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尊儒思想探微
——以“五原”为例
贾瑞芬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韩愈“五原”是其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他首次提出儒家“道统”，并对其作了详尽地阐述。韩愈以“原”命题，正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本源，达到排斥佛老之说的效果。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五篇文章之间的关联，探究韩愈尊儒思想的动因，以便对当时社会风气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 韩愈；“五原”；道统；排佛老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藩镇兵戎不断、宦官入朝干政、外夷屡屡进犯，再加上佛老惑民危国，内忧外患的阴云笼罩在劫后逢生的王朝上空。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亟需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涤瑕荡垢以正国风，韩愈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都在为倡导儒学复兴而努力，希望以此来革除当时文道衰微的社会弊端，挽狂澜于既倒。在他看来，要想治国平天下，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儒家学说，辟除佛老。在他的倡导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并将古文与当时儒学复古运动相结合，提出系统的文学理论“文以明道”“文道合一”。开启了全新的散文创作形式，并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原”的产生可以说是儒学复古运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一、“五原”创作及其主要内容
（一）“五原”创作究源
“五原”是韩愈创作的五篇文章，分别是《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有关“五原”的创作时间，各家均持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韩愈在阳山一年多，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夏奉大赦北上郴州（今属湖南），在郴州刺史李伯康处待命。他在郴州三月，潜心著述，完成了《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等重要论著的写作。”［1］此为北上郴州创作论，而张清华则认为“五原”应作于贬谪阳山之时。他指出韩愈在阳山写的《县斋有怀》明确表示：“潇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得初心”有恢复当初的愿望，即作唐之一经之意。并且根据韩愈思想的变化可以发现，自上《论佛骨表》被贬之后，他的尖锐言论已经很少了，而更多的是向皇上表忠心，从这一点来讲，“五原”作于他儒学思想成熟，而锐气十足的壮年的可能性远比其晚年创作的可能性大得多［2］。也有人认为《原道》篇写作时间可以缩小在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秋冬至十九年（803）秋冬之间，而更有可能是在贞元十八年（802）秋至贞元十九年（803）春［3］。韩愈于贞元十七年（801）秋冬之际，得到陆傪的引荐，获得四门博士一职，但他并不满意眼下的工作，与此同时，向他请教的学子络绎不绝，以至于遭到时人的谩骂。贞元十八年（802），他回河阳接家眷，因家中人口过多，韩愈的生活苦不堪言。到了贞元十九年（803）秋冬之际韩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旱情，贬为山阳令，贞元二十年（804）春二月半，才抵达了距京师长安三千八百余里的贬所山阳县。而此时的韩愈才35岁，正是思想渐趋成熟时期，有如此激烈的言论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具体创作时间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各家考证创作时间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涉及到贬官山阳一事，可见其创作时间应该在居官山阳前后。
（二）“五原”的主要内容
“五原”的五篇文章主题不一，内容也各不相同。《原道》提出道统论，指出儒家思想的传承脉络，突出振兴儒家道统的目的。这里提到的“道统”可以认为是韩愈首创，他强调这个道统并非佛老之道，而是由“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20。虽然稍后的荀卿与扬雄也在这个传承系统中，但韩愈认为他们只得其皮毛，未能将先圣的思想精髓作详细的解释，而他却能将整个道统的传承脉络进行细致地说明，意在表明自己是孟子之后道统的继承人。他曾对好友言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4］241从中可以看出其为维护儒家道统的坚定信心。
《原性》专讲人性，针对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以及扬雄善恶相混论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对三人的人性论进行补充和发展。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4］22。并依照性情的特点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简洁明了，层层递进。他还将人性分为仁、礼、信、义、智五个部分，并提出人性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4］22即上品的人性生而善良，中品的人性尚有欠缺，却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而下品的人性五种品德都不具备，也无法改变。既然提出了人性是上天赋予的，那么就应当有后天形成的人情与之对应，于是又提出了“情三品”。他将这种“情”概括为喜、怒、哀、惧、爱、恶、欲，并认为“上焉者之於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4］22-23。上品的人品，能够很好地控制这七种情感，中品的人对于七情则不能像上品人一样协调各方，有时多，有时少，但仍能尽力控制；而下品的人对多和少没有一定的控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为之。韩愈依照儒家思想将“性”“情”融为一体，旨在反对佛老的“性善情恶”论。
