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保守主义思想是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充分践行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逐渐确立了新保守主义的合法性地位。特朗普执政以来，虽然其本人十分欣赏普京的人格魅力，但受国内舆论与党内新保守主义传统的掣肘，仍然采取与俄罗斯进行地区与军事战略对抗政策，在处理美俄关系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与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传统具有共通性。
关键词：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特朗普政府；美俄关系
作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前身，早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观点零散，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以及中世纪的阿奎那等早期政治学家的思想为保守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直到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才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首次提到该词。当前，“人们所说的保守主义，实质上是英国历史上两种保守主义的融合，它以柏克的保守主义为核心。”[1]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发端融汇了两大思想“支流”，一条就是上述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另一条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一方面，美国新保守主义继承了传统保守主义思想中的“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社会有机体说”，[2]不仅怀疑国家权威，还怀疑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但同时又极力主张维护现有等级制度与权力机构；另一方面，美国新保守主义也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是美国建国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在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就对外政策而言，美国化的新保守主义有其独特的外交理念。
屋顶的麻雀仍是那样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山下有牧童在唱童谣，那是十年前的旧调：“秋夜长，秋风凉，谁家的孩儿没有娘，谁家的孩儿没有娘，……月亮满西窗。”
选取2016年的7月～2018年的2月在我院治疗的老年脑卒中患者94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延伸组和常规组，各47例。其中，延伸组男28例，女19例，年龄60～79岁，平均年龄（68.9±4.3）岁；对照组男29例，女18例，年龄60～80岁，平均年龄（69.3±4.6）岁。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
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人数不多，但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在探究新保守主义的主要观点时，将犹太人的命运考虑在内是大有裨益的。其外交理念深深根植于：①战后犹太教融合了美国基督教形成“新天定命运”观；②两次大屠杀之后犹太人对“极权主义”的痛恨；③犹太人三千多年的灾难经历形成反对民族压迫和“文明冲突论”的认知；④新保守主义与鹰派合流形成“新帝国论”。[2]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四大主要外交理念。
（一）“新天定命运观”——宗教与政党合流
自殖民时代开始，美国国内的信教人数就一直占绝大多数的比例，全国信仰上帝的比例甚至达到了90%以上。由于宗教信仰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并且受基督教、新教、犹太教的“天定命运观”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发展，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包含美国霸权统治思想的外交理念——“新天定命运观”。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保守主义开始渗透进美国共和党统治队伍，影响对外策略，共和党的施政方针中一直都受新保守主义传统的影响。“布什主义”使得新保守主义走向巅峰，但是又因为伊拉克战争中“布什主义”的失败使得新保守主义走下神坛，新保守主义也随着共和党的命运起起伏伏。依据上述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的分析，当前由右翼保守派掌权的特朗普政府仍具有某些新保守主义的特点，其对俄政策也沿袭了这种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宗教方面，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美国社会中占比最大的三大宗教（新教、天主教、犹太教）逐渐交融，失去了原有的清晰界线，进而形成“三位一体熔炉”，[3]这种联结成为当时美国宗教社会的主流。美国的“新天定命运观”在三大宗教联合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基督教在90年代采取泛基督教主义的策略；另一方面，犹太教和天主教的保守派在支持以色列方面意见一致。[4]
由于共和党内部新保守主义与鹰派的合流，新保守派受现实主义的影响，信奉实力外交，主张通过“输出民主”使世界进一步民主化、现代化。1989年东欧剧变，以及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都使得美国一部分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在美苏冷战之后乘胜追击，担负起实现世界民主化的责任，完成“天定命运”。而认为美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老一代新保守主义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激进地支持美国继续承担世界民主化责任的新一代新保守主义者占据主流。穆拉夫切克在1991年出版的《输出民主：完成美国的天赋使命》集中体现了这一倾向：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民主范围的扩大可以成为最有效的美国对外民主政策。该书指出应通过经济制裁、文化交流、文化广播、对外援助，甚至可以采取武装干涉、军事占领等极端手段来达到对外输出民主的目的和实现美国的“新天定命运”。
反对共产主义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又一核心理念之一，新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从“善”和“恶”的角度看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同共产主义的斗争，认为共产主义同纳粹制度一样都属于一种独裁统治形式，因此新保守主义者极力推行本国民主价值观，主张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
