吴三国汲取管子“尊王攘夷”思想而建国；汲取管子相齐、开发齐国的理念而形成区域发展的模式。魏蜀吴三国政权建成之后，继续尊奉管子思想，依据区域特点，加强政权建设；依据管子治齐的区域发展理念，实施很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推进区域社会长足发展，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各个区域也出现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局面。曹魏依据管子思想，实现北方统一，成为最具实力的政治集团；吴国效法管子发展经济，开发山海，不断向南推进行政区划，直至夷州(今台湾省)、朱崖(今海南省)；蜀国汲取管子思想，团结西南各族，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发西南最有贡献的时期。总结三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管子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文化之一，管子之学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管子思想的社会传承，表现了三大特点：广泛性、实践性、前沿性，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尊崇的意识形态之一。
关键词：管子；三国；尊王；区域发展模式
管子(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其政治思想不仅试验有成于当时，也深刻影响后代。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即受益于管子思想而形成与发展的。
总体看，东汉社会处于中国社会上升时期，全国各地社会经济亟待开发与发展。但是，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导致社会动荡，全国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原有的东汉王朝，腐朽衰败，社会机制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数十个豪强集团相互兼并混战，破坏和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出现了拐角。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脱颖而出，充分体现出他们汲取历史资源、选择管子思想、运用管子智慧。三国在自身形成过程中，各自汲取管子“尊王”思想，获得了社会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汲取管子“治齐”的智慧，创建了魏蜀吴区域自治的模式，促进区域社会发展，共同为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三国时期的管子观
三国时期，管子思想普遍受到尊崇；管子的智慧普遍受到关注。尤其是魏蜀吴三国的执政人物对于管子的尊崇和借鉴，直接修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
(一)曹操的管子观
曹操《短歌行》其二，曰：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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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中国春秋历史上，齐国的事业把齐桓公和管仲紧密连在一起。曹操用历史眼光衡量这一对君臣并予以高度的评价。从历史贡献、个人品格、人民受惠三个层面认识其价值，这一历史观是积极进步的，必然深刻影响曹操的社会价值观。
(二)孙策的管子观
孙策，孙吴政权创始人。他延用管子和齐桓公“尊王”治齐的思想路线，采用“匡辅汉室”态度，创建和发展孙吴霸业。
孙策身边的主要谋主是张昭和张纮。孙策即把张昭、张纮视为管仲，而自己则以齐桓公为尚。孙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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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管子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张昭，字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三国志·张昭传》)
建安八年(203)，曹操颁布《庚申令》。这份文件可称为《庚申求贤令》。在这份选贤文件中，曹操引用了《管子·法法》的思想，颁行了选拔政策，曰：
(三)诸葛亮的管子观
诸葛亮，刘备“三顾草庐”诚恳聘为谋主。诸葛亮人生目标，即是春秋时期管子。“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三国志·诸葛亮传》)终其一生，以管仲自况，在辅佐刘备的执政实践中，形成独特的延续“汉祚”的管子“尊王”观。
上面是魏蜀吴三国主要代表人物关于管子的思想观念，表现了共同点，即：尊崇管子，谙熟管子思想。他们各自说法不同，都不是肤浅的认识。且都依据自己的管子观，形成相适应的政治路线，付诸政治实践。以曹操为例，其政治实践，即充分涵养了他的管子观。
曹操，登高必赋，表达情操与思想。其作品《短歌行》歌颂齐桓公，赞扬他荣获周王(笔者按：时为惠王)“赐与庙胙，命无下拜”。这时候的曹操实际上以齐桓公、管子自诩。论曹操此时的身份与地位，他就是汉献帝时期的齐桓公和管子。曹操这首歌，带着自身体温赞颂桓公和管仲，情感十分真实。曹操先后获“魏公”“魏王”封号，每每参见献帝，早就“命无下拜”了[注]汉献帝《命魏公承制封拜诏》《封魏公为魏王诏》《魏王三辞诏三报不许又手诏》，载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三国志文类》卷1《诏书》。。最关键的是曹操能够深刻总结管子功业的精髓：谓“一匡天下，不以兵车”。这正是曹操“匡天下之素志”(《三国志·武帝操》)，是曹操远大的政治理想。时移世易，曹操对于管子和《管子》的历史认识，愈益铭心刻骨。因而在自身的政治生涯中，效法管子为志。终曹操一生，以汉相自任，未曾有僭越之心。这是他自诩管子的政治选择，充分体现他的管子观，也可见三国主要历史人物管子观之一斑。
