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人口数据带来一个重要事实，二胎放开带来的新生人口增长效应是有限的，我国正步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新阶段。恰逢经济转型迫在眉睫，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升级任务将不可避免地与人口新趋势融合起来，由此带来新的动力因素和经济增长契机。
关键词：新生人口；低出生率；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经济转型新动力；内需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主动性，经济转型是一个经济体为了摆脱发展陷阱和困难而通过各种手段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主动行为”。我国已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转型，从计划转向了市场；现在又面临第二次转型的契机与挑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升级。很显然，这次转型与劳动力因素，也就是人口问题息息相关。恰逢中国人口状态发生了内生性、根本性的变化，并产生了新的趋势。同时我们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经济增长，而是向更高经济形态迈进，由此可推断，人口因素将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最活跃、最具主观能动性的动力因素之一。
一、人口新变化和趋势解读
总体看来，中国新生人口第一次出现了明显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1 723万，相比2016年的1 786万，下降63万。这一现象能够引起举国上下舆论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全面放开二胎的2016年比2015年多出生191万人，成为新千年来中国大陆出生人口最高的年份，这喜人的数据大大提高了各方面预测人口增长的口径；当时，就连最悲观的人口坍塌论代表梁建章也十分乐观，“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 800万到2 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新生儿最多的一年。”[1]2017年新生儿不升反降的反转现实，引起了人们的深度关注和广泛焦虑。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趋势问题，而人们对于新趋势的共识也正来源于这一次预测落空所带来的背后原因深挖。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分析：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仅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2]。由此可见，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一胎减少，而二胎的增长又公认是不稳定、甚至昙花一现的，它与适龄妇女的人口蓄积、财产积累等因素密切相关。
例如城镇化过程中最积聚人口的一线城市，原本是中青年妇女和中国家庭资产最丰盛的区块，在历经数十年的人口正增长以后，上海、北京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年经济数据显示：常住人口2 170.7万人，比上年减少2.2万人，下降0.1%，为200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另外，常住人口出生率也从2016年的9.32‰下降到2017年的9.06‰，增长率为-0.26‰。《上海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则显示，早在2015年就已出现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现象，其中当年出生10.38万人，死亡11.5万人，增长率为-0.78‰。
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人们终于达成共识：下降的趋势正在形成，并且很可能是不可扭转的。以较为激烈的雪崩论、坍塌论为例，尽管正反双方还处于辩驳期，但从双方共同拥护和采信的权威论据来看，差别仅在于人口减少的程度。比如，支持的一方采用的往往是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中的最低生育率(1.3)方案测算结果，即中国人口或跌至6.13亿；而反对雪崩论的一方支持和采纳的是该文本九套方案中的“中方案”，其生育率指标是1.6至1.8，这更符合现下中国1.5到1.6生育率的真实水平。即使按“中方案”走，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也将下降到10.2亿水平[3]，但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4]。
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包括工业指标、农业指标、生活服务业指标和综合指标，主要有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工业水重复利用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亩均用水量、农业节水灌溉面积比例、城镇供水管网漏失率、城镇公共及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和人均综合用水量等指标，也包括各行业用水定额，可以作为宏观控制指标衡量流域、区域或行业以及具体用水户的用水效率。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涉及面广，种植结构和灌溉方式种类繁多，故此项目的用水效率控制决定着项目用水总量及项目发展的规模和布局。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主要体现在农业用水控制指标和用水定额方面，有效改变过去粗放型用水模式，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步伐。
二、人口下降趋势主因分析
不论是激进方案，还是保守方案，双方的估算都已印证了以往的系列研究。回顾这些冷静阶段的研究成果，对于消减当下的舆论冲激性不无裨益。这些已经拥有社会公信力的成熟观点还可以用来冲破当下正、反观点胶着的争执状态，并从更宏观的时间维度上来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探析中国人口下降趋势的深度原因。
明确专家评审费用标准。制定论证专家评审费用的统一标准，使论证工作的制度化，保证论证工作更加公开透明，便于管理。明确专家评审主要方式、标准和意见反馈。
