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后果
20世纪70年代，由于翻译有误和多个环节均未把好关而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外交事件。
1972年6月5日，中国与希腊建交，周伯萍作为首任大使于1973年3月28日递交国书。5月7日，他在去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后，回到大使官邸，让大使翻译去使馆查看有无其他请柬。
值班翻译见大使翻译匆匆而来，即问是不是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他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误读为“科威特使馆”（第一个错误，人名和国名都没有搞清楚），也未注意请柬的时间不是当天中午，而是次日中午（第二个错误，没看清请柬上的日期）。大使翻译误认为回官邸途中见到有一处正举行国庆招待会，即是科威特的国庆招待会（第三个错误，凭想象判断），一看请柬时间，只剩下10分钟（第四个错误，未检查招待会日期和地点），就扔下请帖（第五个错误，应带上请柬出席招待会），迅速跑到大使官邸通知大使。周大使一听，未加思索，立刻让大使司机开车赶往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地点（第六个错误，大使不索看请柬，也不询问大使翻译），大使司机不知道科威特使馆确切地址（实际上在中国使馆西北方向），却按照想象开往东南方向的从希腊外交部回来时看见的举行招待会的地点，那里是以色列驻希腊代表的官邸（第七个错误，大使司机未调查招待会地点）。当时中国未承认以色列，也未与以色列建交，不可能有外交互动。到达官邸，看见站在门口的以色列代表正迎送客人，周大使误以为他就是科威特使馆代办，一下车就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来迟的原因（第八个错误，应问明对方身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场，对中国大使参加以色列国庆招待会很敏感，问周大使此举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大使翻译却把“以色列”翻译成“雅典”（第九个错误，译错专有名词，连国名与城市名都搞错了）。周大使觉得美国记者是在无故挑衅，予以顶回，美国记者表情迷茫（第十个错误，大使未从记者的问题中觉醒）。周大使未理会美国记者的问题和表情，与别国大使寒暄几句后，招待会结束，周大使与以色列代表告别（第十一个错误，仍未问对方身份）。周大使返回使馆后，既未亲自核实请柬，也未让大使翻译向值班翻译核查请柬，没有追问为什么招待会快结束时才告诉有国庆招待会这一不正常现象（第十二个错误，未检查迟到的原因）。
值班翻译、大使翻译、大使、大使司机四个人都犯了错误，整个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都毫无察觉，心安理得。5月8日，《纽约时报》记者发布了中国大使参加以色列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整个阿拉伯世界反应强烈，但中国使馆仍然蒙在鼓里，若无其事。直到8日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罗马尼亚大使友好地告知，头天周大使参加的是以色列国庆招待会，中国大使才如梦初醒。
后来中国外交部和周大使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此次误入以色列大使官邸而造成的严重损失。此次事件不属于工作粗心范畴，而是对工作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周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令外交部三次通报此事，给予严厉批评。5月15日调周大使回国作检查。由于他检查态度正确、认识较好、主动承担责任，毛主席同意外交部党委免予处分的决定。
1.当前在小学生英语的教学领域，有一大部分教师沿用传统英语教学方法，不仅在方法上被时代所淘汰，在教学理念上也非常陈旧和落后，很多农村的教师在新式的教学方法方面几乎没有涉及过信息化教学模式，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根本无法有效地在课堂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难被充分调动。
另外，就辐射广度而言，“绿色原则”相较于将其作为规制民事权利行使的手段，也更显优势。《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稿）第133条在解释上仅对权利行使发生作用，对其他领域，如权利产生（法律行为效力评价）不发生作用。［8］69《民法总则》在将“绿色原则”提升为基本原则地位之后，预示着该项原则的精神和理念可覆盖民法全部领域。
海铁联运，让宁波舟山港串江连海，向西寻得更大发展空间。数据显示，从2012年的5.9万标准箱到2017年的40万标准箱，宁波舟山港的海铁联运业务量，每年增长超过40%。
第一代中国领导人重视外交翻译
MEMS陀螺随机漂移是制约惯性导航精度的关键因素,对MEMS陀螺随机信号进行分析、误差补偿对提高导航精度效果明显[1-3]。陀螺漂移包括了常值漂移和随机漂移[5]。常值漂移可以通过建模补偿,随机漂移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建立陀螺漂移模型,再用Kalman滤波器进行补偿[7-9]。理论上,只有在随机动态系统的结构参数和噪声统计特性参数已知的条件下,标准Kalman滤波才能获得状态的最优估计[4-5]。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以上两类参数的获取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误差,导致Kalman滤波的精度降低,严重时还可能导致滤波发散[6]。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政府即日发表声明，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各种外文稿随即对外发表。声明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有几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友人，看到某种译文后，认为译文质量与事件及声明的分量不相称，便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建议。毛主席十分重视来信，亲自召集有关翻译开会，说：“翻译的质量问题过去也谈过几次，这次是否想个办法认真抓一抓。”毛主席明确指出：“翻译的质量应和中国的威望相称。”外交部非常重视并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立刻采取措施提高翻译质量。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时，文件的翻译人员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词译准、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表达方式。有人还主张翻译成“毛泽东主义”。问题请示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经过认真慎重研究，最后确定用MaoZedongThought这个译法，而不用MaoZedongIdea等的译法。这个译法后来就一直正式沿用下来。
