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以来，国家对宗族态度的转变过程，其背后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变迁、乡村治理的成本困境等有一定的关系。关键在于，国家对宗族的态度转变是基于何种考量，会对农村社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宗族复兴究竟是现代化的阻力还是助力。在J村宗祠重建的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宗族复兴是一个传统再造的过程，国家有意识地将正式权力嵌入到这一过程中，将宗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导宗族的发展，对宗族进行“扬弃”与改造，摒弃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正面效应。
关键词：权力嵌入；传统再造；宗族复兴；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今日学界通常所谓之“宗族”，大抵滥觞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时期。①自民国以来，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经济社会的发展、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打击和破坏，农村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打破。加之新文化对农村的渗透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宗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与文化基础，宗族逐渐步入衰败与解体的困境。
班会主题要有时事效应。班主任除了要保持敏锐性，还要有“防患于未然”的预知性。比如，每年春夏季，开展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主题班会；到了秋冬季，就选择以防寒保暖、防火等为主要内容的主题班会；在学期末，选择应对考试方面的主题班会……凡此种种，都要求班主任因势利导，善于随机应变，具备掌控局势变迁的能力和水平，使班会随即产生时事效应。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国家对宗族主要持压制其发展的态度。在“破四旧”、“打倒牛鬼蛇神”等思潮的影响下，宗族力量受到重创：许多地区的祠堂牌位被砸，族谱档案被焚烧，墓碑被推倒作建房材料……宗族活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失去了原本的合法性，宗族制度在社会全方位的抑制中走入低潮。②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农村渐渐掀起了一阵续修族谱、重建祠堂的热潮，该现象被称为宗族复兴。宗族复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持放任态度有着密切关联。近年来，许多地区的基层政府对宗族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态度，试图将国家正式权力嵌入非正式社会网络中，挖掘社区本土性资源，发挥宗族在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养老互助、基层动员等方面的优势，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关键在于，国家对宗族的态度转变究竟是基于何种考量，会对农村社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宗族的未来发展趋向如何，这也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J村宗祠重建的田野调查，试图分析宗族兴衰与国家权力、社会转型的深层次关联，揭示宗族复兴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为当前的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一些启发。
二、态度转向：国家权力末梢与宗族兴衰
J村位于江西省和湖南省交界处，是个行政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共有369户村民，共计1420人。J村绝大多数村民都姓冯（不包括那些嫁入村内的女性），故而祠堂名为“冯氏宗祠”。冯氏宗祠迄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明朝洪武年间便已开基。当年冯氏先祖带领族人们一路迁徙跋涉，最终在这里停驻下来，子孙们就在当地扎下根来，繁衍至今。冯氏先祖的落脚点便是今天的宗祠所在地，数百年来冯氏宗祠一共大修过三次，可谓饱经风霜。作为举行节日庆典、祭祀祖先、处理族内公共事务的庄严之地，宗祠无疑是宗族的象征和中心。对建国以来J村宗祠的兴衰历程与国家权力边界的变动进行梳理，可以管窥国家对宗祠态度转变背后的社会根源与理性考量。
解放后，随着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推行，国家权力末梢深入到基层，为了扩大对基层的控制力和动员能力，原先的宗族势力自然成了新政府打击的重要目标。在反复的社会运动中，农村原有的宗族意识长时间被阶级观念所压制和替代，“破四旧”等运动更是直接摧毁了宗族存在的物质基础。J村的宗祠在此期间也受到破坏，解放后由于无人管理，宗祠房屋建筑倒塌了一部分。祠堂中摆放的祖宗牌位和画像、雕塑也在土改和文革时期被毁，原先光鲜亮丽、香火鼎盛的宗祠变得冷冷清清、破败不堪，各类传统的祭祀活动全部停止，宗族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力几乎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国家权力末梢由原来的生产队上移到乡镇一级。这客观上为宗族复兴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固然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回热，另一方面也导致部分地区基层选举被宗族势力操纵等问题的出现。与J村相邻的D村，村支书、村主任的职位曾一度被村中大姓所垄断，由于自恃宗族势力强大加上缺乏监督，D村村干部缺乏敬畏意识，曾出现村干部贪污扶贫款项等荒唐事，引发村民极大不满。D村曾在两年间换了三届村干部，一时间在当地引为笑谈。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对宗族复兴抱有疑虑态度，甚至有学者指出要“严厉打击农村的宗派、宗族、迷信和其它一些非法团伙活动”③，将宗族与其他的非法活动等同看待。
