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近当代的人类学经典论著，“人类学的想象力”贯穿了民族志田野研究与表述的始终。全球化时代，人类学的想象力应着眼于能否提升个体对宏观事物的理解，能否明晰自我处境之于整体的位置，以及能否给予多维历史现象从微观到宏观的建构过程。在早期人类学家的知识理路中，列维·斯特劳斯以其对人类实践行为的抽象理论，再现了人类学想象力原始训练的程式。在此意义上，西敏司和谢佩尔·休斯等对“甜与死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体现了人类学想象力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建构效力。回到现象生活层面，人类学想象力仍旧可以重新阐释与刻画人所熟知的惯常现象，包括仪式、传统、空间等蕴含权力意像的形态。因此，通过人类学的想象力重新审视和观照民族历史与全球化知识生产，正是为了使人们具备深层次的心智品质，塑造更具解放意义的全球观念，从而使所有人一起协商文化的意义，共享文明的成果。
关键词：人类学想象力 思维训练 政治经济体系 空间政治 理解历史
一、引言
“有哪一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人以这么快的速度去面临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影响每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张永强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页。米尔斯的论断揭示出，数次科技革命后，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需重新审视自己在这座星球中所处的位置。全球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寥寥几页晦涩不堪的文字，相反，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触及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米尔斯(C. Wright Mills)据此提出，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平庸作品实为缺少一种心智品质，“人们一般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确定他们所受的困扰……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它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他们需要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2-3页。，而“具备这种心智品质就能够在宏观理论的不同层次以及微观经验材料之间进行有条不紊的穿梭，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与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并由此实现社会科学的公共任务与政治使命。”[注]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清华社会学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期。
健全食品检验检测的准入机制。从现实的角度分析，食品准入管理机制是食品入市的最后一道关卡，该项机制的完善与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食品检验检测的成效，因此，相关的食品检验检测管理部门必须要与法律部门合作，制定出一套完善的食品检验检测准入标准，约束不法入市行为。与此同时，相关的管理部门还要调节产品流入的进程，加强市场流入的约束力，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食品安全检查机构的综合能力，从源头确保食品安全，让人人放心，安心购买食品[2]。
事实上，米尔斯所言的心智品质归根结蒂是个人如何理解“自我”和大的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重温米尔斯的心智品质，对人类学者进一步激发“人类学的想象力”助益颇深。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学总是被责备在一时一地的小圈子中无法自拔——沉浸在亲属关系或神话研究中的人类学家，仿佛与现实社会处在两个不同的时空维度。尽管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偏颇，但其中流露出的不满情绪依旧引起了人类学者的警惕。
回到人类学的经典命题上，通俗而言，人类学的民族志叙述是将一个异域、未知的族群完整、清晰地呈现到本族群面前的过程。尤其在将中国人类学和西方人类学比较时，王铭铭教授指出，西方人类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存在着一个“想象的过程”——“它想象一个世界，然后再想象人类学者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注]徐杰舜、王铭铭：《我想象中的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事实上，对人类学研究的教条式理解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那一次大讨论中，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论断，至少从田野调查的领域和实践形式上，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看法——而今的人类学学科的广度和深度已经大大超越了早期阶段——还是得到了部分的证实。[注]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46-251页。所以，即便在科技形式不断变异的今天，“人类学的想象力”之精髓依旧内嵌于学科基石当中。全球化时代，人类学的想象力首先应着眼于能否提升个体对宏观事物的理解，能否明晰自我处境之于整体的判断，以及能否给予多维历史现象从微观到宏观的建构过程。