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年新建交的国家达14个。针对外交形势的迅速发展，毛主席于10月21日说：“外交部要切实加强外事翻译干部的培训，而且所有做外事工作的干部，也要切实加强对外语的学习。60岁以下的都要学习外语；60岁以上的自由学，60岁以下的强迫学。”11月27日，又指示英、法、俄、西、日、德和阿拉伯语这7个语种要加强培养外事翻译人员，学校要扩大容纳量；培养外语人员要从七八岁的小孩子抓起。周总理及时向国务院文教组和外交部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并贯彻执行。
③实现智慧交通系统公共数据的共享服务，为政务内网、政务外网以及互联网上的各类交通类相关的智慧应用提供基于城市智慧交通公共数据库的交通数据服务、时空信息承载服务、基于数据挖掘的决策知识服务等。
周总理会多种语言。在南开中学读书时，老师用英语教课，练就了他的英文听说水平；在日本留学时学会了日语；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了法语；在德国工作期间能听懂德语；在苏联养伤时学会了俄文常用语。翻译在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他马上就会发现。
1957年11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局长扎哈洛夫少将陪同下，毛泽东率代表团到红场瞻仰列宁墓并敬献花圈。右二为翻译阎明复
周总理注意表扬翻译人员。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周总理率团出访亚非十四国，取得很大成功。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5次、第116次会议和国务院第142次、第143次全体会议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特别提到担任翻译工作的同志的功劳，对随访翻译齐宗华、冀朝铸、范承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这次访问如果没有他们当翻译，就很困难。”还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总理重视在实践中选拔人才，对好苗子重点培养。他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陈外长致词，英文稿让施燕华念。她念完后，周总理对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些。你们好好辅导她。”
周总理指示，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翻译，重要的事情，双方坐在一起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这项工作很值得，不能轻视这一行。”“外交谈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重要，但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纠正过来。”周总理对口译人员的要求是“完整、准确、通顺、易懂”八个字。“完整”指翻译谈话的各个部分，没有损害和残缺；“准确”指翻译的内容与原话含义完全相符；“通顺”指没有逻辑上和语法上的毛病；“易懂”指容易听懂，听着不别扭。他强调，翻译必须准确，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不要随意发挥，也不要妄加解释，同时对领导同志讲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变通甚至纠正，帮着把把关。他要求翻译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政策基本功，要提高翻译的政治素质；第二是语言基本功，业务上要严格要求；第三是文化知识基本功，要学习国际知识、哲学、法律、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等。
周总理于1951年8月提出选拔干部的“十六字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外语水平属于熟悉业务范畴。后来周总理提出，外事干部做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到“五勤”，即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特别强调外交干部要善于调查研究，要多方面搜集情况，占有资料，摸清形势发展脉搏，从中抓住本质，准确把握时机，提出有独到见解的报告。
周总理的考试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翻译队伍由当时国内有名气的英文、法文、俄文翻译组成。尽管他们已有名气，然而出访前周总理仍派老专家对他们进行考试。英文考官是章汉夫（49岁），被考的是浦寿昌（32岁，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浦山（31岁）、段连城（28岁）、李肇基；俄文考官是刘泽荣（62岁），被考的是李越然（27岁）、阎明智、朱烈、方祖安；法文考官是一位老专家，被考的是陈定明、董宁川（35岁）。考试方式有书面的、口语的、同声的，所有口语考试都有录音，考官念一段，他们翻译一段。由老专家评论，哪一段行，哪一段不行，然后给周总理写出书面报告。结论是这些翻译合格。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周总理非常重视翻译的质量，选拔翻译是慎之又慎。
考试之后，周总理把参加考试的翻译找去，一个一个地谈话，告诫说：“不要以为你们平时翻译还不错，不要以为我考你们是多余的，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样的，但是这一次活动可不一样，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同各国的外交家们交锋啊！”
