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恩格斯和布朗基的启发，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就开始关注工艺学，并在《布鲁塞尔笔记》第5笔记本中集中摘录了加斯帕兰、拜比吉与尤尔的工艺学著作，从而第一次体认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重要特征和双重效应。这构成了马克思初步认识现实“劳动组织”的矛盾特性, 初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特别是理解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基于MEGA2的文本解读来重新发掘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多元理论语境，而且有助于深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意蕴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 工艺学；《布鲁塞尔笔记》；历史唯物主义；拜比吉；尤尔；加斯帕兰
在传统学科视域中，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来探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解读路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严重忽视了马克思对工艺学的研究及其理论效应。实际上，在青年恩格斯和布朗基的影响下，马克思几乎在开始经济学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到工艺学，并在《布鲁塞尔笔记》第5笔记本中摘录了奥·德·加斯帕兰、查理·拜比吉和安德鲁·尤尔的著作，这构成了马克思的第一次工艺学研究。他们从工艺学角度所展现的机器大工业图景为马克思逐渐摆脱人本主义异化批判话语、初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式中:Sa为应力幅，MPa；S-1为材料疲劳极限，MPa；Sb为强度极限，MPa；Sm为平均应力，MPa。
一 初遇工艺学的引路人：恩格斯与阿道夫·布朗基
面对青年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一个首要的问题便是：马克思为何会对工艺学产生兴趣，并且关注到加斯帕兰、拜比吉和尤尔呢？据MEGA2的资料显示，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关注很可能受到了恩格斯和法国经济史学家杰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me-Adolphe Blanqui)(1)杰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me-Adolphe Blanqui，1798—1854)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的兄长。从1830年直至去世，他一直担任巴黎商业专科学校(Pariser école spéciale du commerce)的校长(Spitze)。1833年接任萨伊(Jean-Baptiste Say)成为工艺学院(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38年当选为道德和政治科学学术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简称法兰西人文科学院或法兰西人文院，是法兰西学院下属的五个学术院之一)成员。1846—1848年当选众议院议员。他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商业史、工业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837年，他的《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在巴黎首次出版，并于1842和1843年出版了两个巴黎版，该书被后世称为经济思想史的开山之作。1843年，该书被收录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于布鲁塞尔出版。马克思所使用和摘录的正是布鲁塞尔版。的影响。
恩格斯在1844年初写就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页。中首次提到尤尔的《工厂哲学》。他在讨论工人与机器的斗争时指出：“这项发明破坏了工人们对工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参看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第2卷)。”(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2页。他在完稿后不久便寄给了时任《德法年鉴》编辑的马克思。马克思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不仅认真对它做了摘录，而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称其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0页。著作。这篇马克思反复阅读的文章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自然就有安德鲁·尤尔和他的《工厂哲学》。在随后写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先后7次提及尤尔及其《工厂哲学》和《大不列颠棉纺织业》(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20页。。恩格斯强烈抨击了尤尔对工厂制度的辩护，指责他是“所有工会的最疯狂的敌人”(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8页。，把《工厂哲学》称作“恶名昭彰的书”(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7页。。1845年4月初，恩格斯迁往布鲁塞尔同马克思成为邻居，并从此开始了两人的合作之旅。可想而知，对于此时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迫切希望深入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马克思来说，恩格斯对尤尔的强烈批判必然会引起马克思的特别关注。