《原毁》用以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通过对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待人方式来看毁谤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4］25指出古之君子严于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样的人对于提升自己的德行不敢有所懈怠，接触他的人都乐与之为善。然而“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4］26相比古人，今人往往是“躬自薄而厚责于人”，这类人无视身边的人，更不会学习他们的优点，反倒认为那些优点不值一提，如此一来他人便很难与之相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行为呢？“怠与忌之谓也”。一切行为的源头都在“怠”和“忌”上，“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此种风气大行其道，则会造成“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处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名士贤臣想要通过传布道德之说而使自己名声远播可谓难上加难，且这种风气势必会影响封建统治秩序。韩愈正是要通过这一主题扭转社会风气，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让为君者明白当世多忌多毁之由，而后才能知人善任。
从文章篇幅来看，《原道》篇幅最长，《原性》次之，宋祁在《韩愈传》中称其“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6］。将这两篇文章提到了可与孟轲、扬雄的文章相互补充的新高度。《韩愈志》对《原道》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承周秦诸子之遗，直起直落，自然雄肆”，而《原性》则是“开唐宋八家之蹊，匠心布置，间架已具”［7］113。可见这两篇文章在“五原”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原道》开篇就为儒家的“仁义道德”下定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4］15儒释道三家皆谈“道德”，而“仁义”却是儒家独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道”虽说是三家皆用的一个概念，但三家赋予道的意义各有不同。儒家的道主要是“合仁与义言之”，是“天下之公言”，老子的道是“去仁与义言之”，乃是“一人之私言”，而佛教则光讲道德而不论仁义，世人舍本逐末的做法由此成为儒家眼中的淫辞邪说。韩愈尤其对百姓因供养僧道带来“穷且盗”［4］17的社会问题深恶痛绝，况且佛老为寻求所谓的“清净寂灭”，违背儒家提倡的“五伦”关系，给社会带来一种不正之风。因此，韩愈指出要对其施以严厉的手段：“人其人，火其书，卢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4］20-21主张用先王之道教化百姓，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以《原道》为开篇，在于明确作者的尊儒排佛思想，文中先论三家思想的不同，再对佛老两家产生的危害进行详尽地说明，最后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可以说，《原道》是“五原”的总纲领，它通过各种事例分析儒家思想的人性化，使儒学与佛老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竭力恢复儒学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之后的四篇文章选取几个不同的视角分别对佛老思想展开攻击，以宣扬儒学在各个方面的优势，可以看作分论。虽然“五原”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后世却对其存有微词。范浚评价韩愈：“《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则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传则诬，愚与诬皆君子所不取，愈诚知道者耶！”［8］范浚指责韩愈的道统体系没有提到子思，可谓“愚”且“诬”。钱基博在《韩愈志》中说到：“《原性》铺说三品；而于性道之大原，俱欠发挥；只是说道说性，而未探原。”［7］114钱先生认为《原性》光谈“道”与“性”，没有达到探“原”的目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古人在认知方面难免存在欠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五篇文章的价值。五篇文章在论述内容上紧密联系，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系统，仍有其可供借鉴之处。
二、“五原”的内在关联
“原人”最早出自《孟子·尽心下》。孟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5］384此中的“原人”意为谨厚之人。而韩愈《原人》一文则论华夷之辨，文虽简短，亦有可观之处。文章指出“形于上者谓之天，行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4］28。而这个处于天与地之间的“人”并不是单纯的人的内涵，而是包括了夷狄与禽兽。此中的“夷狄”直指佛教，因为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中国自古便有“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思想，将夷狄与禽兽置于人之下，有明显的蔑视意味。作者在结尾处把儒家的圣人当作一统夷狄禽兽的主人，指出圣人虽有“一视而同仁”的胸怀，但也要“笃近而举远”，同夷狄、禽兽划清界限。既表明了强烈的反佛意思，又维护了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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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为题的五篇文章指出佛老思想的危害，认为其“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争取信徒，而本土化的华夷观念又使人民对异域文化怀有本能的排斥心理，何况佛教观念与生活方式同中国原有思想皆有差异，因此一直受到儒家及社会的抑制。汉代要求汉人承袭前制，不许出家，到西晋太康年间，仍明令禁止“晋人作沙门”［11］。直至三国时期，儒、释、道三家仍有争论，牟子《理惑论》：“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12］至此，佛教仍没有在中国站稳脚跟，依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到了北魏，佛教地位才有了较大改观。