标准中关于终止位的描述详见IEC 61375-3-1-2012中的5.1.6章节和标准中该章节的图32所示，T_ED约为2 BT(按照IEC 61375标准定义，2 BT≈667 ns)，即1.33 μs。
基层乱象的频发使政府意识到，对宗族的放任态度并不可取。但一方面国家权力从基层的转移削弱了政府对个人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宗族复兴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政府很难通过行政手段强行禁止人们建祠堂、修族谱的自发行为。那么是否能通过干预、引导的方式，对宗族进行“扬弃”与改造，挖掘农村社区的本土性资源，发挥宗族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积极效应呢？这种假设并非毫无历史根据，古代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与其说古代中国社会是“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还不如说是“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不下县”更加准确一些。④即在皇粮国税和可能危及统治的地方治安领域，政府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对地方百姓进行着严密的控制，而在地方公共利益领域，则基本上是交由地方百姓——主要是宗族自行管理和解决。从国家角度看，宗族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治理资源是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近年来国家对宗族的态度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与宗族这种传统二元关系在新时代的演变。
三、宗祠重建：传统文化的回热与宗族意识的觉醒
中国人向来具有厚重的乡土观念，重视自己的“根”，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即是其外在体现。J村近几年之所以决定重建祠堂，一是由于经济发展，经济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原先计划经济时代被忽视和冷落的传统文化逐渐被拾起，遂决定重建祠堂以纪念先辈、继往开来。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原先相对均质化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分化和地位竞争，村庄与村庄、村民与村民出现经济分化和贫富差距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轮轮的面子竞争。冯氏族人所在的村庄是个大村，规模大、人口多，旁边的其它村庄大都建起了自己的新祠堂，甚至一个只有三十余户、一百多人的小村子也集资建起了一幢漂亮大气的祠堂，在当地传为美谈。在这种背景下，J村作为一个大村，祠堂如果还是衰败老旧的样貌也实在说不过去，村民们也会感到脸上无光。2017年村民们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重建祠堂，祠堂重建总共花了一年的时间，于2018年7月正式竣工。
宗祠重建工作十分繁琐复杂，为了便于统筹管理，村民们建立了冯氏宗祠理事会，统一负责宗祠的重建工作。理事会中的成员大都是四十多岁、在外有一定事业的中青年村民。之所以让他们负责宗祠重建工作，一是由于他们正当盛年，体力精力都处于巅峰。二是他们在外打拼多年，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成绩，能力也比较突出，村民对他们比较信任。三是他们常年在外面工作，人际关系、利益往来都在外界，和其他的村民平时没有利益冲突，做起事来能够大刀阔斧、效率很高。四是他们常年在村外，不太看重村里的那点利益。一旦在宗祠修建过程中发生利益纠葛，比如说新建的祠堂要占用某户村民的地，该村民不同意，理事会的成员便会和这位村民沟通，以换地的方式解决，即理事会的成员拿自己的地换村民这块要被占用的地。这样乍一看似乎理事会的成员吃了大亏，其实不然，他们基本不住在村里，也看不上种地这点收益，他们的土地要么荒废要么承包出去，土地对他们而言并不十分重要。用这“鸡肋”般的土地换一个十里八乡的好名声，对他们来说并不亏。
当前农村所谓的宗族复兴现象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复制，不如说是一种对传统的再造，复兴中的宗族文化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文化存在本质的区别。一方面，当代宗族继承和延续了传统宗族的外观与形式，另一方面透过对传统的发明、创造与再解释，当代宗族赋予了自身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⑤迄今为止，宗族复兴的主要表现是修谱和祭祖，更多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前的宗族也不复昔日的神圣和权威，像购买族地、立族规、行家法、代理行政等活动并没出现，宗族的功能及权力范围已经弱化、缩小。同时，宗族逐渐治理资源化，国家有意识地将正式权力嵌入到宗族的复兴过程中，以发掘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效应。以J村为例，冯氏宗祠重建后，其功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新的演变，其功能的嬗变与当前乡村治理转型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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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统再造：宗祠功能嬗变与正式权力嵌入