从历史上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世界人口结构经历过三个阶段：农业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也叫二元社会)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工业社会完成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三个阶段更替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人类生产力进步，而生产力进步对当下世界人口的最大影响又表现为福利水平提高和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到来。
农业户籍人口的“一孩化”现象正在普遍发生。早在2006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而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两者已经非常接近。其后，更权威、更全面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44，与城镇人口相比，仅仅高出0.46。这种现象与我们城镇化进程是相关的，这里提到的农业户口育龄妇女，按照常住人口算，其实大部分已实现在城镇居留和工作；到了2018年，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更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转变成为新城镇人口；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教化作用，它既促使了人们的自我觉醒，改变了医疗、养老等生活方式，还客观地增加了养孩子成本和期望值，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
已往研究结论和国家权威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在2010-2011年度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开始减退；2012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之后连年缩减，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这个数据低于世界银行公布的2014年199个国家和地区平均生育率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已经老龄化和低死亡率，平均寿命达74.83岁；201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市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83.18岁，其中男性80.83岁，女性85.61岁，这样的低死亡率已相当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从以上数据看，中国在2017年确实已经走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第三阶段。这与生产力进步、快节奏生活方式全面铺开、城市化进程相关，也与医疗、养老福利保障大面积提升相关。事实上，人口持续的低死亡率、平均寿命的稳定增长，这两项也是医疗、养老改善的铁证。相比之下，高房价只是一个阶段性因素，而不是根本性因素。换言之，中国大众舆论预感“中国人口下降趋势不可扭转”的大方向，很可能是正确的，或者说是中国步入工业社会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原因分析的房价焦点却可能是失焦的、单一的、情绪化的。如果眼下发生的只是由高房价单一引起的低出生率现象，那么未来就不会形成稳定的人口趋势可供经济转型大目标来参考、研究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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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中国人口下降趋势未来走向不可逆转，那么它势必与养老、医疗福利保障相关，与国人生活方式改变相关，与生产力进步相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少生观念、少生模式从出现，到流行，到巩固，最终是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少生孩子多赚钱”这种口头流行观念，终于在2017年落实到了明显的“行为事实”上来，这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人养老模式、医疗模式，还有城市化、快节奏生活方式的累进和质变。
内需驱动机制的建立，根本在于“人”来拉动。当人口结构从红利期向老龄化转变时，这一过程就会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从这个角度出发，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带来第三产业自然提升的巨大契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主题。
从反向事例上看，如果中国没有真正走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第三阶段，那么中国人从根本上就依靠不了社会化养老模式和医疗福利保障，那么人们即使再辛苦、再贫穷，也会倾向于多生孩子来用作养老、医疗保障，毕竟刚刚过去的几代人都是这样应对的，人们完全可以选择退回去。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中国已经基本走过第一、二阶段，眼下最重要的趋势性问题在于中国有没有真正到达第三阶段。二、三阶段都拥有“低死亡率”的特征，所以“低出生率”才是区别两阶段的根本标志点。由此而来的重点是：2017年中国人口所呈现的新生人口负增长、低出生率，这个转折点是真是伪？如果这个转折点是由高房价单一引起的，也就是与生产力水平提高无关，那么这个转折点就是伪的、不可持续的；如果这个转折点是由生产力进步引起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可持续的。
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中国日趋庞大的老龄人口在固定收入连年增长和资产积累支持下，将大大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提升其中的服务型消费需求。仅以健康服务产业为例，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年中国老龄服务行业市场规模统计》数据就显示，实际消费额年年在攀升，从2009年的15 537亿元一直攀升到了2015年49 985亿元的天量规模。这种持续向上、增幅巨大的内需水平，对于中国第三产业中的诸多服务行业，将起到水到渠成的升级换代作用。
