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 是翻开 《孟子》 的第一篇，文章不长，也不难懂。孟子见到魏国的国君梁惠王——魏国国都在大梁，因此也称为梁。梁惠王直截了当，抛出问题，“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您大老远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没有？ 谁知孟子毫不客气，一开口就顶了回去：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谈什么好处啊？ 我只讲仁义道德！ 接着给惠王说了一番大道理。
这样一篇颇为浅显的文章，有什么值得深入品读的地方呢？ 要知道，古书中看似易懂之处，往往更需深思详考。就 《孟子见梁惠王》 而言，二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心态与立场，十分值得玩索。而建立在具体历史语境上的思想考察，也能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孟子的用意所在。
关于孟子和梁惠王的心态，一个重要的误解在于，梁惠王是咄咄逼人的追问者，孟子是忍辱负重的对答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就在梁惠王开口的那个 “叟” 字。有人说，孟子的出场并不风光——“老头，听说你大老远来的，一定会给我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吧？” 这个梁惠王很坦率，一点也不装，能用 “红包” 表达的尽量不用语言。第一次面对面，就是这样的尴尬，孟子那可是圣人呀，不管怎样说，这样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个 “叟” 字，读出了孟子的斯文扫地，也读出了梁惠王的坦率与庸俗。问题在于，古人语气中的 “叟”，真的等于今天口吻粗鄙的 “老头” 吗？有一门学问叫训诂，听起来有些枯燥，但如果通过训诂考证，在字缝儿中发掘古人的心绪与情态，却也能自得其妙。
我们无妨对 “叟” 这个字训诂一下，什么是 “叟”？ 东汉大儒赵岐在 《孟子章句》 中说：“叟，长老之称也，犹父也。” 扬雄在 《方言》中说： “叟，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 请注意，孟子是山东人，在他的方言中，“叟” 有浓浓的尊老之意。至于赵岐所解释的 “长老” 和 “父”，虽不是说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喊 “爸爸”，却也足以彰显其敬意了。
魏国由三家分晋而来，因而自称 “晋国”。梁惠王秉承魏文侯、魏武侯之业，即位之初，魏国是战国诸侯中赫赫有名的强国。但在他一生之中，遇到了两个给他带来了致命性遗憾的人——孙膑与商鞅。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在对孟子的敬意之外，梁惠王对 “利” 的追求，也自有其不得已之处。事实上，他向孟子发问之时，正是处在政治人生的低谷：
“叟” 不是 “老头”，而是相当于今天的“长者” “老先生”。把孟子解释成忍辱负重的道德君子，虽然有戏剧般的动人感，但毕竟不合历史事实。孟子周游列国，诸侯多以客卿待之，古代士人的尊严与地位，有时是超出今人想象的。而且，还要交待一个关键性的细节，梁惠王当时并非少壮，根据历代学者的考证，他与孟子相见之时已在暮年。在年纪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白发苍苍的梁惠王，称呼同样白发苍苍的孟子为 “老先生”，又何谈 “斯文扫地” 呢？
这两个人的名字，相信读者不会陌生，但他们与梁惠王之间的恩怨纠葛，却未必全然清楚，更难将其与 《孟子》 这部书联系起来。简单来说，梁惠王重用庞涓为将，孙膑前往投奔，却惨遭膑刑。虽说是庞涓陷害，但最终下令的还是梁惠王。至于商鞅，他曾在魏相手下当差，魏相临死之际，将他推荐给梁惠王。惠王不置可否，魏相看他并无任用商鞅之意，话锋一转：“大王不用他，便当杀之，不能让他为别国所用。” 谁知梁惠王出门之后，便感慨道： “魏相真是糊涂了，又让我重用卫鞅，又让我杀他。”坐视商鞅去了秦国。
梁惠王做梦也想不到，他 “错过” 的这两个小人物，日后在历史上写下了怎样的浓墨重彩，又会给魏国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孙膑围魏救赵，两次击败魏国，庞涓自杀，梁惠王的长子亦战死疆场。商鞅趁魏国之败，引兵来攻，用诈击溃魏国守军，夺取了战略意义极其重要的河西之地，逼迫魏国迁都大梁。这就是梁惠王向孟子发问的时代背景，他所求之 “利”，并非庸俗的物质追求，也不仅是开疆拓土的野心，更多源自 “愿比死者一洒之” 的复仇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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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孟子的 “义利之辨” 并非不容探讨，但在先秦文化背景中，这是儒家根本的道德追求与政治理性——无论顺逆得失，人不能游离于道德理性之外，更不能凌驾于道德理性之上，这也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内涵所在。儒家强调坚守，将不变的人伦之道与治国之法建立为 “经” ——经者，常也，孟子的理性不是精致的利己，而是沧海横流中的清醒与不移，这份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足够的面子与真切的无奈面前，孟子仍然坚守着理性与原则，这恰恰是他思想的魅力所在。孟子身上有一种凛然的大丈夫气，也正体现在这种 “不妥协” 中。就与梁惠王的对话而言，尽管惠王是痛苦的、焦灼的，但这种孜孜逐利的逻辑，在本质上是无法成立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在孟子看来，不是要否定“利”，而是不能把 “利” 作为治国的起点。当群体秩序建立在道义与规则的基础上，“利”是一种自然实现的产物；而当其建立在 “利”的基础上，则会导致激烈的纷争，在矛盾、倾轧与迫害中走向 “利” 的反面。儒家强调 “义者，利之和也”，指出要用 “义” 来统摄 “利”，这恰恰是实现 “利” 的根本方式。
说这许多，只为揭示梁惠王与孟子对话时真实而具体的心态境遇——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是 “同情之理解” 的基础，只有尽量接近古人的当下，才能深刻地理解其思想。我们看到，孟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态度恭敬，内心充满着复仇渴望的梁惠王。日暮途远，从梁惠王的年龄来看，复仇大业遥遥无期，他的渴望也因此带上了悲剧色彩。一方面，梁惠王给足了孟子“面子”，另一方面，他的要求又完全可以理解，有着一种强烈的 “不得已”。在生活中，这两方面的因素是导致妥协的重要原因——我们往往碍于面子，更会顺应对方的无奈与苦楚。但孟子为什么还是毫不犹豫地和惠王大唱反调呢？他是太不通人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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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孟子的坚持体现出他内在的民本立场。梁惠王求利复仇的核心方式是战争，而这恰恰是黎民百姓 “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 的根本原因。孟子游说诸侯，不是为了图谋高位，也不是要做贵族的 “帮忙”或 “帮闲”，他是要通过自己的呐喊与辩争，为乱世之中挣扎于生死线上的人民大众，追求最基本的生存底线，这也是孟子的 “人民性” 所在。那么，无论梁惠王的 “求利” 是否成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代价都是人民的流离死伤。正因如此，孟子更要毫不犹豫地否定梁惠王。
尊重道德理性，坚守民本立场，这是 《孟子见梁惠王》 中基本的价值逻辑。这一逻辑超越了面子与人情的羁绊，也超越了读书人与君王的地位之别，因而体现出一种普遍的悲悯与尊严。这份情怀不仅属于孟子，也是儒家传承千古的文化立场——如果说，那些铮铮铁骨的读书人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的脊梁，来自孟子思想的滋养与启示，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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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章太炎黄侃研究中心主任/责编 王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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