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沉思录》是罗马帝国黄金时代被誉为“御座上的哲学家”的马可·奥勒留的著作,这本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德性观。马可·奥勒留认为德性即至善,需自我完善,人的社会德性至上。他的德性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道德秩序,对后世哲学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德性观对于当代人认识与完善德性,践行德性,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德性观;启示
《沉思录》是马克·奥勒留和自己内心的对话,是写给自己慰藉心灵的书,更是一本学术研究的著作。马克·奥勒留出生于公元121年的罗马贵族家庭,被誉为“帝王哲学家”,在他执政期间,罗马帝国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军队内讧,自然灾害频发,这使得他疲惫不堪,于180年逝世。即使在血腥的天灾人祸之中,奥勒留也依旧保持着对社会、对人生的哲学沉思。他的《沉思录》是斯多亚派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他鞍马劳顿时所写的,描述了他身羁宫廷、处于混乱世界的感受和思考,细致地诠释了他的德性观,以及人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过怎样有德性的生活,从而来追求内心的宁静。本文现就《沉思录》中的德性观及对当代人的启示作一分析。
一、马可·奥勒留德性观的特点
《沉思录》诠释了马可·奥勒留对德性深入的思考,全书十二卷与自己心灵对话的哲学散文集,总结思想精髓的每一句都体现了他对德性的诠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马可·奥勒留的德性观强调人的德性建立在自然理性和共同的人性基础上,对于个体而言,好的生活就是依照本性而生活,顺应其自然而生活。首先,马可·奥勒留要求正确认识德性,强调认真沉思,对于事物的本质有正确的概念;其次,要求德性的自我完善,强调过德性的生活,按照理性来实践。最后,要求个体德性与社会道德相结合,要求人们把公共福利、共同的善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就如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写道:“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呢?只有这一样:思想公正、行为无私、绝无谎言,对一切遭遇都认为不可避免。”[1]
对于腕表而言,同轴擒纵系统可减少机心内部的摩擦,提高机械效率,保证腕表的长期耐用性。对于消费者而言,同轴擒纵系统可保证腕表在更长周期内的精准走时,延长了腕表的保养周期。
(一)德性即至善
在马可·奥勒留看来,最高的善就是对高尚品德的追求,高尚的德性就是最高的善,德性即至善,名誉、财产、地位都不能与至善相提并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无意义的、暂时的、易朽的,值得推崇的是正直、勇敢、坚定、谦虚、忠实等这样的德性。他主张人应当过有德性的生活,对生活有正确的德性认识,毕竟人的目标与动物的不同,动物的目标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无自我意识的、不协调的,是动物自我欲望的表现,而人能用理性来组织与安排,以满足自身的欲望。当自身与欲望相冲突的时候,理性就需要来修正自身的欲望。人应该从对苦难的磨砺中和从对死亡来临的坦然中满足自己的欲望,顺应社会自然而生活,追求一种有德性的幸福的生活。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二:“每日清晨对自己说:我将要遇到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狂妄无礼的人、欺骗的人、嫉妒的人、孤傲的人。他们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不能分辨善与恶。但是我,只因了悟那美丽的‘善’的性质。”[1]15“随时下决心,像一个大丈夫似的那样坚定,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小心翼翼,严肃而不虚矫,要怀着慈悲、自由与公道,不可稍存其他的念头。”[1]17按照理性去生活,做每一件事都具有理性符合德性,每一行为坚定且坦诚,每一个目标长远且有意义。柏拉图的理念论中体现了理智层面上的“至善”,而奥勒留《沉思录》中的德性论中,则诠释了德性实践层面上的“至善”。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对“善”的概念,解释为人或事物所具有的优秀品性,“德性”的概念,被用来指武士的高贵行为,后来被用来指卓越的公民在城邦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公民的美德或品质[2]。
马克·奥勒留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因高尚的德性被世人铭记。他执政期间,用法律保护弱者,改善奴隶生活,他普建慈善机关,救护灾苦民众,深得人民爱戴。他相信,一个人与全人类的联系远比他与他的民族的联系更为重要。在社会德性和公共生活上,他主张所有人都是相互联系的,大家有同一起源和命运,都是上帝的儿子,人与人之间都是兄弟,受同一规律支配,都是社会共同的成员[5]。作为为政者,他把自己看成人类的一分子,竭力服务于公共利益,为人类整体公众利益所服务。他考虑人生目标时,以社会的福祉和普遍的世界利益为标准,力图做到每一行动都能对社会有益,都能改善社会。
在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自动化、智能化将是工厂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硫酸铜自动化运行的改造,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带来生产成本节约,利润增加,实现了生产的流程化和系统化,生产工艺的优化设计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功能上需求,还要与环境相适应,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德性需自我完善
