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90后”逐渐进入职场，新一代青年的职业发展状况呈现出新的特征。对上海30岁以下青年职业发展状况的分析表明，青年职业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他们具备较强的就业能力和较高的就业信心，对工作的满意度高；但加班多、休假少、收入低等问题，又使得他们承受着一系列社会压力。政府可从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制定青年优惠住房政策、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予以应对，为青年发展创设更友好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青年；职业发展；社会压力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其畅销著作《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一书中曾指出，日本新一代年轻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拥有积极向上的职业发展抱负，而是“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弱体化。[1]在我国，大多数“90后”青年也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社会建设中重要的新生力量。与他们的父辈乃至与“80后”一代不同，“90后”青年一出生就处在一个政治稳定、经济优越、文化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在受教育阶段体现出较高的整体素质。[2]
在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发展机遇下，关注青年职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又经受着内部结构调整的阵痛，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既创造催生出一批新的就业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失业风险。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情况下，青年群体实现就业并展现出积极的职业心态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本文通过对上海30岁以下青年的调查数据的分析，总结当前青年的就业状况、就业能力、职业晋升、职业理想、工作满意度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分析青年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需求，为政府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情民意与公共政策评估”创新团队项目“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调查”。该调查于2018年3—4月开展，以18—65岁上海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采用PPS抽样法，在上海抽取了6个行政区的40个居委会，共访问2020名市民。本文提取了调查中的30岁以下青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共454个样本。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样本中30岁以下青年的基本情况
变量名称 百分比 变量名称 百分比男48.2 上海本地户口 66.5女51.8 外地户籍，有居住证 20.9受教育水平 外地户籍，无居住证 12.6初中及以下 2.2 婚姻状况高中或中专、职校与技校 10.6 未婚 68.9大专 31.3 已婚，无子女 10.8本科及以上 54.4 已婚，有子女 20.3研究生及以上 1.5
二、青年职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青年职业身份、形式和类型多样化，普遍正规就业
随着社会发展日益多元，青年职业身份也更加多样。在接受调查的青年中，企业管理人员占2.2%，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占13.7%，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占1.1%，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55.3%，小业主、自雇者占2.4%，技术工人占6.6%，一般工人占14.8%，失业/无业人员占1.5%，其他形式就业占2.5%。可见，青年中以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多，占到半数以上。从单位性质来看，在私/民营企业工作的青年最多，占样本总数的41.7%；其次是在三资企业工作的青年，占28.0%；在国有企业工作的青年占23.1%；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占5.6%；其他就业类型的青年占1.6%。从就业层次来看，89.5%的青年不从事管理工作，8.5%的青年是基层管理人员，2.0%的青年是中层管理人员。可见，有10%左右的青年正在从事管理工作，且有少数青年已经担任中层管理职务。
水果采收及采后商品化处理处于传统落后状态，无贮藏冷库、无专用恒温运输车辆，水果在多次运输和销售过程中机械损伤严重，采后损失比例较高。水果的精选、分级、清洗、打蜡、防腐保鲜、精细包装等商品化处理程度较低，难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1]。
数据结果显示， 2018年，签订了劳动合同（包括固定期限合同、不固定期限合同、项目合同、临时合同和其他合同类型）的青年比例为98.0%，仅有2.0%的青年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这说明绝大多数青年都实现了正规就业。
尽管绝大多数青年都进入了正规劳动力市场，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私/民营企业用工不规范，低收入青年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低。调查发现，私/民营企业与员工签订固定合同的比例最低，为62.9%，在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分别为85.4%、93.6%、100%。调查还发现，低收入青年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比例相对较低。月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的青年中，劳动单位与之签订了固定劳动合同的比例为46.2%；而在月收入在4001—6000元、6001—8000元、8000元以上的青年中，这一比例明显增加，分别为77.2%、94.1%、80.0%。
（二）青年具备较强的就业能力和职业信心，换工作较为常见