二战后期，以历史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为代表的理论流派逐步占据主流，其间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为人类学后现代研究范式的转换奠定了基础。[注]马建福：《甜蜜与权力：文思理以糖为背景的人类学解读》，《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这一转换将人类学的视野拉回到思维的层面、文明的层面、世界的层面，它的思考继续实践了“人类学对微观的、日常化的、熟悉的以及通常是具体事物的理解”，同时“也发掘了这些平凡事物在宏大历史中的位置，赋予了这些事物以格外的意味，使宏大历史本身得到更好的理解”。[注]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朱健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
按照实验方法测定3个V-4Cr-4Ti合金样品中Al、As、Co、Cu、Fe、Mg、Mn、Ni、P、K、Na，然后分别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的测定结果进行对照，结果见表5。
二、人类学想象力的思维训练
前殖民主义时期，人类学异域探索的表面动机是为西方国家提供殖民地文化和风俗的系统性报告。在全球范围内看，承认上述动机意味着科学人类学同西方中心主义种种行为的划界。尽管人类学在初创时期，其所秉持的思想或者说被掩盖的倾向是不能被严格区分开的，只不过在人类学者深入田野的岁月里，仍旧发现和总结出一套关于人类本体和知识的理论框架。
例：不考虑矩阵元素稀疏性时，分别用LDU三角分解法、因子表法和本方法按“前代”和“前代+回代”过程，对IEEE-30、-57、-118节点系统的复数导纳矩阵Y求取其复数Z阵。其中，LDU三角分解法、因子表法求取Z阵时均按传统方式[1,4]，即不考虑单位矩阵E元素结构的特点；而本方法求取Z阵时，则考虑E阵元素结构的特点[17]。由于不考虑元素的稀疏性，因此也未应用本方法提出的、以按列方式对F阵进行前代的算法。计算程序采用C++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为Visual C++，计算时间比较如表1所示。
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想象领域的任意驰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思维层面的大门。跟随列氏的脚步遍寻人类知识和思想的足迹，既像一场精神的狂放旅行，也像一次小心翼翼的狩猎。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在列氏的望远镜里变得更加与众不同，狩猎的新奇感是猎物不再默不作声反而都在争相发言。如果说达尔文在远洋货轮中的所见所闻开启了一个进化论的时代，那么列氏“忧郁的热带”之旅则让读者发现了人类学无限想象力的王国。有时候，我们很难按照作者的逻辑去看待那些千奇百怪的现象，在智识上我们需要一个方法的训练，也即对人类学想象力的训练。如此一来，即便那些不具备专业素养的普同大众，其视野依旧可以跟随列维·斯特劳斯的思维大大扩展一番，它指导的是对历史现象的深层次理解，以及具备这种理解力的思维方式和想象范式。
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国族中心主义的破坏性既作用于其实施者，也严重导致了文明范畴在观念上的破裂。另一个例证是：17、18世纪开始的欧洲殖民主义本质上也属于对文明概念的非法阐释，当然其中不乏国族主义作祟。然而，世界大战和殖民主义的结束，已经表明了“以世界唯一化”为目的的失败，所以在想象的层面重新理解文明概念，它的关键点在于辐射和影响，而非同化和征服。可悲的是，全球史并不是一本被美化的教科书，而是一部人类战争和反抗的血泪史。譬如，拉丁美洲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斗争和独立运动，一方面融入了欧罗巴世界主导的文明进程，另一方面也遭遇了惨烈的奴役和屠杀。从结果看，拉美土著文化——那些根植于这片热土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和生活世界——已经损失殆尽。
列氏所推进的理论道路，尝试突破单线的进化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其他带有放射状或离散形态的理论话语。从理论脉络的梳理上看，列维·斯特劳斯所做的工作十分具有开创性，尽管被诟病的理论缺陷依旧存在，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大师而言——也仅以人类个体存在着——已经跨过了漫长的蒙昧阶段。[注]佘碧平：《“结构”谜思：从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到布尔迪厄》，《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①搬提法:病人俯卧,双臂屈曲放于头部两侧。医者一手拇指指腹向对侧按压偏歪的棘突,余四指放于对侧腰部,虎口朝足部方向,嘱患者四肢放松,另一手提对侧膝上部使髋充分后伸,然后用力向患侧斜搬(此时脊柱腰部过伸且旋转)同时按棘突之拇指向对侧顶推,可闻“咔咔”声响或觉棘突移动感,表示患处腰肌松解,后关节复位。