重建宗祠的第二个难题是资金问题，这也是各地修建宗祠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修建宗祠是纯粹的民间行为，政府向来是不鼓励、不提倡、不反对，更不会拨款，所需款项全靠村民自己筹集。如果一个村庄凝聚力不足，又缺乏村庄能人尤其是经济精英，那么宗祠的重建工作必定十分艰难。好在冯氏族人比较团结，所在村庄又是个大村，筹款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冯氏宗祠的重建工程资金筹募是捐款制和分摊制两种方式并行。按照工程预算估算出所需金额，然后按照村庄男丁人头进行均摊，因为所需金额较大，考虑到各家各户的经济承受能力及工程进度分两次筹集，共筹款近百万元。一些在外开了公司办了企业的富裕村民也慷慨解囊，捐款达55万元。此外，村庄中嫁出去的姑娘们也没有忘记家乡，踊跃捐款。总之，宗祠重建前后共筹集资金180万元，重建工程以外包的形式承包给建筑公司，整个工程共计花费165万元。从筹款这件事可以明确感受到宗族力量对村民的影响，每一位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宗族意识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第一，文化功能。宗祠承担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便是村庄的文化活动中心，直到今日，在宗祠举办各种节日庆典、红白喜事、迎神纳福等传统习俗依然保留了下来。以冯氏宗祠为例，每年春节要在祠堂前舞龙，冬至要在祠堂祭祖，有红白喜事时还要在祠堂置办酒席。除了保留这些传统习俗外，祠堂的文化功能还注入了新的因子。比如村子里只要有考上大学或者研究生的年轻人，会将他们请到宗祠里面拍照纪念，一是向祖先传达后代兴旺、宗族昌盛的情感，二是加强族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鼓励后生晚辈不断进步。相较之前，重建后的冯氏宗祠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公共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增强。很多村庄祠堂往往只在节日期间对村民们开放，冯氏宗祠重建后村子里考虑到花费巨资建起的祠堂平时一直空置太可惜，便决定将它全年开放，作为村民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心。冯氏宗祠内空间宽阔，各类文化娱乐活动设施齐全，尤其受到老年人的青睐。有些村庄还将宗祠与文化站、书屋、政策宣传室结合起来，使宗祠的文化功能在新时代有了新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族复兴其实就是宗族文化复兴，是乡村社会精神复兴，这有利于增强族人和村民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重构乡村社会精神信仰，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① 徐扬杰：《家族制度与前期封建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ELISA法需要的仪器和设备不多，试剂盒需要冷藏保存，接触到的标准品一般浓度较低甚至没有[5]。酶标仪可以携带，一次可以检测大批量的样品，适合于样品的初步筛选[6]。
第三，互助功能。近年来，不用脱离原有社会环境，基于村社内部资源的互助型养老模式在乡村逐渐兴起。村社内部的互助养老是指以村社为单位，整合社区内所有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力量及其养老资源，让老人们合住在一起，实现自助、互助的养老形式。⑥宗祠作为村庄公共资源，为老年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互相照顾提供天然的空间和场地，有利于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减轻家庭和政府的养老负担。以冯氏宗祠为例，每天都有许多老年人雷打不动赶来祠堂里，有的坐在椅子上看电视，有的聚起来打打牌，还有些在一起唠唠嗑扯扯家常。重建后的祠堂不仅满足了村民尤其是老年人的文化需求，还为村民们的情感交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特质使村民对村庄具有高度的归属感，在这一熟人社会中，村民们有着长期的、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利益往来，彼此之间感情深厚。尤其是农村老人，往往故土难离，不愿离开自己一直生活居住的村庄。在这种背景下，利用宗族资源开展的互助养老模式不仅可以使农村老人在物质生活上相互扶持、互帮互助，还能充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宗族复兴是一个传统再造的过程，国家有意识地将正式权力嵌入到这一过程中，将宗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导宗族的发展，对宗族进行“扬弃”与改造，摒弃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正面效应。具体的操作包括：村干部在村民的家族群中宣传政策、做思想动员；利用宗族继承发扬互助、孝道、诚信、重视教育等传统文化；通过宗族调解村民纠纷矛盾等。