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要：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首先是本体论层面的变革。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以实践为标识的。实践本体论的确立对于粉碎宗教世界观、破解宗教之谜具有根本性意义。只有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哲学，才能在探寻宗教之谜的征途中有实际的收获。偏离实践哲学必然会使得对宗教的研究出现种种偏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恩格斯；实践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以实践为标识的。而实践哲学的确立对于粉碎宗教世界观、破解宗教之谜具有根本性意义。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01只有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哲学，才能避免在宗教的研究中出现偏差。
一、恩格斯的实践哲学及其宗教观
马克思以实践哲学的创立为标志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奠基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对宗教的论述并不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内核无疑是实践论，他在宗教哲学和宗教史上的成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一)恩格斯哲学的实践论根基
指认恩格斯的哲学根基为唯物主义有着充分的文本依据。恩格斯在晚年回忆道，自从费尔巴哈的哲学清风刮进德国思想界，恩格斯和马克思就成了费尔巴哈派，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与马克思共同创立新哲学后，恩格斯更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2]47。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2]473，重申了物质对意识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可见，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清晰可辨、无可怀疑的。
问题在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不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答案是否定的。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大致有三种形态。它们分别是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哲学正是现代唯物主义。这同样有着充分的文本依据。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指出自己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并规定其基本性质：“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2]28。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物质概念作了迥异于朴素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全新的诠释：“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是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的简称。而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不过是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另一种称呼。
恩格斯在论战中特别地强调他们的新哲学的客观性，故以唯物主义名之。其实，恩格斯是把实践作为其哲学的基础的。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新哲学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匙的新派别”[3]313。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科学、雄辩、简练地证明了劳动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区别动物和人时，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动物的生存环境是现成具有的，而人的生存环境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2]408，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2]559。恩格斯所说的“劳动”，是“实践”的别称。
(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
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学术分工。从他们的学术经历来看，确乎如此。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竭尽心力，恩格斯则捍卫二人共同创立的新世界观并把它运用到文化史的批判中。因此，恩格斯对宗教有了系统考察的机会。由于对实践哲学的精深理解，恩格斯的宗教思想是十分深刻准确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宗教哲学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一是对基督教进行系统的个案考察。
普列汉诺夫对宗教下了个定义：“宗教是观念、情绪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7]363。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完全没有反映出宗教的本质特征，只是对宗教所包含的要素进行了描述。普列汉诺夫补充到：观念指宗教的“神话因素”、神的观念，它是宗教的“首要”因素。那么，什么是神呢？普列汉诺夫借用了他所认同的别人的观点：“神是乐善好施的精灵，体现在一定的物质对象，通常是神像中，人们用食物、酒等祭品来供奉他，希望在日常事务中得到他的保佑”[7]387。它仍然停留在经验直观的描述上，完全没有深入到神的本质中。因为为了弄清楚“神是什么”，我们完全有必要继续追问“精灵是什么”。可是，普列汉诺夫闭口不谈，毫无批判地拿别人的观点当挡箭牌。尽管普列汉诺夫引用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的反映宗教产生的原始社会背景的材料，貌似恪守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即用社会存在透视社会意识、透视宗教，但是对宗教的本质因素即“神是什么”始终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本体论的高度去解答。但是对于宗教的非理性外观，普列汉诺夫总是不厌其烦地指证：宗教是对现实的“虚幻”反映，宗教是“无知者”的世界观，它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等等。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评了杜林消灭宗教的理论，并集中阐述了他的宗教哲学。恩格斯开章明义地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333。在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的本质。恩格斯的这个论断被学者们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宗教的经典定义。这种看法是准确的。因为在实践哲学的视野中，全部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都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产物，那么作为社会历史中的元素，宗教同样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一种人间力量。不过，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它采取了超验的形式，即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曾说：“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1]587。可见，恩格斯与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解是高度契合的。