大年初二起，妇女们要回娘家拜年。春节一直持续到二月二期间达斡尔族村屯非常热闹，亲朋好友除了相互邀请饮宴外，请有文化的艺人讲故事、唱“扎恩哒勒”和说唱“乌钦”；黄昏时分，小伙子们打曲棍球（Beikuo），姑娘们则三五成群在一起玩嘎拉哈(Sake)、剪制摆放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小纸人（Hanieka）等游戏活动；夜晚是妇女们的天地，姐妹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今天到你家，明天来我家，边唱边跳，歌声不断舞步不停。
《原人》与《原鬼》篇幅虽短，但也是“五原”思想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原人》对于佛教这一“舶来品”进行抨击，明确“人”应有所区别，突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原鬼》一文以“鬼”为讨论对象，在驳斥佛老神权之说的同时，也落入了天命论的窠臼。
《原鬼》则探讨天命。鬼神之说往往是宗教用来宣传教义，劝导人改恶向善虚构出来的虚幻之物。佛教有天堂和地狱，道教有洞天福地、神山仙岛，亦有幽冥地府，虽然称谓不同，但都指鬼神居住之所。一般情况下，天命观念往往与鬼神赐福降祸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种唯心观，是一种对宇宙事物的自我感知。韩愈在文中为鬼下定义，认为鬼是“无声无形”的东西，无法捉摸，并将鬼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分为“三品”，“有动于民而为祸”，“有动于民而为福”，“有动于民而莫之为祸福”［4］30。一边肯定鬼现实存在，一边又认为其不可捉摸，由此可以看出韩愈并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排佛信鬼的有神论者。
三、“原”——韩愈卫道精神的象征
（一）家世学养与低糜世风交织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韩愈以“原”命题，目的在于“卫道”。面对社会上的崇佛狂潮，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韩愈不得不站出来为儒家打抱不平，这不光是因为他目睹了当时弥漫在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更与他周围的环境有关。
《原毁》谴责士大夫诋毁后进的不良风气，开篇以舜和周公的才艺作论据，要扬人所长，避己所短，并以古之君子为榜样，是典型的儒教模式。文中谈到，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又云，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4］26古人都有效法圣人的习惯，他们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孟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以圣人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就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继承，就今之君子和古之君子的对比，揭示出毁谤的根源，发出对于为上者要善于识人用人的殷切期盼。《原毁》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排佛老思想，但在强调当世毁谤问题的同时，也提出解决之法，那就是“可导而上下也”。《原毁》是对《原性》性三品的延伸，通过韩愈立誓以严于自责，勇于导人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宗旨，体现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君子理想。
隋唐时期，佛教仍饱受夷俗之论的攻击，地位远远低于道家。自李唐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了寻求理论支持，便以老子作为先祖，称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盛行一时。唐太宗更是把道家学说提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他认为：“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孕，故能经邦致治，反朴还淳。”［13］73由于唐初期战争不断，国家政权极不稳定，经历了数年的混乱之后，各方面都需要修整，老子与民生息的思想应时而兴。唐太宗曾下诏：“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13］73虽然表面上佛教地位低于道教，但现实中，君主并没有因为尊崇老子就对佛教进行压制，唐朝统治者依旧倾心于佛教。
韩愈出生于儒学家庭，他的叔叔韩云卿时任礼部郎中，兄长韩会亦有文名，韩云卿韩会叔侄文才卓异，在当时的长安享有盛誉。韩愈的父亲去世后，他便由兄长韩会抚养，韩会重视儒学，同时也提倡古文，在兄长的指点下，韩愈少时就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得到了当时有名的文人萧存的赏识［9］。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提到自己：“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从小受兄长影响的韩愈自然对儒家学说有一种强烈的情感：“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并愿意为“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4］190这是他始终坚持维护儒家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当时社会上佛老蕃滋，以紫乱朱，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官员外郎彭偃上书代宗：“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10］从彭偃给出的一系列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供养僧道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危害，就长远来看，人民终将会因无力供养而导致“民穷且盗也”。可见韩愈的排佛之论并非空穴来风，乃是为针砭时弊而发。
《原性》试图以儒家思想取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佛老思想，针对佛老二家灭情见性的宗教观念而提出“情性三品论”。他认为性与情之间交互影响，只有情三品与性三品一一对应，才会达到“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性情不可分而言之，给当世之人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原性》是对《原道》的分述，《原道》讲佛老的危害，《原性》将佛老产生的危害细化到具体内容上，详细解释了这种思想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为排佛老提供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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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项目调试过程中，紧挨着RPT的设备D3频繁离线，硬件更换之后，故障仍然存在。通过排查MVB线路及连接器，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每段线路阻抗均为(1±10%)×120 Ω，符合IEC 61375标准要求。故障线路拓扑示意如图1所示，总线主BA和离线的从设备D3分别位于中继器RPT的两侧。