其次，支持推进糖料蔗产业转型升级，延长制糖产业链。充分利用好广西“双高”糖料蔗基地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契机，一方面以“双高”基地建设为平台，加大对糖料蔗主产市如南宁、崇左、柳州、来宾及32个糖料蔗核心基地县（市、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打造高附加值的甘蔗制糖产业链。主要以发展糖业循环经济、提高综合利用效率为突破口，延伸甘蔗制糖产业链。如支持鼓励大糖厂加强项目规划和技术投入，引进先进的工艺、技术、设备改造传统制糖业，完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生产流程，把制糖业打造为糖、酒、纸、生物化工等生态循环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蔗糖产业减耗增效的可持续循环经济发展。
在政治上，“新天定命运观”是新保守主义和鹰派合流后所形成的称霸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思想。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正式成为美国两大对立思想。二战以后，共和党中的保守派系势力日益壮大，不仅如此，它还吸纳了自由党中的保守势力以及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并在与自由党的竞争中优势尽显，成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举动不仅加强了共和党的实力，更是使得美国社会在一段时间内普遍具有保守主义的氛围。
（二）推行民主价值观——遏制共产主义
抓斗清底法能有效清除清除槽底残渣，但仅限于泥浆密度和含砂量不大的情况。如果孔底部沉渣厚且含砂率较大，可以采用气举反循环辅以泥浆净化系统滤砂，具体操作过程如下：①下放钢筋笼后，测量孔内泥浆比重和孔底沉渣厚度，符合要求则可以直接进行砼灌注，若泥浆密度超标或沉渣量过大，则需采用气举反循环法清孔；②安装钢管，同时将高压气管绑在钢管内部，高压气管插入至钢管底部以上2～4 m；③将高压气管与空压机连接；④开启空压机进行气举反循环清渣。
许多新保守主义者起初是托洛茨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然而1927年托洛茨基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并驱逐出境之后，新保守主义者虽然仍然信奉托洛茨基主义，但是却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就积极支持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1967年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进一步认为苏联在中东的扩张威胁了以色列的安全，并视以色列为对抗苏联的重要伙伴，再加上60年代以后，苏联在美苏冷战之中实力日益强大，甚至一度处于上风，此时，美国国内的反共倾向愈加强烈；1976年尼采创建“当前危险委员会”吸纳众多民主党反共意识强烈的美国精英；80年代以后，这些精英正式加入共和党阵营，并且与鹰派的思想观念融合，在美国意识形态中增加了更加激进的反共倾向，逐渐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新鹰派”。
（三）文明冲突论——反对文化多元主义
冷战结束后，新老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之间出现分歧，老一代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胜利；新一代新保守主义者却认为伊斯兰文明和亚洲文明将联合对抗美国称霸世界，美国将步苏联的后尘。在此分歧下，新保守主义一度几近趋于消亡，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新保守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关注。以此为临界点，美国新保守主义在1996年东山再起，为了进一步遏制中东潜在势力的发展，美国攻克并撕开了伊拉克这一豁口。911事件后，“文明冲突论”对小布什的全球战略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邪恶轴心”、“十字军讨伐”到反阿政策转变，并形成了最后的“反恐谋霸”战略。
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认为全球各文明之间的矛盾将逐渐凸显，并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利益取向将被文化认同取向所取代。对此，美国应该重新拾起自己的欧洲身份认同，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美国及其欧洲伙伴的主要敌人是伊斯兰世界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世界。”[5]
（四）新帝国主义思想——维护霸权地位
苏联解体以后，在美国国内主张称霸的声音不绝于耳，政治家们不满足于美国仅仅作为世界上唯一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呈压倒性优势的超级大国。20世纪90年代初，以克劳瑟默先后发表的《单极时刻》与《孤独的超级大国》两篇文章为标志，“单极世界”一词正式进入政治学者视野。克劳瑟默认为，在“单极世界”可预见的未来，就无与伦比的实力而言，美国将“独步天下”。[5]他还认为，美国传统的多边主义思想过于依赖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而孤立主义传统主张美国退出国际体系更是不行的，美国应该利用单极世界的支配地位和优势，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塑造一个新的、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秩序。
受克劳瑟默影响，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必须基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更重视前者。换言之，新保守主义者倡导建立美国的“单极霸权”。[6]克劳瑟默的“单极世界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并且影响深远。1996年，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提出“新里根主义”；1999年，威廉姆·沃尔福提出“单极稳定论”；2000年被誉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的“美国新世纪计划”公布一项战略计划，美国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和平”和“美国21世纪的单极地位”。[7]以上都体现了美国强调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强调“单极霸权”的外交思想倾向。
三月二十一日，救援伊犁时所调之十苏木500名厄鲁特、察哈尔蒙古步队到城。[注]《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10，同治四年七月丁卯条。该官兵到城后，向参赞大臣武隆额建议，将他们派到城南平庆庙，请求那里主持寺庙的喇嘛棍噶扎勒参率领僧徒和十苏木蒙古兵防守塔尔巴哈台城和蒙古游牧地。
二、特朗普对俄政策的新保守主义实践
大会中，她不时为优秀员工的发言而落泪：员工A因为虚拟零件没有分配完，坚持到错过了与病危父亲的最后一面。她动情地说道，公司能够统计我心中经历的复杂斗争，我又何尝不想再见见我亲爱的父亲，可是我是生产线上的一员，一旦离岗就会扰乱整个公司的生产秩序，不能让集体利益因为我的个人失职而蒙损。我能成为这样的优秀员工，完全是公司给予、公司培养的…….
