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国民待遇”?（论文文献综述）
王亚男[1]（2021）在《国民待遇原则中“相似情形”的判定与考量》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对"相似情形"的认定有"竞争关系""经济领域"和"行为目的"三种界定标准,其中"行为目的"是东道国是否给予外商投资者国民待遇的关键。对中国外商投资中"相似情形"的判定与考量需要在抽象与具体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行思考。当中国作为东道国接受外国投资时,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完善本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并强化中国国际贸易政策的部门审查机制;当中国作为外商投资者时会面临着因国家对国有企业投资的控制力度所产生的来自于东道国政府的差别待遇问题。对此,应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国际法理念的核心和抓手,重点完善国际贸易政策的部门审查机制等规范,并以"试点"性做法在中国自贸区或粤港澳大湾区内检验中国相关外资政策的实施效果。
张倩雯[2]（2021）在《国际投资法国民待遇的“不低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商投资法》所采准入前国民待遇是近年中国外商投资管理模式的重要变革,中国政府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应准确把握国民待遇内涵。给予外国投资和投资者以不低于本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是国民待遇的重要构成要件。晚近国际投资仲裁庭对"不低于"的裁决趋于一致,呈现出侧重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的倾向。中国在全面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进一步扩大对投资者保护范围的同时也应注意防范扩大开放伴随的投资争端风险。对此,中国政府在谈判和修订国际投资协定时应细化国民待遇的"不低于"认定标准,适当限定投资者权利,并在国内立法中保留对外资合理的规制权。
马悦[3]（2021）在《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自2013年上海设立自贸区开始颁布了第一版本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此开启了对负面清单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其后经历了不断的修改与推广实践,负面清单的内容也在不断缩减,直到2019年《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我国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一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鼓励外商投资者、刺激经济增长、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着重要作用,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2020年在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强烈冲击的情况下,我国引进外资1444亿元,实现逆势增长,成为全球第一引资大国,这是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不断完善外资准入的相关法律制度,逐步适应国际投资新形势的必然结果。但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不断探索与完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负面清单的有些规定存在较为模糊,不够明确具体的问题;负面清单与其他一些政策法规之间仍然存在不协调之处;针对负面清单有关的争议解决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试图通过结合国内外的实践以及目前国内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情况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比如要不断细化负面清单的规定,加强表述的明确性;完善负面清单制度相关的配套制度,增强与其他政策规定的协调性;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
赵永斌[4]（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吴慧英[5]（2021）在《我国外商投资的税收国民待遇实现的法律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金融的持续生长过程中,我们在列国市场上的重要地位愈来愈突出。跨境投资正在变得愈来愈自由,二〇二〇年我们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外商法》,外商在我们这里注资的经济环境不断被优化,税收优惠激励措施不再是一项引诱它们来我们这里注资的关键要素,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弊端就是造成东部繁荣地区与西部区域的经济不均衡的生长,不利于我国经济正常生长。从税收公正角度上,税收优惠激励措施对于内商来说也是一种不平等税收待遇,承担的税收重于本国的外商。因而,我们应当鉴戒域外的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成功的经历,拟定出适合我们市场经济的税收法律规范。由于我们内地与东部繁荣经济地域生长速率差距太大,我们可以基于国情采用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同时采取税收优惠鼓励外商向我们重点扶助的行业、地域进行投资。目前,我们关于外商的税收法律规范,包括《外商法》和《所得税法》,前者的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是缺失的;后者虽然规定了内、外商在税收上的国民待遇法律原则,但是法律规定不够精细化。本论文通过借鉴域外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成功经历,来精细化、完善我们对于外商采用的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和税收优惠激励措施两者并存的法律规范。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是维护内、外商的平等争夺、优化经商环境的法律武器,这为今后我们这里各类市场主体正常生长、正常争夺资源,奠定法律机制基础,并巩固我们这里的营商环境,对促进我们市场经济正常成长具有关键作用。近几十年,我们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不仅在引诱外商注资、提高经济实力薄弱的西面地区经济方向起到了紧要效用,而且在提高我们这里的财政收入、促进就业方向的效用也是不可小觑的。虽然外商可以依据税收优惠享有较低的税收负担,但税收优惠并不违背WTO所要求的国民待遇原则。本论文通过借鉴域外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成功经历,精细化、完善我们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填补税法中的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构建同一的内、外商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与税收优惠激励措施,实现税收法律体系被改良。近年来疫情的原因,这就在成了很多国内的外资企业相继倒闭,改良我们这里的税收法律体系是税收改革的紧要因素,削减外国的税收负担,节约外商资金投入,才能顺利渡过新冠疫情的冲击。
闫旭[6]（2021）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张与限制适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大多国家的国民待遇并不是完全的,一般情况下,国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设定实施条件与范围。实践中,对于"相似情形"及"投资和投资者"等关键词的认定能够直接影响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此外,在条约中设置例外条款也是缔约国对国民待遇义务限制的主要手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既要给予投资者适当程度的国民待遇保护,同时预留施政空间更加关键。故在未来的缔约实践中,应根据自身情况设置理性的国民待遇条款,避免盲目追求所谓的"全面国民待遇"。尤其要对条约中涉及的关键词进行明确,同时应当重视条约中国民待遇原则例外条款的设置与应用,力求在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和维护中国外资规制权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刘笑晨[7]（2020）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外投资保险发端于美国,随后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生根发芽。尤其是当时间跨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增速迅猛,复杂的政治风险伴随着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机遇一同到来,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推动了海外投资保险的快速发展。中国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即效仿发达国家,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然而,中国海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导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略显羸弱。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值得深入研究,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中国土壤上成长遇到的藩篱更具研究价值。经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与数据统计,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病灶”已见端倪。在“对症下药”的过程中,本文针对重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与修缮海外投资保单展开研究,旨在促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全文分为八章,自研究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为起始,阐发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继而展开对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以及代位求偿权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最后运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保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最终落脚于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本文第一章探讨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界定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虽然海外投资保险起源于上世纪的美国,但是现在已有最新的发展变化。