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诸葛亮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忠臣良相的典范，其政治思想有很强的伦理色彩，具体表现为正统观与治理观。诸葛亮坚持蜀汉王权正统观替代中原正统观，辅佐汉室宗亲刘备称帝，通过北伐曹魏兴复汉室巩固王朝正统性。为实现这个政治目标，诸葛亮有明确的战略大局，外交方面联吴抗曹，保障内政清明。国家治理上坚持依法治蜀法制严明，法律量刑宽严适度，达到了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水平的高峰。诸葛亮的正统观与治理观共同构成了其理想与现实、伦理道德与严明法制的统一。
关键词：诸葛亮；政治；正统；治理；伦理道德
一般而言，政治思想是认识、理解和评价政治现象各种观点的集合，围绕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以及政治生活有效运行的评价标准展开讨论，核心问题为国家政权问题，具体而言包括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等主要内容。[1]2对于政治家而言，则包括政治理想和目标的确定，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以及理想目标实现过程的政策策略和治理手段。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主要以儒家伦理政治思想为主，兼有法家法制思想，包含丰富的政治根本问题与现实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主流指导思想一直是王霸杂用，或者说是儒表法里，虽然不乏法家统治术的广泛应用，但是官方宣称的指导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因此理想的政治思想都可以归为伦理政治观的范畴。诸葛亮作为传统社会忠臣贤相的榜样，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也属于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观，因其处于特殊的东汉末年群雄并争的乱世时代，政治观念又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诸葛亮的政治观体现在其身处三国战乱背景下的政治立场、政治目标及实现路径上，具体内容表现为正统观与治理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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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蜀汉正统观的确立
正统观是一个王权确立的根本价值判断，在封建王朝背景下具有根本意义。政权的存续首要的是获取政治统治的正当合法性，而古代东方的封建王朝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政府的正当基础来源内容就在于正统性。正统，顾名思义，正为居于天下正道，统为统一天下，正统意味着名正言顺地实现天下一统，这里面既有传统儒家的正名思想，同时也要求一个核心君主王权的统治，正统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规范。不仅仅是为了统一而统一，而是有道伐无道，替天行道，代表正义的统一才是正统，这是儒家正名王道思想的内涵。既然“正”“统”代表不同含义，那么相应而言，二者就会出现彼此分立的可能性，也就产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的区别。历朝历代的王朝建立都标榜自己具有正统地位。“正”象征着居于正道天意，“统”指的是现实的一统天下或实际的统治领导权，正统相互结合当然最好，但是二者不能兼顾的时候，或者天下并分多个小国的时候，哪个代表正统就成为理论解释的一个难题。诸葛亮的正统观大致就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基础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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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是一个天下大乱多国并立的时代，魏蜀吴三国的正统性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主要有魏国正统论和蜀汉正统论的分歧。生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作为蜀汉的股肱大臣，诸葛亮的王权正统思想集中代表了三国时期的最强音。学者总结我国历史上正统观念的发展，三国以前流行的正统观主要是中原正统性，具有正统意义的君权体现在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三国时期占据中原统治的是曹操，所以一段时间历史文献都以曹魏政权作为正统代表。刘备政治集团特别是诸葛亮坚持理论实践发展出新的正统观念，对于中原正统性进行替代，因此后世逐渐形成标榜地理统治的中原正统论与血统为基础的刘氏宗亲正统论。[2]38对于三国正统性的讨论，陈寿的《三国志》把曹魏当作正统影响深远，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视蜀汉为正统可算标新立异，直到南宋偏安一隅开始广泛认可蜀汉正统，特别是朱熹的确认对后世影响巨大，[3]民间话本集合而成的小说《三国演义》广泛流传，成为确立蜀汉正统地位的民意表达。相比较而言，曹魏政权依据的中原正统论更多是从实际统治结果论加以确认，不管过程手段如何，曹魏政权最终获得了中原的实际统治，因而具有正统合法性；而诸葛亮坚持维护刘氏正统论，强调政权本身所体现的道义价值，侧重于取得政权统治手段过程对于正统性的意义，更多从出发动机或者程序本身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角度考察政权的正当性，符合传统儒家学派的道义性伦理政治观。