65ZB=+0.0509*CZHL+0.5598*LNFYB+-5.48404008994e-06*WSJGS
当代人的价值追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太多人执着于功名利禄,追求功利意义的目标和人生。建议借鉴马可·奥勒留的德性观,按照自己的理性意志,符合社会德性的目标去追寻,以自制、忍耐、忠贞等具有内在价值的品质为善,以高尚的德性作为自己的追求,我们应在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的同时,过有德性的生活。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加重,忙忙碌碌得到的有可能并不是自己内心想拥有的,人们会忘记了自己最初想追求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花时间自我沉思、审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审视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乎德性,这对当代努力拼搏、奋斗向上的年轻人来讲尤为重要。在为现代化建设而努力的同时,要明白道德至善的重要,当代人应是道德至善的追求者、宣传者、实践者和捍卫者。马克·奥勒留的思想精髓给了我们心灵沉静奋发的力量,引导我们思想正直,重视精神的满足,行为按照理性意志而坚定,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追求至善的德性生活。
马可·奥勒留主张德性需要自我完善,自我培养个体内在的善良、诚实、仁爱、公正等有高尚的价值德性。他认为修养在于内心,正如《沉思录》卷四中“一般人隐居在乡间、在海边、在山上……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静——尤其是如果他心中自有丘壑,只消凝神一顾,立刻便可获得宁静。”[1]39一个人想要获得宁静,那么退入自己的心灵是更好的选择,宁静会使心灵井然有序。奥勒留认为真正的善并不依赖于环境,德性是自足的,心灵的自足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德性在于个人的意志,意志为德性的修养所服务。而德性是出于自我的自由意志,而非意志的被迫。因此,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改变一个人的德性,个体如果想要追求德性的生活,并不断付出努力坚持去追求,那么就可以达到个体德性的完善,砥砺出个体符合自然理性的完美德性。
(三)社会德性至上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将道德拉到理性的世界,肯定了理性知识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肯定了道德是理性支配下的行为对至善的追求。用理性知识审查自己的德性,理性升华为美德,使美德达到至善。对德性的追求,就是对最高善的追求,在追求德性的过程中逐步认识自己,从而理性地认识善恶,获得关于德性的知识,最终获得关于最高的“善”的认识。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他认为德性就是人在实现他特有的活动上表现出的优点,德性是至善,而最高的善就是幸福的生活。早期斯多亚学派思想主要源于犬儒主义。犬儒学派认为,灵魂的修养才能体现真正的善,而想要获得真正的善,需要通过灵魂的修养磨砺出强大的自制力和坚韧的意志,理性而自律,从而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他们强调的是内在的善。中期的斯多亚学派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强调的是外在的善:“善就是许多的德:明智、公正、勇敢、节制及其同类性质的德;恶就是善的反面。”[3]到了晚期的斯多亚学派,奥勒留强调通过遵循宇宙的自然理性而生活,使人的内在本性达到至善,使人的行为付诸于实践,使至善成为外化的体现。“善”就是拥有使人公正、节制、勇敢和自由的德性。他在《沉思录》中这样阐释:过一种克制欲望、个体的本性顺应自然的生活,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宁和,豁然接受并坦然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包括死亡。他认为德性就是源自内心的自然理性,坦诚地遵循自然法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超然、达观的态度,从而体现德性的践行。
马可·奥勒留的德性观不仅对稳定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沉思录》诠释的德性观,对于当代人的价值追求、道德自律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马可·奥勒留德性观对当代人的启示
作为皇帝,他坚持德性完善,厉行节约,广施仁政,以博大胸怀和仁爱之德造就当时廉洁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矛盾。他所倡导的自制、平等、坚定、忠贞,对自身行为的责任感,对他人的关心等道德品质,大大影响了斯宾诺莎、休谟和康德等后世的哲学家们。他在《沉思录》卷八中提到:“所谓真正的生活,并不在于逻辑的玄妙,或财富,或名誉,或享受,或任何地方。……要有宗旨以充当‘他的动机与行为’之源泉。什么是宗旨呢?关于善与恶的性质——表示除使人变成公正、有节制、慈爱、勇敢、自由的事物以外对人无善之可言了;除使人变成与上述情形相反的事物以外对人亦无恶之可言。”[1]123因此,他认为对人的德性修养无用的东西,如财富权力要权衡取舍,这样才会达到内心的平静,不会因为无止境的欲望而内心浮躁。他不沉迷于享乐,而是恪尽职守,为民谋福利,实现民主、平等、道德化的政治,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对应在公民与城邦、个人与帝国的关系中,宣扬一种顺应罗马帝国社会整体的道德论。在征战、混乱的为政时期,他仍然保持对社会对人生的沉思,保持德性意志的遵守,做一个合乎社会理性的人。他提出一个东西如果不符合集团利益,那么也就不会符合群体中每个个体的利益,社会德性至上,应该将保持诚实动机和坚定信念作为人生标准,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理性并与社会相协调,以促进人类公共利益大发展。