另一位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对待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第12页。，即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极为欣赏博厄斯的这一观点，并报之以很大的期待，但他最后并没有在博厄斯那里得偿所愿，而以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为代表的后学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则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向。基于博厄斯未竟的方法尝试，马林诺夫斯基等直接断臂以求全，“索性放弃了‘理解历史’，转而依据文化研究对当今文化的构成成份之间的关系进行共时性分析”，但是，“即使是对某一独特文化分析的再透彻不过——包括描写他的各种建制及其功能性关系，以及研究个人与文化之间彼此作用的动态过程，但对最终导致当今形式的历史发展不甚了了”[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第12页。。列氏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对导致今天看似自在事物如何产生的历史依然显得无从所知。
诚然，列氏的论述会使人陷入一种对事物抽象性、同一性无法理解的迷茫，“若推至极端，便会导致一种名副其实的历史不可知论”[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第11页。。然而实质上，有关人类起源和世界历史的想象，人类学相比其他学科可谓占尽先机，因为深入的田野调查比纯粹的理论探讨更能发现细微的不易被察觉的影响因子。不过，向类似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借力，并不一定有助于人类学开展历史研究的工作。所谓人类学的想象，并非是由甲物到乙物的强制关联，而是从在场(the present)到不在场(the absent)的思维跨越。历史不可知论本身因其自在逻辑的矛盾而出现混乱，列氏在这一点上的清醒认识的确展示了其反常规的思维模式。
在人类发展史上，进化论学派和传播论学派曾盛极一时，列氏的讨论也是从这两个学派的主题思想入手。进化论学派试图通过一些残存的遗迹，来建构某种虚拟模型，并认为这些遗迹残留的群体或文化类型是从该虚拟模型不断进化和派生出来的。其依据显然是生物进化论或遗传生物学。[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传播论学派则是在现存事物中找寻一个力量极为强大的区域或形式，竭力搜索周遭的社会文化形态，并将后来的社会形态追溯为是前者扩散传播的结果。[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第8页。列氏的眼光敏锐洞察到进化论学派和传播学派的纰缪，他首先援引了泰勒的例子——非常具备类比性质的启发，旨在避免想象的误区——“弓箭是一个类别，弄扁婴儿头骨的习俗是一个类别，十进位制是一个类别，然后对于这些事物的地理分布及其在各个地区之间的传播，像自然博物学家研究动植物物种的地理分布那样进行研究”[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第6页。。列氏解释道，现代单趾马确实是古代三趾马的后裔，但是一柄斧头却生不出另一柄斧头，换言之，每一个社会事物都是表象系统的产物，我们不能将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或形制一样的东西归结为同一类事物。
当在理路上具备了列维·斯特劳斯那般想象的逻辑跨越性，我们在理解特定历史现象时便拥有了思维上强大的武器。近年来，王铭铭教授对人类学和文明的关系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他认为，“文明是一种‘超社会体系’，是超越了一般民族志和社会学通常圈定的社会共同体界限的人文空间。这一人文空间有着向四周扩展的实力，却未以世界唯一化为目的”[注]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前言》，《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以此为立论，王铭铭教授批判了国族主义对文明论的解构。从大的历史范围来看，以欧洲诸国为例，从希腊城邦时代起初步形成欧罗巴传统的大陆文明，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尽管存在战争和内斗，但其共有的欧陆性格显然区别于其他大陆文明。19世纪后期国族主义观念的上升，逐渐使欧洲诸国忽视了这些纽带的联系，而开始一味强调自身的差异性及建立在此之上的优越性，这一过程随后导致了波及全球的国族火并局面。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处的时代，社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政治纷争和军事较量打破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结，理解世界历史仿佛成为了一个不可企及的话题。种族和种族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孰优孰劣的纷争，使人类历史一度偏倚了理性发展的正轨。作为人类学、哲学领域的大家，列氏希冀从思维和智识层面打破蔓延已久的“虚无主义”，拯救那些受伤、堕落的灵魂，而列氏在思维层面对全人类历史实践的抽象应该被视为早期人类学想象力训练的重要尝试。