代宗时僧人可以出入宫中讲禅说法，而且还会赢得较高的“身后名”。当时的和尚不空经常为皇帝铺衍经义，深受皇帝敬仰，在其圆寂后，代宗追赠其为“开府仪同三司，仍封肃国公，赠司空。谥曰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13］519。君主崇尚佛法在宪宗时期较为明显，元和十四年（819）迎佛骨入宫可为明证，史载：“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10］34更有甚者为表示自己对佛祖的忠诚，不惜烧伤自己的身体，有文字记录了当时长安百姓狂热的礼佛行为：“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4］686为迎佛骨，百姓从早至晚奔波于寺院之中，荒废本业，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转。文武百官见此情形，都选择了明哲保身，惟有韩愈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向皇帝直谏：“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4］686足见当时佛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二）“济天下之溺”以卫道
中唐的统治者对朝政大事深感无力，这种心理促使他们向宗教寻求安慰，进而促成了佛道的兴盛局面，倘若这种佛老思想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那么，儒家的“三纲五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主张将会成为空谈，离开儒家的伦理纲常，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势必会动摇。深受儒学思想浸润的韩愈自然想立道以“济天下之溺”［14］，为儒家确立可以绵延后世的“道统”，以圣人的言论向佛老发起攻击。他创作了大量政治议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这种强烈的卫道精神在“五原”的字里行间均有体现。所以说，韩愈“卫道”的终极目的就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五原”处处都在追根溯源，却又处处为统治者着想。《原道》虽说确立儒家的道统，但字里行间莫不流露出对封建统治制度的维护：“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4］17指明了君、臣、民之间的等级关系，表面是为了维护儒家提倡的“五伦”关系，但实际上是对佛老“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言论对统治阶级的不利影响予以反攻，维护统治秩序。《原性》以性情论来反对佛道的言论，并提出了“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危而寡罪”［4］24。借鉴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5］262的方式治理人民，让人们不敢触犯统治阶级的地位。《原毁》指出“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种反常的社会现状，劝诫统治者广开言路，吸纳人才，让真正有德才的人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原人》把圣人提到了“人道”主宰的位置上，明确统治者“夷狄禽兽之主”的地位。尽管《原鬼》是韩愈个人对于天命论的认知，但文中不乏对统治秩序的维护：“民有仵于天，有违于民，有爽于物，逆于伦而感于气，于是乎鬼有形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殃祸焉，皆民之为之也。”以鬼降灾殃吓唬人民，使其不敢做违反统治者的事，虽然有些荒唐，但仍能看出他对统治阶级的忠心。
在图3模型中，虚线段BF权重为14，而线段BD与线段DF权重之和同样为14，因此同样可以将虚线段BF直接删除。
“五原”不仅对盛极一时的佛道二家予以抨击，更树立起了儒家道统的大旗，给当时情绪低沉的儒士群体注入了鲜活的生机，它以儒家学说驳斥佛老的淫辞邪说，维护唐代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是统治者们维护其统治不可缺少的政治武器［9］277。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五原”的思想内容提出了质疑，陈善指出：“愈之《原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乎情而非性，则流入于佛老矣。《原人》曰：‘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则流入墨氏矣。’《原道》非庄周之掊斗折衡，而著论排三器，则与庄周何异！此则愈之未纯也。”［15］陈善认为韩愈排斥佛老的同时，难免落入了另一种极端。朱熹《王氏续经说》曰：“退之《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扬、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乡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16］朱熹认为，韩愈有着文人的放浪形骸，又热衷于功名利禄，在事功上不如范仲淹。虽然如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韩愈宁可触犯人主之怒也要以一己之力挽儒学于既倒的精神。“五原”在确立儒家正统地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其中的某些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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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30（2019）01-0010-05
收稿日期： 2018-11-13
作者简介： 贾瑞芬（1993-），女，汉族，山西朔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 韩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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