从消费水平来看，45.4%的青年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34.6%的青年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17.4%的市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评价自己处于中上层的占2.6%，无人认为自己的消费水平处于社会上层。换言之，认为自己消费水平处于社会中下层及以下的青年居多，占到了62.8%。
为了了解青年对自身收入与劳动（能力）付出对等性的认同度，本次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我觉得我的收入与劳动（能力）付出基本一致”这一说法。结果发现，16.1%的青年完全认同这一观点，50.4%的青年比较认同这一观点，21.1%的青年认为说不清，9.0%认为不太同意，3.3%的青年很不同意。对于自己单位内部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近四成（37.4%）青年认为4倍以上；对于本行业的收入差距，近六成（57.2%）的青年认为在4倍以上。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效率，而不合理的差距则会激化矛盾，损害效率。尤其是当劳动者感到自己的收入与劳动（能力）付出不对等时，就容易出现职业倦怠问题。
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剧，跳槽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现象。本次调查发现，48.7%的青年自进入职场以来从未换过工作，30.5%的青年换过1次工作，17.0%的青年换过2次工作，3.8%的青年换过3次及以上工作。换言之，半数以上青年都有过跳槽经历。做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也能体现青年就业的稳定性。在问到最近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时，51.8%的青年表示已经持续2年以上，持续1—2年的比例为36.1%，持续半年到1年的比例为7.0%，持续3—6个月的比例为1.8%，持续1—2个月的比例为3.4%。这说明，有近半数（48.2%）的青年最近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2年。青年跳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态度。
目前,我国老年脑梗塞患者比较普遍,其作为脑血管病症中常见一种,导致其发病因素为脑组织缺血缺氧、脑部血流供应障碍而引发的有关脑部供血区域出现坏死、软化,进而致使神经功能损伤,该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一旦未及时进行治疗,则会导致患者留下后遗症,影响其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1]。本文研究选取本社区的60例老年脑梗塞患者,对其分别采取单一舒血宁和依达拉奉并用方式,探究其治疗成效。现将详细探究内容进行如下报告。
（三）大多数青年工作满意度较高，对未来充满信心
工作满意度是衡量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发现，31.5%的青年表示对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41.9%的青年表示对目前的工作比较满意，对目前的工作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青年比例分别为7.5%、1.1%，还有18.1%的青年表示“说不清”。这表明，七成以上（73.4%）青年拥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
对于自己未来职业发展前景，青年们也表现出较强的信心。89.6%的青年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有信心，87.9%的青年对自己的经济收入的提升有信心，89.4%的青年对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信心，86.1%的青年对自己能获得高品质生活有信心。
组织行为学认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场所、职场关系、职业匹配度等因素相关。如果工作环境良好、人际关系和谐、员工人格与职业高度匹配，那么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就会较高。本次调查的数据基本印证了这一理论。在工作环境方面，15.7%的青年认为自己的工作单位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工作条件（如办公设施、安全保障等），61.0%的青年认为大部分能满足，23.0%的青年认为基本能满足，认为工作条件无法满足自己需要的人数为0。在职场关系方面，11.0%的青年表示自己与上级和同事关系“非常融洽”，69.3%的青年认为自己与上级和同事关系“比较融洽”，认为关系“一般/说不清”的比例为19.3%，关系不太融洽的比例为0.4%。在职业匹配度方面，49.6%的青年认同“我觉得目前的工作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42.3%的青年比较认同这一说法，认为“说不清”的青年占5.5%，认为“不太符合”和“很不符合”的共占2.6%。并且，10.3%的青年认为自己非常适合现在的工作，70.2%的认为比较适合，认为“说不清”的青年占17.3%，认为“不太适合”和“很不适合”的共占2.2%。可见，大多数青年都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能与上级和同事和谐相处，并能从工作中获得较高的成就感和胜任感，这可能是青年工作满意度较高的重要原因。
三、青年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加班情况较多，部分青年未能获得合法加班补偿
调查发现，青年加班情况较为常见，不同单位性质、收入水平和户籍所在地的青年工作时长差异明显。每周劳动时间在40小时以内的青年只有约五成（51.3%），工作时长为41—50小时/周、51—60小时/周、60小时及以上/周的比例分别为37.9%、9.9%、0.9%。可见，约半数青年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法定劳动时间。
将普查绩效各指标对每一等级的具体隶属度值与其对应权重相乘，结果按照评价主要因素划分进行汇总，得到对应等级下评价主要因素指标的集中模糊复合物元Rb：
相较于体制内单位，体制外单位青年员工加班情况更为多见，私/民营企业青年员工加班最多。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一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内的比例为88.0%，在国有企业单位、三资企业、私/民营企业中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5.3%、55.2%、42.5%。
（2）根据模拟仿真结果，发现以往习惯操作下的补浇冒口仅能起到补充首次浇注时钢液量的不足，如果想通过补浇实现增加冒口模数和减弱冒口下偏析的目的，则需要使用多次补浇方案并适当延长时间间隔，以及采取措施避免冒口顶层钢液过早凝结成壳。
