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挖掘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赋予“民彝”以新的内涵。李大钊在结合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和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民彝史观，抓住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对民众起到政治启蒙作用。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是他早期民主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他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总结，为他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李大钊；民彝；民彝史观；民彝与政治
《民彝》杂志是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报，1916年5月创刊于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以该报为阵地解读时局，宣传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李大钊留日期间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往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他在《民彝》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阐发民主政治思想。“民彝”是李大钊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是一种人民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意志，是人民权利的象征。民彝史观是李大钊民主宪政思想的基础，是区分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标志。
一、李大钊对“民彝”的解释
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首次明确提出“民彝”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李大钊早期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民彝”的本意是风俗、伦常等，李大钊赋予“民彝”概念以近代民主政治意义，用它指代人民的意志，说它是“众意总积”，民彝代表了一种群体意识，一种普遍的人性。古代社会皇帝一家一姓的意志超越人民的意志，是以宗彝为主的社会，中国现代社会受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人民的权利得到彰显，有了民彝政治的群众基础。民国初年，社会处于大转型阶段，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行为说明宗彝政治在中国还有很大市场，在新旧政治思潮较量的时候，有必要提倡民彝政治。
李大钊指出统治者窃取了民众的权利，作威作福，只有揭露事实真相，用宪政民主思想启蒙民众，建立合理的政治体制，才能还政于民。他说：“《民彝》何为而作也？大盗窃国，予智自雄，凭藉政治之枢机，戕贼风俗之大本。”[1]145李大钊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呼吁共和、声援国内的民主运动中提出“民彝”思想的。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阐述了“彝”的三重含义“一训器”“彝亦训常”和“彝又训法”[1]146-149，对民彝史观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阐述。
(一)彝训器
李大钊主张以“民彝”命名留日学生总会杂志是因为“爰取斯义，锡名民彝，以颜本志”[1]145。“彝”本是“宗庙常器”(《说文》)，即是宗庙祭祀礼器的统称，引申为“常法”，彝又可以作为铭刻功劳的器物，“古者德善勋劳，铭诸鼎彝”(《说文解字义证》)。在古代，“宗彝者宗庙之常器也。古者宗法社会时代，即祭即政”[1]146，古代祭祀天地祖先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国之“重器”是百器之总名，也是国家的象征，窃取国器，则以叛逆论处。宗彝是用有形的器物来表现政治权威和精神的，它往往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有神圣的地位。
在古代社会，皇权至上，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皇族的统治秩序的稳定，统治者的意志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宗彝只是统治者意志的表现。在现代社会中，封建王权被推翻，人民的意志开始觉醒，民彝成为政治的基础。李大钊指出，古代政治上的“神器”是宗彝，而现在政治上的“神器”是民彝，宗彝可窃，民彝不可窃，宗彝是可变的，民彝是不可变的。在古代宗法社会中，宗彝既是有形的器物，又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宗彝体现着少数现统治者的意志，统治阶级被推翻之后，代表其统治权威的宗彝随之发生转移；在近代社会，民彝决定政治，政治权威需要人民的认可，民意蕴藏于全体人民之中，是不可窃取，不可改变的。李大钊用宗彝与民彝的不同来讽刺袁世凯在近代民彝至上的时代，企图窃取古代政治上的宗彝，并且预言了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是必然要失败的。民彝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神圣的地位。李大钊所说的民彝是即道即器、体用一体的东西，“然则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虚之则为心理之澂，实之则为逻辑之用也”[1]47。民彝表现在精神上是一种群体意志，表现在事物上是群体的行动，民彝是人民的意志，它表现为民主主义精神，民彝不随着政权更迭而变化，是不可窃、不可变的。
(二)彝训常
《尚书·洪范》云：“彝伦攸叙。”其中“彝伦”就是伦常，李大钊又引老子的话“大道甚夷，而民好径”(《道德经·第五十三章》)来说明大道本来有平坦的大道，而很多人却妄图走捷径，反而弄巧成拙。总起来是说，人民有“趋于至善而止”的本性，在日常伦理生活和政治活动中提倡无为而治，政治上过多干预人民的生活，就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效果适得其反。《尚书·洪范》记载武王向箕子问政的故事，箕子总结了商王朝治国的经验，即在平常事物中，蕴藏着治国的道理，他向武王建议顺从天意、顺应人民的本性，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为政之道不尚振奇幽远之理，但求平易近人，以布帛菽粟之常，与众共由”[1]147。李大钊主张用常理常法，平常简易的良法治理国家，以顺应民意，使人民安居乐业。
商周更迭时期，周人经过长期复杂的政治斗争，推翻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天下初定，危机四伏，彝伦败坏，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为稳定政治局面，周王朝的统治者对殷商贵族采取宽容笼络政策。据说，箕子是纣王的叔父，纣王淫佚无道，箕子进谏被拒，为发泄心中的不满，“披发佯狂为奴”，于是纣囚箕子。武王在灭商后不久就躬身访贤，不仅释放了商王朝重臣箕子，还向其求教治国大法。武王向箕子提出怎么才能使社会安定有序，即“彝伦攸叙”的治国之策问题，箕子作为殷商遗民，向武王进献“洪范九畴”之法。李大钊在此有毛遂自荐之意，希望能为统治者和中国社会提供适宜的政治主张。
武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商王朝灭国的原因，箕子作为殷商王朝的孑遗，面对周初社会等级的败坏局面，也不忍发殷之恶，乃用鲧禹治水的故事见告。箕子指出，鲧曾用堵塞的办法治水，因为扰乱了五行的顺序，上天震怒，不给鲧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鲧的活动造成“彝伦攸斁”；禹接着治水，上天赐给禹治国九类大法，禹采用疏导的法，因地制宜、顺应民情，形成“彝伦攸叙”的社会秩序。李大钊引用武王向箕子问政的事例说明，治国之道并不复杂，治水要顺应水性，治国要顺应民意，“能易简而得理，无为而成化也”，治理国家力求平易近人，尊重民意，因势利导，排斥“振奇幽远之理”，就能实现无为而治。