东汉末年，传统思想文化、纲常制度遭到破坏，诸葛亮旨在恢复心中理想的伦理道德而不懈奋斗，这种强烈的正统观念使其成为三国时期理想精神的代表。正如钱穆所说：“有了一个诸葛亮，全部三国历史就光明了，一切都变成有色彩，有意义。”[6]326正统观是一种对于政权代表政治理想与政治价值意义的赋予，这种价值只能来自政治理想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因此，在弱化伦理道德背景下，仅仅围绕地盘利益展开群雄逐鹿的战斗更像是一场毫无目的的混战。自从诸葛亮出山之后，短短七年政治形势就大为改观，三分天下鼎足而治，之后曹魏代汉，蜀汉政权建立，诸葛亮师出有名誓死讨贼，以有道伐无道，匡扶正统布施恩泽，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从此之后，刘备集团南征北战攻城略地才成为不同于诸侯争夺地盘的兼并混战，而成为有着共同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的统一行动，成为替天行道恢复汉室的正义之师。诸葛亮的出山，军事上奠定了三国并立相互联合抵抗的局面，政治上则确立了蜀汉政权兴复汉室的正统目标，成为三国道义精神的代表。同时，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兴复正统汉室理想信念的躬身践行，捍卫传统伦理道德理想正统观念的实践行动，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忠臣和智者的典范。
首先，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思想，是诸葛亮本人修身养德治学平天下的志向所在，“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对诸葛亮一生最浓缩的概述。诸葛亮隐居时自比管仲乐毅，也是其匡扶正义反抗强暴的理想寄托。然而世道艰难，最终受苦受难的总是黎民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儒家文化教化下的文人贤士悲天悯人，同时积极入世有所作为，锄强扶弱、替天行道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先天使命。乱世时代老百姓求生愈加艰难，诸葛亮作为乱世逃难的孤儿，父母早亡，跟随叔父饱尝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的数年艰辛，直到公元197年借着叔父诸葛玄的关系来到刘表治地荆州，“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诸葛亮当时艰难处境的真实写照。公元197年到207年隐居十载躬耕田亩却从来没有忘记忧国忧民，胸怀大志包藏救国救民之策，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价值观的体现。诸葛亮兼济天下匡扶社稷的志向是其正统论的基石。
其次，作为有追求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辅佐君主治国平天下，固本清源为第一要务，反映在当时汉室倾颓的背景下首要目标就是复兴汉室江山，因此忠于刘氏家族的王权统治是诸葛亮秉持儒家忠君报国正统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治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4]130封建社会的王朝延续，基本路径就是血统继承，亲贵合一是封建权势统治的主要特点，尤其是当时汉室江山已经延续四百年，在汉室倾颓的背景下，身为汉室臣民的诸葛亮追求政治理想实现政治抱负理所当然首先是为兴复汉室，刘备作为汉室宗亲，又被承认为皇叔，具有血统上的优先性，这是得到诸葛亮认可并出山辅佐的必要条件。
再次，虽然刘备作为汉室后裔是得到诸葛亮选择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仅仅作为汉室后裔不能成为诸葛亮出山辅佐的充分条件，刘表、刘焉皆汉室后裔重臣，诸葛亮并不将他们放在眼里，可见除了血脉之外还要看刘备身上具有的与诸葛亮追求理想道义目标的一致性。刘备体恤百姓有口皆碑，兵败逃难之际依然不忍抛弃跟随的黎民百姓，虽然与当下以人为本理念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仁慈爱民之心可见一斑。“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5]732刘备与诸葛亮君臣二人共同目标旨在“伸大义于天下”“救万民于水火”，只有目标一致才可以一拍即合共谋天下大事。刘备匡扶汉室的志向与诸葛亮一致，同时身上具备宽以待人的仁德气质是诸葛亮选择刘备的重要原因，礼贤下士亲自到诸葛亮的茅庐之中屈身求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刘备对于诸葛亮有知遇之恩，按照古人的精神气节，“士为知己者死”，知遇之恩无以为报，只有“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因此，知遇之恩也使诸葛亮对于刘备蜀汉政权竭忠尽智。既有道义追求的一致性，又有汉室后裔的合法性和知遇之恩的个人情感，使得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成为诸葛亮捍卫蜀汉政权正统地位的力量来源。