宗族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治理资源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积极的一面，重建后的冯氏宗祠在政策宣传、文化教育、矛盾调解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宗族文化也有着消极的一面，究其原因在于宗族文化具有强情理性和弱法理性的二重属性，而这恰恰很容易导致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对农村的基层政治、社会经济、民主法治建设破坏力极强。⑧如何在实践中发挥宗族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正面功能，抑制其消极负面的因素，是当前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更多学者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和努力。
我们在Bristol武术道场进行了一天的拍摄，整个场地都供我们自由使用。这个武术道场有560平方米，包括铺有地垫的训练区、踢拳道拳台、综合格斗八角笼等许多设施，为拍摄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道具。
由J村宗祠重建及其功能的演变可以看出，宗族复兴一定程度上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进行的，是国家与宗族传统二元关系在新时代的演变。宗族治理资源化是当前农村社区一大趋势。宗族要想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浴火重生，唯有充分发挥其传统属性和优势资源，积极地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和乡村治理相融合。例如宗祠成为村庄的养老场所和文化交流平台，就是宗族“尊老敬贤”传统在新时代的转型和继承。我们应该在农村自治中让其发挥作用反而会有利于农村宗族文化的再造和现代转型、有利于消除宗族文化可能出现的偏离于现代文明的落后、保守、愚昧的偏向。⑦
五、结论与反思
没有时代性的宗族复兴是缺乏生命力的，很快便会被现代化的浪潮淹没。如何使年迈苍老的宗祠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使宗祠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完美融合，使它为村民和村庄服务，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基层稳定相契合，值得我们深思。国家正式权力的嵌入将宗族这一古老的传统资源纳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也为宗族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条实践路径。
“太好了，丁达，你还活着？”镜心羽衣沉浸在幸存的兴奋中，并未在意丁达的玩笑，她推了推旁边的壶天晓， “天晓，丁达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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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社会功能。古时候祠堂往往是宗族执行乡规祖训、处理宗族内部纠纷的场所。新时代宗族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已无力再对村民进行人身控制和约束。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宗祠依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以冯氏宗祠为例，它不仅仅是村民们节日期间举办集会、娱乐交流的场所，它还承担着处理村民纠纷、调解矛盾的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加强乡村治理。此外，重建后的冯氏宗祠还在内部设立宣传栏，宣传内容包括祖先的事迹和现在村庄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提升大家对宗族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冯氏族人在祭祖时还借机向村民们做思想宣传，告诫大家平时要遵纪守法、家庭和睦、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等，这正是宗祠维系宗族内部秩序的功能在新时代的演变。
② 吴祖鲲、王慧姝：《文化视域下宗族社会功能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③ 吴思红：《农村基层政权控制力弱化问题分析》，《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张新光：《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4期。
⑤ 戴五宏、张先清：《当代中国宗族复兴研究：回顾与反思》，《晋阳学刊》2014年第2期。
⑥ 金华宝：《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发展瓶颈与完善路径》，《探索》2014年第6期。
⑦ 张举：《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宗族文化》，《兰州学刊》2002年第3期。
⑧ 戴冰洁、陈燃进：《论农村宗族文化的二重性及其调适》，《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 01－0067－04
作者简介：敖路平，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责任编辑 陈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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