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研究】
摘 要：柏景伟是晚清时期的关学名儒，他中举后曾积极参与军务、主持赈灾，千方百计为当地百姓造福谋利，后又主讲于泾干、味经及关中书院，严立规程，提倡实学，诲人不倦，造就甚众，此外，他还主持修复了冯从吾祠，重刻《关学编》等书。柏景伟一生致力于修己治人之学，博采兼容、尤重践履，在服务家乡、推进教育和传扬关学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晚清；关学;柏景伟;学行;事功
柏景伟(1831—1891)，字子俊，号沣西，晚号忍菴，陕西长安冯籍村(今长安区马王镇冯村)人。年十三始立志读书，后求学于关中书院，咸丰五年(1855)中举。同治元年(1862)，柏景伟以大挑二等选授定边县训导，适值回民起事，未赴任。后在家乡兴办团练，参与军务，并曾入钦差大臣左宗棠幕府，多有建树，屡以军功赏戴蓝翎，知县升用分省补用，并加五品衔。光绪三四年间(1877—1878)，柏景伟主持了咸宁、长安两县的赈灾事务，数十万人赖以存活，晚年不再过问时事，先后掌教泾干、味经及关中书院，严立规程，提倡实学，造就甚众。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巡抚鹿传霖、学政柯逢时以经明行修保荐，诏下部议叙，未及闻命而卒，享年六十一岁。柏景伟的生平学行在《清史列传》卷67、《清儒学案》卷191、《关学宗传》卷55、《续陕西省志稿》卷74、《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19等书中均有记载，其著作经后人整理为《沣西草堂文集》八卷(1)此书版本主要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排印本、民国二年(1913)陕西霁光印字馆排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金陵思过斋本三种。其中霁光印字馆本是将原书删减为四卷，并对其分类和编次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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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影响最大的关中三大儒”之一(2)另外两位是贺瑞麟和刘光蕡。[1]，柏景伟一方面继承了关学求真务实、注重践履的学派特点，其“为学外似陈同甫、王伯厚，而实以刘念台慎独实践为的”，主张“道德经济，一以贯之”[2]卷首《国史本传》，强调明体达用，既要“砥砺名德以端其体”，又要“讲求经济以裕其用”[3]卷3《覆宋子钝》，在修养个人品行的过程中须打破生死、利害及毁誉三关，在从政为官的道路上应慕效豪杰建功立业，以求上有裨于君国、下有益于民生，从而达到居乡可为纯儒、入仕可为纯臣的理想境界。另一方面，柏景伟又秉承了关学开放会通、涵容博大的优良传统，认为论学不应分门别户，而是要兼收并蓄，“遵程朱不薄陆王，讲义理不废训诂，会通学问源流，终归宗于五经四子”[3]卷1《胪陈事实节略十二条》，他在为关中书院讲堂题写的楹联中也有“读书不求甚解，惟实践是期，昧汉宋之分，忘朱陆之异”的内容[3]卷8《行状》，充分体现了其兼容并包的为学理念。
在当前学术界对于关学群儒的研究中，有关柏景伟的成果并不多见，而且往往只是在研究晚清另一位关学名儒刘光蕡时附带论及而已。比如武占江先生的《刘光蕡评传》一书，由于刘氏在求学阶段深受柏景伟思想的影响，后来又与其多有联系及合作，因此该书也附带介绍了柏景伟主讲味经书院、创办求友斋以及重刻《关学编》等方面的情况。刘学智先生的《关学思想史》中有一节内容专论刘光蕡的理学思想，作者同样只是选择性地介绍了柏景伟的一些与刘氏有关的情况。另外，史飞翔的《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在“关学代表人物及著述”一节中也有对柏景伟的简要介绍，作者还将其讲学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但并未进行详细论述。王博凯等的《西安碑林藏柏景伟〈关中书院学规〉初探》一文，着重探讨了《关中书院学规》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对于柏景伟本人的论述也比较有限。基于以上研究现状，笔者拟在本文中对柏景伟一生的学行与事功进行简要梳理，以期使读者对这位晚清关学名儒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参与军务,造福乡里
