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乃是创建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国情，通过汲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变革实践相结合视域中成就了系列性的政治理论著作，进而又在政治理论著作中呈现出“阶级论—革命论—政党论—国家论”的叙述结构及其“革命话语体系”，全面而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有助于推进当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基本结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
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必须充分地研究和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乃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结合，并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中国化，创建了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1]。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域中对阶级、政党、革命、国家、统一战线、战略与策略等政治学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创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呈现出“阶级论—革命论—政党论—国家论”的叙述结构，而且促进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的“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本文试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做初步的研究(1)限于篇幅，本文接续笔者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文章，通过揭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阶级论—革命论—政党论—国家论”)，而进一步论证了笔者提出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的观点。后续性的研究，不仅需要探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上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的逻辑进路以及汲取同时代学者李达、邓初民等的政治学思想的路径，而且需要探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向“社会主义政治学思想”转变的问题。应该说，这项工作有助于整体地呈现毛泽东的政治学思想体系及评定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地位。自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作为体系，不仅有着基本结构而呈现其系统性的特征，而且有独特的话语体系、逻辑谱系及维度视域，这也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重要方面。。
一、阶级论
阶级观念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也是在阶级观点下形成结构体系的。马克思在阶级理论上提出了这样几个创新的观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547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具体地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及其所表征出的基本特点，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做出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观点，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对阶级的产生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达过程有过详细的分析，突出了阶级斗争实践在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上升到“自为的阶级”中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指导作用。在毛泽东看来，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结果；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与阶级斗争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3]288—289毛泽东认为，阶级只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阶级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最终走向消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党人的努力就是要促成阶级的消灭，使人类社会向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他指出：“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3]1468毛泽东关于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的说明，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产生与发展的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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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中国的社会性质来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说明阶级状况与社会性质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他看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性生产关系决定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反映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此决定着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指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因此，“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4]624—625。在毛泽东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突出的现象，由此使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也就产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4]627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状况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性。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阶级的单一性，也不是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他指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4]638从社会经济变动—社会性质变动—阶级结构变动进行分析，这是毛泽东研究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基本思路。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的重任。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4]652那末，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呢？毛泽东结合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政治领导进行总结。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3]262—263为了有效地保证党的领导地位，更好地树立党的政治形象，毛泽东还提出要更好地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他要求“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和地方党的严厉监督”[7]54。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毛泽东政党思想的基本部分。
毛泽东的阶级论从根本上说明了近代中国社会中各阶级的地位与作用，为开展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概括地说，毛泽东关于阶级的论述，主要阐述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中国工人阶级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中国社会中最觉悟、最革命的阶级，最富有组织纪律性，与农民阶级是天然的联盟，因而担负着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4]644毛泽东对于中国无产阶级优点的论述，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第二，农民阶级是中国最广大的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民主革命如果没有农民阶级的积极参加，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左右，农民阶级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对于贫农，要认识到他们是农村中的无产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定参加者。对于富农，不能把他们和地主阶级等量齐观，应该认识到“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对于中农，要认识到他们的态度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肯定“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4]643。第三，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们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另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但也不是铁板一块；此外，就是数量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4]640关于买办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其“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具有反革命性的一面，“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4]639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阶级结构的理论，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而且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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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6]123，因而是推进政治变革及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基本手段。恩格斯指出，“革命”是无产阶级“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2]685。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殊国情出发，并结合对中国阶级状况的理论分析，创立了以革命手段取得政权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是一个由革命性质、革命道路、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领导者、革命动力、革命阶段等部分组成的具有丰富思想内容的学术体系：——革命性质论。毛泽东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中，得出中国革命的任务；而由中国革命的任务，又得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并由这种革命的性质来分析其基本内容，从而得出关于“革命”的一系列的相关结论。毛泽东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其理由是，近代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的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4]646—647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革命道路论。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合法的议会可以利用，而且由于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异常强大，反动派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残酷的统治，因此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由此也就决定，“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4]610。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确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总体观念，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关于根据地发生的必然性及在农村开展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毛泽东曾这样予以分析：“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4]635毛泽东创立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建立根据地为主要战略依托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革命对象论。革命的对象，就是指革命的敌人。毛泽东依据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4]633毛泽东不仅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还对中国革命对象的特点进行分析，并由此而说明中国革命的特点。