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讨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人生目的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外倾性和神经质分量表、人生目的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心盛量表测量414名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外倾性、人生目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盛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它们均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外倾性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通过人生目的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也较为显著；神经质对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仅通过人生目的对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表明外倾性能显著预测幸福感，人生目的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神经质仅通过人生目的间接影响幸福感。
关键词外倾性；神经质；人生目的；幸福感
1 引言
过去的几十年里，幸福感一直被界定为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而产生的正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Diener, Suh, Lucas & Smith,1999)，高水平的幸福感即意味着快乐和满意。但这种基于快乐论取向(hedonic view)的幸福感因其仅仅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而饱受诟病。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幸福感应该是同时包含快乐论幸福感和实现论(eudaimonic view)幸福感层面的多维度建构，即感觉良好(情绪幸福感)和机能良好(机能幸福感)的结合。Diener等人 (2010)也在其幸福感的研究领域中增加了心盛(flourishing)量表来评估机能幸福感的核心层面，以丰富对幸福感的测量，他的心盛理论包含积极的关系、投入、能力、自尊等八个维度。Keyes，Seligman及Huppert 等研究者的幸福感理论中也同时包含了快乐论和实现论层面的幸福感(张荣娟, 李明, 赵国祥, 2019)，虽然他们的理论建构存在差异，但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生活满意度，能更为全面的对幸福感进行评估。国外对幸福感在理论、测量、影响因素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而国内对其研究还停留在情绪幸福感上，对机能幸福感及两者结合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人生目的是积极心理学领域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它是比个人优势、社会条件等更能预示健康及幸福的一种心理结构(兰公瑞, 李厚仪, 盖笑松, 2017)。 研究表明, 人生目的与快乐论的幸福感有联系密切，拥有高水平人生目的个体通常会有更高的积极情感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Burrow & Hill, 2011)。Diener等人(2012)对22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还发现人生目的能够缓冲消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生目的高的人即使在情感平衡的状态下(积极情感得分减消极情感得分)，依然显示了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此外，Malin等人(2017)基于1005份美国中学生性格发展的纵向研究数据发现人生目的还与实现论的幸福感如感恩、同情心、勇气等积极品质有关。
人格特质是预测幸福感最有力的指标之一，长久以来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陈灿锐等人(2012)对43篇有关人格与幸福感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国内被试群体的外倾性和神经质的人格特质与快乐论幸福感的相关最为紧密。并且外倾性和神经质的人格特质与实现论的幸福感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Lamers, Westerhof, Kovács & Bohlmeijer, 2012; Kokko, Tolvanen & Pulkinnen, 2013)。另外，研究也发现外倾性和神经质与人生目的也存在紧密联系(Hill & Burrow, 2012)。以上这些研究结果都提示我们，人格特质(外倾性、神经质)、人生目的与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部作用机制，而人格特质相对稳定，人生目的很可能在人格特质和幸福感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推测人格特质能通过人生目的间接作用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整群抽样的方式，从XX省某普通高校选取430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回收有效问卷414份，有效率为96%。其中，男生62人，女生352人，年龄范围在17～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9.46岁(SD=0.76)；理工类232人，文史类18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
2.2.3 幸福感量表
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 SWLS)测量情绪幸福感，该量表包含5个条目，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2.2 人生目的量表(Purpose in Life Test, PIL)
为进一步分析人格特质对幸福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分析结果参见附图。该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1.88，p=0.13，GFI=0.995，NFI=0.992，CFI=0.996，IFI=0.996，TLI=0.988，RMSEA=0.046，由此可知该模型拟合度良好。采用Bootstrap程序检验结构模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表明，外倾性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β值为0.19，置信区间在0.10至0.25之间，神经质对幸福感的间接效应β值为-0.30，置信区间在-0.37与-0.24之间，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括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
该次研究中的数据均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进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国内学者钱铭怡等人(2000)修订，共计48个条目，本研究采用外倾性和神经质两个分量表(各12个条目)，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8和0.81。
传统的实践教学环节通常被集中安排在每个学期的期末，用时2～5个教学周，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课程逐次递进，主要包括现代工程图学课程设计、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的内容紧紧贴近某门课程或某项技术，但其眼界过于狭窄，对机电一体化、程序开发、互联网等多项交叉技术的课程设计少有开展，束缚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