在巴黎时期，马克思通过布朗基也关注到加斯帕兰、拜比吉、尤尔的著作。据MEGA2编者考证，1844年夏秋，马克思利用布朗基的《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8)Jérme Adolphe Blanqui,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2. éd., Paris, 1842.中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的重要参考书目(Bibliographie raisonnée des principaux ouvrages d'économie politique)”在《1844—1847年记事本》上编制了一份政治经济学书目，在“想获得的书目”(9)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Berlin: Akademie, 1998, S.737.中就包括加斯帕兰(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 9.19.、拜比吉(11)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 8.31-32.、尤尔(12)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 10.1-2.的著作。在该记事本的第[28]、[29]页上“可能已购买的书籍目录”中又出现了拜比吉、尤尔和加斯帕兰的名字(13)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 12.38, 12.39, 13.10.。另外，罗兰·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于1850年12月编制的马克思私人藏书书目(Daniels-Liste,S.[1] und[2].)中也提到上述三个人的名字(14)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713. 。MEGA2编者由此推断，马克思可能于1844年11或12月在巴黎就已购买了这些书，甚至马克思在巴黎时就已开始摘录加斯帕兰、拜比吉和尤尔的著作，但这在笔记本上并没有找到直接证据。(15)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713.此外，布朗基也在书中对他们的著作做了不同评价。比如，布朗基对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评价道：“这本书是一首颂扬机器的赞歌。作者用一种数学的精确性得出了最不可思议的结论，并且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人类精神必须借助机器才能摆脱辛苦劳作，从而获得身体解放和道德尊严。”(16)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460. Cf. Jérme Adolphe Blanqui,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2. éd., S.397. 相比之下，布朗基对尤尔《工厂哲学》的评价则更显批判性：“这是一部非常肤浅的工艺学著作，对英国工厂制度的滥用持有一种虚夸而神秘的偏袒。”(17)Jérme Adolphe Blanqui,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2. éd., S. 484.无论褒贬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布朗基的参考书目和鲜明评价同样促使马克思关注到加斯帕兰、拜比吉和尤尔的著作。
二 《布鲁塞尔笔记》第5笔记本的文本结构与写作语境
据MEGA2的编者考证，从1845年2月初到7月初，马克思做了6本《布鲁塞尔笔记》(18)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449. 这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关于“《布鲁塞尔笔记》A”和“《布鲁塞尔笔记》B”的划分，参见张一兵：《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求实》1999年第1期。。在第5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19)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1787—1857)：法国农场主、政治家。1830年七月革命后，当选他的家乡奥朗日(Orange)的市长。1837—1842年，担任众议院议员。他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农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述。代表作有：《论机器》(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achines,1834)，《斜面和大农业机器》(Plan incliné, comme grande machine agricole, 1835)等。参见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714.、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伊萨克·贝列拉(Isaac Pereire)和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的著作做了摘录(20)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22-388.。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上述五部著作的摘录的相应编号却是“2)、3)、4)、5)、6)”。对此，编者推断马克思可能原本摘录了六本著作，但写有编号“1)”及相应摘录的第[1]页遗失了。(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714.而对于该笔记的写作时间，由于该笔记本上没有注明摘录地点和时间等，因此编者做了较为宽泛的推断，认为该笔记写于1845年2月初至7月初。(22)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713.