2018年,美国通过《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取代了运营近50年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这一最新变化源于美国对外发展政策从“援助”向“发展”的转变,这也在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时对东道国和投资者的要求上得以凸显。第二章分别就外交保护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展开论述。首先,诠释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基于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以国家名义为该国民采取的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结合海外投资保险,一是论证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发挥类政府机构职能,其承保的是政策性风险,属于“以国家名义”;二是关于“其他和平手段”,基于“非武力”的手段即可认为是和平手段,海外投资保险可以认定是和平手段。其次,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载体揭示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聚焦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作为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目前,普遍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合并式立法模式和分立式立法模式。结合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鲜有采用分立式立法模式的国家,即专门出台一部“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国家尚未出现。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的国家亦不多见,并且混合式立法模式存在立法“碎片化”的缺陷。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合并式立法模式,在合并式立法模式中,以美国等国基于将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与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合并立法和日本等国将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立法最具代表性。这二者对比之下,后者日本式合并立法模式更能够聚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并且满足追求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率平衡统一的目标。第四章厘清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的疑问。挑战了国内学者通常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归入信用保险合同的观点。鉴于信用保险订立的初衷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的一种保险。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到期债务,由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对应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如果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特许协议,则债务人是东道国,债权人是被保险人。换言之,只有当被保险人是子公司时,海外投资保险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是信用保险。如果母公司是投保人（被保险人）,那么此时的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仍然归于财产保险合同,子公司相当于母公司的财产载体。第五章阐述了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美式双边投资条约极少或未规定代位权条款,而是通过与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公司签订单独的协议。这一做法是有风险的。无论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还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均与东道国地位不对等,难以签署合作共赢的协议;即使签署了这类协议,其地位无法与条约相比,东道国的违约责任亦无法上升为国际法的国家责任。区域性条约之下的代位求偿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规定缔约国之间承认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二是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行使代位求偿权。二者相比较,后者更具优势。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亦存在困境。这是源于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千差万别,加剧了细节的难度,并且国家在外国法院放弃管辖豁免,并不意味着也放弃执行豁免。投资者母国国内的保险公司在行使代位权时,如果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行使代位求偿权可能会遭遇主体不适格的问题。第六章是“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实证研究。本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的帮助下,揭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严峻态势,尤以征收风险和战争风险最为严重。但是即便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亦尚未得到投资者的足够重视。第七章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问题包括两个层面:国内立法问题和国际立法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模式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问题。中国属于混合式立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之中,缺乏诸如分立式立法模式的专门性规范。缘此,在实践中不得不依赖于“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约束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国际立法问题在于“旧”。中国虽然签订了数量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但是这些双边投资条约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多数签订于2000年以前。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未明确准入时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导致间接征收风险,最低待遇中的充分的保护与安全条款的缺陷亦导致投资者面对恐怖主义风险难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其次,“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存在缺陷。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成为解决准司法和司法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其条款的“合规性”有待商榷。一是责任条款的表述难以认定间接征收,亦未另辟独立恐怖险险种;二是“中信保”免除责任的情形——除外责任条款未明确危害或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行为的判断标准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中违法行为与险别的因果关系难以判定;三是追偿条款无法约束东道国子公司;四是赔偿条款与“赫尔原则”存在距离。第八章是针对第七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从国内立法入手,以合并式立法模式取代混合式立法模式。鉴于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提出通过制定一部“海外投资保护法”,设专章规制海外投资保险的问题;二是经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实证分析,针对解决国内纠纷的另一个依据——“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进行完善;三是针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障碍,对于条款过时的BIT进行重新谈判或补充谈判。