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心盛量表(Flourishing Scale, FS)来测量机能幸福感，该量表共有8个项目，用于评估社会-心理机能的核心方面，在中国被试中有较好的信效度(Tang, Duan, Wang & Liu, 2016)，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盛水平越高，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3 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了普通传统公路养护的弊端，突出了同步碎石封层技术的优秀之处，并且该项技术在我国公路养护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该项技术完美的将节省投资成本、缩短作业时间结合，并且通过层层检测，保证了同步碎石封层技术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解决，总得来说，相比较于传统的普通公路养护方法，该项技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既环保又省时省力，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已逐渐成为我国公路交通建设的重点发展项目，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公路养护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研究采用问卷法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因此在收集数据时通过设定问卷项目的顺序，强调数据的保密性、匿名性等进行程序控制。在数据分析时，本研究进行了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在数据未旋转的情况下共13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均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24.16%，小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3.2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综上所述，本试验认为引起CD病变部位不同的机制可能与CCR9、TLR4介导的淋巴细胞归巢有关，其具体机制为Toll样受体介导的免疫失衡引起了病变部位淋巴细胞归巢的活化。
由表1可知，外倾性、人生目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盛四个变量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它们均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M ± SD123451 外倾性6.79±3.0712 神经质6.47±3.30-0.3713人生目的93.75±18.080.40-0.5014生活满意度18.53±5.450.29-0.350.5115心盛40.13±7.410.44-0.400.740.581
注：p<0.05，p<0.01，下同。
3.3 人生目的在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对数据进行三步回归分析(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2005)以考察人生目的在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详见表2和表3。由表2可知，当人生目的进入到外倾性与幸福感的回归方程后，外倾性对生活满意度和心盛的预测作用均有所下降，回归系数分别从0.29下降到0.10，从0.44下降到0.18，表明人生目的在外倾性和生活满意度及心盛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由表3可知，当人生目的进入到神经质和幸福感的回归方程后，神经质对生活满意度和心盛的预测作用均有所下降，回归系数分别由-0.35变为-0.13，表明神经质在人生目的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0.40变为-0.04，表明在人生目的在神经质和心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2 人生目的在外倾性对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变量人生目的生活满意度心盛外倾性第一步(β)0.40第二步(β)0.29第三步(β)0.10第二步(β)0.44第三步(β)0.18人生目的0.480.67R20.160.090.28 0.200.57F77.4338.2278.89100.87275.65
表3 人生目的在神经质对幸福感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变量人生目的生活满意度心盛神经质第一步(β)-0.50第二步(β)-0.35第三步(β)-0.13第二步(β)-0.40第三步(β)-0.04人生目的0.460.72R20.250.120.28 0.160.55F136.2558.4280.1377.25248.60
3.4 整合模型
采用由以往学者修订的中文版本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在大学生中试用的信效度指标良好(肖蓉, 张小远, 赵久波, 李建明, 2009)，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图1 外倾性、神经质、人生目的和幸福感的关系模型
4 讨论
研究发现外倾性和神经质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高外倾者倾向于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而高神经质者倾向于体验到较少的幸福感，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发现外倾者和神经质者的幸福感水平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他们对不同情绪信息存在不同的认知加工取向，如外倾性水平高的个体通常被认为对愉快的材料有注意偏向，而高神经质者则对不愉快的材料存在加工偏向(邱林, 郑雪, 2013)。此外，Maguns等人(1993)基于一项为期四年纵向研究数据发现外倾者经历了更多的积极生活事件，他们倾向于对事件做出较为积极的解释，因而可能会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而神经质者倾向于报告出更多的消极生活事件，他们对广泛的事件的反应是消极的，因而可能会有较低的幸福感。
虽然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是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它们并不能解释幸福感的全部变异，本研究发现人生目的在外倾性、神经质与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外倾性、神经质会通过人生目的间接影响幸福感。外倾性水平高的个体往往能更好地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来，研究发现人生目的则会使青少年主动寻求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并因此体验到更多的积极经验，这种经历会驱动他们有更好的表现，从而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李厚仪，2015)。以往的研究也表明，神经质人格可能会经历更多的消极事件，而人生目的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消极事件时，他们可能会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当下事件，关注更大的目标，此种情况下，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可能就会得到转化，从而降低了负面影响(Bronk, 2014)。而当个体缺乏清晰的目的和意义时，就会产生无聊、焦虑的情感体验，处于无聊状态的人对当前的环境感知到无意义、无趣感的同时又渴望追求令人兴奋的刺激，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焦虑等负性情绪(宋皓杰, 杜江红, 李永鑫, 2013)，因而也会体验到较少的幸福感。
采用SPSS 22.0和Amos 17.0对数据进行分析。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因果推断受到限制，未来研究需要结合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来进一步探讨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其次，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来源于被试的自我报告，虽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但未来可以尝试与其它的数据收集方法相结合以期获得可信度更高的数据；最后，本研究被试的性别比例不均衡，男性被试少，因此本研究的推论有待更充分的验证。
5 结论
(1)外倾性、人生目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盛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它们均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
(2)人生目的在外倾性与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神经质与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在新高考模式下，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而且地理学科是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具有一定的实践性，为了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使其能够运用地理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真正的提升自身地理能力，教师需要开展实践活动，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与此同时，该活动的开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真正喜欢上地理学科，进而积极主动的学习地理知识。
参考文献
陈灿锐, 高艳红, 申荷永(2012). 主观幸福感与大三人格特征相关研究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20(1), 19-26.