1962年，从1949年起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主要翻译的浦寿昌（40岁）准备退役，由34岁的冀朝铸接任。冀朝铸已经在不同场合给周总理当过翻译，周总理仍让浦寿昌对他进行正式考试。
1970年11月20日，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问唐闻生：“拉美在领海权问题上有14个国家同美国正在进行斗争，具体是哪14个国家？”唐闻生没有说全，被考住了。周总理亲自说出14个国家的名字，并说出另外7个未公开表态的国家的名字。周总理对大家说：“一共21个国家，今天报纸上不是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就不够。”周总理说，毛主席学打仗，就是从看中国各种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行军时也是这样，这个苦功非练不可。你们当翻译，要下苦功把地图背下来。
1971年11月下旬，周总理调北京大学英语系一个班的师生到中南海西花厅上观摩课，对外语教学改革进行调研。课程结束后，周总理问了几个关于世界地理、历史方面的简单的问题。他问一个学生，智利位于哪个洲？学生犹豫不决，愣了一会儿，回答，在欧洲。周总理不作声。学生看出周总理不悦，改口说，在亚洲。周总理请学生坐下，对大家说：“我们培养外语人才，将来有不少要担任重要的外交工作，有的人要为人师表。知识这样贫乏，只会喊口号，怎么行呢？”“问题出在学生身上，但根源在教学本身。学生应当学些什么，教师应当如何去教。所以不能怪学生。他们对外语及国际知识是一张白纸，要看我们这些教育者如何去培养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提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10月26日，周总理把外交部的部、司、处三级干部找去，一个司一个司地询问他们主管的地区哪些国家投了赞成票，被问的人几乎无一答对、答全。周总理一一进行纠正和补充之后，严肃地说，你们这些主管官员，连本地区哪个国家投了我们的赞成票都说不全，实在不应该。大家回去举一反三，方方面面好好地补补课。各司领导在感到羞愧的同时，无一不对周总理的博闻强记惊叹不已。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升级改造相应设备，梳理融合大数据，构建相应的数据分析平台，安全储存信息数据，这些信息作为学校的指导核心，帮助教学和师生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972年9月25日，周总理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师生代表，先对参加接见的师生一一点名，并逐一握手。点名结束后，周总理说：“你们怎么样？气都消了吧。我故意冷你们一段时间。听说你们毕业考试都考完了，还考得不错。现在我这里有一份宴会讲话稿，就考考你们吧！”于是，英语教师章含之考了李杰，法语教师汪家荣考了何士德。由于没有日语教师在场，周总理指示廖承志考了武大伟。
常设栏目有：企业风采、政策法规、节能减排、行业纵横、新建扩建、企业报道、市场动态、分析/预测、行业热点·焦点论坛、管理与营销、新产品/新技术、环球纸业、协会·学会动态、会展传真等。
中联部周尔鎏司长陪同周总理接见外宾时，担任翻译的是外交部的英文“高翻”冀朝铸和中联部的“高翻”劳远回。在交谈过程中，中外双方都用了“as wellas”这个短语。活动结束后，周总理问：“你们知道aswellas的确切含义和如何准确运用吗？”两位“高翻”不知如何回答。他们会准确运用词汇，并未对词汇进行专门研究，所以讲不出道理。周尔鎏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做过教学工作，对词汇运用有所关注。他回答：“它的意思是inadditionto，除……以外，还……”周总理点头，对周尔鎏的回答表示满意。
根据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可将许昌的城市绿地分为生产绿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和其他绿地五大类。由于城市休闲绿地在城市绿地中起着积极作用，本研究主要以许昌市的休闲绿地为主对绿地进行评价。休闲绿地在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属于公园绿地。城市公园绿地包括综合性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社区公园和街旁绿地五大类[2]（表2）。
功夫下在翻译之前
为保证翻译准确无误，达到预期效果，对一些中、外文差异较大的词汇，周总理总是提前打招呼。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之前，中国政府决定通过适当的方式警告美国不能扩大侵朝战争。周总理考虑通过印度驻华大使给联合国传话，引起美国注意。拟在传话中突出一个“管”字，请印度大使转告，如果美国继续猖狂下去，中国可就要“管”了。周总理知道这个“管”字不容易翻译准确。他找来英文翻译浦寿昌，说：“这个‘管’字，怎么翻好？”浦寿昌说：“这个字还真得琢磨琢磨。”当天深夜，周总理约印度驻华大使谈话，浦寿昌把这个“管”字译得恰如其分。话传过去，美方果然有反应，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64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际形势，提出东风压倒西风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二是关于团结问题。毛主席说：“任何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个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也要绿叶扶持。”他在讲话中引用了很多中国的成语和谚语。时任翻译的李越然较为准确地翻译成俄语。会议一结束，西方媒体对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讲话大肆歪曲，并进行恶意攻击。回到北京后，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要求根据从莫斯科带回的录音进行核对。经过同事们反复核对，一致认为李越然基本上翻译出了毛泽东讲话的本意，没有差错和遗漏。杨尚昆表示：“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李越然的翻译能达到这个水平，实属难能可贵。”李越然的出色翻译是与他平时的充分准备和丰富储备分不开的。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此中苏之间发生一场公开论战，两国关系恶化。