如果说正统观归属于政治理想和信念范畴，战略观属于政治目标和理想实现过程中的宏观策略，那么具体到蜀汉政权内部对于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调节，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及处理违法犯罪事件，则属于其治理观的主要内容。诸葛亮在国家治理上，开诚布公、审时度势、仁义服众、赏罚严明，具有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与法家严格执法的双重特点。一般而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缺少学理性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实际政治治理问题进行经世致用的具体探讨。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而言，政治思想也是在借鉴儒法有效治理的理论学说基础之上，达到了很高的治理效果。
东汉末年，儒家纲常伦理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官方统治思想濒临瓦解，诸葛亮的政治正统观诞生于此，带有深刻的道德伦理色彩，对当时社会而言具有价值重塑与引领的团结作用。其所持的正统论是对中原正统论的替代，是对儒家传统伦理正统观念的继承和弘扬。诸葛亮生在东汉末年汉室倾颓危如累卵的环境下，从小接受儒家正统观念，对于匡扶正义，恢复正统王权有深刻体会。诸葛亮的正统观念既有明确的文字表述，又有坚定的躬身实践，体现了其作为传统政治家的知行合一。蜀汉王权的正统性内容，一方面在于诸葛亮未出茅庐就提出三分天下的宏观战略以及一步步实现目标的计划安排，另一方面则在于其孜孜不倦为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竭尽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持正统观念的强大信念。诸葛亮正统观在文字上的表述主要有《正议》《出师表》等文章。当时曹丕称帝定国号魏之后，魏国司徒华歆、司徒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等人与诸葛亮有书信往来，纷纷陈述魏国为天命所归，奉劝诸葛亮率众称臣，诸葛亮做《正议》予以回应，表达对于汉室正统的维护，具体内容是曹魏篡汉类似当初的项羽起兵，依靠的不是仁德，即便暂时苟且存在，今后也不会长久。蜀汉虽然偏居益州，但是居于正统地位犹如当年的光武帝，四千人就可以打败王莽四十余万众，可见正道不在乎人数多少，有道伐无道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4]15！如果说《正议》是理论文字上断然拒绝了曹魏集团的劝降，确定了蜀汉不与曹魏政权同流合污的志向，那么上奏《出师表》兴师北伐的实际行动则表明了讨伐曹贼兴复汉室的决心和魄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4]6。“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4]7可见诸葛亮对于维护蜀汉正统地位有着坚定的理论和信念支撑，具体而言，其正统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二、维护正统观的基本战略
对于蜀汉政权正统性的维护，体现在诸葛亮躬身践行的政治实践。他内修政理，外联孙吴，北伐曹魏，其中北伐曹魏克复中原兴复汉室是诸葛亮捍卫蜀汉正统地位的最大努力，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北伐未获成功，但是维护汉室正统的决心和意志没有动摇。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托孤首席大臣，辅佐刘禅治理蜀汉，成为蜀汉政权的实际决策者。诸葛亮被后人铭记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担任蜀汉政权的丞相，“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5]765。虽然作为军事统帅在五次主动发起的北伐战役中最终没能克复中原，但是对于益州的有效治理得到了民众拥戴，为相十三年，治蜀二十载，诸葛亮开诚布公治蜀的经验是给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陈寿评价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诸葛亮更大贡献还是对于社会问题的政治治理水平，成都武侯祠“攻心联”是对诸葛亮治理成效的最佳概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然而，第二步战略北伐曹魏，统一天下，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按照内政外交的区分，“隆中对”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主要针对内部可能反叛的少数民族采取相应政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也基本贯彻。只有国家内部安定团结，才能进一步北伐曹魏统一天下兴复汉室。外交方面，联吴抗曹，从最开始诸葛亮就将主要矛头对准了曹魏，一来三足鼎立之后曹魏占据中原领土，居于绝对的强势地位，两个弱小国家蜀汉和孙吴政权想要获得长治久安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魏；二来曹魏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败坏汉朝纲常伦理，成为诸葛亮等人主要反对的矛头指向。曹魏政权占据天时地利，一直以来都是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最大敌人，孙氏江东政治集团是乱世中贪图安稳的地方割据，可以依靠权宜之计结成联盟，而对于曹魏政权的态度则是非此即彼的根本对立，针对吴魏政权的不同定性，体现了诸葛亮维护伦理政治正统观的明确战略定位。