柏景伟“少喜谈兵，欲有为于天下，大类横渠”[4]125。当时正值清廷内外交困之际，他虽然年未弱冠，却已能根据“东南兵事起”而预感到“祸必遍于天下”，“于是好与健儿游，畜健儿常数十百人”，并开始“留心天文、舆地之学与历代兵事”[5]92。后来更“罢去括帖，日取经世有用诸书遍读之，尤致力孙吴兵法、戚少保练兵各籍，举凡天文地舆、农田水利、河运海防、飞挽法式、和战机宜，以及古今治乱因革之原，中外形胜险要之迹，陆兵宜何精炼，水军宜何筹备，有师夷技而足以制敌，或仿夷技而反为敌制，因时因地，治人治法，忧国忧民之隐，日慷慨讨论，暨切究经济豪侠志士，预谋而夙储之”[3]卷1《胪陈事实节略十二条》。这些经历为他在壮年时期参与军务和处理其他社会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掌教关中书院期间，柏景伟常以“学者诵法前哲，不如景仰乡贤”来教导诸生[3]卷1《胪陈事实节略十二条》，而关中书院为明代关学大儒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卒谥恭定)的讲学之所，柏景伟与冯氏又同为长安人，所以他希望“以少墟之学迪其乡之士”[5]42，为此柏景伟不仅主持修复了冯从吾祠，创建了少墟书院，而且还将其《关学编》及后人之《续编》刊印成书，以期由此表彰先贤而勉励后学。
复次，在书院教育的内容方面，柏景伟尤其重视具有经世之用的实学。当时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需才孔急，而关中士人却大都沉溺于科举，驰骛于功名，“目不睹有用之书，耳不闻有道之训，纵有磊落英多之选，亦汩没于八股八韵之中，而患得患失，罔非名利二字营营于魂梦间也”[3]卷2《覆刘焕堂孝廉》。针对这种状况，柏景伟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经世济民的有用人才，以期将来能够为国家排忧解难，为百姓造福谋利。为此他在书院期间大力破除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的的空疏学风，着意提倡实学，完善教学内容，其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一项举措就是与刘光蕡等人在味经书院创设了求友斋。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求友斋是味经书院的一个“特别班”，其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经史、道学、词章、训诂、天文、地舆、掌故、兵法、算学以及时务等等[3]卷1《胪陈事实节略十二条》。与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相比，求友斋对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提倡以及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关注社会等等，无疑是非常务实且大有进步的，对于扭转关中士人的学风也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求友斋初创时尚未设置专门的西学科目，柏景伟在一年多后也离开了味经书院，但他本人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并且认为不能把学习西方简单地视为“制枪械”“造轮船”，“所购者皆西人之机器，所雇者皆西国之匠工”，而是要“潜学各国制造法”，这样才有可能“制造反出各国上”，否则只能“事事食人唾余，靡费不赀而全落后著”[2]卷1《覆马丕卿》，这显然是非常深刻的。另外，柏景伟在书院教育的实践中还主张把实学与科举结合起来，教导诸生要破除以往自囿于庸滥时文的陋习，专心致力于修己治人的实学，“德修者品自立，积厚者流自光，出其余绪，发为文章，其有不掇巍科、膺华选者，吾不信也”[3]卷7《味经堂录示渔阳书院记书后》，这也是柏景伟根据时代需求和社会现状而做出的务实之选。
二、掌教书院,提倡实学
六、参考文献必须以作者亲自阅读过的近几年主要文献为据。论著不超过20条，综述一般不超过40条，需尽量引用近10年内（近5年内的文献，不得少于所引文献的50%）公开发表的国外文献，凡未发表的或内部刊物的资料一律不得列入。日文汉字请勿与我国汉字及简化字混淆。文献编号必须按文内出现的先后依次排列，格式按下列规定书写：