他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不仅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主义，并且在一定时期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正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正是由于敌人的异常强大，使得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毛泽东在对革命对象的研究中，还针对敌人强大、革命力量弱小的情况，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革命对象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革命任务论。毛泽东根据对中国革命对象的研究，不仅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分析了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反对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毛泽东指出：“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4]636—637毛泽东关于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任务的揭示，以及关于两者关系的剖析，为制定完成革命任务的具体方针、基本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能够有机统一并互相促进，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革命领导者论。革命领导者论解决的是哪个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如何取得并巩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还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3]262。毛泽东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比和分析，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历程，说明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他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3]261—262毛泽东还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而实现的，因此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必须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4]652——革命动力论。所谓“革命动力”，是指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能够动员的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要力量。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动力是由社会经济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所应采取的策略。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是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又有其他广大的社会阶层。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因而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农民有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而“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4]638—643。毛泽东特别强调对革命动力问题研究的意义，认为“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4]638。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动力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依据。——革命阶段论。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毛泽东曾形象地称之为文章的“上篇”与“下篇”，并认为做好“上篇”是做好“下篇”的前提，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成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7]243—244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有两个阶段，“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4]665中国革命之所以有这样两个阶段，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666。关于革命“两步走”以及实现由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转变，毛泽东告诫全党既要认清两者的不同，又要认识两者的联系，在完成第一步革命的过程中及时地创造条件，不要将两者截然分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4]651—652毛泽东关于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开拓了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革命统战论。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学说中，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4]645在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学说。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担负着领导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必须把武装力量作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支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领导权，实行独立自主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对此，毛泽东总结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8]1273毛泽东强调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把无产阶级是否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提到无产阶级能否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8]1257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法宝”。
二、革命论
毛泽东的阶级论科学地承继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的阶级分析”，亦即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读政治现象，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创造性的发挥。毛泽东不仅以阶级及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政治现象，而且揭示了政治现象的阶级斗争实质。他指出：“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5]299—300毛泽东的阶级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的思想成果，可以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思考的重点问题，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4]613—614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而提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任务要始终与党的奋斗历程联系起来，从而使党的建设过程显现出党的与时俱进、努力奋斗的革命本色，并使党的建设在各方面全面展开：——关于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出通过思想整风的形式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他认为，有许多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我们的党“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9]875。毛泽东指出，党的思想建设要注重运用思想教育的形式，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创造了思想整风的形式，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使全党同志在思想上高度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还要求全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几本经典著作。他在中共七大上讲：“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5]417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论述以及创造的思想整风的形式，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色以及具有先进性的特点产生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组织建设是与党组织的扩大、党组织战斗力的提升相联系的。毛泽东在全面抗战形势下，将党组织的大发展作为全党的重要任务，提出“建设一个大党”的努力目标。他在1939年5月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现在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7]179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内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强调党内民主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3]278又说，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4]528—529。毛泽东强调，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遵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其目的在于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性。因此，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扩大党内民主，并把扩大党内民主作为党的发展和巩固的必要步骤，使党在伟大的斗争中获取新的力量并形成新的优势。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开展相关的党内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制度化的鲜明特征。——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十分强调党的作风建设，提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强调马列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学习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而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9]820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强调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9]899毛泽东也十分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认为党员自身和党员之间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9]1096。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这样总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9]1093—1094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辟了党的建设的新道路，并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新的政治优势和旺盛不衰的生命力。
三、政党论
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2]685政党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高度重视对政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评价政党活动的生产力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9]1079在毛泽东的政党思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是主体部分。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学说，也就成为毛泽东政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生活于现代性的社会中，人不仅在寻求一份个体的认同感，也在追寻一份群体的归属感。但在现代性社会变迁图景中，伴随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和网络化的进程，集体意识消弱、群体纽带断裂、群体关系疏离、群体交流淡化等问题的出现导致群体归属感失落。而跑步运动不仅是个人的独处和自省，也是群体的共融和互动。正如马拉松运动，便是群体狂欢仪式的演绎，消解了群体性孤独，在全民表演、平等对话、颠覆生活的拟态空间中，生成了共享场景和体验的群体记忆，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价值观念和信仰的统一，从而建构了群体认同。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是其“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理上说，政治学作为专门研究政治现象的学科，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对国家问题的探讨，或者说没有“国家论”也就不能构成政治学体系。“国家论”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根本性内容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而“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0]132。毛泽东创建新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一个符合国情的国家，并准备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这样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故而，考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自然也就需要重点分析其中的“国家论”。