三、文明框架下想象“甜与死亡”
同样的论述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也有涉及，“神话思想的特征是，它借助一套参差不齐的元素表列来表达自己，这套元素表列即使包罗广泛也是有机的。然而不管面对着什么任务，它都必须使用这套元素(或成分)，因为它没有任何其它可供支配的东西。所以神话思想就是一种理智的‘修补术’——它说明了人们可以在两个平面之间观察到那种关系”[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2-23页。。纷繁复杂难以捋出头绪的神话故事，并非全部凭空而造——在遵循的创作法则层面，它们有一致的默契；在意义纾解层面，都是意向表达所指。
用料：财神蚝油 100 g，李锦记精选生抽250 g，白砂糖、芝麻油各10 g，鸡粉25 g，白胡椒粉、沙姜粉、花雕酒、李锦记豆瓣酱各50 g，湿淀粉20 g。
因此，人类学对特定社区的研究，势必要以更大范围的想象意识来俯瞰该社区，进而回归到文明交流的层面，抑或说在“变异”的社会体系中找寻关联以及发现规律。西敏司(Sidney Mintz)关于“糖与权力”的研究被视为同时代的经典作品。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西敏司首先追溯了糖的历史及其社会性诞生的过程，并将这一曾经在欧洲被视为贵族专用的食品放到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框架中，从中揭示权力体系的形成和建构过程。这一小小的带有甜蜜味觉的蔗糖产物，将拉丁美洲糖业生产整个纳入到了欧洲文明的喜好中，那些远在古巴种植园的甘蔗林被欧洲人餐桌上的汤匙所搅动，市场的波动和劳动人民的汗水从而紧密相联。可以说，这样的现实和想象不曾被多数人关注，西敏司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济和劳动交易中，发现了“人”与“物”的关系，重新发掘了人类自身的历史。
同样在拉丁美洲这片土地上，还发生着饥荒流行的现象，并导致着人性的变异。美国人类学家谢佩尔·休斯(Scheper Hughes)在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省Zona de Mata小镇的民族志研究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上世纪60年代，休斯作为和平队的一员参与巴西当地的健康救助工作。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三个同母异父的年轻女孩，之后对她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包括这些女孩同贫穷作斗争的经历，她们所遭遇的社会歧视、饥饿，及其生育的孩子从生病直至死亡的过程。其中，激发休斯进行长达20年研究的，是她在巴西基督教堂目睹的难忘一幕：新生婴儿成批夭折，而亲生母亲似乎无动于衷。[注]Nancy Scheper Hughes，DeathwithoutWeeping——TheViolenceofEverydayLifeinBrazil，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是对患者体中的有异常细胞或者肿瘤通过放疗、化疗的方式进行清除，然后给患者的身体中移入自体或者异体的造血干细胞，从而给患者重新构建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但是，因为这类疾病需要较长的治疗时间，并且在化疗和放疗期间药物的副作用以及手术以后免疫制剂的长期服用，给患者的心理以及患者家属的心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且也具有沉重的经济负担[1] 。因此，为了减轻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负担，提高治疗效果和恢复效果，要将健康教育应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及家属心理护理中。为此，选取我院收治的80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对其实施不同护理模式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并做出以下总结。
在《没有哭泣的死亡》一书中，谢佩尔·休斯主要阐发了对于母爱普世性的人类学反思这一主题。具体而言，在传统的亲属关系当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婚姻和生育是家庭结构中最为紧密的一环，然而，当面临严重的饥饿、贫苦和疾病等艰难境况时，母婴之间的天然情节是否依旧保持着惯常的形态？休斯的亲身经历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由暴力主导的社会，在食不果腹和贫病交加面前，母亲对亲生子女生死的无动于衷。
根据危险源辨识结果来确定管理对象、管理负责人、监管负责人，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合理的管理标准、管理程序和监管等级，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危险源采取合适的监测、预警、控制手段.