其次，在对书院诸生的管理方面，柏景伟格外重视各种规章制度的作用，强调既要严定规程，更须严格执行，认为“不如是不足以震诸生之心志也”。在味经书院期间，他鉴于当时院内各项制度废弛不行的状况，“严立章程，勤督课业”，并“于旧规中择其最易犯者，郑重申明之”，其内容主要包括：“首谨朔望礼仪……次严擅行出入……三禁吸食鸦片……四禁引诱赌博……五禁争竞滋事……六禁群饮纵谈……七禁闲游街市……八禁占锁空房……”等。对于违反上述禁令者，柏景伟也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或当面申饬，或当堂重责，严重者则要“屏出院外”，其目的在于“使诸生知有规矩准绳可循，则身心有所范而后可言学”也[5]758。在移讲关中书院之后，柏景伟又制定了《关中书院学规》，其内容与上述味经书院的规定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九禁录写旧文”“十禁干预词讼”两条[3]卷7《关中书院学规》。他将书院中的“不率教者悉屏去之”，通过整肃学规而大大扭转了该书院长期以来的颓势，并出现了“高材与名下士从学益众”的崭新局面[3]卷1《胪陈事实节略十二条》。另外，柏景伟为了改变志学斋诸生“不肯自奋于学”，甚至“以顶替抄袭，倖图微利”的歪风邪气，他又专门制定了《志学斋学规》六条予以严格限制，比如其中一条就规定：“作日记者，必先呈明所治何经何事，于入学时面加订正，其所参看何书，一并呈明，庶无搜抄隐僻部头，希图倖获等弊”，并且申明“违者不录”，以期警示诸生，使其能够“涤从前之锢习，希名世之纯修”[3]卷7《志学斋学规》。需要说明的是，柏景伟对书院诸生的管理虽然十分严格，但他“教士綦严而居心至恕，待人綦厚而相与甚诚……间有偭越程规者，府君必严切教之，令其自新。其去也，犹累日为之不怿”[3]卷8《行状》，可见其责之切是出于爱之深，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将书院诸生培养成才。
在告别军旅之后，柏景伟“以避嚣移居终南五台山，日从事格致诚正之学，讲求身心性命之修”，其“蚤岁门下诸君子佥以衡文之事请，远近著籍者频年踵至”[3]卷8《行状》。此后，除了应邀主持咸宁、长安两县的赈灾事务之外，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书院教育方面，并培养出了清末名臣赵舒翘、诗画名家宋伯鲁等杰出人才。光绪二年(1876)，柏景伟接受陕甘学政吴大澂之邀掌教泾干书院，他“严立学规六事，日坐讲堂，谆谆以治品力学为勖，士多从风”[3]卷8《行状》。光绪九年(1883)，柏景伟应邀主讲味经书院，“其教诸生也，循循于下学，矢之以诚心，达之以果力……不期年而士习丕变”[5]760。光绪十三年(1887)，柏景伟移讲关中书院并兼掌志学斋课，他到任之后，“日坐讲堂与多士互相勉励，时为讲解，日有记，月有课，文风日盛，士习日变，诚数十年来所仅见者”[3]卷1《胪陈事实节略十二条》。由于现存史料中关于柏景伟在泾干书院执教的记载十分有限，因此笔者下文对其书院教育特点的论述和总结，也主要是以他在味经、关中两书院的执教情况为依据的。
最后，柏景伟对教育教学的具体方法也十分重视，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书院诸生读书方法的指导方面。在为味经书院制定的学规以及《关中书院学规》中，柏景伟特意引用了冯誉骥《志学斋章程》的许多内容来为诸生指示读书方法：第一，读书要循序渐进。读经应当“先择一经专力治之，俟此经大义既明，然后递及他经”，古文“则宜先读八家文，识其途径轨辙之所在，然后渐而进焉”[3]卷7《关中书院学规》，总之是“一书未竟，不可遽读他书。盖人之聪明，中材居多，一则恐其凌杂躐等，驰骛心志，一则虑其无恒，终身不能卒业”[3]卷8《行状》。第二，读书要学思结合。古文“读法当先看主意，以识一篇纲领，次看其叙次，抑扬往复，运意运笔，转换承接，于大段中看篇法，于小段中看章法，于章法中看句法，于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皆与我会，今日读文能如此读，他日作文亦自能如此作矣”[3]卷7《关中书院学规》。第三，读书要参互对照。在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通鉴纲目》时，“汉以上宜参看《史记》，前、后《汉书》，汉以下宜参看历代正史”，这样才能使“古今治乱得失，靡不了然周悉”，才能“拓识见而广议论”也[5]760。