林丽红[8]（2020）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欧盟的对华投资在中国吸引海外投资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中国和欧盟的经贸合作关系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相互投资却逐渐不对等。中国对欧盟投资已经超过欧盟对华投资,而欧盟对华投资增长平缓,与中国投资者对欧盟的投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顺利进行对于保障中欧关系的稳定和务实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引入制度性话语权理论和BIT综合评价发展指数模型,深度分析和验证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程缓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化解歧义推进谈判。在当下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的关键时期,为使制度体系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方向,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以期通过国际经济博弈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上拥有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而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就是一场由中国和欧盟双方参与的关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博弈。基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理论和运作机制,本文分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认为现今的谈判具有复杂性以及双方在核心条款上存在着较大分歧的问题。为验证以上问题的存在,本文进一步利用BIT综合发展评价指数模型,对中国和欧盟成员国已签订的投资协定条款进行分析,试图厘清这些BIT的特点和典型事实。通过指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但是欧盟内部经济具有多样性;二是条款虽然日益趋于精准,但各BIT中的条款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这些问题和当下导致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缓慢的问题相呼应。最后,本文针对谈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中国应努力发掘双方的共同利益,汇聚共识;提升话语博弈技巧,合理配置话语要素;不断提升话语实力,积极推动制度渐进改革。在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不断深入之时,中方应更加理性地看待高标准的规则条款,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谈判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现有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推动“南北对话”的合作发展。
闫飞[9]（2020）在《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为研究对象,以国际投资法相关的国际国内法律制度为研究维度,旨在对中央企业这一特殊的国际投资主体及其境外投资经济行为所引发的、或与之相关的国际投资法问题进行研讨;通过结合相关案例,对相关国际投资法律实践情况进行研究;并力求理论结合实际,讨论相关国际造法的中方立场。从国际法学研究角度讨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首先,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在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其对法制保障有现实需求。中央企业客观上承担了中国经济“走出去”以及建设“一带一路”的主力军任务,而近年来,其境外投资所遭遇的东道国投资限制、审查措施逐步趋严,相关理论问题亟待厘清。其次,中央企业国际投资法专题研究的国内外学术成果尚不丰富,从国际投资法制的各个角度展开系统性深入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理论研究的缺位。此外,诸如本轮中央企业体制改革等重要改革方案的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谈判、国际投资造法过程,都应当考虑纳入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重要议题。全面详尽地分析相关问题,有利于中方作出合理准备、形成适当的有利主张。本文以总分逻辑结构展开,除导言及结论外共分四章。第一章首先从国际投资法角度,通过对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主体相关问题的厘清,为本文后续章节具体研讨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国内及国际法制重点问题奠定理论基石。第二至第四章分别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国内法制、东道国法制以及国际法制等三个方面择取相关重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本文主要采用系统分析、历史分析、法律解释、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在中央企业改革以及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存量、流量持续扩大,以及部分国家经贸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具体各章梗概如下:第一章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主体研究,旨在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的基本定义,同时明确中央企业在国际投资法、国际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中的定位。本章首先讨论国际投资法与境外投资法的概念,同时援引国际法学及部分经济学理论,阐述国际投资的基本分类,进而将定义和分类的范畴引导至国际直接投资,即本文所划定的研究范围内。同时广泛引用数据,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大趋势、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大趋势以及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大趋势。关于中央企业法律主体地位的研究,首先从大概念上,对国有企业的概念进行界定,指出国有企业或类似国有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历史背景下,国有企业具体形式与法律地位并不相类,国有企业参与经营活动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关于中央企业的概念,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中央企业,即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义务的中央企业。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而言,中央企业具有统一的出资人和相对高阶的法制配套,具有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可针对性。中央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历了深度的国际化进程,这种转变一方面源于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实际增加,另一方面也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所引发的争议密切相关。进而,本章进一步分析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历史演进及现状,并评述其未来发展趋势,为下文结合国际、国内法制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国内法制及其改革,旨在结合中央企业改革新情况,研究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国内法制相关的特殊问题,并讨论如何将本轮中央企业改革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法律制度改革相配套,实现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国内法制的规范、监管及保障作用。从组织机构性质角度看,中国中央企业可以分为两类:即不具备公司法规定的组织形式之顶层架构的中央企业,和具备公司法规定的组织形式之顶层架构的中央企业。后者又可进一步分类,并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中央企业存在的主流体制。关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中国国内法制已经形成以《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制度为核心的规范体系。诚然,既有的规范体系具有一定的国际投资保障作用,但其本身更偏重于投资监管而往往较少地涉及国际投资保障。同时,其法律位阶不高,政策性强于规范性。从中央企业改革对其境外投资的整体影响看,短期内,中央企业改革会对其境外投资高速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从中长期效果分析,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将伴随改革而继续保持持续增长趋势。本文认为,实现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法制改革与中央企业体制改革并行至关重要,应借鉴日本、新加坡、德国等国家的相关经验,实现从规范企业到规范决策、从注重境外投资监管规制到注重境外投资保障等角度入手进行相关法制改革。第三章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东道国法制,研讨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法制监管及投资措施,主要从中央企业在投资东道国的司法豁免、投资东道国国内法制中的竞争法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等问题维度切入。首先,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不应主张司法豁免。在国际法规则中,关于国家行为的司法豁免问题之判断标准是相对明确的,但中央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是否享有司法豁免的问题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判断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其国际投资行动是否出于经济行为目的,即应当进行行为解释而非主体解释。本文倾向性认为,中央企业在其从事商业交易的经营行为时,不因其国有资产的属性而豁免于其他国家的司法管辖。在中航油案件中,中航油从实体问题角度并不占优,且其显然没有足够的依据得以援引去进行管辖权异议抗辩,于是中航油提出了基于中央企业属于中国政府的“部门”的管辖权抗辩,即主张其享有司法管辖豁免。根据中航油下属的新加坡公司所作出的经济行为性质,该主张并不成立,最终也未能获得司法判决的支持。总结该案,中国中央企业在进行具体的经济行为时,其主体地位与其他任何私营企业并无相异。关于竞争法审查,在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国家,竞争法问题已经普遍成为投资东道国用以针对外国投资者的重要投资措施。竞争法问题贯穿于国际投资的准入阶段和准入后阶段,在投资准入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往往能够成为“交易终结者（Deal killer）”。通过研究欧盟委员会中化集团/帝斯曼合资申报案件,本文认为,为了避免中央企业在竞争法审查中被视为非独立的经济实体,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主体应该具备两项基本特征,即逐利性和独立性。逐利性是中央企业成为独立经济实体的根本属性,其核心要素应当是通过企业经营而获得经济收益,这也是企业之所以区别于政府部门的关键所在。独立性的判断标准,主要在于该市场主体是否拥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力。在实践中,应当主张中央企业独立计算竞争市场份额。