按照西敏司的思路，巴西母亲对子女的冷漠的外界因素应归为饥荒带来的影响，而饥荒爆发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根源——这里就再次需要我们用人类学的想象力去厘清问题。在更加广泛的维度上，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贫困和权力的论述更具解释力。在全球范围内，经济一体化已经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系到一个共同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中。导致某些区域或国家发生大范围饥荒的原因，并非是粮食生产的不足或者预防措施不到位，相反，当某些地域饥荒初现苗头时，政府并不会迅速地采取措施干预，因为发达国家为了维护粮食交易体系的稳定和利润的持续，会有意地减少粮食生产，并迫使其他国家遵循所谓的公平交易准则。[注]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这些不平等的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以至于当饥荒流行时，贫民的健康和心理遭受了无可修复的创伤，带来了“麻木母亲”引致的对人类本性的震撼质疑。本质上而言，经济不公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不公。
以上述案例为代表，西敏司、休斯和森的研究使人类学摆脱了孤芳自赏的阶段，人类学正以公共伦理的姿态走向社会科学的前沿。20世纪文明的交融不再是点状的碰撞和初次谋面[注]赵旭东：《人类学与文明互动的三种形态》，《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全球化的裹挟已经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凝聚在一个事实上的“超社会体系”当中，不具备此种从宏观形态到微观形态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人类学便难以在大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施展拳脚并撰写出令人满意的民族志。
实验教学是应用型高校培养合格高等技术人才的必由之路。知识来源于实践，能力来自于实践，加强实验教学，一方面可以帮助和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突出理论知识的应用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从实验和理论的对比中找到差距，加深理解，分析问题。图1所示为实验教学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位置。实验教学要从实验模式、实验手段、实验教材和考核方法等方式进行改革。
四、人类学想象范式下的仪式、传统和空间政治
人类学的想象力不仅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建立起独特的链接通道——这对我们重新理解多维历史现象以及定位自身至关重要，同时人类学的想象力还深刻地嵌入到现象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由于惯常思维的束缚或所谓的“习以为常之弊”，那些借时间、传统或权力名义承替下来的现象往往不被局中人所知。发挥人类学的想象力，能够揭开重塑现象生活历史的面纱。
在现象生活中，仪式、空间，当然也包括器物，俱是人类学想象力得以形成的重要渠道。建筑艺术上的政治布道和剧场国家庞大复杂的仪式一样，都是规制想象力范围和方向的措施。而当这些仪式、空间和器物被不断模仿、复制与扮演，就会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传统，从而获得合法性基础。在世界历史演变的长河中，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期间，很容易陷入到彼时彼地的情景当中，其中较难摆脱或易迷惑研究者的则是“被发明出来的传统”。
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指出，“‘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注]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因而，如果说传统事物或仪式的魅力在于铭记历史并且赋予当下行为合法性，那么基于传统缔造者最初的考虑或其内隐的意图，则是进一步约束和规定后来者想象的范围和方向。霍布斯鲍姆认为，19世纪英国重建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采取和在二次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厅时同样的基建图，便是出于同样的考量。具备历史意义的建筑风格或者规制必然蕴含着继承者对历史的缅怀和对未来走向的判断，作为想象主体的民众虽然具备了想象的自由和能力，但是不断重复的空间符号仍旧束缚了后者想象的空间。广义上说，确实如此，因为无论政治统治者还是小范围内的社群领导者无外乎都希望后继者秉持自己的理念并长久地沿袭下去。
同理，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程同准”便迅速推向中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书同文”规范了文字，“车同轨”固定了轴距，“程同准”统一了度量衡。[注]吴琦幸：《“车同轨”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这一系列措施在表面上呈现各种军事和统治功用时，在思想上的统一亦不应忽视。某种程度上，秦始皇的举措并不甚于安德森意义上印刷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共时性”效应[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35页。，至少在帝国之初，在距今如此遥远的两千年前，它已经首次让想象的范围扩大到彼时世所难及的广袤土地上。与此同效，法国大革命期间对路易十六的公开处决，让所有民众脑海中构想了一副多米诺骨牌效应般崩塌的王朝——皇权帝国在国王断头的一刻就被在意识层面宣布了终结。
想象与极权同辉，却也容易造就“乌合之众”般能够左右群体想象的力量，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自二战结束至今，那些具备想象煽动力的极权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想象从此可以自由地驰骋，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全球化浪潮正以一种新形式塑造着“想象的共同体”。其中，咖啡的西传和麦当劳的东进迅速传播着美国式的西方文化体系。詹姆斯·华生、闫云翔、大贯惠美子等在《金拱向东》(GoldenArchesEast:McDonald’sinEastAsia)一书中指出，麦当劳在东亚社会急剧增长的消费量，除了迎合大众对于快餐消费的需求，更多的是在满足东亚民众对美国式文化的向往和体验愿望。消费者坐在麦当劳宽敞舒适的餐厅，会让他感到身处“文明”的环境当中。[注]詹姆斯·华生：《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祝鹏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5页。而咖啡从埃塞俄比亚远播，并得到包括欧美社会各个阶层的喜爱，致使饮用和谈论咖啡成为了西式民主体制的象征。