这以后，曼尼托巴、阿尔伯塔和卑诗省均有学生家长分别向本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恢复数学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5]
首先，柏景伟继承了中国历代书院以德育为先的优良传统，将对书院诸生的品行教育放在首位，并指出“士所贵者，品行为最。品不能治，虽才如庐陵、学如班马，掇巍科、莅显宦，人多訾之；行果无亏，居乡可为纯儒，入官可为纯臣，没世犹有余芳”也[3]卷8《行状》。至于品行教育的具体方式，柏景伟认为身教的效果远胜于言教，所以特别重视以身作则，为诸生树立典范，“尝谓师道不立久矣，必自处不苟，庶足挽回颓风，克端模范，冀以稍振学规耳”[3]卷1《胪陈事实节略十二条》。为此，他在书院期间严于律己、诲人不倦、关爱学生、淡薄荣利，其道德品行深为诸生所敬仰，从而达到了以身垂范的教育目的。另外，柏景伟在对书院诸生的品行教育中还十分强调自立的重要性，认为“君子必须打破三关，方能豁开眼界，立定脚根，中立而不易，百折而不回，否则未有不为所摇夺者也。所谓三关者，生死第一，利害第二，毁誉其末焉者也”[3]卷3《致咸长劝赈局绅士》。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之下，他“主讲所至，必以辨志先求自立为诸生勖”[3]卷8《行状》，并特意将冯从吾的《善利图说》镌刻上石“以示辨志之方”[3]卷4《冯少墟先生善利图跋》，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引导诸生坚定心志、刻苦向学，以期早日成才。
除了上述参与军务的事迹之外，柏景伟还积极筹划和主持了许多为乡里百姓造福的活动。他在少年时代就以不畏强暴、勇斗恶吏而名震一时。“壮岁性喜任侠，天下为任”，当时其家乡正值大乱之后，“强凌众暴，相习成风”，柏景伟“尝呼于乡曰：‘凡孤儿寡妇无依者，吾即其主也’，其豪气如此”[3]卷8《行状》。光绪三四年间，陕西遭遇严重饥荒，饿殍遍野。柏景伟蒿目时艰，忧愤不已，他当时虽有重病在身，但仍“立约同志禀恳大府，停征筹赈”，又积极联络在京为官的同乡友人上奏朝廷，请求拨款赈灾[3]卷8《行状》。后来，柏景伟接受当地官员的邀请，主持咸宁、长安两县的赈灾事务，他设立劝赈总局，实行各乡保各乡、各村保各村法，“以贫民稽富民粟，使无藏匿；以富民核贫民户，使无冒滥。不足，以巨室之捐输济之”，使“富不苦抑勒而贫得实惠”[5]94。与此同时，柏景伟还多次“敦致两邑绅耆恤患救灾，禀请上游委员不时督催”，并亲自拟定《清厘户口章程》《筹散粮石说帖》以及《严防流弊示谕》等文件，从而保证了赈灾的顺利进行，“全活两邑生灵逾数十万”[3]卷8《行状》，居功至伟。另外，根据柏景伟之子震蕃所作《行状》的记载，当“宁乡刘公抚陕时，府君禀除长安差徭蠹弊，创立里民公局，每年为各里节省差费八万余千。邑侯邵卿涂公、云门樊公任内，禀除阖邑里甲花户弊窦，昭雪数十年苦累……李公赓伯任内，奉立冯籍廒暨本村义仓……乡里至今赖之。罗公诚之任内，创建本廒节义祠，请旌表崇祀乡团阵亡勇丁暨殉难绅民士女……涂公任内，又设立施种牛痘分局……保护远近婴孩无算；重修沣水普济大桥，至今无病涉者；捐购义田数十亩，使本支宗族贫乏者得养赡焉”[3]卷8《行状》。凡此种种，均可见柏景伟情系乡里、造福一方的经世情怀。
父亲的桌案上摆着一方祖父遗留下来的宋代砚台，他还记得祖父当年除了喜欢读书，还热爱书法，尤其是行书。他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等等，笔法介于苍秀与圆浑之间。祖父常对父亲说，他只是把字写好，感受到书写的乐趣，并不想当什么书法家。祖父认为心正笔就正，因此写字的时候总是正襟危坐，握笔悬腕，振笔直书。
三、修祠刻书,传扬关学
同治元年，柏景伟因陕甘回民起同事，无法赴任定边县训导之职，遂在家乡兴办团练，“与乡人讲击刺法”，后曾与甘肃提督傅先宗“同往鄂省招募勇士，赴甘从戎”，又曾“为曹荩臣提帅延襄营务”[3]卷8《行状》。同治六年(1867)，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军入陕，访求当地俊杰，征询平回之策，柏景伟应邀入幕，并提出“坚壁清野，使民自卫，以待贼匪”的策略，后被委任“总理西、同、凤、鄜、邠、乾六属事宜，创立省垣团练堡寨总局”，他“手定《筑寨章程》数十条，广为劝导”，后来虽因遭人忌恨而请辞出局，但其所筑堡寨却为保全地方发挥了重要作用[3]卷8《行状》。