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官箴书”，翻译成现代汉语，大体上就相当于“干部读本”或“宦海指南”，主要用以向新任或候补的地方官员传授为官之道和治理经验。宋代官僚制度发达，官箴书也不断出现，时至今日，尚可见到五种，即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胡太初的《昼帘绪论》、许月卿的《百官箴》及佚名的《州县提纲》。
在传统儒家社会的观念中，为官首要之事，便是注重自身的道德品行。因此吕本中《官箴》开篇即说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可见对官员德行之重视。不过，相比较而言，官箴书更偏重于对官员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指导，并在书中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
为官者遇到的第一道考验来自于赴任。古代交通远不如今天发达，官员在上任途中可能会遭遇种种不测。比如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夫、金石学名著《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就是在应召赴任的途中身染疾病、不治而亡的。因此，在官箴书中，专有“登途须知”一项，提醒各位新任官员在路途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其思虑之周到、告诫之详尽，令人叹为观止。
例如夏日出门，需准备一块栗子大小的黄蜡，置于口中，咀嚼生津，以防中暑；夏天也免不了会下冰雹，这时若在屋中还好，若刚好在赶路途中，则可“卸鞍鞯，顶戴而坐”，以免被雹子砸伤。
冬天出门自然也不容易，要防备冻伤。一旦发生较为严重的受冻，“即与温粥饮，不可与热饮食”，假如手脚冻坏了，则“止以冷水洗濯”，否则易使指头脱落。走在路上，则要防备掉进冰窟窿，千万不可在冰上骑马，还要准备一个探路的粗棒，“先叩冰厚薄。或误踏冰透，急横棒碍之，遂免坠下”。
当然，更要注意提防小偷和强盗，所以在住宿时要“闭门先周视”，“笼箧夜悉封锁”。并且要小心别有用心者：“非亲非旧特见顾者，察之。”“或有问某人所为所在，虽知勿告，虑其罔测。”（以上引文均出自《作邑自箴拾遗·登途须知》）
首先要防备有人诬告滋事。《州县提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乡里有人生病而亡。忽有一人自称是死者亲属，到官府告状，称死者并非病逝，而是被邻人殴打致死。事关人命，官府自然重视，于是派官吏去反复查验。邻人不胜其扰，为保平安，便选择塞给死者亲属一笔钱以了结此事。然而事实上，死者并非被邻人打死，甚至告状者也并不是死者亲属，只不过摸清了邻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故意诬告讹诈钱财罢了。这就提醒为官者既要对人命案加以重视，又需小心防备，以免被小人钻了空子。断案理事，着实不易。
待一路平安，顺利到任，官员们就要面对繁重的行政事务了。宋代地方官的主要工作包含司法与经济两个方面，从司法上来说，审讯、断案、关押犯人，都各有程序规定，需要费心留神的地方也格外多。
③敷贴方法：嘱患者取合适体位，暴露敷贴部位皮肤，先用浓度75%的酒精棉球对贴敷部位皮肤进行常规消毒，将药球按贴在相应穴位并加以固定。
对犯人的饮食也要进行严格监管。如影视剧中常见的犯人吃了外面送进来的饭菜中毒而亡，或是犯人打碎瓷碗用尖锐的碎片挟持狱卒之类情景，这些在宋代的监狱里实行起来，困难还是不小的。《作邑自箴》中就曾说道：“送罪人饮食，仰门子画时转与当厅狱子，立便点检呈覆，方得给付。不得用磁器、铜铁家事，及不得用箸，止得用木匙。”只要严格按照规矩来办，犯人可钻的空子是很小的。
此外，诸如案卷如何管理、监狱卫生条件怎样保证、犯人如何“保外就医”等等，宋代地方官们也都要按照章程，一一过问。
又如《作邑自箴》谈及收税问题时，特别提醒官员要提前逐村张榜告知，不可反复差人催缴，以免骚扰百姓生活。而折变税赋时，也“要知折物贵贱，无令贫下户却折纳贵物”。这些细节，都说明了宋代官员对于百姓颇具关心爱护之情。
而一旦确认了犯罪事实，对于犯人的惩处，也需格外留心。像对犯人施用杖刑，也有一定的规矩和讲究，如《州县提纲》中提到，不可对犯人连续用刑；假如犯人本身就有伤病，则需待其好转之后方可用刑；用刑不能过量，不可过于残酷……这一方面是出于官员的自我保护，毕竟一旦发生用刑致人死亡之事，为官者也难辞其咎。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代官员的儒家根底和人文关怀。
身份意味着，它可以指特定的人或与特定的人关联的信息。身份就像隐私一样，很难界定。身份认同是通过基本权利来定义的，保护隐私尤其是信息隐私，通过赋予个人决定自己意愿的权利，有助于保护身份。然而在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并不充分，大数据分析可以让管控变得温和，甚至在个人决定自我想法之前身份已被掌握乃至被揭露。针对大数据损害身份认同的现实，立法应考虑对与身份有关的信息进行甄别和界分，划定大数据利用的权利界限。