李大钊民彝史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进步的政治学说，是一种既符合时代精神又极富中国文化色彩的历史观。在《民彝与政治》中，李大钊基于维护共和政体，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立场，提出了“惟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思想。他认为历史是由民众创造的，民众的理性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古代“宗彝”社会中，“宗彝”堂而皇之地侵凌“民彝”，统治者一家一姓的意志代替全体国民的意志，好同恶异，“但求其同，不容其异，专制之源而立宪之反，其结果必至法网日密，民命日残”[1]147，如果大盗与乡愿狼狈为奸，国民个体的自由民主权力就无从谈起。近代社会，追求自由精神的民主主义运动在先进国家风起云涌，成就非凡。受到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强调个性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的“固有秉彝”，“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民彝”尊重个体意志，同时是一种能代表个体意识的群体意识。
(三)彝训法
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自觉利用民主主义原理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加上受中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影响，使他在民众与英雄的关系的处理上，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大钊在《孔多塞的历史观》中指出历史观上的不平等：创造历史的是工人群众，而不是少数依靠工人劳动力而生活的人，历史的主体也应该是工人群众。但直到今日，工人们被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完全蔑视”，从人类的整体来看，历史是由劳动者全体创造的，因此，“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3]312。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历史观上实现了民彝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民彝史观中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的合理部分被保留下来。然而，民众的意志并非都是正确的，民彝史观同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一样，在历史评价上片面强调以“人民为本位”[4]，容易造成在实践上对个人的权利的忽略，这些倾向客观上对以后的革命运动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李大钊提出理之力与法之力互相排斥、互相融合，因为“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滞而理常进”，就需要理之力不断突破法之力的限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是民彝创造历史的过程，理之力实际上指的是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能动的精神力量。李大钊指出：“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1]149理之力是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真理的力量、能动的精神的力量，它促使社会主体起来推翻专制、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李大钊对理之力与法之力关系的辩证理解，为他正确处理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关系起到了思想奠基作用。李大钊的民彝史观完全抛弃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退落论，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性。
李大钊的民彝政治用代表民彝的法律来巩固民主制度，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的“人治”政治和英雄政治。民宪政治体现了民意，专制制度违反民意，民宪政治取代专制政治是近代政治发展的趋势。李大钊引证英国宪法说，英国的宪法是遵循英国民彝法则自然发育而成的，英国的宪政是英国人固有的本能，就是英国人的民彝。“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1]148英国代议制是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民彝“屈而不信，郁而不彰”更需要学习这种新的政治。这种制度是以“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1]149。李大钊指出，这种培养民权与自由的制度是先进国民政治意识觉醒的标志，而且自由和民权思想也影响到我国国民，政治是民彝的结晶，民彝是权衡政治上真理的标志。
目前云天化集团主要进口产品为化肥生产原料——硫磺和国际贸易业务的进口大豆等农产品；年进口硫磺约260万吨、大豆贸易400多万吨，年均进口额约6—7亿美元。接到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任务后，集团高度重视并迅速开展一系列准备工作。除确定云天化集团、云天化股份、云天化联合商务、瑞丽天平边贸等4家主体单位以及主要负责人参会外，集团还积极落实未来五年采购情况，初步规划年采购意向约10—13亿美元。
好的政治是民意得到充分表达的政治，李大钊的“民彝”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加上受到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他十分向往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李大钊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1]163李大钊把人民和封建君主、民主和专制对立起来，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复活。李大钊看到法律和政体都是建立在国民生活习惯、风俗之上的，中国的宪政和法律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随意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
二、民彝史观是一种群众心理史观
殷周之际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大变革时期，旧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迫切需要一套调整宗法人伦的制度和行为规范体系。无论是尧舜时期的禅让制，还是商代的弟继为主、子继为辅的王位继承制，都不是严密的继承制，有过于任意的弊端，容易引起王位继承的纷争，导致王权衰落。商代没有形成有效的王位继承制，传弟与传子并存，曾导致“九世之乱”。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清末民初社会秩序混乱程度甚于殷周时期，李大钊引用“彝伦攸叙”明君问道贤人的事例告诫统治者，在中国只有采取顺应民意的措施，才能形成适宜的政治，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2）温度一定时，ND钢和Corten钢2种钢材的无应力工况腐蚀速率随着浓度升高先升高再处于平缓，有应力工况腐蚀速率普遍高于无应力的，但是在20%浓度时腐蚀速率有所下降。