但在当前的中央企业改革及大举整合之背景下,主张中央企业的独立计算市场份额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国内相关改革的配套设计。关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首先应当明确,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及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原本只是在国家主权、国际关系范畴内进行讨论的问题,但随着国际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不乏涉及重要领域及敏感行业,国家安全的概念也逐渐囊获经济安全在内的诸项安全因素。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因其起步早、实践丰富、立法完善等特征,成为了当今世界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范例。尽管美国CFIUS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中央企业）在美境外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该项制度本身是有章可循的。通过对近年统计数据、三一重工案件、美国2018年开始的CFIUS现代化改革FIRRMA法案的研析,本文认为,中央企业应对国家安全审查应当进行如下举措:第一,加强投资主体架构设计,重点考虑中央企业的国有企业背景对交易架构的影响,在交易架构搭建的初期避免有国家安全审查所关注的因素存在。第二,选定非敏感投资领域,避免涉及敏感技术和受限地理区域。第三,重视审查前的工作,加强前期沟通。同时,从国家层面,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审查的国内法制完善,以从法制平衡的角度,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争取平等的投资环境。第四章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国际法制,旨在透过国际投资国际法制中的理论及实践问题研讨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国际法保护。在有关国际投资的国际造法过程中,中方主张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保护的相关重点问题列入议题,争取以国际法制实现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合理、有效保护。文中分析国际投资国际法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指出国际法制为国际法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创设国际法义务,这是真正实现国际投资保护的有效途径。为了厘清国际投资法制保护的理论问题,本章探讨国际投资保护法制的渊源。其渊源主要在于国际投资条约、国际投资惯例,诸如国际经济贸易组织或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做出的相关文件也是国际投资保护法制的重要补充。国际法制调和作用,是本文主张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造法解决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保护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个问题以国际投资调和的需求展开,其研讨价值在于确认国际投资国际法制的应然性作用。国际投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其本身并不具备经济属性之外的其他意义（例如政治意义）,然而当国际投资的规模逐渐增大,国际投资相关争议不断涌现,上述结论便显得“亭台楼阁”。第一,国际投资已经成为引发强国之间经济贸易纠纷的重要动因,同时在国力强弱对比悬殊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大规模国际投资,往往掺杂政治、外交因素。第二,在国际投资所引发的摩擦中,可以归纳出几项基本特征:即投资来自国际商业巨头,投资权益由投资输出国政府持有或与政府关系密切,以及具体投资项目触及投资东道国核心利益。在这一层面,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度较高,换言之,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容易引发国际投资摩擦。第三,中央企业属于中国国有企业,其本身的政府关系背景无须赘述。第四,中央企业的投资领域除了涉及资源能源等传统世界各国核心利益的领域外,还正在向信息通信等高科技敏感领域转型。因此,从国际投资调和的角度看,中央企业对于国际法制调和的需求十分明显。本章同时分析国际法制调和原理,其根本目的在于明确国际投资法制的作用机制实然性。首先,国际法符合法的法理学基本特征,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制是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法,其协调各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次,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角度出发,单单依靠国内法制,无法解决复杂的国际投资争议。关于中央企业相关的重点问题,在廓清双边投资协定的适用范围方面,尽管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已经超过一百项,然而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否适用中国中央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问题,存在一定疑问。在实践中,诸如香港永久居民Tza Yap Shum案已有一定的指引,然而本文倾向性观点认为,以中国中央政府名义对外签订的投资协定已经默示排除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如果希望通过双边投资协定的形式保护大量中央企业在港、在澳投资主体,应当考虑在后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将两个特别行政区明确纳入。关于中央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问题,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应当列为重点议题。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问题研讨,始终离不开其主体研判问题,在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中央企业的问题往往语焉不详。然而在具体法律实践中,中央企业是否具有明确的经济独立性?这是其能否最终被识别为正常的外国投资者的重要因素。从国际投资法角度看,中央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是否具有较高的经济行为决策透明度,也成为识别的关键。关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国民待遇,本文指出,国民待遇问题其本身存在不同的层次。国民待遇,是法律上应然的国民待遇还是实然的的国民待遇?前者无疑是表面符合双边投资协定和其他国际法义务的,而后者则是实质符合和履行投资东道国国际法义务的。进而,通过印度尼西亚外商投资相关案例的分析,可以佐证说明,不同层次的国民待遇对于境外投资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国民待遇领域,中方应当积极主张中央企业享受全面的国民待遇,并积极争取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特别纳入相应内容。最后,关于竞争中立的问题及其国际造法趋势,尽管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早有竞争中立的法律定义,但其并不适用（或不利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平等享受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环境,OECD的相关造法努力也主要基于限制国有企业的逻辑,其关注重点主要针对国内法制范畴内的国有企业潜在不正当竞争优势。为了利用国际投资法制的调和作用实现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平等保护、争取平等自由的国际投资环境,中方应当主张扩充竞争中立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未来的国际投资造法中方主张。本文结论部分统括全文观点并总结相关问题,即认为中央企业的改革应当伴随着国内有关境外投资的法制改革同时进行,中央企业也必须积极应对投资东道国法律制度及相关投资措施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中国应以国际造法为契机落实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保护。
黄琳琳[10]（2020）在《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文中提出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金融服务贸易应运而生,如电子银行、整合支付、移动支付、网络支付、P2P、网络借贷、远程信息处理、网络众筹等。1995年乌拉圭回合,国际社会首次达成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GATS将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模式,并以附件的形式对金融服务贸易进行了规定。然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普及,亟需形成以跨境交付为主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但近期以来,WTO陷入困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更是难以推进,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则则在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1中出现,但无论是从规则体系还是具体规则内容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预探究FTAs中规则的差异所在?以及规则差异背后所映射出的发展趋势?同时总结归纳出规则适用的方式与特点?最终试图从价值层面判断与反思规则设计上与其适用实践中所具备的优势与缺陷,构建出既能够推动跨境交付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又能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以期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建议。