(一)追求有德性的生活
奥勒留对德性的出发点做出最根本最本质的思考,同时赋予最高的价值。就奥勒留而言,想要具备最高意义善的德性,关键就在于修养和完善个人的德性,思想正直,使自己的行为端正顺应自然而生活。“坏人虽然也不得不遵守上帝的法律,但却不是自愿的;用克雷安德的比喻来说,他们就像是被拴在车后面的一条狗,不得不随着车子一起走”[4]。我们判断是否达成奥勒留之善恶的标准和依据是,思想是否正直是否符合德性,行动是否符合自然之道,能否坦然接受和面对自然所发生的一切,把个体德性修养置于最高德性善的位置,通过自我沉思、自我劝诫不断完善自身德性的修养,坦然面对生死,面对诱惑不为所动,面对困难勇敢前行,德性是源自内心的自然理性,坦诚的遵循自然法则自我完善。
糖尿病组尿微量白蛋白阳性检出率为69.85%(397/2 000),尿糖阳性检出率为66.30%(1 326/2 000),联合检测阳性检出率为73.65%(1 473/2 000),均显著高于健康对 照组的 1.60%(8/500)、1.20%(6/500)、2.20%(11/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二)德性自律
马可·奥勒留的德性观主张德性自我完善,启示当代人加强德性自律,把道德的修炼和完善看作是主体的自我约束和精神完善,最终养成理性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习惯,主体不再受到约束和限制,而是从实践中感到满足和愉悦。在《沉思录》中,奥勒留在每个章节都对自我德性予以反省和沉思,以期保持自己心灵的纯净。他认为,痛苦、烦恼、恐惧和忧虑都来源于人的内心,只有保持内心的和谐,维护好心灵的纯净,按照理性生活过德性自律的生活。对于个体而言,身体和心灵需要由理性所支配,这意味着个体需要进行自我反思、调节,以达到自我和谐。马可·奥勒留一直追寻心灵的平静和自我德性的完善,顺应自然而生活,从实践中感到自身的满足和幸福。正如黑格尔所说:“马可·奥勒留的思想不是思辨性的,而只是教人如何从事一切道德修养。”因此,值得我们追求的不仅是他对自我德性修养的高度重视,更是他对自我审查的道德自律,顺应自然之道理性的生活,坦然地面对生死、权力和名誉,这对于当代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明确自己价值追求,完善自己的德性,审察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对于当今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意志品质的修养与锻炼尤为重要。在注重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更要注重个人德性的践行,反省自己,完善自己,超越自己。要把沉思与自律培养成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把德性内化为个体的内在要求,始终贯穿于个人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始终。
(三)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构建和谐社会
在《沉思录》中,马可·奥勒留认为人是依附于社会而存在的,社会性是人最根本的属性,人不仅需要以德性对待自身,更需要以德性对待社会,在促使自身德性实现的同时,又促进他人和社会的德性。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当你因什么人的错误生气时,立刻转向自己,想想你自己是否犯过类似的错误。如果有人冒犯了你,考虑我和人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是被造出来相互合作的,犹如手足、唇齿和眼睑。”[1]15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一份子,有一种克己容人的博大胸怀,理解和包容他人,换位思考,与人为善,这在日常生活中既有利于提升个人修养,也有利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追求崇高道德的同时,要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对党和国家忠诚,对历史和民族负责,为社会利益、全人类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大发展尽自己的努力,共同为社会造福。
总之,当代人应该多花时间来聆听马可·奥勒留关于德性的沉思,从中受益,在社会中践行其德性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全人类谋福利。在压力与日俱增的当代,在这个瞬息万变、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需关照好自己的内心,按照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本性而生活,不断磨砺自身德性的精神,追求我们的德性生活,开拓豁达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古罗马)马可·奥勒留.沉思录[M].梁实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4](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李萍.德性与理性:伦理学为什么可能?——斯多亚主义立场辨思[J].伦理学研究,2003(5).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2-0011-03
作者简介:谢天添(1994—),女,汉族,湖南常德人,研究生在读,单位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标签:德性论文; 沉思论文; 社会论文; 自己的论文; 理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西部学刊》2019年第12期论文;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