二、魏蜀吴三种“尊王”建国方略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在东汉末年封建军阀混战中诞生，在数十个政治集团的激烈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壮大。他们能够在恶劣的政治生态中脱颖而出，其秘诀之一即延用了管子思想——“尊王攘夷”。这是魏蜀吴三国的锐利思想武器，他们不是简单照搬，而是结合自身实际，演绎了各自“尊王”的历史轨迹。
(一)曹操迎接献帝的建国方略
建安十五年(210)，曹操第二次颁发《求贤令》，文件中引用管子辅佐齐桓公选拔人才的故事，藉以推行“唯才是举”的人才路线。曰：
初平元年(190年)，汉献帝被董卓劫持到西京长安。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在部分亲信官员辅助下潜逃至洛阳，当时处境十分艰难。
建安元年(196年)，时任兖州刺史曹操，获悉献帝东归，立即率军进驻洛阳，护驾汉献帝刘协。此时，袁绍袁术等其他军事集团，正在忙于争夺各自地盘，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各路军阀混战，唯有曹操率军入驻洛阳，拥护汉献帝重振朝纲。刘协赐予曹操“节钺”，曹操获得了主持军政大权的合法地位。自此，曹操始终头顶“效忠”汉献帝的桂冠，占据中国历史舞台的突出位置。时“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三国志·武帝操》)，曹操遂决策，护驾迁都，自洛阳移都许昌。这是曹操“奇货可居”的政治筹码。后来的史学家尖刻地改写了一个词，把曹操“迎天子”改写为“挟天子”，表现了对曹操政治思想动机的质疑，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国志·诸葛亮》)、“挟天子以令天下”(《三国志·张范附张承》)。不管曹操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世人如何揣测，历史事实是汉献帝在曹操主持朝政期间，安享帝位未变。曹操把三个女儿许配汉献帝为妃，不久全部晋号为“贵人”。其中第二个女儿曹节，立为皇后。这些举措，抹去政治色彩，其“亲帝”之忠诚，不能够抹煞。
第四次求贤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秋，史称《八月令》，亦即《八月求贤令》。这是曹操第四份选拔人才的文件，进一步强调“唯才是举”的思想，重申“举贤勿拘品行”。文件引用了管子受任齐相为历史依据。文件曰：
东汉末年的头号政治人物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三国志·魏志》)，不仅是当时实践孝文化的进步青年，也深谙孝道。他依据孝文化价值观，在政治上选择了“忠君”之路。基于这一文化背景，荀彧和毛玠向他进谏“迎天子”的尊王方略时，曹操心领神会，立即采纳。
荀彧劝曰：“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三国志·荀彧》)
毛玠劝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毛玠》)
党的十八大提出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更进一步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专业课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把“立德树人”作为共同的教育目标协同育人。所以一方面要增强专业课教师传德育人意识，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侧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重视对学生进行德育的渗透，并把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工作方法和效果纳入专业教师的考核体系并适当提高比重。另一方面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围绕专业特点、默契专业需求更合理地设计和开展思想教育及第二课堂活动，有效提升育人的效果。总之，所有教师都应该共同努力、共同配合，才能做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
荀彧、毛玠的劝谏，曹操“敬纳其言”(《三国志·毛玠》)。借鉴“尊王”之史，凭借“忠君”旗帜，服膺“匡天下之素志”，构建了统一半壁江山的大业。
2.2.5.2 病原。子囊菌亚门的豆科内丝白粉菌(Leveillula leguminosarum Golov.)。
曹操执政以后，顺延“忠君”政治大纲，推行了“孝治天下”的思想路线。其用人路线体现了孝文化的思想。他提出“唯才是用”，并非没有政治标准。他选拔任用的文官武将，其忠孝标准丝毫不降低。曹操任用“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即以考察孝忠为先，认为魏种出身“举孝廉，兖州叛，唯魏种不弃孤也”(《三国志·武帝操》)。认为魏种可靠，举而任之，委以河北大事。
曹操和陈宫私交匪浅。但是，陈宫背叛他，曹操坚决诛之。陈宫临刑前陈述自己上有老母下有女儿，质问曹操，曰：“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三国志·吕布张邈》)曹操丝毫不讲情面，诛杀陈宫之后，“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将“孝文化”与“执法”融于一体。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街道泉外园社区党委书记胡萍说，《必由之路》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也诠释了今天幸福生活，展望了未来美好前景。
(二)刘备托名“汉室”的建国方略