现实与过往两部分研究均已表明，第三阶段的“低出生率”现象在2017年已经成形，并很可能成为一种趋势持续下去。二胎改变不了这种趋势，同样，高房价也不是这种趋势的根本原因。真正的主因在于中国人走向了积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新生活模式。“‘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之一，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动力已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极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6]如果中国政府和社会能持续加强这两大保障系统，那么少子化、低出生率现象就会持续下去，彻底进入第三阶段人口状态。开弓没有回头箭，环顾现代工业国家普遍人口状况，低出生率一旦成形就绝少反弹，这需要我们正视和重视。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断崖式下跌”“未富先老”等具体风险，才是需要我们在实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不断向前发展中去化解的。
三、人口变化新趋势蕴含经济转型新动力
人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内含“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前提，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至关重要因素。到了第二次转型时期，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于中国人口因素的倚重更是到达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本轮转型已注定与人口变化及其趋势息息相关。随之，人口变化产生的新动力因素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转型的动力源泉。
经济转型动力一般分为两类，内生性的发展需求和外生性的竞争需求。我们关注人口变化新趋势对经济转型产生的动力因素，其实就是在关注内生性动力，它主要包括需求、供给两个方向，而人口因素则牵制着需求和供给两个方向的经济发展全要素。过往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是中国第一次经济转型中的强大动力因素，它从需求端、供给端双双刺激了经济增长，蔡舫、陆旸、王丰、安德鲁·梅森等国内外学者通过不同模型的研究都给出过相似的观点和结论，并广为大众所接受。以下分别从需求端、供给端两个方向来挖掘、观察本轮人口变化新趋势对于经济转型产生的动力因素。
(一)需求端动力因素
政府在应对老龄人口产业新需求方面，也已做出及时的配合步骤。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十四条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老年旅游”，老年旅游市场的巨大体量和发展前景已从政策层面得到肯定。法规配套方面，国家旅游局2016年9月1日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已经细致到落实各年龄段老年人口旅游出行的安全协定、直系亲属签字、随团配备医生等细节规范。在中国特色老龄人口需求端引发的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上，可以说市场已经走在理论前头，并且做得有声有色，规模上、质量上都已具有转型成功的良好势头。
高龄妊娠的女性，身体发生异常的几率比年轻女性要大，因此，在准备怀孕时先去医院做一下全面的健康体检，包括丈夫在内。如果存在异常应先积极治疗，把身体调整到健康状态。
从正向案例上看，日本房地产泡沫大幅度破灭后，年轻人普遍买得起房了，可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工业社会人口特征却依然顽固存在。高福利的北欧诸国；与我们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具有“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韩国；这些国家均与日本一样，维持着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状。当下，这些国家正在经历的第三阶段人口特征显然不是以高房价为主因的。
过往我们在这方面的思维十分受限，比如国内有一种学术传统，十分支持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 1954)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学说将人的一生分为少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而人在中年时期被认为是储蓄率最高的，到了老年时期则被认为没有什么钱可用来消费和投资了。
事实真如此吗？这一适用于西方的学说其实在中国却是颇有争议性和差异性的，比如中国城市老年人口稳定而持续十四年之久(2005～2018)的退休工资连涨现象，这造成城市老人退休工资与中低层工作者的实际收入并不相差多少，部分单位退休金还可媲美中上层工作者的收入；另外，城市老年人口天然拥有的房地产资产又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连续增值现象；中国老人还普遍拥有长年储蓄积累的习惯等；可以这么说，超一亿基数的城市老年人口是具有相当投资和消费潜力的庞大人群。未来，中国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口(比如2018年面临抢人、送户口现象的820万大学毕业生)正在拥有城市户籍的养老、医疗、子女义务教育免学费书费等高水平的福利保障；还有近四亿基数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2018公布数据)正在步入老龄化；我们完全有可能打破西方经济学的生命周期假说定论，从老年人口的需求端，开发出经济转型的新动力，从而力促中国经济转型。
老年人口需求端引发的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中，旅游业的成绩已经很突出。根据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2016-2020年中国老年旅游市场深度调研及开发战略研究报告》评估及预测，2015年老年出境游同比增长217%，增速远高于国内游(当年国内老年游增速也高达95%)。可支配收入高，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使得老年旅游成为目前旅游客群细分市场中最具潜力的蓝海市场。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拉动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工作重中之重，政府一直在努力促使动力源换档到内需拉动的健康轨道上来。时至今日，外贸、投资这两驾马车的传统动力已越来越式微。2017年以来美国为首的世界发达经济体纷纷倡导“重返制造业”，甚至不惜贬值本国货币，加重关税，开打贸易战，这对我国外贸经济势必形成长期压力；而投资拉动下的房地产经济、基建业疲态日显；情势倒逼改革，拉动内需已经不是一道选答题，而是一道必答题。