马克思在第5笔记本的开篇摘录了加斯帕兰的《论机器》(1835年巴黎版第二版)(24)请注意，对于此处马克思所摘录的人名及其著作，最早的资料应该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德国组组长沃纳·布鲁门伯格(Werner Blumenberg)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马克思的读书笔记目录”(Marx-Engels Inventar [ALT])。1965年日本学者川锅正敏将这一目录抄回，发表于《立教经济学研究》1966年第二十卷第三号。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李光谟等学者根据川锅正敏的抄录版译为中文，以《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为题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30期上，在其第21页上写着“艾·德·日拉丹：《科学丛书》第1卷：机器。1页笔记”。而在随后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学者普遍使用的是“埃·吉拉丹的《科学丛书》第1卷《机器》”，例如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但笔者发现，在1998年出版的MEGA2(IV/3)中，编者指认此处摘录的是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的《论机器》(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achines)。但在IISG官网上公布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笔记目录(编号为B33)中，第一条书目依然是“Emile de Girardin,...machines,...(埃米尔·德·吉拉丹：《机器》)”，其原始编号为B30。这表明，布鲁门伯格最初对此处内容的判读有误，而现在IISG仍然沿用了布鲁门伯格的错误判读，尚未及时借鉴MEGA2编者的最新判读结果。参见IISG,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Papers, B33.——该页上标注的页码是S.[2]，马克思标注的第[1]页已遗失。《论机器》第一版是1834年的里昂出版。尽管该书是以机器为标题，但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却是在讨论地产问题(Fragen des Grundeigentums)。作为农场主的加斯帕兰关注的是小地产，他主张通过农业的机械化来实现共同富裕(allgemeinem Wohlstand)。因此，马克思只是从该书的第6、7、8 、37页中摘录了4段文字，其内容主要是透过机器(科学)的农业应用而肯定了机器生产对于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积极意义。不过，马克思在之后的著述中也没有再提及此书。
MEGA2的编者认为，这是马克思首次对物质生产中的机器应用问题加以探究。(23)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713.因此，“机器问题”就构成了第5笔记本的主题，这在马克思对加斯帕兰、拜比吉和尤尔的摘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接下来的第[3]—[10]页上是对查理·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的摘录。马克思首先摘录了该书的第二部分，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内容。然后，他摘录了关于各种技术发明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及其经济效应的第一部分，但只摘录了前20页的内容。马克思在此后的研究中多次利用了这些摘录内容，比如《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61—1863年手稿》《资本论》等。值得一提的是，在1859—1863年所做的第七笔记本中，马克思重新摘录了该书的1832年英文原版，并关注了新的内容。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同时利用了该书的法文版和英文版。
接下来，马克思通过对拜比吉和尤尔的摘录第一次进入到机器大工业的直接生产领域，直观到分工和机器体系在大工业生产中的客观原则及其社会效应。在拜比吉那里，马克思看到的是一幅建立在分工原则之上的大工业图景。一方面，拜比吉通过借鉴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实地调查研究而提出一种分工倍数原则，即工厂主可以根据每一种操作工序所需的不同程度的技能和力量而有计划地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者。(36)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31.这种分工原则在工业生产中的支配地位即表现在它促使了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也表现在分工促进了机器的发明。如果斯密是从主观角度出发认为分工通过提升劳动者的专注力而促进机器发明，那么拜比吉则是从客观角度出发强调分工通过促进工具的简化与联合而产生机器，即机器是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见到工具的联合。(37)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31.这表明，拜比吉依然是以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而尚未真正把握成熟的自动机器体系的生成机制和本质特征。不过，这并不影响拜比吉透过机器而体认到科学技术对于提高总体生产力和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即知识与经验的不断进步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英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占有巨大优势，因此，英国工业的每一次进步都同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38)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40.另一方面，拜比吉承认分工和机器对工人造成不利影响。譬如，资本家会按照分工原则通过建立轮班制度、延长工作时间和投入更多机器等措施来尽可能地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从而极大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面对机器大工业的技术要求和巨大优势，那些不能适应机器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便会深受其害。(39)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39-340.对他们而言，自李嘉图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一直鼓吹的补偿理论无疑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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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布鲁塞尔笔记》第5笔记本的文本解读：马克思关注了什么？
由于马克思是首次面对直接物质生产中的工艺学内容，因此，他在整个摘录过程中除了只言片语的评论之外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这同他在《巴黎笔记》中初次遭遇古典经济学时的状况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透过马克思的摘录内容与零星评价来发掘他的理论视域与焦点意识。MEGA2编辑部成员雷金娜·罗特指出，此时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拜比吉和尤尔著作中的经济学内容，而涉及机器问题的工艺学内容还尚未引起他的兴趣。(30)雷金娜·罗特：《马克思论技术变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考察》，《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Regina Roth, “Marx on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critical edition”, i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10, 17(5), pp.1223-1251.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过于武断了。实际上，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工业革命语境下的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与生产方式变革问题，因此，张一兵教授更准确地称之为“物质生产与生产力研究”(3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4页。笔记。进一步说，马克思更关注的是机器大工业的双重社会历史效应：一方面是机器大生产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机器和工厂制度对工人阶级的破坏性影响及其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这构成了马克思的第一次工艺学研究的焦点意识。