本文除导论共分为五章:第一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以金融服务要素跨境为核心,包含传统服务提供模式中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以及自然人流动三种模式,其依托网络空间规则,并且以金融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为关键性因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作为新兴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其产生以“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为基础,符合“破坏性创新”构成的三个要素,即“变革”、“替代性潜力”和“结构性影响”,并且从“市场准入”和“业务运行”等方面革新了以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为基础的传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从NAFTA中的初级规则演变到USMCA中的高级规则,展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即市场准入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前提条件、非歧视性待遇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中间保障、审慎例外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风险屏障。第二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市场准入是服务贸易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GATS项下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与商业存在下的金融服务贸易适用同样的规则,但对于以产品分类为主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显然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框架不利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跨境金融数据流动成为市场准入争议的焦点、例外规定阻碍自由化措施的实施、DSU不能有效解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争议等。WTO有关争端涉及到跨境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包括跨境交付的含义问题、GATS第16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的联系问题、市场准入的具体措施问题等。现有的FTAs在破坏性金融创新的理论背景下为应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而达成的,从NAFTA到USMCA,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主要分为GATS型、CPTPP型、欧盟型以及其他等四种类型,均对GATS规则体系不足做出了有利的回应,如全面的市场准入义务以及跨境金融数据的自由流动,但在特定方面,基于跨境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也保持了一定的沉默。然而对于未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无论是从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内涵以及市场准入数量性限制措施的本质,还是从跨境金融信息自由流动的重要性来看,放弃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的概念都不会影响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第三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非歧视性待遇是实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后维持国内外平等竞争环境的重要保障,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然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所具有的合法的安全稳健性、国际义务与国家安全间的平衡性以及跨境金融数据流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原本GATS项下对于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区别问题、服务原产地的认定问题、非歧视性待遇条款中的“同类性”问题以及事实上歧视性待遇的解释问题等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新一代的FTAs均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微弱的回应,但并未实质上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未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应更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解决例外条款举证之困难、金融服务同类性判断标准不确定等问题,并构建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非歧视待遇标准。第四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审慎例外规则”。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以及市场失灵决定了必须存在审慎规制,金融服务贸易分为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前者是以结果为导向,依赖普遍适用的原则,而后者则是指存在具体的监管细则。但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常处于不同的管辖权范围内,其所依赖的审慎例外条款则本身具有原则性监管的性质,因而具有较大程度的灵活性。GATS早期对审慎例外条款的谈判存在较大的争议,阿根廷金融服务案是专家组做出的首例审慎例外条款解释的案件,但也存在解释过为宽泛的弊端,FTAs对于GATS审慎例外条款存在的问题从条款名称、关系需求、反滥用要求等方面进行了革新,以期更加符合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然而,审慎例外条款本身的原则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国际上形成统一适用的标准,并且从GATS近30年的实践以及新的FTAs中有关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可见,各主权国家对于金融自由化的理念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无疑会增加达成一致性审慎例外条款的困难。欧盟在金融服务一体化市场上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其相互承认原则也要求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条款的适用需要各主权国家的相互承认予以配合。第五章“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信息技术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使得跨境金融服务业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已经逐渐开始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予以关注。金融服务业开放是WTO服务贸易的重要议题,主要涉及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业务范围和审慎规制,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涵盖服务贸易除商业存在模式外的三种模式。以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设定了高标准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规则对我国构成挑战。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我国无论在国内法律法规中还是在签订的FTAs中,都展现了较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国内法层面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FTAs中较少涉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以及FTAs中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不一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跨境金融数据流动尚存在争议、金融行为监管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出于条件不具备及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建议从国内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体系、我国在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以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监管科技完善等层面加以考虑。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程度、强化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以及将金融科技融入到审慎例外条款中。综上所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在FTAs中愈发重要,并且其规则体系也在逐渐完善,但相较于GATS,在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审慎例外等基本规则方面尚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适用新金融服务贸易的出现。为对接并引领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我国可从完善国内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体系、加快在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以及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监管科技等层面加以考虑。
二、什么是“国民待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什么是“国民待遇”?（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待遇原则中“相似情形”的判定与考量（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相似情形”判定的分歧与分析 |
| (一)对“相似情形”判定的观点比较 |
| 1.以“竞争关系”为判定的核心根据 |
| 2.以“经济领域”为判定的核心根据 |
| 3.以“行为目的”为判定的核心根据 |
| (二)对“相似情形”判定的观点分析 |
| 第一，“相似情形”背后的国民待遇原则与一国的国际法理念紧密相关。 |
| 第二，“行为目的”标准在中国应给予重点研究与关注。 |
| 二、中国外商投资国民待遇原则中“相似情形”的维度 |
| (一)抽象维度：国际法理念、原则和规则的法逻辑链条 |
| (二)具体维度：“相似情形”预判的风险和例外 |
| 1.作为外商投资者：国有企业在东道国的国民待遇问题 |
| 2.作为东道国：负面清单与例外规则 |