（一）美国民主价值观与国内政治对美俄关系的掣肘
输出民主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在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者的民主价值观体现在反共主义和与苏联对抗，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对抗并没有随之消失，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同时也继承了这种矛盾压力。美俄两国在价值观方面有着巨大分歧，美国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企图通过输出民主来实现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美国认为只有自己的民主才具有普世价值，“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将俄罗斯变成一个中等欧洲国家，促其融入西方体系或将其纳入美欧‘大西方’战略轨道。”[8]特朗普政府将俄罗斯定位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尽管现在俄罗斯的实力较苏联时期萎缩不少，美国仍视俄罗斯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此条件下，俄罗斯谋求大国复兴，成为世界“一极”的努力将遭遇更大的阻碍。
除此之外，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由“通俄门”引发的一系列沸沸扬扬的调查已经在无形中加大了改善美俄两国之间关系的阻力。特朗普早在竞选期间就主张与俄罗斯加强反恐合作，希望能够改善两国紧张关系；就特朗普本人来说，对于普京人格魅力持欣赏态度，甚至俄罗斯国内民众也期待特朗普的上台能够缓解欧美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压力。但是，“干选门”出现以后，特朗普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政策好感倾向就被认为是涉嫌串通俄罗斯干预大选结果。为了堵美国民众之口，特朗普不得不对俄采取强硬措施，表明“美国优先”的立场以寻求国内民众支持，比如签署新的对俄制裁法案、向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导弹等。受此影响，整个2017年特朗普与普京仅有的两次会晤都是发生在多边会议的“会中会”，直到2018年7月16日的赫尔辛基会晤，美俄首脑才正式会谈，但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仅仅具有象征意义。[9]2018年美国《国防安全战略报告》尤其指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远战略竞争是国防部的“首要优先”，要求更多持续的投入。[10]
对外政策的对抗仅仅是表象，背后是美俄两国不可调和的价值观矛盾与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这意味着从特朗普刚上台就出师不利，受民主价值导向与国内政治影响，美俄政策指向与最初的预期渐行渐远。
（二）贯彻“文明冲突论”，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地区战略平衡
美俄在中东地区的实力较量可谓是剑拔弩张。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宣称要消灭“伊斯兰国”，但是其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却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大刀阔斧的反恐行动取得了优秀的成果，2017年12月7日，俄军总参谋部就宣称俄军已完全击败恐怖势力，并且在俄罗斯的大力推动下加强了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阵营的友好关系。俄军不仅常驻叙的两大军事基地—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并且于2017年10月15日确定成立了伊德利卜非军事区。“俄与中东国家广泛发展关系，甚至分化美国中东盟友阵营，目的是增强中东国家对俄的战略借重，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俄在中东的战略影响。”[11]美国在中东地区再陷尴尬局面。
根据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作为美国主要敌人之一的伊斯兰世界一直是共和党的重视对象。特朗普上台以后，基于该传统，特朗普首次访问就选择了中东地区。为了改善在中东地区的被动局面，美国与沙特于2017年5月20日签署了价值11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特朗普更是一口气敲定了未来10年达3500亿美元的后续协议。又于9月18日，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中心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永久防空基地。12月7日，特朗普单方面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激化巴以矛盾，并承诺美国驻以大使馆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但又强调美方接受任何双方可接受的和平协议。同时，美国于2018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重新采取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沙特—以色列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两大阵营的冲突风险。特朗普将俄罗斯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奉行“‘联以、联沙、强化同盟’为主轴、同时在遏制伊朗、反恐和‘世纪协议’3条路径上同时发力的中东政策”，[12]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矛盾不断升级。
（三）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奉行实力外交
如果说地区政策调整是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行为表征，那么推崇实力，强调军事优势则是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标志性理念。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俄罗斯列为美国的竞争者。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安全战略报告》更是明确指出，美国的战略中心将从反对恐怖主义转向大国竞争。当前美俄两国之间在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边缘摩擦不断，战略互信水平与冷战时期不相上下，此时美国军事战略的新保守主义倾向显露无疑。
近年来，俄美之间虽然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但也形成了一触即发的军事紧张局面。在军事对抗方面，2017年初，北约17国在黑海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果断回应也举行军演；同年8月，在俄罗斯军机飞越华盛顿等地之后，美国欲限制俄军机飞越本国领空；并于次月在韩国部署完成“萨德”反导系统。在军费开支上，俄罗斯军费开支由2016年的734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790亿美元，而在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军费开支达7000亿美元，2019年则提高至7160亿美元。在核对抗方面，2017年3月，俄罗斯“喀山”号核动力潜艇下水；10月底，俄罗斯与美国先后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核战备演习；为回应美国欲退出《反导条约》，普京2018年国情咨文展示了射程覆盖美国的新型核动力武器；特朗普也不甘示弱，随后宣布将对核武器进行现代化改造与重建，不允许任何国家拥有超过美国的军事实力。
三、特朗普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本质分析