体制机制。现在普遍认为民营企业的学习平台建设效率更高一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营企业的体制机制更灵活。对民营企业而言，只要一把手战略定位清晰、立场坚定、资金到位，便可以按部就班的操作执行。国企要考虑的因素远多于民企，比如权利的再分配是否合规，是否触及国有资产流失等敏感问题。网络培训企业可以采用优势互补、联合运营方式，通过制定制度法规文件规范约束各方行为，发挥各自优势，将多方利益有效捆绑，促进企业健康高效发展。在这方面，我们“量身定制”了《“管院在线”管理办法》《“管院在线”学习资源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高水平、高质量、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
总体看来，“产业结构的重心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或者说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旧时经济逐渐转向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7]，其势头已十分明显。第三产业中，除了医疗、养老这两大基本需求外，正在被中国实业界拓展的经济需求还有很多，比如老年人的网购、健身、游戏、影视、娱乐、旅游、保险、种植、环保、参与新农村建设等等，甚至还有老年人口的“创业需求”可待开发。更深层面讲，这些正向需求得到满足和释放后，那些以骗老人钱财为目的层出不穷的投资、骗保、伪劣保健品、养生服务等负面需求，才可能渐渐退出资源资金被错配的混乱市场，从而为第三产业全面升级构建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宋健、刘爽，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等通过实地调研也发现，甘肃、山西、河北、江苏、湖北一些允许生二胎的农村地区，人们常常放弃生二胎，这样的现象已不在少数，城乡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随着经济发展已经呈现趋同现象，“在独生子女较多的地区,‘只生一个’往往已经形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文化。”[5]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形象解释道：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6]。
(二)供给端动力因素
这当中的人力资源因素，不得不强调当代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兼具技术储备、人力资源的双重价值，从2001年到2017年，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这一年轻、优质的劳动力供给，已经保持连续十七年的不间断增长，其中最低年增长7万人，最高达82万人；即使在2017新生人口明显下降之际，大学生毕业群体依然做到了39万人的年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前后两次科技革命的叠加。这其中，互联网科技大潮又分前、后两期，以个人电脑为终端的前一期由美国主导；以手机为终端的当下时期，中国抓牢了机遇，深入参与其中，在“互联网+”的新时代里掌握了经济更新换代的技术储备和人力资源，取得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创新的营利模式等转型升级良好条件。
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还表现为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掌握不足，第一产业中的农业科技含量不高等。要完成这些转型升级的需求已迫在眉睫，因为支撑劳动力密集型旧农业、低端制造业的人口红利因素正在加速失血，老年抚养比(ODR)不断攀升，这股趋势几十年内难以扭转。
经过8年的工作，社会服务部积累大量的社会病史资料，值得投入精力将其制表成册。中国社会调查所(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在社会服务部专门安排了一名研究人员，以便研究社会服务部前5年记录的资料，近期又增派了第二名研究员。
北辰教堂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盘龙江畔，其前身是2006年7月13日，经昆明市宗教局批准成立的“盘龙区北辰基督教活动点”。因为没有单独的宗教场所，该活动点临时租用了北辰小区一栋两层楼的商用房。
这样长久而稳定的劳动力素质提升现象，在当今世界人口教育中罕见，它也被称为世界扶贫史上最有效、最精准的扶贫，即中国式、普惠的教育扶贫。而在以往的人口红利期，我们更多关注了这种现象的负面性，于是冠名为“年年都是史上最难毕业年”，“大学生就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等消极保守结论。但事实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持续提高是中国未来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8]
现下，信息技术革命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叠加期出现了，两者的交融和突破正成为我国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大风口。而且，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人工智能本身就具有“反”劳动力密集性的特征，它要求的是劳动力质量，而不是数量，最终人工智能还可以替代劳动力本身。仅从这一点上看，发展人工智能在中国就具有“人和”的必然性，因为2017人口数据显示我国已经到达低出生率的转折点，中国社会将从农业、工业的二元化社会彻底走出来了。如果我们能不恐慌、不焦虑、顺势而为，那么高素质劳动力连续十多年的充沛供给优势蓄积就会得到充分体现，随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经济就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目前与优质劳动力供给相关的转型成绩，比较突出的有：中国“工程师红利”现象，它被誉为继人口红利现象过去后，新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隐性的人口红利现象，即高教育素质人口呈现的后发优势现象；其二，有效专利数量猛增现象，截至2017年12月国内有效专利数为141.4万件(对比2011年初仅为26.1万件)，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国际化的PCT专利申请量2016年中国已达到4.31万件，同比增长44%，居全球第三水平；其三，初创型企业发展迅猛，其中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已稳居全球第二位，据2017德勤和投中信息联合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中国独角兽企业数占全球38.9%的高份额，仅比第一位的美国少4个百分点不到。