政策和策略是一个国家和军队的生命。刘备政治集团在建立之初缺乏根本指导策略，缺乏明确的立足定位，所以在群雄竞逐的过程中随波逐流。诸葛亮加入后，“隆中对”中三分天下分步走战略成为刘备政治集团的根本指导方针。在当时根基狭小的背景下，隆中对策可以算是为刘备量身打造的政治谋划大计。“隆中对”虽然总体而言是为了伸大义于天下，统一天下兴复汉室这个终极政治目标服务，具体又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实现三分天下，如何在群雄争霸中三分有一进而实现一统天下的目标，这是诸葛亮隐居时期观望天下大势审时度势反复思量总结出来的结论。诸葛亮隐居山林就谋划三分天下，而出山后的七年（207-214)大体实现了第一步战略。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乱世争锋，刘备辗转各地寸功未建，到处寻求盟友火并交战，但是又不甘屈人之下，三顾茅庐前夕刘备已经寄刘表篱下，七年之间只是徒增赘肉而功业丝毫未建。直到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同样是七年时间，刘备就已坐镇成都，横跨荆、益两州土地，成三分天下鼎足之势。诸葛亮隆中对策的军事战略方针对于刘备政治集团建立一方势力实现初步目标，可谓行之有效。
总而言之，诸葛亮出山之后一直按部就班实施出山前的战略计划，体现了其对当时特定形势和地理环境做出的准确判断。虽然后来北伐曹魏未能成功，但不能因此完全掩盖战略本身的闪光点。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诸葛亮的战略提出了各种批判观点，认为《隆中对》一开始就蕴含根本错误，兵分两处对弱小国家而言是军事力量分散，荆州和益州隔着艰难的蜀道之险，一旦一方有失，另一方很难积极支援，这也是关羽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兵败麦城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也要承认隆中对策对于当时的刘备集团来说大致上是正确可行的，而且帮助刘备政权在益州站稳了脚跟，后来的失败不能完全归结为战略本身的失误，具体执行的过错应该占据很大部分。关于刘备称帝之后思想的变化，对于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不像诸葛亮那样积极贯彻，居安思危意识不足，加之国力有限，经济基础薄弱，蜀汉领导集团缺乏长远抱负等，诸葛亮本人也有很大责任，那就是在实施隆中战略过程中低估了可能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关羽大意失荆州对于整个战略来说几乎是致命打击。我们并不能苛求古人可以面面俱到解决所有困难，就诸葛亮可以想到的地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虽然依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以及人力无法扭转乾坤的事实后果，但是诸葛亮面对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尽力根据形势发展调整策略，同时依然坚持维护蜀汉正统克复中原的基本战略，体现了其对蜀汉正统政治观的坚持。
三、德法兼用的治理观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对逆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由于在所选12个指标中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指数为逆向指标，所以利用取相反数的方式能将其进行正向化处理。此外，为了克服由于数量级以及量纲所产生的影响，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操作。本文利用z-score数据为：标准化方法，将原始值Xi标准化为的计算公式
有了政治理想和正统观念的确立，对于目标的达成还需要探索实现的策略和手段。诸葛亮政治战略的大局观，主要体现在与刘备首次对晤时提出的“隆中对”，目标是伸大义于天下兴复汉室正统王权，策略则是三分天下，然后联吴抗曹，进而一统天下还于旧都。《隆中对》提出了刘备政治集团的努力方向，同时也是诸葛亮终其一生不断践行的政治蓝图，“东连吴越，北伐曹魏”的大政方针是其一生坚持的战略手段。