《万壑松风图》（图2）描绘的对象主要是松树、石头、溪流，再无其它，正如方闻学者所言，“在布局上，李唐以古法用参天大树分割画面或者限定空间”⑧。表现了北方气候干燥、植被单一的状况。最上方的大石块为主峰，远峰上落有“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题款，远观或误以为皴笔。当中略下是一片组织有致的松树，树根部多露出于石外，树皮有深重结疤。稍微右中偏下和左下方，有山间激流的溪水流出，进入左下角的石潭。全图有飞泉四五处，薄雾绵连，大片山石裸露，山势巍峨雄伟，石质坚硬方直，矗立棱角有尖锐之感。山石的外轮廓线刚劲，因皴法浓密，外轮廓线不是很清晰。
恩格斯还根据实践哲学的历史具体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对宗教本质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说，采取了超人间形式的人间力量，起初主要是自然力量，其次主要是社会力量。在人类早期，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有着无比的威力。人们根据一些错误的认识把自然力量人格化。随着人类的演进，社会力量对人来说也成为异己的力量了。于是社会力量也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恩格斯指出，只要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始终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对立，那么，作为这些力量的反映的宗教就会继续存在。恩格斯还把这种人间力量与人对立的社会状态概括为“谋事在人，成事在神”的社会状态。恩格斯认为，“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2]334，即“谋事在人，成事在人”的时候，作为异己力量的虚幻反映的宗教才会与其社会基础一起消失。
考茨基坚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哲学，这与伯恩斯坦要清洗马克思主义的空论因素殊途同归、不谋而合。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证科学一样的科学，是“纯粹的科学”，“从头到尾是科学”。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有科学性，但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它的革命性、批判性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哲学。然而，考茨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目的却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让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成为一种“经济宿命论”。在这种思想统治下的第二国际是无法鼓动群众的。
第一，关于原始基督教。恩格斯认为，古罗马世界在“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是基督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和庸俗化了希伯来犹太教共同构成基督教的思想文化来源，强调灵魂得救、创始人的伟大赎罪和摒弃“造成隔绝的仪式”是基督教得以成为“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的宗教特质。对于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属性，恩格斯指出，它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3]457。
1889年，在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二国际成立，拉法格、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是重要的成员。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并以之为指导运用到各个具体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对唯物史观作了机械的、科学化的、实证性的理解，他们在唯物史观的名义下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准确性无疑受到了影响。在宗教观上，他们的研究有价值也有局限。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化的基督教。由于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势不可挡，代表新兴市民阶层利益的宗教改革就势所必然。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先锋，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尖锐地突出了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试图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加尔文的宿命论学说以宗教的形式反映出如此的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4]511。恩格斯指出，加尔文派的宗教改革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真正的宗教外衣。
二、第二国际思想家的哲学及其宗教观
第二，关于封建化的基督教。恩格斯认为，基督教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当雄心勃勃的君士坦丁发现基督教可以是自己成为“罗马世界独裁者的最好手段”，基督教就被确立为国教，开启其封建化的历程。从此，封建制的等级森严就映射在了基督教上，使之成为具有封建等级的宗教。不仅如此，基督教在封建制度下还发挥了万流归宗的作用。罗马天主教会是当时巨大的国际政治中心，僧侣是中世纪的封建意识形态的代表，神学是万学之首。封建贵族、帝国诸侯自身甚至就是基督教的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高级教士。可见，基督教完全被封建统治者操控了。
(一)拉法格：“经济决定论”与宗教观
在《思想起源论》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一文中，拉法格指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的新方法，即“经济决定论”，借由它的帮助，“秩序”得以进入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而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由于“阶级的偏见”和“智力的局限性”，对历史的认识无能为力。在《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文中，拉法格用“经济唯物主义”指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指出：“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根植于经济环境里，它们在经济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5]39。不难看出，拉法格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传统即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去考察上层建筑的方法是认同的。但是用“经济决定论”和“经济唯物主义”来标识唯物史观，却并不准确。这反映出拉法格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根据“经济决定论”，拉法格利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把抽象观念、正义思想、善的思想、灵魂观念、上帝信仰都从当时的物质生产方式中说明，得出“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根植于经济的底土里”[5]64的结论。