与相关标准如GB/T 20257.1―200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 000 1∶2 000地形图图式》、GB/T 13923―2006《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以及GB/T 20258的其他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标准进行了协调。在标准修订中，部分要素的新增与修改主要来源于GB/T 20257.1图式标准。
第一产业中的农业，因为土地确权、流转等重要关系还没理顺，大量农业劳动力输血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下，升级速度相对较慢，但势头十分明显。互联网、三农、县域经济的三维格局中，互联网新经济正在形成“新工业反哺农业”的良好势头。农业部“中国农业信息网”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农业网站，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93%的县域，每日采集、发布390个农产品品种价格和行情动态，日均点击数340万次左右；另外，民间的互联网企业也在大举进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这其中既有全国性的京东、淘宝两大巨头，也有地方特色的惠农网等。这部分产业升级所欠东风，现下就在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回归来建设新农村，而这正是2018年政府一号文件“乡村振兴”之主题剑指。
(3)基于景观指数测算研究农村居民点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耕地与道路对于农村居民点数量分布影响较大，高程、坡度、城镇与工矿用地对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分异影响显著，河流对于农村居民点的数量与规模影响程度均较小。对于农村居民点的形状特征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坡度，而道路对其形态特征无明显影响。
四、研究结论
2017人口新变化不是一件值得恐慌的事，中国人口走过顶峰后掉头向下，这具有相当的必然性。资源瓶颈，环境污染，二胎效应下降，我们要接受现实、顺势而为，把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目标与人口动力新因素清晰地结合起来。一旦“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第三阶段人口格局正式奠定，中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群体将撑起一、二产业中“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为代表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任务；而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群体则可以做大做强第三产业中的诸多服务行业，满足老龄人口日益庞大的内生性需求。在人口结构倒金字塔的现实面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的大前提面前，所有劳动力资源都将是十分宝贵的。从人力资源方面我们可以预测，转型升级后的中国市场经济将是一个更加尊重劳动、劳动者的经济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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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NewDrivingFactorsofEconomicTransformationunderNewTrendofPopulationChange
MA Ting-ting
(SchoolofMarxism，HangzhouDianzi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data of 2017 brings an important fact that the growth effect of new born population brought by the second child policy is not unlimited. China is entering the new stage of population with its low birth rate and low mortality rate. Coinciding with the extreme urgency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upgrading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intensive industry will be inevitably merged together with the new trend of population change, which brings the new dynamic factors and the opportunity of the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new born population; low birth rate;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intensive industry; new driving factor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omestic demand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146(2019)02-0026-06
DOI:10.13954/j.cnki.hduss.2019.02.004
收稿日期：2018-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SH075)
作者简介:马婷婷(1978-)，女，浙江宁波人，博士，讲师，效用论、经济伦理.
标签：人口论文; 中国论文; 出生率论文; 因素论文; 死亡率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SH075)论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