| 三、中国外商投资国民待遇原则中“相似情形”所蕴含的关键问题 |
| (一)国际法理念于国际经济法问题研究之间的呼应与联结 |
| (二)作为外商投资者：国民待遇“相似情形”认定下的国家控制度 |
| (三)作为东道国：清单或列表的完善与权衡 |
| 四、对中国外商投资国民待遇原则中“相似情形”的考量和应对 |
|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和抓手 |
| (二)完善针对国际贸易政策的部门审查机制 |
| (三)以“试点”理念为破解矛盾纠葛的检验剂 |
| (四)以互惠互利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为根本出路 |
| 五、结语 |
（2）国际投资法国民待遇的“不低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际投资仲裁庭对“不低于”之释义 |
| （一）歧视意图 |
| 1. 非必要性 |
| 2. 举证责任 |
| （二）比较对象 |
| （三）量化方式 |
| （四）政策基础 |
| 二、仲裁庭认定“不低于”释义中的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规制权 |
| （一）“不低于”释义中的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规制权平衡现状 |
| 1. 歧视意图。 |
| 2. 比较对象。 |
| 3. 量化方式。 |
| 4. 政策基础。 |
| （二）原因探析与演进趋势 |
| 三、利益平衡视角下完善“不低于”标准的中国因应 |
| （一）适当限定国民待遇的比较范围 |
| （二）细化国民待遇的“不低于”认定标准 |
| （三）在《外商投资法》配套立法中明确公共政策的内涵 |
| （四）在中外投资协定中补充例外条款 |
| 四、结语 |
（3）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研究综述评析 |
| (三)研究内容 |
| 二、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概述 |
| (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 |
| 1.外资准入 |
| 2.准入前国民待遇 |
| 3.负面清单 |
| (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 |
| 1.法无禁止即自由 |
| 2.法无授权即禁止 |
| (三)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内容 |
| (四)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特点 |
| 1.负面清单在形式上是关于一系列否定措施的列表 |
| 2.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均平等对所有投资主体开放 |
| 3.负面清单法律制度使国家对外资的事前监管模式转变为事中和事后监管 |
| 三、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适用 |
| (一)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实施前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发展 |
| 1.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
| 2.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总结 |
| (二)我国进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时代 |
| 1.个别自贸区试点 |
| 2.全部自贸区试点 |
| 3.全国复制推广并上升为法律制度 |
| (三)《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中有关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规定 |
| 1.从立法层面确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 |
| 2,相关配套措施保障了负面法律清单制度的适用 |
| 3.强化负面清单法律制度下对外资企业的管理与监督 |
| 四、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外商投资法》中关于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1.对投资负面清单内外领域的审批及备案制度不够完善 |
| 2.存在通过间接投资规避负面清单管理的风险 |
| (二)负面清单与某些法律法规、行业政策的不协调 |
| (三)负面清单中部分管理措施较为模糊 |
| (四)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机制不完善 |
| (五)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争端解决机制有待完善 |
| 五、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细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内容 |
| (二)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配套制度 |
| (三)提高负面清单的透明度 |
| (四)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监管 |
| (五)构建多元的争端解决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我国外商投资的税收国民待遇实现的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主题背景、研究意义 |
| (一)主题选择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技巧、新颖点和缺点 |
| 二、税收国民待遇法律机制的概要 |
| (一)税收国民待遇的内容 |
| 1、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制度的概念 |
| 2、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制度的种类 |
| 3、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制度在我国存在的价值 |
| (二)税收国民待遇机制内涵之概述 |
| 1、国民待遇之列明 |
| 2、税收国民待遇法律机制的实现的必要性 |
| (三)实现税收国民待遇法律机制的法律意义 |
| 三、实现税收国民待遇法律机制的实际障碍 |
| (一)国内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现状 |
| 1、外商法中税收国民待遇原则法律方面的缺失 |
| 2、企业所得税法中税收国民待遇规定不充分 |
| (二)税收国民待遇法律机制在中国实施不灵活之社会障碍 |
| 四、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境外考察 |
| (一)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的各国实践 |
| (二)根据境外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对我国的启发 |
| 五、克服外商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实现障碍的具体思路 |
| (一)根据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完善我国税制法律体系 |
| 1、细分企业所得税法 |
| 2、填补外商法中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的漏洞 |
| (二)税收国民待遇法律原则和税收优惠是矛盾的统一体 |
| 1、税收国民待遇原则 |
| 2、税收优惠的完善 |
| (三)必须继续实行税收优惠 |
| 1、实行税收优惠的必要性 |
| 2、完善税收优惠的具体措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张与限制适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国民待遇原则扩张和限制适用的一般情形 |
| 1.1“相似情形”的认定及限制 |
| 1.2“投资”及“投资者”的扩大定义 |
| 1.3 遵守缔约国当地的法律法规 |
| 2 规定例外或不符措施条款限制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 |
| 2.1 产业和部门例外 |
| 2.2 政府补贴例外 |
| 2.3 宗教例外 |
| 2.4 国家安全例外 |
| 3 我国国民待遇的现状及相关问题 |
（7）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中外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初始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和发展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体系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最新立法趋势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东道国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三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国际法体系 |
| 二、BIT的待遇条款的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三、区域性协定的待遇条款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四、多边公约——《汉城公约》之历程及修订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 |
| 第一节 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是“以国家名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是“其他和平手段”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 |
| 二、全球治理下的海外投资保险是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 |
| 三、MIGA为海外投资保险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分类与各国实践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外延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一、美国等国基于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二、日本等国基于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式立法模式 |
| 第三节 混合式立法模式难以成为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投资母国的普遍选择 |
| 一、混合式立法模式的立法体系呈碎片化 |