以上帝信仰为例。拉法格认为，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建立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石的社会的宗教，虽然它可以适应不同的社会形式，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明显。资产阶级是以攫取雇佣工人的劳动为生的寄生阶级，为了掩饰自己的寄生性，他们把社会当作不可认识的领域，从而把社会力量神秘化。野蛮人因为无知把自然力量神秘化而产生神灵观念，“文明人”则因为“无知”把社会力量神秘化而需要上帝信仰。拉法格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出发透视意识形态的做法，但是他忽略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即宗教等意识形态不仅仅要从现实的物质根源去说明，还要从当时的思想观念去说明，因为虽然意识形态的根子扎在经济的事实中，它总是从一定的思想材料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充分估计到这一点的。可见，拉法格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的分野。
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但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实践本体论的合格继承者。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和政策，总是立足于当前实际、服务于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列宁是行动中的实践哲学家，他对宗教的若干判断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有益补充。
湖泊生态系统中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主要包括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水生植物和鱼类等。作为湖泊生态系统食物网的主要组成部分，湖泊生物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物质能量流通具有重要意义。湖泊生物对环境条件的改变也具有敏感性[52]，水文和物理、化学环境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湖泊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结构的演替规律[85]。在富营养化湖泊中，对引水调控工程的生物效应关注较多的是引水对浮游动植物和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和群落结构的影响[34-35，46，83，86-89]。主要是对外来物种输入和优势种更替等方面的研究，并借此评估引水调控工程对湖泊生物环境的影响。
4.2 对于不等肢墙肢，连梁的刚度越大，整体的刚度也就越大。当连梁刚度与小墙肢刚度比>1时，连梁刚度的变化对整体刚度影响不大。
(二)考茨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
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是恩格斯指定的遗稿保存人，被视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传人。不料，恩格斯尸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背叛马克思主义，肆无忌惮地全面修正之。考茨基虽然没有像伯恩斯坦那样明目张胆地造反，但有识之士如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很早就嗅出考茨基把控的第二国际的陈腐气息，预料到考茨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和对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诬蔑，不是偶然的。早在十九世纪末对伯恩斯坦的清算中，考茨基所表现出来的哲学面貌就反映出他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实践上的背叛是理论背叛的延续和彻底暴露。
恩格斯对基督教的考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德国农民战争》这几个文本中比较集中。概括起来就是，恩格斯分别考察了原始基督教、封建化的基督教和资产阶级化的基督教的若干特征。恩格斯的这些论述都是不刊之论。
考茨基的哲学面貌无疑影响了他的宗教观。考茨基所著的《基督教之基础》一书就散发着浓郁的实证气息。《基督教之基础》由1895年考茨基所著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不断扩充而成。显然，考茨基把原始基督教看作为共产主义的早期模型。用唯物史观系统考察原始基督教始于恩格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的总体架构沿袭了恩格斯的思路，基本观点也没有超出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的看法。但《基督教之基础》一书的材料的详实远胜恩格斯所著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考茨基总是不厌其烦地罗列史料，通过有关史料对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犹太商业民族的文化和古代无产阶级进行分析，细致地解析早期基督教的现实基础、思想来源和基本特征，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即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矛盾考察基督教的形成。《基督教之基础》总体上是达到了他的写作初衷：运用唯物史观对基督教的几个重要方面解释明白。这是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贡献。不过，也应该注意到，考茨基认为生产方式“常常以技术进步的水平为依据”[6]13，从而直接从技术水平考察上层建筑，直接把文化与技术相对应。在《基督教之基础》中，考茨基直接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业态差异去说明其文化特性，暴露了他的科学主义的思想根底。
白丽筠有一套她自己的住房，就在我第一次找到搬水泥红砖活儿的那片新住宅区里，她还有自己的马6轿车，若不是傍上大款，凭她那个寒酸的工薪家庭是无论如何置不起的。我想起小时候记忆中的白三刀，问候她的父亲身体可好？白丽筠伤心地告诉我说，父亲前几年去世了，她刚刚有能力尽一点儿孝心的时候，父亲却不给她机会，撒手西去了。只有母亲犹在，也老得走不动路了。
(三)普列汉诺夫：“退行”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观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居功至伟，培养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清算伯恩斯坦、粉碎马赫主义、破除“寻神说”和“造神说”上与列宁紧密合作，维护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普列汉诺夫认识不到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终与列宁分道扬镳了。普列汉诺夫的功绩和失误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必然产物。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仅仅是外在性的、工具性的和修辞性的。普列汉诺夫在本质上是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就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基地上。这样一来，尽管普列汉诺夫标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是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解释的新哲学，其实他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他所吸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它没有超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水平，“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观点的提出就是明证。这样的哲学对于机智地打击唯心主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它完全无法洞察社会的演进本相：客观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的统一。这就不难理解普列汉诺夫在论战中成功和在行动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了。