同治八年(1869)，柏景伟向陕西巡抚刘典建议招抚“北山土匪”董福祥部众，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但是由于刘典部下从中作梗，因此仅“得其先锋扈璋壮士五千人”，其主力十多万人后为左宗棠部将刘松山招降[5]93。另外，为了尽快解决甘肃的战乱，柏景伟还曾向左宗棠提出《办理回逆臆议》十六条，他在其中深入探讨了平定甘肃的军事策略，并主张“宜少调南士，多用土勇及土司、土番”等，这些建议一方面得到了左宗棠的认可，“其后甘陇兵事多符先生言”，另一方面却因“论南勇触时忌”，最终不得不退出左氏幕府[5]93-94。此后，柏景伟虽然还曾进入刘典幕府，但他只是“勉赴数月即归”，其功业之念已日渐灰冷，“不复慷慨谈天下事矣”[5]94。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冯从吾祠旧址位于长安城西门外，后为战乱所毁，而长安西关原有陕西巡抚毕沅所建青门学舍，后亦废弃。光绪十四年(1888)，柏景伟在当地官员和士绅的支持下主持修复事宜，他本人也慨捐巨金以助其役，“择于青门学舍旧址重建恭定公专祠，附以少墟书院，添修斋房四十余楹，用复学舍旧规”。其间虽有人从中阻挠，但最终还是在次年全部竣工，并“赎回墓田一百二十四亩，为恭定后嗣祭扫之需”[3]卷6《重建冯恭定公祠暨创设少墟书院禀》。建成后的少墟书院“拟以小学为门径，以经义制事为规模，以经古杂著为课程，而不废科举文，遵功令也”，其目的是要使“学于此者景仰乡贤，奋然兴起，养其正气，储为通才，或可稍备中朝缓急之用”也[3]卷2《覆黄小鲁观察》。
实验选用肉脯作为样品，以红曲红、辣椒红和蛋黄粉为亚硝酸钠替代品，采用测色色差计测定样品的红度值a*。通过比较其红度值差异，来寻找肉脯制作中亚硝酸盐发色作用的最佳替代品。
《关学编》是冯从吾撰写的一部以记录宋金元明时期关中理学人物为主的著作，该书对于界定关学的基本内涵和梳理关学的发展脉络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在冯氏之后，王心敬、李元春及贺瑞麟等人又不断续编，将其内容一直下延至清代晚期。柏景伟作为晚清关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思以少墟所编诸人及续编诸人之学教人，谓非重刻诸编不可”[4]125。为此他多方筹措资金，并积极邀请贺瑞麟、刘光蕡等人共同参与，多所商订，最终在离世之前基本刊刻完成，此即沣西草堂本。该本“将冯从吾《关学编》四卷作为《原编》，而将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各自的补续作为《续编》(并按补续者编次)，共三卷，同《原编》汇集一书，可谓关学之全编也”[4]5。此次重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把王心敬《续编》中“远及羲、文、周公”的首篇内容以“非恭定所编例，去之”[4]69，从而保持了关学作为“关中理学”的特质。对于传衍西学和基督教而又“大节凛然”“无愧忠孝”的明末泾阳学者王徵，柏景伟“常欲去之”，但“书出则仍在焉”[5]42，反映出他虽然志在表彰关学，但对西学亦持开放的包容态度。需要说明的是，柏景伟的沣西草堂本虽然是对上述关学史文献的首次集结，但他在新刻本中并未说明其所依据的底本为何，而且书中的《小泉周先生》一篇内容还有较大脱漏，这不能不说是新本的缺憾。
沣西草堂本《关学编》有一篇前序，这是柏景伟在临终时口授义例，由刘光蕡代笔写成的。“此序以简明的笔法和磅礴的气势，把关学自宋张载以降迄止清李元春近八百年的学派流衍、学术思想特征、关学与异地学派的交往明晰地加以揭示”[6]，不仅勾勒出关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历程，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对于深入了解和探究关学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这篇序言的末尾，柏景伟语重心长地指出：“士必严于义利之辨，范之以礼，而能不自欺其心，则张子所谓礼教与圣门‘克己复礼’、成周官礼未必不同条共贯，是即人皆可为尧舜之实，而纷纷之说均可以息，亦何人不可以自勉哉？呜呼，是恭定望人之苦心，亦刊恭定遗编者之苦心也。”[4]70充分显示了他服膺关学、追慕先贤，利用刻书以传扬关学和教化士人的拳拳之心。
综上所述，柏景伟作为晚清关中士人的杰出代表，始终把儒家所倡导的明体达用作为其努力的基本方向，在家乡遭遇危难时挺身而出，积极参与军务、主持赈灾，竭尽全力地为当地百姓造福谋利，在掌教书院期间以为国育才为己任，以身作则、严立规程、顺应世变、提倡实学、博采兼容、诲人不倦，后又矢志修祠刻书、传扬关学以教化士人、服务社会。由此可见，柏景伟不仅继承了关学一派主张开放会通的优良传统，而且更发扬了关学学者注重践履的务实宗风，其一生立足于关学，系情于家国，归心于教育，不愧为晚清关学名儒。