刘备，出身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胜之后”，祖父“举孝廉”出身，父亲早死。刘备因为家贫，不能够读书考功名。 但是，刘备受祖风影响，崇尚孝文化。在政治道路上，利用自己皇族血统的血脉，举起了“帝室之胄”“王室之胄” 的皇室旗帜，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罩上了皇室“正统”的光圈。在孝文化深入民心的汉代社会，这张“帝室之胄”的皇室标签，在董卓乱政、国家处于失控的无君状态，刘备挺身而出，自续“汉祚”，确实为刘备集团增加了“民心”分数，扩大了政治基础。四海之内，英雄贤俊、各界名士，包括关羽、张飞、徐庶、诸葛亮等，云集而至。毋庸置疑，刘备集团亮出的“血统论”这支牌，秉承“以孝事君则忠”的原理，召募了一大帮社会精英，建置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同时依靠孝文化的精神力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
孙吴政权，初期创建江东霸业，即着手调整行政区划，析分豫章郡为“豫章”和“庐陵”两郡，任命孙賁、孙辅为两郡太守。孙权在位时期，开发山越，建置了“新都郡”，即今安徽徽州和江西上饶、婺源一带。
刘备推崇备至的谋主诸葛亮，辅佐刘备延续“汉祚”，毕生以重建大一统的“刘汉”政权为己任，对内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对外联吴抗曹，为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孙吴“匡辅汉室”的建国方略
孙策是孙吴政权的开创者。年17时访问吴郡名士张纮。他们之间一番时政大事讨论，确立了孙策创立江东霸业的政治思想，即实行武装割据，政治独立。但是，他们竖起了一杆鲜明的政治大旗，即“匡辅汉室”，密切和朝廷联系。在孙吴集团的政治实践中，一直坚持向朝廷输纳贡物，接受封号。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人物张纮与孙策的共同谋划。这一谋划的思想出发点，正是借鉴了管子和桓公的“尊王”思想。
张纮(153—212)，字子纲，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吴中名士。他少年时代游学京都，返回本郡，“举茂才”。因为世乱，官府征辟，不肯入仕，居家奉母丧。
孙策闻张纮通经博学，“数诣纮，咨以世务”(《三国志·吴志·孙坚孙策》裴松之注引《吴历》)，虔诚求教，演绎了历史上早于“三顾草庐”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比刘备建安十二年(207)“三顾草庐”访问诸葛亮，早了15年。姑且称之为“吴中对”。吴中对，形成了孙策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
孙策面谒张纮，请教了三个问题。其一，认识社会形势。孙策首先敞露了自己关于对社会形势的看法：“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这一段话，深刻说明了当时形势的特点，点明了社会问题的症结。其二，孙策说明了父亲孙坚生前未竟功业：“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旨在如何认识父亲的功业。其三，孙策无保留说出了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计划，请求张纮指点。孙策说：“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按：孙策母舅吴景时任丹阳太守)，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按：吴郡、会稽郡)，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注]孙策咨询张纮的三个问题，全部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吴历》。
孙策访问张纮的几个问题，思路明确、毫无遮掩，以国恨家仇为前提，立下“微志”，设计了“东据吴会”的武装割据计划，建置一个“朝廷外藩”政治独立体。外藩，就是政治独立而对国家称臣、朝贡的体制。这是青年孙策设想的一个报国模式，也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上的创新。
张纮起初不肯回答。借故“母丧”“无以奉赞盛略”。孙策“数诣纮”，再三登门请教，诚恳表示。“今日事，计决于君”“若微志得展”“此乃君之勳力！”孙策的诚恳请求，加上“涕泣横流”的态度，标明了这位年轻政治家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纮“感其志言”，转而倾心襄助，全盘说出自己对于天下形势的预判。张纮的预判，是三国形成前夕留在历史上最早的一番世态分析，说他比“隆中对”精彩，一点不为过。这个“吴中对”的内容，保存在《裴松之注》引《吴历》中。其重大的特色，就是汲取借鉴了管子的尊王思想。
张纮当时引经据典，联系社会实际，概括回答了孙策的三个问题。指出：“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按：指孙坚)之势，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按：指荆州、扬州)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按：齐桓公、晋文公)，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注]孙策咨询张纮的三个问题，全部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吴历》。
张纮这一番话，肯定了孙策“东据吴会”计划的政治合理性，而且帮助拓展视野，勾勒了一个更加宽阔的政治蓝图，并且提出了一个清晰的战略部署：首先占据丹阳、吴、会；然后进一步向荆州和扬州扩展，“奋威德”，文武并用，安定社会，“诛除群秽，匡扶汉室”；最后率领“同好俱南济”，向广袤的中国南部发展。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张纮用历史上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模式，谋求政治上的合法地位。