统而言之，当极权体制成为历史的时候，借助科技、信息和经济的传播力量，一系列新生事物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等固有边界激发着民众的空间想象力。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东方社会的崛起，或者拉美经济走出低谷，那些可以预见的崭新媒介形式在无形中塑造起更大的文化体系。当一些文化体系消失的时候，另一些必然会趁势生长出来。甚至近年来广泛使用的“命运共同体”一词或可以成为更大联系体内的共识。所以，人类学的想象力并非天马行空，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时刻嵌入到不可逆的社会历史的潮流中。
另一方面，近年来颇为被学界关注的西方对东方概念的确立，恰恰也隐含着人类学想象的空间政治。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绝对优势的基础上，西方殖民国家不断动用各种话语渲染手段，诸如游记、文学、杂志、拍卖、展演等，塑造起相对于西方的东方概念，相对于先进的落后方式，相对于文明的野蛮论调。[注]李军：《文化霸权·知识分子·文学——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这种意象的产生，本身即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想象异化的结果。先于萨义德之前，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野心，该理论的核心论点在于，暴力已经逐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中居于次要地位，而采用各种实体或虚拟方式进行宣传，成为统治者进一步攫取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选择。萨义德则进一步指出，虚拟东方的意象是地理想象的产物，而该产物之所以有市场，正是因为迎合了西方话语霸权建构的需要。
《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中的殖民主义叙事，揭示了传统殖民主义活动的新模式与新形式。[注]戴从容：《从<东方主义>到<文化与帝国主义>——萨伊德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尽管本身是在选择一个参照物以观照自己，但这一想象过程却并非那么简单：西方选取东方作为参照物是以国家或区域为地理尺度的；东方是构想出来的虚拟的东方，与地理意义上的东方有明显的不同，这里的东方倾向于强调其政治意义；东方与西方的地位不平等，西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掌握对东方的绝对优势；东方是在欧美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完全对立于西方的存在。[注]安宁、朱竑：《他者、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人文地理》2013年第1期。因此，无论多么诗意化的描绘和希冀，尤其当西方人物化身英雄拯救混乱的东方民众时，在这想象的面具之下，时刻怀着殖民者的暴力情结，只不过这种暴力叙事在西方民众眼里成为了浪漫主义的化身。
其实，在本文有限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建筑空间、仪式、朝圣、器物还是帝国、王朝，东方之于西方，他们作用于想象的方式都是通过象征机制发挥作用，象征背后代表的是一整套并不以真实形式存在的空间社会，而象征机制的塑造者正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将最终的想象画面转移到自己所希望的方向上来。想象和象征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象征包含有一部分社会性的要素，因为象征符号是因人的认知而使其存在兼具价值；想象在规律性象征的引导下亦并非不知变通，相反想象始终是人脑中最为活跃、发散性最强大的思维密码所在。在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情景中，它可以迸发出奇异的火花，或者在某个节点上，同过去或未来的某个时刻联系起来，催生新一轮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五、结语
当下，人类学的想象力作为一种工具、进路，能够历史地反思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之路的阶段抉择。在鸦片战争以前，帝制时代的天下观是建立在“九州”“五服”之上的传统世界想象方式。[注]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8-101页。但随着19世纪西方殖民者的野蛮叩门，知识分子在坚船利炮面前意识到了“九州”发展的不均衡性，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开始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戊戌变法的落败标志着这一带有想象移植色彩的尝试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传统的天下共同体逐渐瓦解。[注]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9-85页。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以及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都是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应对中国从“天下观”向“世界观”转变的现实困境。人类学者项飙曾指出，“在国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单位之前，以自我为中心、由内而外、无限延伸的空间想象可能是相对普遍的”[注]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所以从根本上来讲，知识分子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和自我的想象，处理的是一对由内而外的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问题。自我对象化使自身成为被批评和改造的对象，世界外在化则将世界视为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载体，然而，一种平等的、合理的世界观中却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稳定的、超越地方和主宰地方的世界规律和世界理论”[注]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第32页。。因此，关心多变、具体的他者，使固化的观念在想象中得到稳定的纾解，成为当下知识分子影响民众公共生活的可选路径之一。
在全球化层面，作为重要知识生产工具的民族志，也正在不断突破旧的知识生产格局。其中，作为范式、理念的人类学的想象力，在处理地方性和全球化的知识建构的冲突上也颇有助益。在以往，欧美学术界基于旧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掌握着学术研究中的结构性霸权。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国家，其自主意识正不断强化，一方面科学工作者不断独立开展本国项目研究，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降临，也使跨时空交流成为可能。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各领域研究主体之间的交互性不断增长——亚洲研究非洲，非洲研究亚洲，亚非学者和欧美学者开展对话等。但在具体的地方情境中，全球化对地方的冲击却也一改昔日的权力支配手段，以全面细微的方式侵入到地方社会结构中——“它通过地方的微观政治来进行，但又并不为微观政治所包含”[注]阿南·甘加纳潘、龚浩群：《亚洲全球化与泰国人类学——来自乡土东南亚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地方性和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诸多学科中有不同的探索维度，尽管人类学在诸如生计活动、乡村政治等领域建树颇多，但是复杂缓慢的社会文化进程仍被认为是尚未完全解释的领域。