以上，重点考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中的“革命论”，并梳理其中所内含的“革命性质论—革命道路论—革命对象论—革命任务论—革命领导论—革命动力论—革命阶段论—革命统战论”及其所形成的内在结构系统。不难看出，“革命论”作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结构，同时也是有着内在的结构单元并形成各个分支系统，这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观念的逻辑展开并进而形成关于“革命”的学术谱系。可以说，这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形成“革命话语”体系奠定了学理基础。
（1）气藏中并不存在气水截然分开的界面，而是有一个气水饱和度渐变的过渡带。气水过渡带在垂向上用气水同层顶底面海拔垂深表示，在平面上用气水内外边界线作图深度表示。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视域之中所形成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并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指导价值，它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为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毛泽东的政党论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亦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国家论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鲜明特点。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特点。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3]316毛泽东认为，从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始终是在武装斗争之中的，因而“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4]604。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来分析其历史特点是很有见地的，为探索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奠定了基础。
关于国体的研究。国体是国家学说研究的基本内容。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中，国体即国家制度，实质上就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毛泽东将全世界的国体分为三种形式，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以及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认为“第三种形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而“只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4]676又说：“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4]675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过程中各阶级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分析了各革命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得出了这样的正确结论：“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4]674—675。
关于政体的研究。政体作为国家学说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毛泽东看来，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毛泽东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来说明国体的实质，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并认为通过民主集中制选出的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指出：“所谓‘国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4]677毛泽东结合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任务，集中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优点是既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又能提高工作效率的观点。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9]1057正是民主集中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能有效地体现各革命阶级的意志，又能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反映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本质要求。
在490nm处测定吸光值，以葡萄糖的浓度(mg/ml)为横坐标，吸光度A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回归方程：y=8.7149x-0.0087r=0.9996.
关于国体与政体关系的研究。毛泽东重视国体与政体关系的研究，强调国体与政体之间的统一，并由此说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特点及其任务。关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国体必须以适当的政体来体现，而政体又必须与国体相适应，他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4]677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专政职能和民主职能，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8]1476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民主与专政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不仅鲜明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且指出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人的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为基本目标，乃是建立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逻辑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其最高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就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亦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6]314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并且十分重视“专政”在政治统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但所研究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统治转变问题，而是在中国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故而在国家理论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就此而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中国政治变革的理论成果，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还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中关于国体和政体的研究，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论断，并确认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中从社会性质上来定位“新民主主义社会”，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政治状况下的“过渡形式”，其政治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因而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后，将必然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同时也合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兼具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成果，又推动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发展，并使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不断地走向成熟。
毛泽东创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为重点、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为目标的科学体系，服务于民族复兴、人民解放、国家独立的伟大事业，积极推进中国社会“人民革命”的政治变革进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就结构的视域来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是在阶级论、革命论、政党论、国家论等结构要件中构建起来的，始终贯穿“人民本位”的基本线索(2)“人民本位”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体系“阶级论—革命论—政党论—国家论”叙述结构中的基本线索，拟另文专门研究。，并由此而形成独特的逻辑谱系和话语体系，成就了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考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学思想的基本结构，不仅可以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指导地位，而且可以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学思想的创新性、实践性、科学性、政治性(阶级性)、体系性等基本特征，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行进方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质。这对于当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应该说是有所启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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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asicStructureofMaoZedong’sPoliticalThoughtofNewDemocracy
WU Han-quan, WANG Juan-juan
(CollegeofMarxism,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1121;CollegeofMarxism,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Nanjing,Jiangsu211106，China)
Abstract：Mao Zedong’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democratic political thought”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hina.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B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s of China in lead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it has achieved a series of political theoretical works, which in turn presents the theory of “class-revolution-party-state” in political theoretical work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family theory” and it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have comprehensively and creatively developed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Studying the basic structure of Mao Zedong’s New Democracy Political Thought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oday’s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Mao Zedong; New Democratic political thought; basic structur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olitics; Chinese Marxist academy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19)04-0008-10
*收稿日期：2019-03-25
作者简介：吴汉全(1964—)，男，江苏大丰人，法学博士，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王娟娟(1985—)，女，山西吕梁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立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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