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背着中共中央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责中国共产党的信。2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称：“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唯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过他批阅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阎明复（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翻译组成员在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词语表达反复推敲。“требовать”和“VΠросить”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缓和，翻译组内部意见不一，最后决定用前一个词。信的内容和措辞使苏共领导人大怒，2月22日很快复信。特别指出中方居然不是“VΠросить” （请求） 而是“требовать” （要求） 苏共，“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立刻跑出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你们）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2月27日，中共中央回信答复苏方，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说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你们既然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发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196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与苏联新领导人接触，不欢而散。周总理回国后约见各国驻华使节，阐明中国看法，认为勃列日涅夫将执行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约见讲话拟使用“换汤不换药”这一成语，以表示对苏联新领导层的失望。这个成语是这次对外表态的关键词，如果翻译得不准确，则会令听者茫然。周总理把外交部的翻译召集在一起，要求直译这个成语，要说明在中医药中何谓汤，何谓药。由于有备而谈，驻华使节都明白了中国对苏联新领导层的态度。
1955年4月，周恩来出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亚非会议举行的招待会。前左一为浦寿昌
1965年，毛主席在武汉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黄金琪（后任外交学院教授）任翻译。他事先了解到法国议员想从毛主席那里探听中国对北方四岛问题的态度。这四个岛的日语名称叫什么，按日语音译在法语中如何说，查了字典，记在心里。会见中，法国客人果然提到北方四岛的名称，黄金琪从容应对。
毛主席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坚持学习英语，他的秘书林克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章含之都给他讲过课。他与外宾谈话，有时讲一两个英语单词，把与客人的关系拉近了。
周总理在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常考问翻译“苏台德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词的外文译法，要求翻译做好准备。周总理讲到鸦片战争时问翻译，当时的皇帝是谁。总之，周总理利用各种机会考年轻的翻译，希望他们快快成长。
1969年6月，“越南南方共和”刚成立，这个词怎么准确译成中文，没有把握，有不同意见。有的译为“越南南方共和”，有的译为“越南南方共和国”。周总理让外交部的翻译室把英文、法文、俄文的译法集中在一起进行对比，查清每一个越文字的意思，并就此词询问越南驻华大使。最后决定按照越文本意，正式译为“越南南方共和”，有别于英、法、俄文译法，这种译法从政治上支持了越南政府的立场。
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违反飞行规则，撞上中国一架军用飞机，致使中国飞机坠海，飞行员失踪。经过反复交涉，美国的态度终于由“遗憾”“关切”改为“道歉”。撞机事件的焦点是道歉问题，道歉一词的英文表述变得十分重要。美国政府对“道歉”一词的表述最后改为“verysorry（深表歉意）”。这一表述是否合格，须认真研究。唐家璇部长指示外交部美大司专门征求裘克安等英文专家的意见。专家们认为，道歉的英文表述主要有三个词：“apologize”“sorry”“regret”。其中最正式的是“apologize”，其次是“sorry”，语气最弱的是“regret”。根据《牛津高阶字典》，“sorry”可以表示“apologize”，即“道歉”的意思。如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政府说“sorry”，则肯定是“道歉”，如需加重语气，可在前面加“very”或“deeply”等修饰词。中方对美方道歉的英文表述表示认可之后，才于4月11日接受美方道歉。
要牢记外文数字的表达。由于外文中没有“万”“十万”“亿”“十亿”这样的计量单位，在翻译成串的数字时可能卡壳。1996年11月21日至24日，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访华，在上海贸促会发表演说，他列举中国和墨西哥进出口贸易数字，说：“去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亿×千×百万美元商品，同比增长百分之几，向中国出口×亿×千×百万美元商品，同比增长百分之几。今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一位教授担任现场翻译。他记不住这么多数字，也翻译不出来，卡了壳。全场几百人都等着听，后来只好换人。
菜谱也不太容易翻译。中餐菜名往往有来历，如“东坡肘子”，要讲清楚，得用10分钟，但在菜单上只能写一个名字，不可能把故事写上去。译菜名时要下些功夫，如“四喜丸子”“松鼠桂鱼”“鸳鸯虾卷”“佛跳墙”等，无论如何翻译，都不可能是中国人看见菜名时的感觉。现在已有关于菜名的规范译法，口译人员要记住常用菜名。
如何疏通卡壳现象