因此，通过“人类学的想象力”，我们要突破近代以来的“天下观”以观天下，除了对第一手资料的关怀以外我们将无路可寻。那些前后跨越几个十年的经典著作，存在着学者们共同的看法和研究范式。经济一体化、信息科技化、传播平面化、文化大众化，所有这些都迫使着人类学的想象力塑造与理解新的维度。当下，中国学人也不断走出国门，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并同欧美学者、拉美学者、非洲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互动。[注]龚浩群：《全球知识生产的新图景与新路径：以推动“亚洲研究在非洲”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正是这些群体间的广泛互动，使曾经看似遥远和不可理解的事物变得稀松平常，而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小范围变迁，却如“蝴蝶效应”般牵动着万里之外的生产和消费。
以人类学的想象力重新理解历史，必然会解构惯常的历史叙事脉络，然而时代呼唤民众具备这样的智识水平，旧的权力支配体系势必要面临瓦解，正如克利福德所提倡的更加具有解放意义的全球观念——他呼吁人类学研究从西方的话语权力支配体系中解放出来，非西方的人类学家可以去西方社会进行研究，想象也要超越国界、民族、种族，推动不同国族和社群建立起全球意识和“命运共同体”观念。当每个人都不再是一无所知或孤零零的个体时，那么所有人就可以一起协商文化的意义，共享文明的成果。
官方正式互动往往需要反复论证斟酌，耗费时间较长，相关定量分析显示，政府回应性的提升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增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24] 官方正式互动的效率需要新媒体平台的即时互动强化。 即时互动能够充分发挥新媒体回应及时、交互性强等优势，政府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组建一支高素质的人员队伍，代表官方与网民进行实时互动，解答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探知民众心态，展开有效的新媒体平台的舆情监测工作，并将信息及时向上级反映，以便及时有效地控制虚假信息的传播，进而保障政府公信力的稳定。
MoldingIdeas:ReexaminingMulti-dimensionalHistoricalPhenomenonwithAnthropologicalImagination
XU Zhongbo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classics, the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runs through the ethnographic field research and nar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should focus on whether it can enhance the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macroscopic things, whether it can clarify the position of the self in the whole, and whether it can construct the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phenomenon from micro to macro. In the early intellectual research of anthropologists, Levi-Strauss reproduces the original training program of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with his abstract theory of human practice. In this sens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que of “sweetness and death” by Sidney Mintz and Scheper Hughes embodies the constructive effectiveness of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Returning to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he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can still reinterpret and describe the usual phenomena, including rituals, traditions, spaces and other forms of power imagery. Therefore, reexamining and observing national history and 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 through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is precisely to enable people to have a deeper mental quality and to create a more liberating global concept, so that everyone can negotiat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share the fruits of civilization together.
KeyWords： 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 thinking training;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 space politics; understanding history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创新性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201505990282)。
作者简介：许中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30)
责任编辑：陈沛照
标签：人类学论文; 斯特劳斯论文; 想象力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性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留学基金"; 创新性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201505990282)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