民族团结方面，极其用力。刘备驾崩，诸葛亮继续发展蜀汉大业，谋求统一之前，着重向西南发展，南定南中，控制云南一带[12]346-350。
孙策兴平二年(195)创业成功，联合汉室，汉室赐予“吴侯”(《三国志·孙策》)。黄初二年(221)，曹丕派遣使者邢贞持节抵吴，封孙权为“吴王”(《三国志·文帝丕》)。“吴侯”和“吴王”之封号，表明孙策、孙权创建和继统的“孙吴”政权，一直坚持管子“尊王”的政治路线。
(四)魏蜀吴建国方略的管子内涵
魏蜀吴三国都披着“忠”于东汉皇权的外衣，建立独立政权。这一建国方略的历史资源来自管子的“尊王”思想。在动荡的社会中，为什么尊王能够取得成功？这个值得探索的历史现象必须联系管子提出“尊王攘夷”思想路线的历史背景，透视其理论基础，才能够获得深刻认识。
春秋初期，周王朝式微，诸侯国与中央的矛盾日趋尖锐。为了缓和这一局势，重新塑造周王朝的威信，管子创建了“尊王”的思想路线，用“攘夷”的旗号，联合大多数诸侯国，形成拥护周王的政治路线。历史证明，这一路线切实可行，取得了成功。
尊王攘夷，为什么能够成功？支撑尊王攘夷政治生态的理论是孝文化。孝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土壤深厚。尧舜禹时期即创建的孝文化，至春秋，已经历经二千三百多年历史。
管子深刻总结了孝文化的历史实践，进行了理论阐述，创建了孝文化理论，运用于社会实践，推动齐国政治日趋稳定与活跃。
管子创建的孝文化理论，核心内容在于塑造家国情怀，通过“孝文化”构建“家”文化。在家，实施“孝”；在官，实施“忠”；对内，推行“孝治”[1]；对外，实施“尊王攘夷”。这是管子政治创新。
东汉王朝末期，社会历史和春秋时期惊人相似。董卓乱政，擅自废立、滥杀朝臣，太尉袁隗一门百余口无辜遭屠戮，血染皇阶，百官惊恐。袁绍袁术为首的18支州郡军队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倒董”之后，这18支联军转为相互兼并，混战于海内，社会历史陷入分裂割据的歧途。
在常规阅读教学中，教师通常会设计一系列的问题来处理文本，“问题”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思维工具，教师一定要关注学生思维活动的内容和层次，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提出的问题可分为展示型问题、参阅型问题和评估型问题。下面就对本课例中的问题设计进行一一分析，看其在训练学生的阅读策略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成效。
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在这一时期优胜劣汰，受到历史的选择。他们汲取管子思想，激发了政治智慧，成为三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进步政治集团。
魏蜀吴汲取管子思想的重点是“尊王攘夷”这一精髓，这是魏蜀吴三国“建国”与治国的重要政治途径。他们在动荡的社会中，适应人心思定的社会要求，借助传统孝文化深入人心的社会基础，采取“尊王”的孝文化之“芯”，获得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磁场，创造了各自“尊王”的实践形式，受到了历史的肯定，获得人民的支持，赢得了广泛而又稳固的统治基础。
三、继承创新了区域发展模式
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无论其形成过程，抑或事业发展过程，都尊崇和汲取了管子思想，效法管子“相齐”的政治艺术，在各自统辖的政治范围内，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兴修水利，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经济；兴办文化教育，提升人口素质，形成了魏蜀吴三国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局面，各个区域在汲取管子思想方面，因为区域不同而出现社会发展的各自特色。
如今，妈妈正沉睡在遥远的美国西部大地、零下一百多摄氏度的低温里。再见面，最短也要50年。这是科学家们给出的预言。预言可能落空，实验可能失败，但总有希望。我会努力，像妈妈一样努力，活到那个时候，等着见妈妈。
(一)曹操雄踞中原统一北方
曹操，实际势力范围：12州87郡，控制了全部华北地区。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远接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东至大海；东南与孙吴对峙于江淮、江汉；西至甘肃，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西南与蜀汉对峙于秦岭、河西一带。司隶、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雍州、荆州(北部)、扬州(北部)。设置西域长史和高昌戊己校尉。
曹操及其后来的曹魏政权，对于北方经略，统一中国北部，做出了很大贡献。疆域上，继承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设立西域长史府加强管理；毋丘俭征伐高句丽后将朝鲜半岛北部并入了版图；南匈奴、乌桓、鲜卑、羌、氐、高句丽、倭国边事等都在曹魏经略下，有了稳定的新局面[2]51；经济开发也有突出的进步。农业上发展屯田制；商业上，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除禁令，轻关税；政治上，广议轻刑，与民休养；思想文化上，兴文重教。每年察举孝廉，选拔优秀人才，不受户口限制。黄初五年(224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重修孔庙，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正统文化复兴。提倡节俭、薄葬，下诏禁止厚葬、淫祀。
综合来看，曹魏时期，北方生产恢复，重现安定繁荣局面。黄初末，国库充实、累积巨万，基本解决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版图不断扩大，推行睦邻外交政策，曹魏实力进一步增强。