我们把青年收入划分为4个水平：4000元及以下、4001—6000元、6001—8000元和8000元以上。结果发现，处于收入水平两端的青年比处于收入水平中间的青年加班的可能性更高，其中收入最高的青年群体加班情况最为常见。月工资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的青年中，能保证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的比例为36.5%，月工资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青年中，能保证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的比例为31.4%。而在月工资收入在4001—6000元和月工资收入在6001—8000元的青年中，这一比例分别为54.4%和57.6%。并且，月工资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青年中，42.9%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50小时。月工资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4001—6000元和月工资收入在6001—8000元的青年中，这一比例分别为13.4%、6.6%、8.5%。
在制定项目预算时要安排科研项目负责人与相关财务部门人员共同依据预算科学性、效益性、经济性、效率性等标准来制定。在实际情况中，科研项目不同，预算标准也会有差异，要依据不同的科研项目进行合理化的预算标准调整。预算编制的质量对后期项目经费的实际使用以及项目结题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项目负责人要及时、客观地向财务部门反映预算的合理性与否，如项目支出明细的设置和支出金额是否合理，这样才能为日后制定更加合理、完善的预算标准提供依据。完善的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及调整机制，是科研项目的正常运行，科研项目经费效益最大化的保障。
青年对于政府住房政策有着较高期待。74.4%的青年认为政府应该从政策制定上保障“居者有其屋”。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选择买房而不是租房，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享有的权益落差过大。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全国各地也陆续推出租购同权的政策。对此，53.5%的青年认为，如果租购同权，可以转变观念，从一定要买房转变为可以租房住，35.2%的青年对此不认同，11.2的青年认为说不清。对于国家推出的政策“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表示赞成的青年比例高达92.3%，对于“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表示赞成的青年比例也高达94.3%。
按照《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在超过规定工作时间之外的劳动应当得到合理报酬。此次调查发现，虽然超过七成青年职工能获得全额支付加班费（73.8%），但仍有小部分青年未能获取或只获取部分合法加班报酬：获得部分支付的比例约为两成（21.5%），极少支付（1.8%）和完全没有支付（2.9%）的比例较少，不到一成。是否有上海本地户籍是影响青年能否获得合法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因素。有上海本地户籍的青年获得全额加班费的比例最高，为81.4%；其次为外地有居住证的青年（66.0%），达到一半；而外地无居住证青年的比例仅为47.4%。结合前面的调查结果，外地户籍青年加班最多，获得全额加班费的比例却最少，这使得外地户籍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二）休假权尚未得到充分保障，不休假情况在企业尤为常见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家”的概念与“住房自有”是紧密相连的。在当代社会，年轻人要结婚成家，往往也需要以拥有一套住房为前提。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大部分青年仍然认同这种观念。认为“住房是一种资产，无论如何我要拥有自己的住房”的青年占91.4%，对此不认同的青年只有6.2%，还有2.4%的青年表示说不清。高购房欲望与高房价叠加的结果必然是巨大的压力。81.1%的青年坦承当前的房价对自己造成很大压力，13.7%的青年认为房价压力较小，只有5.3%的青年认为毫无压力。迫于房价压力，多数（65.9%）青年只能暂时搁置了自己的购房计划，只有34.1%的青年仍打算改善住房。
进一步分析表明，单位性质不同，青年享受法定假期的比例有较大差异。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能享受全部假期的比例最高，达到六成以上（64.0%）；其次为国有企业单位和三资企业的青年员工，能享受全部法定假期的比例分别为48.5%和48.0%；在私/民营企业工作的青年能完整休假的比例最少，仅为43.0%。这表明，法定假期不放假在企业较为常见。
（三）收入与消费水平不高，付出与收入不对等的感受有所显现
据上海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数据，2017年，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7132元。本次调查发现，月工资在4000元及以下的青年占比11.7%；月工资在4001—6000元的青年人数最多，占了半数（54.0%）；其次是月工资在6001-8000元的青年，占比26.5%；月工资在8000元以上的青年只占7.8%。可见，至少有65.7%的青年的月工资低于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识字教学的手段多种多样，在选择时也应依据学生已有认知水平等具体情况综合考量。例如“识字加油站八”，“穴、窑、帘”不仅在字形上字头相同，在意义上也有其共通之处。这就要求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引导学生发现汉字音、形、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提高识字效率。
当今社会竞争加剧，知识更新迅速。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青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更新知识技能，才能提升就业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在问到“您最新的一份工作是花多长时间找到的？”时，回答“在2个月内就找到了最新工作”的青年比例为73.3%，需花3—6个月找到最新工作的青年比例为24.2%，超过半年才找到最新工作的青年比例为2.6%。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青年（97.4%）能在半年内找到工作，体现出较强的就业能力。
不仅如此，青年大都对自己的就业能力有清晰的认识和充足的信心。在问到“如果想换一份工作，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能找到新工作？”时，73.1%的青年认为只需要1—2个月，24.0%的青年认为需要3—6个月，只有1.1%的青年认为需要半年以上。在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就业信心的支撑下，青年的失业率并不高。调查发现，62.8%的青年从未有过失业经历，30.9%的青年有过一次失业经历，失业2次、失业3次及以上的青年分别只占5.8%、0.4%。