与文[1]相比,这里没有去求镜面法线的单位向量,而是直接由入射光线与反射光线方向上的单位向量的和得到镜面法向量,从而简化了运算.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面貌决定了他的宗教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即机械地、教条地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把宗教规定为社会存在的虚幻反映，着力于指证宗教的非理性特征、强调宗教的负面功能。由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借用其成果以万物有灵论和图腾崇拜为核心对宗教起源进行了考察。
Intelligent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of Yard Crane in Container Terminal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科学的理想信念是人生最崇高的价值追求，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更是其牢不可摧的精神支柱及保持先进性的核心要素。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98党员的理想信念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所心系的重要议题，与之相适应，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也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常抓不懈。
三、列宁的实践哲学及其宗教观
在揭示了宗教的物质根源后，拉法格指出，尽管宗教信仰荒诞不经，但统治阶级需要借此作为精神工具以维持其统治。拉法格对宗教的政治功能作了强调。他说：“宗教是迫使被压迫的阶级屈服于羁绊之下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5]52。拉法格讽刺性地指出，在传统宗教失去影响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发明了“进步、劳动、自由、国家”等“新的神”，经济学家发明了经济学上的宿命论即永恒的经济规律并与宗教的宿命论结合，目的在于“从精神上奴役群众”。拉法格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与宗教思想体系相比拟，以揭示资产阶级光辉词句后的虚伪，但也从侧面揭示了宗教思想体系的麻痹欺骗功能。
(一)列宁的实践论：从自发到自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创造足够丰厚的物质基础，并激化社会矛盾、培育自己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合格建设者。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基础，它丝毫不排斥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先行权。在1882年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了这一点。如果抹杀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会沦为机械宿命论。
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正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唯物主义后在实践上无法正视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尽管列宁在俄国的革命活动中表现出矢志不渝的社会主义信念，但是在理论中无法获得支持，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包装起来的机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它强调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必然性，却忽视了历史无非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因而完全无法理解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历史中的真实作用。普列汉诺夫也赞美辩证法，但是在他的哲学架构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无法具体历史地统一的。辩证法揭示的是本体的辩证性质，是具有坚实的本体根基的。普列汉诺夫虽然也强调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性质的主观反映，但是由于他把客观世界作了抽象的理解，从而也把辩证法作了抽象理解，让辩证法仅仅成为逻辑工具和橡皮图章。
现阶段知识半衰期正在不断缩短，因此就要求继续教育必须为终身教育[10]。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所用的知识内容，大部分是上岗后所获得。所以坚持终身教育的学习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继续教育则是解决护理人员知识老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列宁在实践上与普列汉诺夫不同步，但是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架构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早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哲学上的困境没有妨碍列宁在实践上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肯定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正视俄国落后的现实的同时，列宁怀着必胜的信念努力锻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此时，列宁在自发地坚持实践本体论。不过，尽管总体上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存在背离，但是他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以缝合二者，这表现在列宁对辩证法的强调：既然作为哲学基础的唯物论过多地呈现出决定论的色彩，那么作为方法的辩证法或许能成为革命的灵活性的理论依据。可是，这种权宜的做法并没有解决其哲学架构中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分离这个根本问题，更没有回答历史的规律性和主体的能动性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这种理论内部的分裂、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完全无法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现实性，也对党的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极其不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包裹在神秘外壳下的实践辩证法。借助于黑格尔的学说，列宁正确认识到了辩证法的本体根基和实践的本体地位。他说：“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现实的)”[8]187。这段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人的感性确定性是由实践创造的观点完全一致。虽然列宁在此时并没有机会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但他的思想境界已经融入到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传统中了。借助于实践哲学，列宁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难题，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发挥主体能动性找到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他正确认识宗教和处理宗教问题创造了前提。