首先，李大钊民彝史观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898年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在国内掀起了学习进化论风潮，进化论对封建专制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满足了中国人自强图存的理论需要，李大钊也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多次引用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的观点作论据。1915年6月，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中用生物进化论思想解释民族命运，表达了自然法则与人为法则相贯通的理论信念。他说：“堂堂黄帝之子孙，岂终见屈于小丑！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于天演之中，宅优胜之位置，天道未改，种性犹存，胡竟昔荣而今枯，昔畅而今萎。或者盛衰剥复之几，此暂见之小波澜。”[1]134李大钊指出，古今的法律、制度、文化和艺术有很大的不同，都是由于社会进化的缘故，“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152。就连中国悠久光荣的历史，也是有进无退，成为历史的陈迹。可见，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和西方生物进化论思想都是李大钊形成民彝史观的思想资源。
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还分析了人民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关系，他认为，英雄和普通的民众不同，英雄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表面上异于众人，实际上英雄不是神人，英雄只是顺应了民众的心理，借助了众人的努力，是民众意志的汇集势力，历史事件都是因缘于民众意志的总积，英雄离不开民众，“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1]156。李大钊认为世界历史向着民主主义方向发展，民彝是天赋的，不可予夺，他排斥英雄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用立宪政治取代专制制度，他说：“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源。”[1]157中国的专制制度要由新的体制代替，才能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潮流。
李大钊说“彝又训法”，即彝又可以作法则讲。他引用了《尚书·冏命》：“永弼乃后于彝宪。”该篇讲到周穆王勉励贤臣伯冏永远用常法辅助自己的事情。常法是由风俗礼教等转化而来的习惯法，民彝最终要靠政治上民主的宪法实现出来。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引用了《诗经·大雅》中的记载：“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段话多数是用来说明人性之善，“秉彝”就是秉持常道，“秉彝”也常被看作是人性本身。李大钊把政治制度建设与人性善联系起来，以实现外在的社会规范与个人内心良知的融通，他认为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能发挥人民的善良本性的政治制度，他说：“政治之良窳，视乎其群之善良得否尽量以著于政治。”[1]150他又指出，形成良好的政治制度还需要对国民性进行培育，对“制度礼俗于涵育牖导”。李大钊认为，只有适宜的政治形式才能把群体中天赋的善良本性发挥出来，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社会之中是反动统治者压制民意的结果。
三、李大钊民彝史观的特点
一般情况下，水利工程项目涵盖了水利水电枢纽建设、基于水工结构的加工、生产的液压金属结构及安装、水电安装机电设备、水利工程、水利堤坝工程及河道整治工程等方面。因此它也是一个长期的、大规模的、具有很强技术性的工程。若是在偏远山区等地，还要综合考虑其地形、地质、施工难度等等因素。
其次，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是发展进步的历史观。李大钊在阐述民彝与国法二者的辩证关系时，表现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李大钊认为，民彝与国法二者是在不断相摩相荡中演进的，它们分别代表理之力和法之力，历史是在法律的秩序价值和民彝的进步价值二者对立统一关系中向前发展的。“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1]162李大钊举例说，文艺复兴时期，路德新教的理之力摧毁了罗马教皇宗教权威的法之力；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民要求民权共和的理之力冲决了贵族和僧侣压迫平民的法之力。法律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民彝则表现为追求进步，不断地突破和改变法律和社会秩序，理之力和法之力是在斗争中“平流并进，递演递嬗”。
中国传统专制制度重“人治”是英雄政治，李大钊完全否定了英雄政治，主张建立法治与民意相一致的政治制度。李大钊从政治与民彝的关系入手说明人民的意志决定政治趋向，政治是民彝的集中代表，他说：“盖人生有欲，政治亦达其欲之一术耳。”[1]147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尊重民意是政权稳固的基石，他说：“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1]150李大钊认为，政治的权威在于它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代表，统治者的权势来源于民众，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而不是少数统治者创造的，专制制度是对民彝的限制，必然被人民推翻。“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1]154民彝史观看到了民众意志的力量，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袁世凯称帝造成的共和政治有名无实的现实。十月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之后，很快意识到俄国革命的性质是“庶民的胜利”，是民意的大觉醒，李大钊的民彝史观看到民众意志力量在社会运动中的巨大作用，是一种群众心理史观。
目前，我国医院普通病房的空调系统，绝大多数采用风机盘管加独立新风方式，新风单独向每个房间送风，各病房之间空气互不串通，减少了病人交叉感染的机会。风机盘管系统有较好的调节灵活性，可根据需要开、停，当房间无人时还可方便地关掉风机盘管，而不影响其他房间，从而节省运行费用。
再次，李大钊民彝史观总体上是民主主义理论。民彝史观用自然进化理论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1918年12月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说：“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人心变动的表征，也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人心变动的显兆，也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5]。说明这个时期，李大钊是从“世界精神”的运动层面理解世界历史的变化。他接受了十月革命对改造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但对十月革命背后的唯物史观原理研究、了解不够深入。李大钊的民彝史观用“民众的意志”解释历史，在这个时期，他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在民彝等群体的精神和意识方面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对民意背后的物质动机以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说明他还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一位完全的社会主义者。
四、结语