司法之外，宋代地方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在经济方面了，具体而言，主要是赋税和差役。经济问题关系到民生，因而格外难于操持：催逼过紧则有碍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但如果过于宽松，又难以维持地方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转。所以官员只能尽量寻求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处理。
技术革命将引发教学范式革命。数字技术使学生摆脱了传统的课本学习和统一课堂灌输的被动学习模式，视频、图像等各种师生交流、学习互动工具随需而动。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以多种方式获得曾经只能由教师在课堂讲授的限定知识，教与学的关系边界日趋模糊，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体验式学习成为主流。利用教育大数据来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其目的是利用大数据挖掘和采集到的教育数据完整地描述出学生的动态学习路径，并通过数据发现学生的学习困境、聚类同质学生、监控学习进展、探测异常学习行为、分析学习社区中的社会关系、评判学习成果、预测未来表现等，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当然，有仁者之心固然好，但制度的严明也一定要保持。在“治狱”这一问题上，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其中可被利用的漏洞着实太多。《昼帘绪论》在谈到治狱问题时，讲过一个案例：古代的监狱大多是夯土的房子，有些囚犯在白天狱卒送水的时候，并不将水喝掉，而是偷偷储存起来。待到晚上，便将水泼到土墙上，使土质松软，利于挖洞，然后即可越狱而逃。因此，为官者需注意在土墙外加上一层隔板，以防囚犯以此种方式逃跑。此外，任用老成持重的狱吏、按时巡视、突击检查等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标志认知语言学开端的重要研究之一是Lakoff和Johnson（1980）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著作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意义，因为两位学者为之后至今的隐喻和转喻研究定下了基调：隐喻和转喻都是人类日常思维和行动的认知方式。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转喻与隐喻有时很难截然分开，甚至转喻可以是隐喻形成的必要基础（Barcelona 2000;Brdar&Brdarszabó 2007;Kövecses 2002,2013;Radden 2002;Radden&Kövecses 1999;Taylor 1989）。
如《州县提纲》就谈到了“酌中差役”之法：有的人家“税高而歇役近”，有的则“税少而歇役久”，如何安排两者的差役，也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此，官员应“以见（现）行条法，参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酌中定差”，方能保证相对的公平，而使百姓中的上下户之间减少矛盾纠纷。
地方官员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自然也要操心一些繁杂琐碎的“家务事”，比如说，有的人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却不愿意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到处乞讨要饭。对于这种抱有不劳而获心理的人，官员们也不会支持和鼓励，而是要将其“转押出县界”，断绝其讨饭的途径。至于那些病倒在路边没人管的人，官员则要安排附近的客店将其收留，并延请医生为其诊治，待病情好转，再给客店和医生支取财物。这样既保证了病人的安危，又不会使客店和医生蒙受损失。
(1)授课模式的改革：由之前的“理论授课+实验练习”改为“在线预习+理论授课+课堂讨论+实验练习+在线测试+在线答疑”的方式。
而对百姓的教化也是宋代地方官工作的一部分。很多人家因为穷困而娶不上媳妇，有的家庭虽婚姻已成，却因嫁妆多少的问题导致亲家不和。对此，官员们不免要进行谆谆教诲：婚姻最重要的是“正家道”和“年齿相当”，不要太在乎财产的多少。（见《作邑自箴·劝谕民庶榜》）
翻阅宋代官箴书中的种种记录，不免令人抚卷沉思。百姓固有劳作之艰辛，而官员们的工作和生活也着实不易。他们既要维持地方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转，又不能过分加重百姓的生活负担；既要心怀仁义、爱民如子，又要有罪必惩、不放过滋事的刁民；既要用刑狱手段警示乡里，又要宣扬德行、承担起教化民风之责……
宋代距今虽已时隔千年，但宋代官箴书中的许多内容于今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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