(二)列宁对马克思宗教观的具体化：从理论到政策
列宁对宗教发表看法基于两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是俄国的东正教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与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在俄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对宗教表态，实行合理的宗教政策；二是严酷的现实让部分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信念产生动摇而转向神学，“寻神说”和“造神说”就是明证，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纯洁性，必须清除神学的侵袭，因此，揭露宗教的虚幻性和欺骗性成了必要。针对这两个事实，列宁的宗教思想相应地主要围绕两个命题展开：一是对“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辨析，二是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9]247。列宁的观点是雄辩的。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布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提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观点。它的本意是指：对于国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它要求宗教与国家分离，国家不再资助教会，公民的政治权利不因信仰的差异而不平等。这个命题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人认为：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仿佛社会民主党在宗教问题上不持立场。如此一来，这个命题就成了机会主义的命题。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10]133，相反，应该用思想武器同宗教迷雾作斗争，坚决反对一切利用宗教愚弄民众的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两个层面的理解导致了貌似矛盾的政策：一是“宽容”宗教的存在，二是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宽容”宗教表现在反对向宗教宣战、挑起宗教仇恨。主张彻底的无神论表现在理直气壮地宣传无神论思想、与宗教迷信作斗争。对于机会主义的人来说，这种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在列宁看来，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9]250。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那么它应当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一样，坚决地同宗教斗争，这是没有疑义的。问题在于，要斗争，更要善于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要同宗教斗争首先应该特别注意变革其社会基础。所以，在坚持无神论立场的同时，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是同宗教斗争的根本之策。倘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立场而片面、“更左”地把打倒宗教提到不恰当的位置，这恰恰是宣传宗教、妨碍宗教消亡最好的方式。因此，对于列宁来说，一方面反对把“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做机会主义的理解，防止无产阶级政党丧失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另一方面也要反对狭隘的文化主义的观点，仅仅在口头上反对宗教却不进行实际的社会革命。如上文所述，当列宁做出这些判断时，他还不是自觉的实践哲学家，而是一个实践中的哲学家。他在文字上的表述与实践哲学所使用的概念术语还有隔膜，但其精神实质却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哲学。正是作为一个自发的实践哲学家，自发地坚持实践哲学的灵活性和具体性原则，列宁在宗教问题上的认识和举措才能够如此精准。
列宁重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我们知道，这个命题揭示了宗教在政治上的麻痹性和在世界观上的虚幻性、蒙昧主义，它是从功能角度对宗教的描述。列宁正是在宗教的理论功能即世界观功能的角度重申这个命题的。所以列宁把它限定为“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这个限定是极为重要的，把它歪曲为列宁对宗教本质的把握，是缺乏文本依据的，也不符合事实。列宁认为，宗教建立在无知和蒙昧的基础上，它教导人们忍耐顺从，把希望寄托给天国，间接地为剥削阶级服务，因此，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点人样的生活”[10]131。马克思主义则尊重事实、崇尚科学，鼓励人们为现实的幸福而斗争，它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寻神说”和“造神说”企图连接宗教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丝毫不需要宗教的补充。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哲学及其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迫切的实践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使然。宗教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应该实现中国化，以在宗教领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教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对宗教把握最准确、最全面的是李达。李达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完整准确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论”，这是他的宗教思想深刻的理论前提。借助于“实践的唯物论”这一理论制高点和当时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李达系统地回答了宗教的起源、根源、本质、作用、演变、消亡等问题。他对宗教下了如此定义：“宗教是社会诸关系在人类意识中被颠倒的、被歪曲的、幻想的反映。换句话说，宗教是采取自然界、神、恶魔、灵魂、天国、地狱等等信仰形式的社会诸关系在人类意识中的幻想的反映。”[11]477这个定义是非常正确的。不过李达的宗教思想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那就是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他对宗教的鸦片功能有着突出的强调。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实践哲学家，也是实践的哲学家。这让毛泽东不仅能在实践哲学的理论维度透视宗教，也能在实践哲学的现实维度灵活处理宗教问题。他的宗教观深受李达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认真阅读过李达撰写的《社会学大纲》一书并有详细的眉批。在该书涉及宗教的章节，毛泽东写道：“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12]213。在这里，毛泽东对宗教的本质及社会根源的认识是准确的。毛泽东对宗教的政治功能保持高度的清醒。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了宗教是封建制度压抑民众的绳索。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实施文化侵略的图谋。可见，毛泽东对宗教的认识是非常深刻和全面的。