民国初年，旧的政治秩序已经瓦解，新的政治秩序正在形成，李大钊主张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论改造国民性，铲除封建专制思想残余，建立民主宪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提出了中国近代最初的民主政治主张。李大钊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家、哲学家所推崇的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原则的民本主义思想以及儒家的性善论思想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如他引用《尚书·秦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说明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统治者要关注民众的愿望和需要，体恤民情，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民本学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春秋时期，孟子把民本思想具体化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思想。李大钊还引用《诗经》中“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老子》中的“大道甚夷，而民好径”等古代文化典籍。从李大钊早期开始寻找民族民主解放道路所写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算得上是中国革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最不守旧的一个了。”[6]李大钊除了汲取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人性善、无为而治思想的政治智慧之外，还博采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托尔斯泰等人的民主政治思想，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民彝史观。
系统治理是新时期治水方针的重要一环，应贯彻于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系统治理应包含几方面内涵：一是山水林田湖草、水-土-气各自然要素的系统保护；二是城市水系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水域陆域的流域统筹；三是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等综合功能的提升；四是水利、环保、农业、市政、交通等多部门的联合行动；五是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联合运用。
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对中国传统民本文化和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进行研究，为近代中国提供了一条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是他早期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民彝史观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承认民彝是历史的创造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十分接近；他在民彝史观中提出建设以惟民主义为精神，以代议制度为形式的民主共和国，但他又对能否采用这种政治制度持调和和包容的态度，因为相对于形式的民主，他更注重实质的民主。李大钊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1]158李大钊以民众为出发点，以民众能否获得最大的平等和自由来评判什么是“适宜政治”，如果代议民主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当然会选择新的民主形式。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你的苦恼其实很常见，很多班级里的小“职员”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难处。一方面，他们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他们还要与同学们以朋友相处。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棘手的事。不过，你也不要着急，这件事需要慢慢来解决。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正在探索民主政治理论的李大钊以深刻的影响，他认为俄式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民主制更优越。李大钊钻研马克思主义以后，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从民彝政治转向平民政治，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李大钊说：“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3]107李大钊的思想经历了从民彝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化过程，民彝史观是李大钊在历史观上转变为唯物史观的中介。唯物史观不仅没有抛弃民彝政治中的民本主义思想，还增加了尊重个性、保障平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若干主张，李大钊的平民政治是对民彝政治的继承和超越。李大钊对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民彝”概念进行了批判性改造，揭示出其中的现代性成分，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民彝史观理论，李大钊早期形成的民彝史观为其转向唯物史观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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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Dazhao’sHistoricalViewof“MinYi”
CUIWei-zhen
(Faculty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In his work MinYiandPolitics， Li Dazhao analyzed the democratic though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ndowing “Min Yi” with a new conno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orientation concept and the modern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he put forward his historical view on “Min Yi”， which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modern western democracy and had a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to the people.Historical view of “Min Yi”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Li Dazhao’s early democratic political thoughts and it is also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s. These prepared Li Dazhao for the change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Li Dazhao； “Min Yi” thought； historical view of “Min Yi”； MinYiandPolitics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1-0010-06
作者简介：崔卫真(1978-)，男，河南鲁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1.003
(责任编校：李亚平)
标签：李大钊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论文; 思想论文; 意志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唐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