南部开发江淮、江汉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开发江淮，建置了以合肥为刺史部的扬州，开发和疏浚芍陂水利工程，促进江淮农业交通发展。曹操四次抵达扬州(合肥)。曹丕直接谋划扬州行政建置与封疆之吏人选，促进江淮稳定和发展。魏明帝曹叡建置了合肥“三国新城”，促进江淮地区军事防线进一步稳固。
(二)孙吴开发长江流域巩固江东霸业
孙策，创建东南孙吴政权，势力范围在东汉末扬州地带。孙权继统之后，势力范围扩展到江淮、江汉一带；西与蜀汉相邻；东南至海，最南达到现朱崖，即今海南省。计有3州32郡。曾经遣使者率兵开发夷州，即今台湾省。
刘备集团立足益州(今四川地区)，针对当时西部文化较低的特点，兴办教育，延请有文化的人，帮助启蒙，讲授儒学经典、讲授《孝经》，宣谕孝文化。史载：“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侯纂，请(秦)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拜秦宓主管本地教育，兴办学校，启蒙、普及孝文化。由此可见刘备集团实施孝治之一斑。
“学为中心”首先要营造浸润着民主、平等、激励、和谐的人文课堂环境。教师要转换角色，从“知识的神坛”上走下来，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与学生平等地交流和探讨。这就必须打破教师的话语“霸权”，放松教师的“控制力”。
孙权在位时期，局势相对稳定，充分利用境内江东、江南的特色资源，汲取管子“官山海”的经济思想(《管子·海王》)，“铸山为铜，煮海为盐”(《三国志注·周瑜》)，发展冶铸和盐业；发展“造船”为代表的制造业，“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同上)。历史上很多先进船舶在孙吴时期建造出来，称之为“战舰”。不仅行驰在内地江河，越海船舶制造也十分发达。正是有了这一条件，遣使跨海赴夷州、朱崖，获得了政治发展[2]289-311。
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本土原有交阯太守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三国志·士燮》)，迎接步骘。步骘依靠士燮，很快加固了交州与孙吴集团之间的关系。“士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同上)此外，每年“时贡马凡数百匹”，交州与东南地区的物产交流与贸易逐渐兴盛。“士燮在郡四十余岁”(同上)，一直保持和孙吴的良好关系。黄武五年，士燮卒。孙权重新调整了交州的行政区划，“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同上)。进一步加强了交州地区的经略。交州依山面海，平旷开阔，高处有桑园，满目是沃野，山麓林莽间的鸟兽种类繁多。海上鱼鳖、鼋、鼍、鳄鱼、珍宝异物，种类万千，资源十分富饶。前后各任刺史、郡守，新来上任时，无不登临畅游。步骘初来，登高远望，看到大海一片茫茫，俯视原野湖泽，殷富丰盛，无限感慨：“真是海岛上的肥沃之地，是宜于建立都城的地方。”[3]9他上疏报请孙权批准，修筑城廓。一段时间，这座城郭被称为“步骘城”，亦即后人重建的广州城、“番禺城”。
(三)诸葛亮汲取管子思想开发西南
刘备、诸葛亮治蜀，汲取管子思想。内政方面，遵守礼制、整顿官风、以法治国、奖惩分明、安抚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外交上，联吴抗曹，形成南北制衡的局面。诸葛亮最大的政绩，概括为四点：夯实经济基础，理顺统治秩序，融合西南各族，结好孙权抗曹，开创了蜀汉新局面。
经济方面，首先狠抓土地开垦，促进经济发展。后人总结诸葛亮秘诀，即是效法管子：“管夷吾治齐，诸葛亮治蜀，立国之本，不过曰‘量地以制赋，量赋以制用’。”(《宋史·贡安世》)
内政方面，效法管子理顺各种政治秩序。《管子·立政》曰：“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其基本含义是，凡推举贤才，不可越级；使用能臣，不可兼职；惩罚有罪，不独罚犯罪者自身；赏赐有功，不专给立功者本人。诸葛亮治蜀，服膺管子思想，对内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三国志·张裔》)。为兴复汉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2012年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指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张纮的简洁宏论，令孙策豁然开朗。孙策当即表示“今便行矣”，表示立即付诸行动。这标明孙策完全接受了管子的思想路线。据《三国志》记载，张纮与张昭并为参谋，成为孙策、孙权的主要谋主。时称“二张”。
外交方面，对外联吴抗曹，北与曹魏对峙于秦岭，东与孙吴三峡为邻。本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三国志·诸葛亮》)的基本国策，为开发西南地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推动境内社会生产和经济长足发展。
四、三国政治中的管子思想
三国时期，管子思想普遍受到关注，广泛被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社会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尊奉管子思想的特色十分突出。
(一)政治方面：继承管子人才思想
魏蜀吴三国，政治上最突出的矛盾，是人才问题。如何选拔人才，任用贤能，是魏蜀吴三家渴求解决的问题。三家都借用管子的人才思想，广求文臣武将。
由图6可以看出，与A方向比较，C方向的效应面曲线较陡，C等高线的密度显著高于沿A方向移动的密度，说明液料比(C)对GASP提取率的影响显著高于提取温度(A)；等高线呈椭圆形，表明液料比(C)与提取温度(A)的交互作用显著。