四、青年生活中面临的多重压力
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青年的向往之地，许多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近年来，随着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逃离北上广”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受到人们关注。我们的调查发现，约三成（30.2%）青年赞同“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尤其是外地来沪工作的青年对此的赞同度更高：外地户籍但有居住证的青年认为“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的比例为45.3%，外地户籍且无居住证的青年认为应该逃离的比例为45.7%。进一步分析发现，青年生活中主要面临三重压力：
（一）购房欲望强，房价压力大
青年踏入职场时间不长，薪资待遇普遍较低。面对大城市高额的房价，大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数据表明，多数（56.4%）青年目前处于租房或借住状态。42.1%的青年已购商品房，1.5%的青年住在保障性住房内。在有上海本地户籍的青年中，租房或借住的比例为41.4%；在外地户籍有居住证的青年中，租房或借住的比例为80.0%，在外地户籍无居住证的青年中，租房或借住的比例达到了96.5%。可见，绝大部分外地来沪工作的青年都是租房居住。
法定节假日是由国家法律统一规定的用以进行庆祝及度假的休息时间，每位劳动者都有享受法定节假日的权利。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的国家法定的节假日，46.6%的青年所在的单位完全放假，38.3%的青年所在单位放了大部分时间，“一半放了，一半没放”“少部分放了”“从来都没有放过”的比例分别为12.1%、1.8%、1.1%。可见，超半数青年（53.4%）在过去一年的国家法定节假日没能完整休假。
最后，石里克最大的问题是他对直观哲学提出的疑难亦可以反问于他自身：既然体验与认识有本质区别，那么概念的配列能保持事实的本来面貌吗？概念与对象的一义性判断之网如何能够达成？换句话说，既然体验与认识有本质区别，那么体验与认识又是如何能结合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系统呢？这一问题可以称为知识论中的超越问题。石里克大方地承认概念一义性的判断之网，并不能保证对事物的实在本质的知识，想获取事物的本质知识恰恰是直观哲学的错误。然而，直观哲学的本质论恰恰是以悬置事物的存在为前提，所以直观哲学绕开了实在本质的问题，而石里克却以事物的存在为事实，那么实在本质的问题就成为石里克认识论难以解决却如影随形的难题。
无本地户籍也无居住证的青年加班更多。上海本地户籍青年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的比例为61.7%，而无本地户籍但有居住证的青年比例达39.4%，无本地户籍也无居住证的青年每周超时工作的比例最高，为17.5%。这表明，无本地户籍也无居住证的青年的工作时间最长。
（二）储蓄意识浓厚，防范风险心理强
当问及“如果您急需50000元钱，请问您会怎么做？”时，83.3%的青年表示会用自己的存款，换言之，超过八成的青年拥有至少50000元银行存款。这说明上海青年的应急储蓄意识非常浓厚。浓厚的储蓄意识有很强的文化原因，相较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具有节俭的传统，所以亚洲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西方国家，不仅我国如此，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其国民储蓄规模也相对较高。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较高的储蓄率可能也反映出青年希望通过储蓄来防范风险的心理。调查发现，对于今后的养老费用的来源，多数青年认为主要是养老金（52.6%）和自己的储蓄（51.1%）。因此，青年最担心的就是退休金不够养老（56.8%）和“没有足够的钱看病”（54.2%）。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不完善，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的支出，多由个人负担。青年人眼下要承担为父母乃至祖辈养老的压力，还要为自己未来养老焦虑，对于收入不高的年轻人而言，势必造成不小的压力。
（三）文化和体育活动少，排解压力的渠道不够
大城市生活节奏快，工作竞争激烈，青年更需要有参加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的时间，让压力与紧张情绪得到排解。但前文业已提及，青年加班多、休假少，且收入相对较低，这些职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参与文化和体育活动。
在问及平均每周（包括双休日）用于文化休闲的时间时，有5.9%的青年表示“基本没时间”，有25.6%的青年选择“1—3小时”，43.4%的青年选择“4—6小时”，20.7%的青年选择“7—9小时”，4.4%的青年选择“10小时及以上”。可见，74.9%的青年平均每天用于文化休闲活动的时间不足1小时。青年文化休闲时间的不足可能也使得他们无暇利用上海优秀的公共文化资源。例如，近年来，为促进公共文化资源的共享，上海的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等已陆续实现了免费开放。但令人惊讶的是，有32.6%的青年从未去过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参观。
2.2 下载频次 54篇高被引论文的总下载频次为45 839次，单篇最高下载频次为4 194次（对应的被引频次为104次），单篇最低下载频次为81次（对应的被引频次为20次），平均下载频次为849次∕篇。其中，下载频次＞2 000次的论文有3篇，500次＜下载频次≤2 000次的论文有26篇，100次＜下载频次≤500次的论文有23篇，下载频次≤100次的论文有2篇。
没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情况在青年中也很普遍。调查显示，近一成（8.1%）青年完全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每周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少于1小时、1—3小时、4—6小时、7—9小时和9小时以上的比例分别为8.1%、36.8%、35.5%、9.5%、2.0%，这表明近九成（88.5%）青年用于锻炼身体的时间平均每天不足1小时。青年缺乏体育锻炼，一方面可能与通勤时间长、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有关，另一方面，在如今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青年对网络媒体的依赖也减少了体育锻炼的时间。许多人宁愿“宅”在家里上网，也不愿意走出家门锻炼身体。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对上海454名30岁以下青年的调查，本文分析了青年职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问题，并探讨了青年所面对的与职业发展相关的生活压力。研究发现：