兰公瑞, 李厚仪, 盖笑松(2017). 人生目的:一个能预示积极发展的心理结构. 心理科学进展,25(12), 2192-2202.
李厚仪(2015).高中生人生目的在青少年积极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钱铭怡, 武国城, 朱荣春, 张莘(2000).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的修订.心理学报,32(3), 317-323.
邱林, 郑雪(2013). 人格特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述评. 自然辩证法通讯,35(5), 109-114.
宋皓杰, 杜江红, 李永鑫(2013). 生活目的与焦虑、孤独的关系: 无聊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1(6), 1033-1035.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2005).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 心理学报,37(2), 268-274.
肖蓉, 张小远, 赵久波, 李建明(2009). 生活目的测验(PIL)在大学生中的应用及其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7(3), 309-311.
张荣娟, 李明, 赵国祥(2019). 心盛: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幸福感和最佳心理健康. 心理与行为研究(暂未发表).
Bronk, K. C.(2014). Purpose in lif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optimal youth development. New York: Springer.
Burrow, A., & Hill, P. L.(2011). Purpose as a form of identity capital for positive youth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47(4), 1196-1206.
Diener, E., Fujita, F., Tay, L., & Biswas-Diener, R.(2012). Purpose mood, and pleasure in predicting satisfaction judgm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05(3), 333-341.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 Smith H. L.(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125(2), 276-302.
Diener, E., Wirtz, D., Tov, W., Kim-Prieto, C., Choi, D. W., Oishi. S., & Biswas-Diener, R.(2010). New well-being measures: Short scales to assess flourish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97(2), 143-156.
Hill, P. L., & Burrow, A. L.(2012). Viewing purpose through an Eriksonian lens. Identity,12(1), 74-91.
Kokko, K., Tolvanen, A., & Pulkinnen, L.(2013).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cross time in middle adulthood.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47(6) , 748-756.
Lamers, S. M. A.,Westerhof, G. J., Kovács, V., & Bohlmeijer, E. T.(2012). 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with positiv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46(5), 517-524.
Magnus, K., Diener, E., Fujita, F., & Pavot, W.(1993).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as predictors of objective life event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5(5), 1046-1053.
Malin, H., Liauw, L., & Damon, W.(2017). Purpose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46(6), 1200-1215.
Tang, X., Duan, W., Wang, Z., & Liu, T.(2016).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flourishing scal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6(5), 591-599.
TheRelationshipbetweenCollegeStudents’PersonalityTraitsandWell-being:
TheMediatingEffectofPurposeinLife
JIANG Liumin; ZHANG Rongjuan; ZHANG Qiuju
(CollegeofEducation,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well-being,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urpose in life between them. 414 college students were measured with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subscales of EPQ-RSC, Purpose in Life Test,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d Flourishing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traversion, purpose in lif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flourishing, all of whic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uroticism,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f extraversion on well-being and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purpose in life; There was only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of neuroticism on well-being through purpose in life. Extraversion could predict well-being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urpose in life, while neuroticism only influenced indirectly well-being through purpose in life.
轮子直径66mm，光电码盘齿数为20，轮子周长207mm=20.7cm，轮子转一周的脉冲信号计数次数为40，一个计数变化表示轮子跑过的距离为20.7/40=0.5175cm。
Keywords: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purpose in life; well-being
分类号B848.1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1.00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17BJY010)。
通讯作者: 张荣娟, E-mail: zrongjuan@163.com
标签：目的论文; 幸福感论文; 神经质论文; 人生论文; 人格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个性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论文;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1期论文;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17BJY010)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