参考文献：
[1] 武占江.刘光蕡评传[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370.
[2] 柏景伟.沣西草堂文集[M].民国二年(1913)陕西霁光印字馆排印本.
[3] 柏景伟.沣西草堂文集[M].光绪二十六年(1900)排印本.
[4] 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M].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刘光蕡.刘光蕡集[M].武占江点校整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6]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505.
ScholarshipandAchievementsofBaiJing-wei,aFamousConfucianScholarofGuanSchoolintheLateQingDynasty
PAN Sheng-qiang
(SchoolofMarxism,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 Bai Jing-wei was a famous Confucian scholar of Guan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he passed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he was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and taking charge of the disaster relief, and did everything possible to benefit the local people. Later on, he lectured in Jinggan Academy, Weijing Academy and Guanzhong Academy, established strict regulations, advocated practical learning, taught people with great passion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addition, he was in charge of repairing Feng Cong-wu Temple, and re-compiled many books such as GuanXueBian. Throughout his life,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self-cultivation, absorbed others’ strengths, especially laid great emphasis on practice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wards serving his hometown and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Guan School.
Keywords: late Qing Dnasty; Guan School; Bai Jing-wei; scholarship; achievements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9)06-0069-05
收稿日期:2019-04-20
作者简介：潘胜强，男，陕西韩城人，史学博士，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献学、关学研究。
[责任编辑 贾马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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