拜比吉、尤尔等人所建构的机器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在于，它使许多后发国家的思想家(如李斯特)甚至一些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学派)都被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所迷惑而有意或无意地狂热赞美和追捧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工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混为一谈。对此，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利用上述工艺学资源作了初步探索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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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在第5笔记本中，马克思通过摘录加斯帕兰、拜比吉与尤尔的著作初步认识了工艺学语境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基本特征和巨大优势，特别关注了机器大生产对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所具有的双重社会历史意义，这为他逐步摆脱人本主义异化批判话语、真正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随后的第[11]—[15]页上，马克思摘录了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两卷本)(25)尤尔《工厂哲学》的法文版于1836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该书的巴黎版封面上写有“巴黎”，其扉页(Titelblatt)上写有“巴黎，布鲁塞尔(Paris, Bruxelles)。而该书的布鲁塞尔版的封面和扉页上只写有“布鲁塞尔”。此时马克思使用的版本是巴黎版，那时这本书已在马克思的私人藏书中。后来，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又利用这个版本。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I/3.6, Berlin: Dietz, 1982, S. 2028-2036, 2062-2071.。马克思同样先摘录了该书的第二卷中关于各种工厂的生产条件和工厂法的内容，然后摘录了该书的第一卷中关于英国纺织业的机器大生产与工厂制度的内容。据考证，该书构成了马克思的藏书之一。(26)MEGA2编者指出，如今这本书在巴黎，属于Simone Longuet的私人藏书。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S.650. Nr. 1343.在他的藏书上，马克思对几乎所有的摘录部分都做了划线标记(27)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716.，并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和墨水做了大量旁注。(28)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2, S.650. Nr. 1343.此后，马克思在《评李斯特》《哲学的贫困》《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讲》《工资、价格和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及《资本论》等著述中都反复利用了对该书的摘录和著作本身。值得一提的是，1861年初，为了解决在机器问题上的困惑，马克思再次集中研究了工艺学，并专门从科隆取回了这本书，(29)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2, S.650. Nr. 1343.足可见马克思对该书的重视。
而在尤尔这里，马克思看到的是另一幅以自动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为核心的机器大工业图景。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尤尔第一次从工艺学层面认识到建立在自动机器体系基础上的现代工厂的本质特征，即“在工艺学上，英语中的工厂制度(factory système)这个术语是指，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coopération)，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这个术语的准确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智能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40)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48. 参见张福公：《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以及对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基于对<布鲁塞尔笔记>的文本解读》，《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在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上可以清楚看到，他在“factory”和“coopération”下面用黑色铅笔做了划线。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尤尔的“factory”概念所具有的独特现代内涵。具体而言，尤尔从机器大工业的视角出发深刻指认了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巨大生产方式变革。譬如，他指出，“在机械制造的初期，机械制造厂表现为各种程度的分工”，其中的“工人根据熟练程度而被划分成不同等级”(41)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49.，但现在这些工人已经被刨车、切割机和车床等机器所取代了。尤尔进一步阐述了机器体系相对于分工的优越性，并强调根据工人的熟练程度来进行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被现代工厂主们所“利用(exploité)”(42)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51.在《工厂哲学》英文原版中是“exploded(推翻或抛弃)”，而在法文版中则被译为“exploité(运用、利用)”。后来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注意到这一变化，并称之为“绝妙的双关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9页。了。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工艺学角度认识到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革命性意义，这对于自巴黎时期就主张废除分工和寻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来说无疑是颇为震撼的。因此，马克思对上述内容做了大段摘录。不过，客观地说，尤尔的这种机器—分工对立论是有失偏颇的，拜比吉对现代工厂中分工原则的分析便是最好的反证。另一方面，马克思准确抓住了尤尔对工厂制度的生动描绘中隐藏的黑暗图景，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机器对工人的支配，而这也构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剥削关系的物质基础。借用尤尔的话来说就是，自动棉纺机已经证明科学向资本的臣服总会迫使工人学会温顺，(43)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43.而现代工厂主的迫切愿望无疑就是通过资本与科学的结合来贬低工人的生产功能。(44)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49.同时，尤尔对工厂制度的辩护之辞也暴露了资本逻辑下机器生产对工人的残酷迫害，他甚至狡辩称十几小时的工厂劳动不会对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影响。(45)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47.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有力证据。