纵观特朗普执政以来实行的对俄政策，不论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还是政党内部力量博弈的结果，美俄关系都没有如特朗普最初预期的那样成功重启，反而一度跌入冰点。特朗普的施政逻辑明显受到共和党新保守主义执政传统的影响，并具有新保守主义的特质。通过对特朗普对俄政策的考察可以看出，特朗普新保守主义有着以下本质：
首先，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特朗普在地区战略、军事等领域对俄采取强硬态度实质上是为了追求美国霸权，完成政治扩张。“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是特朗普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是特朗普一直以来的施政方针，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世界是其主要方向，必须摆脱俄罗斯再次成为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的阴影。
林光元提出，传教士所传天主教可以拯救世人，更愿意将“点化之术”传授给世人，然而世人却不受教，他描绘了世间中七种需要点化的人：
其次，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特朗普新保守主义是个人意愿与国内民主价值观的平衡，是美国利益的大势所趋。特朗普个人对普京的欣赏态度不能与美国全局战略相向而行，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比之下总统个人意愿就显得微不足道。
再次，零和博弈。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新保守主义派制定的对外政策趋向于建立零和对策，特朗普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非包容性的博弈理念。在涉及地区安全战略与秩序方面美国采取与俄罗斯的对抗政策，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外扩的关键地点压制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与影响，这体现出“非赢即输”的外交政策理念。
新保守主义思想起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的产物，它显著影响了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变化，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私有化的同时，也有着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
一是错误地定位了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威胁是的确存在的，尤其是来自于像基地组织及其诸多模仿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的恐怖威胁。”然而，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逐渐偏离初始预期，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13]二是新保守主义派强加意识形态于他国，拥有极端的民主价值观。“他们的哲学源于对美国军事的绝对优势产生的‘单极’体系动态的决定性误解。”[14]美国的许多干涉性行为导致世界范围内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失去了道德权威与合法性。三是过分注重概念而缺乏实用价值的象征。政策的制定仅仅确立了目标，却对如何完成这些目标、如何应对相应的后果只字未提。四是曲解全球一体化。尽管新保守主义具有“单边主义”特征，但其强调的全球一体化是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国际制度，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15]
因此，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当下，我们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还应该时刻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有偏性政策保持警惕。首先，我们应积极承担全球化趋势下的大国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承认联合国在国际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与作用，遵守国际秩序与国际准则，在新的国际发展趋势下，推动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创新发展。其次，我们在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的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警惕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渗透，避免“全盘西化”。再次，“零和博弈”是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沟通与互信的桥梁，追求互利共赢，推动各国友好合作与交往。
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来化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加快中小微企业融资相关法律体系建设。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和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其次，发挥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作用。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第三，不断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功能。资本市场是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资金的最佳途径，需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深化新三板改革等工作，使其成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主要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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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国国防战略回归大国较量，明确威慑中俄[EB/OL].中评网,http://www.crntt.com/doc/1049/4/8/3/104948397_2.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4948397&mdate=0120084437.
[12]慕小明.近来中东的美俄博弈与未来局势走向[J].军事文摘，2018（23）.
[13]慕小明.美国撤军叙利亚，进退有据还是无奈之举[N].中国青年报，2018-12-27.
[14]【美】斯蒂芬·哈尔珀(Halper S.），【英】乔纳森·克拉克(Clarke L.)（邵崇忠，朱玉华，黄浩译）.美国为什么单干？美国新保守主义派与全球秩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250-251.
[15]Charles Krauthammer.“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Irving Kristol lecture at AEI,February 10,2014.
作者简介：李晴，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 266237）
中图分类号：D83187.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9）04-0085-05
（责任编辑 胡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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