然而，诸葛亮毕竟生活在封建社会，即便是诸葛亮严刑峻法的治理，也主要是人治理念的体现。人治制度对于治理者个人素质有更高要求，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诸葛亮那样尽心尽力，公事公办。诸葛亮事必躬亲，并日而食，夙夜忧叹，也导致其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年仅五十有四就病逝军中。诸葛亮依法治蜀，老百姓竞相称道史载明确，对于马谡、廖立、李严的惩治都可以算是依法办事公事公办，被惩治的对象也可以心服口服毫无怨言，以至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廖立垂泣、李严致死表示对诸葛亮去世的哀悼。但是在诸葛亮依法治蜀之外也有特例，法正多次被弹劾恃宠而骄、作威作福，公报私仇杀害不少人，诸葛亮不但没有严惩，反而维护法正的非法行为，原因在于其是拯救刘备于艰难处境之地的大功臣。这个惧怕主公宠臣而不依法处事的诸葛亮与前面被称为开诚心布公道、赏罚分明的诸葛亮似乎截然不同，为何这里的诸葛亮纵容知法犯法的法正呢？孙盛就对诸葛亮的做法提出明确批评，说他的做法有违严明政刑的主旨。[5]800-801对于法正案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作为赏罚严明之外审时度势政治家的人治色彩。刘备入川不久根基不稳，而法正善于奇谋又是益州本土势力的代表，很多事情依赖法正这个得力助手。诸葛亮要获得益州本地官吏和老百姓的支持，就要谨慎处理益州本土势力的矛盾，加上当时还缺乏行之有效的完整法律规范，也使诸葛亮不能轻易制裁法正。诸葛亮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又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非常时刻，为了巩固新的统治，暂时放弃了严刑峻法的处事手段。既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又能严守人臣身份，谨慎事君，审时度势，体现了诸葛亮政治运用的灵活之处。[9]63当然，诸葛亮为法正开脱，也并不是任人唯亲，史料记载诸葛亮与法正的关系主要是同僚公事上的关系，二人志趣德行不同，都坚守忠诚事主的大义，“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5]802。
诸葛亮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现在其对诸子百家学说的兼容并蓄，刑法德治相得益彰，依法办事又不固执刻板。他曾经对诸子的学问进行评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4]46-47诸葛亮在研究诸子百家各种学问中触类旁通，进而能够在现实国家治理中因势利导，取长补短加以运用。诸葛亮治蜀期间，制定法规禁令、科律条例，在执法的时候能够做到不避权贵，不徇私情，注意依法行事，如诛杀刘封、诛彭羕、“挥泪斩马谡”以及黜来敏、罢廖立、废李严等一系列事件都充分说明了他执法严峻的作风。[7]161特别是挥泪斩马谡和弹劾廖立、李严，成为依法办事不徇私情的经典案例。[8]诸葛亮自己剖白：“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4]54对于益州的治理得到了后人的广泛传颂，陈寿《三国志》给出了超高的赞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欤。”[5]777-778习凿齿也对诸葛亮的治国理政有着高度评价：“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已，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4]123依法治蜀秉持公正严明罚赏，老百姓毫无怨言，甚至在其去世之后一直铭感于心，口口相传称颂至今，也是符合孟子口中的道义政治思想，“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4]12。
浙江省水功能区划修编案例分析与关键问题探讨…………………………………………………… 蔡临明(17.44)
法正案件体现了诸葛亮作为传统社会政治家处事风格与法律执行者的区别，政治家根本目的为了维护整个政治集团的统治事业，法律执行者则主要是维护法律本身的公平正义与贯彻执行。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为了长远政治目标暂时纵容了法正的公报私仇，这种做法不是简单的因私废公，而是特殊时期当贯彻执法与政治统治之间出现矛盾时，后者对于前者具有优先权。政治活动比司法活动复杂，执法活动为政治目标服务，特别是政治集团处于新兴阶段法制不健全时期，更有可能为了维护政治目标而做出对于司法公平的部分妥协。政治家追求政治目标权衡的过程中，法律执行者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维护法律本身的权威执行，按照法律的条例依法办事，酌情审判量刑，但是归根结底司法活动依然是从属于行政权力的一种手段。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诸葛亮对现实情势的一种妥协和让步，政治家讲究通权达变、因地制宜，为了政治目标需要有所变通，为维护汉室正统有时需要牺牲司法公平；另一方面也看出诸葛亮毕竟处在中国古代人治社会的背景下，依法严明首先要讲人情世故和审时度势，完全的依法办事还很难实现。总之，不管是人治还是法治，归根结底都是调节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此维护社会的有序稳定和持续发展，诸葛亮在不同形势对不同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其法制执行活动与维护正统道义政治目标的关系上，前者从属于后者。