学校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增加实践教学，优化教学效果。任务驱动式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他们深入思考，探索问题本质；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联系实际，分析问题，集思广益，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实践教学法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工作环境，发展高职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3]78-79。
改革开放以来，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到了实践哲学的理论传统中，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做出了新的贡献。这突出地表现在2001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作的《论宗教问题》的长篇报告中。报告对新时期对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作了全面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三性四句话”，它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完全成熟。“三性”是指宗教存在的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四句话”是指“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三性四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宗教工作。他认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13]301。他还提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点明了宗教工作的实质；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点明了宗教工作的指南；提出“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点明了宗教工作的原则；提出“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以做好重点工作推进全局工作”，点明了宗教工作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提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五、小结
坚持科学的实践观对宗教批判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得到最清晰的提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197。尽管此时的“实践”还是以“劳动”的面貌出现，且包裹在人本主义的沉重外壳中，然而其核心意旨已经不言而喻了。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宗教批判制定了根本性的原则，但分析宗教和处理宗教问题需要把这种原则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并进一步地发挥。这运用和发挥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珍宝，恩格斯、列宁的宗教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如此。如果偏离了这根本性的原则，那么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将难免出现失误，第二国际思想家的宗教观就是如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拉法格.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M].北京：三联书店，1965.
[6]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M].北京：三联书店，1955.
[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62.
[8]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列宁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李达.社会学大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OnMarxistPracticalPhilosophyandOutlookofReligion
LI Chenglong1,LI Xiaodong2
(1.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Zhejiang 310014, China； 2.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The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realized by Marx is first of all at ontological level. The ontology of Marx's philosophy is marked by practi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ontology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for smashing the religious worldview and solving the mystery of religion. Only by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ly applying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pioneered by Marx can we have practical gains in the journey of exploring the mystery of religion. Devi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practice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various deviation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Keywords:Marxism; outlook of religion; Engels;the 2ndInternational; Lenin; Sinicized Marxism
*收稿日期：2019-03-15
Doi:10.16813/j.cnki.cn35-1286/g4.2019.03.001
作者简介：李成龙，男，湖南沅陵人，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李晓东，男，湖北武汉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存在论视域下马克思的宗教观研究”(17C156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629(2019)03-0001-07
〔责任编辑：张 强〕
标签：宗教论文; 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基督教论文; 马克思论文; 哲学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龙岩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 存在论视域下马克思的宗教观研究"; (17C1564)论文; 浙江工业大学论文; 湘潭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