四 工艺学视域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建构
马克思对加斯帕兰的摘录虽然只有寥寥四句，但已经点明人与机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加斯帕兰认识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不是来自于虚幻的哲学和宗教，而是源于人类通过发挥智力和运用机器发明对自然力的占有和利用，因此，新的社会秩序必将建立在人类的科学努力之上。(32)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22.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对于正想彻底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而言却是振聋发聩的。因为它既是对西方形而上学谱系的一种精炼反思，也是对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自我意识哲学和宗教异化批判中追求自由和平等而最终失败的真实写照，更是马克思对自己过去沉迷于哲学和宗教异化批判的自我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斯帕兰指出：“人类的解放正由工业机器的轰鸣声所宣告着。”(33)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22. 参见张福公：《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以及对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基于对<布鲁塞尔笔记>的文本解读》，《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也就是说，人类的科学努力在工业生产应用中创造出来的客观力量构成了推动人类解放的巨大动力。这意味着，人类智慧不只是一种形而上学家们所推崇的纯粹精神力量，而是一种根植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创造性能力。这一重要认识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中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构架，揭示出在现实历史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物质生产的内在统一，“这为马克思重新思考工业(生产力)和人类解放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34)张福公：《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以及对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基于对<布鲁塞尔笔记>的文本解读》，《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加斯帕兰看到机器对人的替代和统治，因而批评加斯帕兰是“机器的绝对崇拜者”(35)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3, S.322. 。显然，马克思对于现实工业生产中机器对人手的统治和排斥现象是持彻底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此时马克思还不能理解机器排斥劳动与人的自由解放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不过，加斯帕兰所勾勒的机器大工业的双重面孔已经引起马克思的注意，并促使他对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意义进行重新思考。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活动”即“劳动”是废除私有制的唯一途径，因为现实的“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5页。。这一观点可视为对《神圣家族》中所确立的“历史的发源地在于粗糙的物质生产”的重要推进。但是，应如何理解这里的“矛盾”概念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方面，马克思试图超越狭隘的经济学视域即“肮脏的买卖利益”，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出发来重新审思大工业，于是，“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同时，这种力量也会“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这里的“第一次”所标志的历史性视域表明，马克思对工业的理解已不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指认——即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而是透过物质生产史特别是大工业的历史作用而做出的现实指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工业不再是统治人的枷锁，而是人发挥自身才能利用自然力来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的场域。因此，工业生产力代表着人类能力的历史性发展，它不仅是缔造现实社会的创造性力量，而且是变革现实社会的革命性力量。而加斯帕兰、尤尔等人对机器大工业的积极历史意义的赞颂无疑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源泉。不过，马克思最终强调：“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58页。。这种将人的发展确立为工业发展的原则的做法表明，此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还带有人本主义的尾巴，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逻辑的亚意图颠覆”(5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3版)，第321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对现实生产力的美化时直接援引了对尤尔的摘录，即“我们让英国工厂制度的品得，尤尔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机器体系的每一项改进的经常目的和倾向，就是使人的劳动成为完全多余的……”(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2页。在马克思看来，尤尔的描述有力证明了工业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和统治。而这种奴役正是现代私有制下现实生产力对人的能力发展的破坏，这实际成为马克思后来建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内在矛盾的理论生长点。正是基于这种“矛盾”视域，马克思正确指出必须将“工业所唤起的力量”与“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区分开来，从而“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9页。，从而初步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工艺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工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上的混淆。