曹操在位期间，累计发布四道“求贤令”[注]有人说是三道，今检阅《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应为四道。。每一道求贤令，都引用了管子的思想言论为选拔人才指导思想和考核依据。
孙策着眼建功立业，以管子相齐的君臣关系自绳，这就为孙吴集团确立了管子思想为指导的基本政治路线。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贲欤！(《三国志注·武帝操》)
这份《庚申求贤令》所引用管子言论，出于《管子·法法》。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个“豪强”军阀忙于相互兼并、争夺州郡、扩张势力范围。曹操首要方略不是扩大地盘，不是争抢势力范围，而是争抢“天子”，表现一副“勤王”的政治姿态，占据政治高地，赢得社会信赖和支持。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三国志注·武帝操》)
第三次求贤令是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继续延用第二个《求贤令》精神，强调“唯才是举”旨在选用有才干具有竞争能力的人。不能因为“德行”或某些缺陷而排斥不用，埋没贤才。
《孝经》之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核心价值观就是“忠君”“孝治天下”。
昔伊击傅説，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三国志注·武帝操》)
总而言之，积极的在初中地理教学中运用“以图导学”教学模式，可以积极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开拓学生的眼界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图导学”教学模式其独特的实用性、综合性以及多样性，能够满足初中教学各个阶段、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教师可以积极的利用图片的形式创设教学情境，调动学生地理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引导，彰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将图片形式融入到地理知识复习阶段，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切实的增强学生知识掌握能力。
案例1：在“等比数列”一节教学时，可设计如下问题引入等比数列的概念：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赛跑英雄）和乌龟赛跑，乌龟在前方1里处，阿基里斯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当他追到了1里，乌龟前进了里，当他追到里，乌龟前进了里，当他追到里，乌龟又前进了里……
吴国孙权借鉴管子人才思想，任用贤能。
为了验证农业品牌真实性与消费者价值共创意愿的关系，以顾客价值共创意愿为因变量，品牌真实性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回归方程调整过的R2=0.124，标准β系数为0.363，F(1，119)=18.028，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说明农业品牌真实性与消费者的价值共创意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H1得到验证。
《三国志·吴志》卷11《吕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有人向孙权报告，白范与贺齐二将，日用奢丽，夸绮服饰，僭拟王者。孙权考察之后 借用管子历史回答说：“昔管仲踰礼，桓公优而容之，无损于霸。今子衡(吕范，字子衡)、公苖(贺齐，字公苗)，身无夷吾(管仲，字夷吾)之失，但其噐械精好，舟车严整耳。此适足作军容，何损于治哉。”孙权借用管子的历史，保护了二位大将的威信，稳定政局。蜀国，诸葛亮依据管子思想，赏罚公平，不私高官。
诸葛亮治蜀，有两位高官廖立、李严，被废为庶人，即是诸葛亮效法管子，严格执法，不掩恶的人才思想体现。
《蜀志·李严》记载：管仲相齐，曾经夺伯氏骈邑三百，伯氏心服口服，没齿而无怨言。诸葛亮在处置廖立时，廖立也心服口服，感激垂泣。原因就是诸葛亮执法，“以其无私”。诸葛亮认为“管仲夺伯氏骈邑”之事，喻义管子执法公平。伯氏，名偃，春秋初期齐国公族大夫，食邑三百户，此为下大夫之制。骈邑是伯氏食邑，《水经注》：“巨洋水迳临朐县古城东，古伯氏骈邑也。”伯氏因犯有重罪，本当诛杀，管仲依据新法令，将其骈邑三百户收归公室，以抵死罪。伯氏感念管仲法外开恩，得以保全性命，因此饭疏食而终老无怨言。
诸葛亮惩处廖立和李严(后改名李平)，即是效法管子执法于伯氏。
(二)经济方面：重视积谷务农
积谷务农，一直是管子治国的第一大政方针。魏蜀吴都取法管子，重视发展经济，尤其重视农业和粮食。
曹魏政权，尤其以重农积谷为务。
曹操选拔任用的首任扬州刺史刘馥，单骑造“合肥空城”，面对战争之后的废墟，首先抓经济、抓农业生产。组织修复本地传统水利工程“芍陂”，扩大灌溉，得良田数十万顷。
曹操迎天子建都许昌，首先就在许都一带，试验屯田，成功之后，立即向全国推广。
《三国志·魏志》卷25《辛毗》记载，辛毗谏曰：“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按：赵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
曹丕继位，任用司马芝任大司农，主持发展农业。司马芝，依据管子的重农思想，制定了发展农业的条例，禁止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司马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唯在谷、帛。”(《三国志·司马芝传》)所以司马芝主张继承“武皇帝(曹操)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藉以稳定社会经济。
孙吴取法管子，重视发展经济。吴国三少主执政时期，孙休在位，坚持继承管子思想，发展农业。