| 二、混合式立法模式过度倚重规范性文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存疑及厘清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的质疑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诘问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于境外子公司的效力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无权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可以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 |
| 第一节 美式BIT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分析 |
| 一、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现实 |
| 二、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及弊端 |
| 第二节 区域性条约中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一、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施加了严格条件的ACIA式区域性条约 |
| 二、《设立阿拉伯国家间投资担保公司公约》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第三节 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困境及其出路 |
| 一、由MIGA行使代位求偿权 |
| 二、MIGA代位求偿权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四节 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及路径 |
| 一、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 |
| 二、规避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风险呈复杂性 |
| 三、中国企业未重视“中信保”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保障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性分析 |
| 一、“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传统政治风险定性 |
| 二、“中信保”尚未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遇的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定性 |
| 三、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关联性 |
| 四、MIGA给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救济 |
| 第三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量分析 |
| 一、基于“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政治风险保险的定量 |
| 二、“中信保”调研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概述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外延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模式及BIT问题 |
| 一、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体系组成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国内立法“缺”在何处 |
| 三、中国签订的BIT之“旧”阻碍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的疑问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分属两种有名合同的情形 |
| 二、“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之缺失 |
| 第四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纠纷实证分析 |
| 一、被保险人与“中信保”纠纷的准司法救济分析 |
| 二、“中信保”与东道国之间的代位求偿权纠纷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国立法模式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 |
| 第一节 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一、日本合并式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二、美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更加契应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内容的因应 |
| 一、“海外投资保护法”的具体立法建议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国际立法——BIT之“革新” |
| 第三节 弥补“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之缺失对策 |
| 一、规范保险责任条款 |
| 二、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中的免除责任条款 |
| 三、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征收险的赔偿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问题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主要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双边投资协定的作用研究综述 |
| 2.1.1 双边投资协定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
| 2.1.2 双边投资协定与企业海外投资保护的关系 |
| 2.1.3 双边投资协定的异质性问题 |
| 2.2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研究综述 |
| 2.2.1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 |
| 2.2.2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 |
| 2.2.3 公共利益条款 |
| 2.2.4 “竞争中立”原则 |
| 2.2.5 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研究 |
| 2.3 制度性话语权研究综述 |
| 第3章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现状和问题 |
| 3.1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现状 |
| 3.1.1 政治力量支持谈判 |
| 3.1.2 谈判进程持续推进 |
| 3.1.3 双方谈判诉求不同 |
| 3.1.4 谈判涉及部门众多 |
| 3.2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问题 |
| 3.2.1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具有复杂性 |
| 3.2.2 核心条款的谈判具有较大分歧 |
| 3.3 小结 |
| 第4章 China-EUMS BITs的条款分析 |
| 4.1 构建BIT综合发展评价指数模型 |
| 4.1.1 投资定义 |
| 4.1.2 投资促进 |
| 4.1.3 公平公正 |
| 4.1.4 国民待遇 |
| 4.1.5 最惠国民待遇 |
| 4.1.6 征收 |
| 4.1.7 损害补偿 |
| 4.1.8 转移 |
| 4.1.9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
| 4.1.10 保护伞条款 |
| 4.2 BIT综合指数分析 |
| 4.2.1 China-EUMS BITs覆盖范围广,但欧盟内部经济具有多样性 |
| 4.2.2 China-EUMS BITs趋于精准,但条款具有较大分歧 |
| 4.3 小结 |
| 第5章 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问题的对策 |
| 5.1 提升话语博弈技巧,合理配置话语要素 |
| 5.2 不断提升话语实力,积极推动制度渐进改革 |
| 5.2.1 逐步开放市场准入,审慎制定“负面清单” |
| 5.2.2 深入研究ISDS机制,参与规则制定和改革 |
| 5.2.3 提升国企国际竞争力,逐步接受“竞争中立”原则 |
| 5.2.4 支持公共利益条款,立足国情改革制度 |
| 第6章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和不足 |
| 附录 A China-EUMS BITs的各单项指数得分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外文缩略语对照表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本文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主体研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与境外投资法 |
| 一、国际投资的分类与境外直接投资 |
| 二、从国际直接投资法到境外投资法 |
| 第二节 中央企业法律主体地位 |
| 一、国有企业的概念界定 |
| 二、中央企业概念辨析 |
| 三、中央企业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演进 |
| 一、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发展阶段 |
| 二、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现状分析 |
| 三、中央企业境外投资趋势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国内法制及其改革 |
| 第一节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国内法制现状 |
| 一、公司治理法制 |
| 二、境外投资监管 |
| 三、境外投资保护 |
| 第二节 中央企业改革对境外投资的影响 |
| 一、改革背景概要 |
| 二、具体改革举措 |
| 三、对境外投资的影响 |
| 第三节 国内法制改革建议——借鉴日本、新加坡、德国 |
| 一、相关法制改革应当并行——基于日本经验的分析 |
| 二、从规范企业到规范决策——基于新加坡经验的分析 |
| 三、从监管规制到法制保障——基于德国经验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东道国法制 |
| 第一节 司法豁免理论及东道国相关司法实践问题 |
| 一、司法豁免概念及观点 |
| 三、中航油案及其影响 |
| 四、中央企业不应当然地主张司法豁免 |
| 第二节 竞争法审查问题 |
| 一、投资东道国竞争法审查一般问题 |
| 二、关键判断——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公平竞争 |
| 三、欧盟委员会中化集团/帝斯曼合资申报案 |
| 四、中央企业经营者集中申报应当单独计算市场份额 |
| 第三节 国家安全审查问题 |