诸葛亮作为君主专制社会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因其处于东汉末年乱世背景下，其政治观有着独特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正统观与治理观两个方面。诸葛亮坚持蜀汉王权的正统理想，在战略上采取联吴抗曹的大政方针，目标是克复中原兴复汉室。对内依法治蜀，严明赏罚，布公道仁义，在他的治理下，蜀汉内部人心和睦，老百姓安居乐业；对外军民将士众志成城团结奋进，实现了蜀汉政权鼎盛的十年辉煌。他的政治正统观念有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是儒家兼济天下政治理想的体现。联吴抗曹的战略是为了这个政治目标服务的过程手段，一旦克复中原，孙吴联盟也将瓦解，而成为统一天下的竞争对手。依法治蜀严明赏罚是对法家治理手段的应用，体会民间疾苦，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体现了其儒家民贵德化思想的延续，综合法家和儒家学派内容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治理水平。然而，法制的运用主要是为了道义政治目标服务，归根结底是一种现实的人治思想。诸葛亮公事公办严刑峻法使人心服口服，治国理政的良好绩效获取大量民众支持，为连年动众出师北伐维护蜀汉王权正统奠定群众基础。治理观包含了其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疏导，体现了其政治家身份与法律执行者的区别，表现了良好的的治理效果。总之，诸葛亮的正统观与治理观共同构成了他的理想与现实、道义与法制相统一的政治思想。
老常突然肯定地说：“对了，我想起来一点，那个客人肯定是一个男人，但是具体多大年纪说不上，我记得当时加上寄存费和搬运费一起是80块钱，可是我们把寄存单给他的时候，那人在身上摸了半天零钱只有75块，他要求我们只收75块算了，我们当然不同意。他只好掏出一张100的，可是我们又没钱找。我说我拿到那边小商店去换一下，他犹豫了半天说好的，可是等我换好零钱再来到停车场，当时只有车在，没看到人了。我还等了好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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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cepts of Legitimacy and Governance in Zhuge Liang’s Political Thought
QIAO Xin-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Sichuan 637009,China)
Abstract:Zhuge Liang is a model of loyal official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his political thought is colored with ethics and morality,which is embodied in his concepts of legitimacy and governance.He claimed that the kingdom of Shuhan have legitimacy over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assisted Liu Bei,the descendant of Han royalty,to proclaim himself emperor,so as to restore the Han dynasty and consolidate its legitimacy by defeating the kingdom of Caowei in the central part.In order to achieve his political goal,Zhuge Liang implemented the overall strategy to unite the kingdom of Wu in defending Caowei and to ensure sound domestic governance by rule of law.The strict legal rules and balanced measurement of penalty contributed to his governance as one of those of highest level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Generally speaking,Zhuge Liang’s concepts of legitimacy and governance constitute his political thought integrating his ideal and reality,as well as law and ethnics as a whole.
Key words:Zhuge Liang;politics;legitimacy;governance;ethics and morality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19）04-0010-08
DOI:10.13950/j.cnki.jlu.2019.04.002
收稿日期：2019-06-12
基金项目：西华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17E031）；南充市社科研究“十三五”规划项目（NC2018C004）
作者简介：乔新娥(1988—)，女，河北大厂人，西华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徐元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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