孙休，孙权第六子。永安二年(259)颁诏，鼓励耕织，发展农桑。《诏》文中引用《管子》多篇论述经济的精辟言论，曰：“朕以不德，讬于王公之上。夙夜战战，忘寝与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士民之瞻，必须农桑。《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饥寒并至，而民不为非者，未之有也。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三国志·孙休》)
(三)理政方面：鼓励谏诤、改善政风
魏蜀吴三国，都主张效法管仲，实行开明政治，提倡像管仲那样谏诤，减少政治失误。
吴国孙权在位，明确鼓励官员学习管子，像管子那样谏诤。帮助君主改善政治。
赤乌元年(238)，孙权循循善诱，教育官员说：“齐桓，诸侯之霸者耳！”孙权向全体官员阐明，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就是因为管仲时时刻刻提醒。“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孙权希望朝廷的官员能够成为管仲。他说：“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三国志·孙权》)孙权不止一次要求全体官员学习管仲精神，为国家拾遗补缺。。
《三国志·吴志》卷7《步骘》记载，步骘主持荆州之政，学习管仲，办了一件改善政风的实施。他把荆州历届任职者：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干11人，收集了他们的美好事迹，甄别整理成《行状》，上疏奖劝。曰：“臣闻不亲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齐桓用管仲，被发载车，齐国既治，又致匡合。近汉高祖击三杰，以兴帝业。”步骘的的上疏，得到孙权批准。表明从州郡到中央，都重视像管仲那样，改善政风。
魏国倡导以管仲自律。《三国志·魏志》卷24《孙礼》记载，魏国高官孙礼，倡导法治，以管仲为范。孙礼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犹能夺伯氏之骈邑。使没齿无怨言。”
五、三国管子思想传播的特点
管子思想，不能简单分类为“道家”或“法家”，而是一个百科思想宝库，包含治国、治家、认识自然、开发自然等各个方面。管子思想的丰富性，带来了管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考察三国时期管子思想流传的活跃性，显示了四大特点：普遍性、持续性、实践性、前沿性。总结三国时期管子思想传播的这些特点，对于深刻认识管子思想和三国历史都不无裨益。
(一)普遍性
魏蜀吴三国，上自君主，下至普通掾吏，大多比较熟悉并重视管子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于政治生活。这对于东汉后期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多少是一种修复和改善。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体现管子“尊王”思想的一种战略。在三国时期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曹操及其谋士荀彧、毛玠等少数人之论，同时期，还有很多懂得“管子之学”的人，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袁绍谋士郭图、沮授等人即提出了这一主张。史载郭图“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三国志·袁绍》)。谋士沮授也向袁绍提出同样主张，并且详细分析形势，劝谏袁绍曰：
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注·袁绍》)
但是，沮授的建谏，遭到一些短视之士的反驳。淳于琼即向袁绍提出了反对意见，曰：
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淳于琼的这一意见，受到沮授的激烈驳斥，曰：
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
沮授坚持力劝袁绍“迎天子”。可惜，袁绍“不能用”。曹操“迎天子”定都许之后，袁绍的谋士田丰继续劝谏袁绍“迎天子”，曰：
早袭许(即许昌)，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三国志注·武帝操》)
这说明，三国时期，信奉管子并且能够应用其智慧的人，非曹操、荀彧、毛玠等二三君子哉！
再看，社会上如何看待曹操“迎天子”的政治路线？曹操出兵征冀州，袁术问名士张承，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可谓不量力矣。”张承作出相反的回答，曰：“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三国志·张范附张承》)表明张承充分肯定曹操“迎天子”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而反对袁术拥兵自立的“僭越”之举。
再看诸葛亮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分析天下形势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诸葛亮》)
在孙吴这方面，对于曹操“迎天子”的政治方略，也有强烈反响。建安十三年，曹操引兵50万征讨孙权，孙权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主和派曰：“曹公，豺虎也。然讬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三国志·周瑜》)这说明，曹操“迎天子”方略，获得了管子尊王思想的精髓，赢得了当时历史上极大的政治主动权。最后，看看《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评论，评曰：
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三国志·周瑜》)
不难看出，陈寿这一历史评论，是站在管子之学的基础上，精准评点了曹操精通管学的政治穴位。