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加斯帕兰、拜比吉和尤尔从工艺学角度所展现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双重社会效应为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隐性理论支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拜比吉和尤尔笔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大生产的历史发展和“共同活动”特征为马克思初步确立科学的历史性视域和生产力概念提供了重要源泉，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 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2页。。二是加斯帕兰、尤尔等人关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中人类能力的不同发展的描述为马克思科学指认一定的交往形式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而一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与发展(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6页，第581页。。三是马克思通过拜比吉和尤尔首次把握到机器大工业的主要特征，即“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5页。，其中“自动化体系”(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构成了机器生产的技术基础，“理论力学的发展”(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5页。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撑。这些表象特征恰恰彰显了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而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在本质上意味着人类创造性能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马克思又看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悲惨生存境遇。譬如，大工业“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于是，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0页。。这促使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私有制对于生产力的桎梏就表现在：资产阶级私有制下机器大生产对大多数人的生存境遇和自由解放的破坏和戕害，这成为此时马克思在机器大工业语境下所理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内在矛盾的现实意蕴。(62)张福公：《论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基于经济学和工艺学思想史的考察》，《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基于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内在矛盾的这种理解，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大工业为推翻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创造了革命主体即无产阶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有效的现实手段(即人类的普遍交往)，从而科学论证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由此，马克思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上超越了工艺学视域及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相比之下，苏联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对缅态度的调整要比中国稍微慢一些。这让苏联浪费了一个在亚洲和非洲寻找盟友和朋友的大好机会，因为这一时期亚非大部分地区或者刚刚独立，或者争取自由的民族主义高涨，而苏联不仅没有支持，赢得他们的友谊，反而将其视为敌人。[52]所以，虽然中方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调整要快于苏方，但具体到政策转变层面上时仍受制于苏联的态度。不过，这种态势很快出现了转变。
12月1日，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经过一天多的破冰作业，到达南极中山站冰上卸货地点，展开中国南极科考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卸货作业。
当然，此时马克思由于深受斯密和威廉·舒尔茨等人以分工为主线的历史叙事逻辑的影响，加之经济学与工艺学知识的不足，因而陷入了“泛分工论”的理论窠臼。这就导致此时马克思对拜比吉、尤尔等人的利用还主要侧重于从劳动主体出发的主观感性维度，相应地，他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内在矛盾的理解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力对人类主体能力发展的影响层面，尚未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层面。同样地，诸如剩余价值剥削的内在机制等重要问题还没有引起马克思的思考。后来，马克思在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重新利用了这些工艺学思想资源。
YoungMarx’sNotesofTechnologyandConstructionofHistoricalMaterialism——DocumentAnalysisandTextInterpretationBasedonMEGA2
ZHANG Fu-gong
Abstract: Inspired by Engels and Blanqui, the young Marx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echnology during the time of Paris, and in the fifth notebook of his BrusselsNotes, he concentrated on extracting the technological works of Gasparan, Babbbage and Ure. Thus, for the first time, Marx recognized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ual effect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of machine. This constitute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Marx to initially understand the contradicto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bor organization” in reality and to preliminarily construc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specially to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re-exploring Marx’s technological research based on MEGA2 not only help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ulti-theoretical context of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helps to deeply grasp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and value of Marx’s philosophy.
Keywords: young Marx; technology; BrusselsNot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bbage; Ure; Gasparan
作者简介：张福公，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E-mail:zhangfugong@njnu.edu.cn; 江苏 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ZXC002)。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4-0017-08
收稿日期：2019-03-18
【责任编辑龚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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