第一，青年职业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随着中国社会形态逐步进入平稳发展的正常社会，与前几代青少年相比，“90 后”属于更健康、更正常成长的新一代。 [3]新一代的青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接受了大学教育的比例居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就业能力。这些优势使得他们较易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也不高。同时，他们并不追求一份终身稳定的工作，对就业稳定性不太重视。并且，青年对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第二，青年职业发展的传统障碍仍未突破。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刚进入工作单位的年轻人存在一种刻板印象，即认为他们没有过工作经验。因此，青年往往起薪低、工时高、晋升慢。本文的数据表明，加班多、休假少、收入低仍然是青年职业生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面对当前高度竞争的就业市场，初入职场的青年成为就业市场相对弱势的一群。[4]第三，青年承受着不利于职业发展的生活压力。新一代青年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起飞成长的一代。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成年后的他们首先要面临的压力就是高企的房价。同时，在市场成为主要的资源分配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的同时，国家—单位—个人的强制性依附关系逐渐松动甚至解体，[5]青年所面对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压力越来越大。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休闲活动、体育运动锻炼并未成为青年纾解压力的主要渠道。
黄世平指出，定语从句的关系词具有两种衔接功能，即照应和连接。定语从句关系词照应先行词，构建了定语从句修饰限定先行词的逻辑衔接；定语从句关系词连接了主句和从句，表明了从句内容是对主句的信息补充和评价的逻辑关系。因此，定语从句的关系词不仅具有语法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语篇意义，它对实现主句和从句的连贯有重要作用。以下参照黄世平的方法，对例句中定语从句进行衔接分析：
综上观之，新一代青年的职业发展呈现出多面特征。从青年职业发展的现状来看，他们是愿意打拼、努力上进、对未来发展前景信心十足的一群年轻人；从青年面对的社会环境来看，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的红利，另一方面也承受着财富资源分化加大、收入差距明显的压力；他们一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和选择权，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和焦虑。那么，如何才能消减青年面对的压力、营造一个对青年发展更具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呢？为此，本研究建议：
第一，实行更为积极的工资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收入水平。企业内部应合理确定工资分配，减少新老职工同工不同酬现象。要加强劳动监察，重点查处不执行最低工资规定和超时劳动不依法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行为，减少低收入职工因企业违法造成的工资收入损失。第二，制定青年优惠住房政策。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一步推动租购同权政策，以人才公寓、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多种形式满足青年的住房需求。第三，优化调整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时间和供给方式。适当延长社区活动中心的服务时间和体育场馆的公益开放时间，确保青年在8小时以外仍能获得服务。加快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图书馆等数字资源库与新媒体的联结，缩短青年获取文化资源的时空距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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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Young People’s Career Development
He F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With the “post-90s” gradually entering the workplac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presents new featur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 young people under 30 years old in Shanghai,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low desire” of the young people is multi-faceted. They have good career development, strong employment ability and confidence, and high job satisfaction. However, they suffer from a series of social pressure due to overwork, less vacation and low income.The government can respond by 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formulating preferential housing policies for young people and optimizing public services, so as to create a more friendly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Key words: Young People; Career Development;Social Pressure
[中图分类号]D4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9）05-0117-06
[收稿日期]2019-03-01
[作者简介]何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社会化。
责任编辑：李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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