魏蜀吴时期，社会上下各类人群，都尊崇管子及其思想。《三国志》中有一处笔墨，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关于管子及其思想认识的广泛性。
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三国志·诸葛亮》)。其中“时人”，即是当时的普通民众，反映了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对于管子，有一定的认识。故而在诸葛亮出山之前，其才华“莫之许”，即不认同。
(二)实践性
管子之学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三国时期已经获得了充分证明。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诞生，及其谋求各自统辖区域的社会发展，即是深刻的历史检验。换言之，魏蜀吴三家的诞生和发展，就是管子之学在其大政方针方面的实践与应用。
除此之外，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家的政治生活中，管子之学不断被引用，体现了治国实践方面的指导意义，验证了管子思想来自于社会实践的特点，回到历史实践，则体现了管子思想的指导价值，因而，其实践性的特点，带来管子思想的历史价值。
这方面的历史不胜枚举，吴国少年陆绩运用管子之学，参与吴国孙策的军事会议讨论，即说明了管子军事思想的实践与运用。
孙策刚刚起兵的时候，在吴郡(今苏州)讨论军事发展计划，张昭、张紘、秦松等为上宾，成为孙策的高级谋士。当时，四海未泰，讨论如何运用武力平定异己力量，拓展地盘。
陆绩年少，参与孙策身边襄助大事。会议上他位于末坐，离主座较远。他不同意武力扩张，即起身大声发言，引用管子关于“一匡”与“兵车”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三国志·陆绩》)又引用孔子之语，曰：“远人不服，則修文徳以來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龀，窃所未安也。”
这件事情，说明两个问题：管子之学，直接应用于孙吴政治集团的政治生活实践；“陆绩年少”，即引经据典，运用管子之学，参与国家政治大事讨论，举座皆为之惊异。为他的观点喝彩。
(三)前沿性
三国时期的管子及其思想研究十分兴盛，为当时社会对于管子思想的需求，提供了学术上的援助与支撑，引领社会接受管子思想真谛、汲取管子思想精髓，显示了三国时期管子思想研究的前沿性。
三国吴国严峻，即是管子思想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潜心研究管子，从学术层面认识管子、讨论管子，撰写《论管仲》，客观上为继承管子思想和传播管子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严峻，字曼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吴国名士，“张昭进之于孙权”(《三国志·严峻》)。张昭是孙吴的首席谋臣，前文已述，吴国创建者孙策自比齐桓公，视张昭为管仲。严峻怀有管子之学，在吴国与诸葛瑾、步骘等贤能人物齐名。
严峻有一个治学的学术圈，他平常与裴玄、张承互为师友，公务之余，各有学术专长，撰有很多著述。管子之学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课题。相互交流、一起讨论，各自有《论管仲》流传于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批较早研究管子的学术著作。
他们三人研究管子的方法也趋同，把管子和孔子的学生季路(原名仲由)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史载“(严峻)又与裴玄(唐代以后避讳称为裴元)、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3]
为什么要把管子与季路联系起来研究和讨论？原因是季路和管子有很多共同点：季路是孔子的学生，少时贫穷、卑微、多才艺，事亲至孝，历经各种生计维持家庭生活；季路初仕鲁，后事卫，为卫“蒲大夫”，又任劭(邑)宰，季氏宰，费(邑)宰，所任尽职尽责，很有政绩；为人性亢直，好勇力，是非分明，虔诚于孔子，也敢于批评孔子。孔子见南子，南子“好淫”，季路不悦，表现了敢爱敢恨的人格特点。孔子认为季路擅长“政事”，“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但是，认为季路“不知其仁也”(同上)，对于季路“仁学”造诣，不予肯定。甚至认为季路尚未入门，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这和孔子批评管子有相通之处，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严峻等三国时期的学者，对于管子的研究，及时为三国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智慧之光。不仅《三国志》予以肯定，《萧氏续后汉书》《郝氏续后汉书》都详细记载，受到了历史的赞扬。
参考文献：
[1]周怀宇.管子孝论——中国孝文化的理论起源[J].安徽大学学报.2013,(1).
[2]马植杰.三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陆建华，贡儿珍.广州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中图分类号：B226.1;K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9)01-0005-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1.01
收稿日期：2018-04-17
作者简介：周怀宇(1946—) ，男，安徽无为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学。
(责任编辑：谷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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