外交翻译，尤其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工作既是挑战，又是难得的机会。挑战，是指领导人谈话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翻译不仅知识面要宽，词汇量要大，翻译速度要快，及时把谈话内容、立场、态度、感情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还要注意保守秘密；机会，是指翻译可以直接接触党和国家领导人，近距离观察和聆听领导人如何分析与处理外交事务，包括友好会谈、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把握机会适当让步等外交技巧。不少“高翻”在认真学习和耳濡目染之后，进步比较快，成为参赞、大使、副部长、部长，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本文提到的阿尔巴尼亚语“高翻”范承祚，日语“高翻”刘德有，西班牙语“高翻”黄志良、汤铭新、刘习良、汤永贵、李金章，越南语“高翻”李家忠、梁枫，俄语“高翻”马列、师哲、阎明复、李越然、周晓沛，朝鲜语“高翻”张庭延，英语“高翻”浦寿昌、冀朝铸、杨洁篪、过家鼎、唐闻生、章含之、施燕华、傅莹，德语“高翻”梅兆荣，波兰语“高翻”高佩玉、刘彦顺等都是翻译界的顶尖人物。他们在外事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自述的“短板”正是好学上进和水平高超的原因，值得年轻人效仿。
经过一天一夜的煎熬后，1000余名滞留机场的中国游客，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协助下，于6日凌晨全部安全撤离。
要想在翻译时不卡壳，在硬件、软件方面都要有足够的准备。在硬件方面，一是必须精通中文，单字储备在6000个以上，要熟记足量的成语、谚语、俗语，必须掌握一定的文言文和古诗词知识。二是精通外文，在熟悉外语语法的前提之下，掌握3000个单词为粗通，掌握6000个单词为次通，掌握6000个以上单词为细通，至于精通，学无止境，上不封顶，掌握上万个单词也不能说精通，单词和短语必须死记硬背，无捷径可走。三是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和足够的专业词汇量。四是熟知对方的国情、政党、政治和社会背景、个人性格、业余爱好及家庭情况。五是要准备一个小本子，记下双方讲话，单凭记忆不可能记全。例如，1974年11月5日至11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访华，同周总理会谈时，一口气讲了10分钟，仍不停止，时任翻译的章含之记录了好几张纸，心里很紧张，担心记不全。周总理见状，打断威廉斯的话，说：“总理阁下，是否请你稍停片刻，让我们的译员翻译？”威廉斯却说：“我没有被中途打断的习惯！”接着滔滔不绝地往下讲，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章含之急得浑身冒汗，幸亏由于记忆力好，凭着笔录都译全了。如果没有即时记录，不可能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六是要学会速记，或用自己创造的方式把双方讲话要点记下来。在软件方面，一是要敬业，专心致志，认真对待，甘当传声筒，全力当好传声筒；二是要沉住气，冷静，不紧张，曾发生过有的翻译一进场就晕倒的事，显然由于紧张过度所致；三是要听清双方讲话，尤其是对方讲话，听不清时可以问，但不宜多问，听懂和理解透双方的观点、立场、态度、感情，忠实传递；四是对谈话主题及所涉及词汇尤其是专业词汇事先有所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参观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单位时，对专业名词要“临阵磨枪”；五是善于抓住重点、要点，又要逐字逐句翻译。
面对“大城市病”带来的包括环境和资源在内的众多问题，北京正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传统模式转向通过建设新区、卫星城等方式，来纾解市区发展压力。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仅将为新常态下的北京市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也将为京津冀区域提供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而缩小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差距。雄安新区包括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源环境在内的良好区位优势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京津地区产业的转移和北京除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外的非首都功能的转移。且雄安新区对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无人机技术等高端产业的重视，也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新兴工业区的形成、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及京津冀地区空间结构的优化。
1949年11月8日，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全面地讲了新中国外交的任务、方针、政策，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指出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要有严格的纪律，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一切从学习出发，加倍谨慎，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实践。他说：“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这里说的“弱点”，包括翻译错误。因此，包括口译人员在内的所有外交人员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业务上的硬功夫保证翻译准确无误。
老一辈革命家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是大家的典范。只要认真下功夫学习，掌握好各种知识，就能避免“卡壳”，保证语言转换的顺利进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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