| 一、国家安全审查基本问题 |
| 二、美国CFIUS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析 |
| 三、美国CFIUS国家安全审查晚近实践——三一重工案 |
| 四、CFIUS及 FIRRMA改革对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及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国际法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法制基本问题 |
| 一、国际投资保护与国际投资法制 |
| 二、相关国际法律渊源 |
| 第二节 国际法制调和作用 |
| 一、国际法制调和需求 |
| 二、国际法制调和原理 |
| 第三节 中央企业相关重点问题 |
| 一、投资协定适用范围问题 |
| 二、中央企业投资主体定位 |
| 三、国民待遇以及中方主张 |
| 四、竞争中立的国际法规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相关国内法制改革当与中央企业改革并举并重 |
| 二、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需适应投资东道国法律制度 |
| 三、以国际造法为契机实现中央企业境外投资保护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结构安排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概念 |
| 一、“金融服务”的概念与种类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含义 |
| 三、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壁垒 |
| 第二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 |
| 二、破坏性金融创新对传统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的革新 |
| 三、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与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的融合 |
| 第三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特征归纳 |
| 一、市场准入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前提条件 |
| 二、非歧视待遇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中间保障 |
| 三、审慎例外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风险屏障 |
| 第二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内涵 |
| 一、市场准入规则的含义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演变 |
| 第二节 GATS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存在的争议 |
|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供给不足 |
| 二、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的含义问题 |
| 三、GATS第16条的解释问题 |
| 四、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问题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的回应 |
| 一、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定 |
| 二、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改变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的无效性 |
| 一、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内涵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限制性措施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关系不大 |
| 三、跨境金融信息流动自由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 |
| 四、新金融服务条款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第三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的特殊性 |
| 一、非歧视性待遇的内涵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性待遇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GATS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存在的争议 |
| 一、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区别问题 |
| 二、跨境金融服务原产地的确认问题 |
| 三、非歧视性待遇条款中的“同类性”问题 |
| 四、监管环境能否成为歧视性待遇的抗辩理由问题 |
| 五、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的解释问题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问题的回应 |
| 一、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关系问题的回应 |
| 二、对服务贸易原产地问题的回应 |
| 三、对于“同类性”问题的回应 |
| 四、对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的回应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应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 |
| 一、非歧视待遇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必要性 |
| 二、现有的非歧视待遇条款并没有满足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要求 |
| 三、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非歧视待遇标准 |
| 第四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审慎例外规则 |
| 第一节 审慎例外条款的性质界定 |
| 一、金融服务贸易的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 |
| 二、审慎例外条款归属于原则性监管 |
| 第二节 GATS下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条款的模糊性 |
| 一、GATS有关审慎例外条款的谈判 |
| 二、GATS审慎例外条款的争议 |
| 三、阿根廷金融服务案对GATS审慎例外条款的解释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审慎例外规则的改变 |
| 一、含有审慎例外条款的FTAs |
| 二、FTAs对 GATS审慎例外实体规则的改变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需要相互承认 |
|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相互承认的必要性 |
| 二、GATS及 FTAs中相互承认的实践 |
| 三、欧盟相互承认原则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可借鉴性 |
| 第五章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 |
| 一、国内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 |
| 二、我国FTAs中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内法层面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 |
| 二、FTAs中较少涉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 |
| 三、FTAs中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不一 |
| 第三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跨境金融数据流动尚存在争议 |
| 二、金融行为监管能力不足 |
| 三、条件不具备及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 |
| 第四节 完善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建议 |
| 一、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程度 |
| 二、强化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三、将金融科技融入审慎例外条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什么是“国民待遇”?（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待遇原则中“相似情形”的判定与考量[J]. 王亚男. 中国海商法研究, 2021(04)
- [2]国际投资法国民待遇的“不低于”问题研究[J]. 张倩雯.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21
- [3]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研究[D]. 马悦.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5]我国外商投资的税收国民待遇实现的法律机制研究[D]. 吴慧英.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6]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张与限制适用问题研究[J]. 闫旭. 未来与发展, 2021(04)
- [7]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 刘笑晨.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8]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问题和对策研究[D]. 林丽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2)
- [9]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问题研究[D]. 闫飞.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8)
- [10]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D]. 黄琳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