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摘要：郭沫若既博古通今又兼顾中西，他审视中国历史的同时了兼顾了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关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予以了历史美学的阐释。他以历史学的考据和文献学的校注为特点，使其在古文字研究中的历史审美观自成气象。郭沫若思想中关于美学的思想对于中国美学特别是历史美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探讨郭沫若的历史审美观有着一定的学术研究意义。本文从古文字的文献作用与审美作用、兼具断代作用和审美作用的文字和纹饰、郭沫若美学研究特征的历史意义这几方面探索郭沫若古文字研究中的历史审美观。
关键词：郭沫若古文字研究历史审美观青铜器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郭沫若古文字研究中的历史审美观”（项目编号：GY2014B09）成果之一。
文字特别是古文字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基本工具。但是由于时代变迁等原因，如果不经过必要的训诂考证，深入研究并解读古文字和古器物，文字语言的真正含义和相关年代的历史事实很难被后人直接正确理解。郭沫若对古代文字和器物的考证是抱着“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郭沫若：《海涛集·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的态度，体现了其古文字研究的出发点，这对于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历史审美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近代之前对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的考释，如郭沫若所说：“中国学者，特别是研究古文字一流的人物，素少科学的教养，所以对此绝好的史料，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在反对旧有古文字研究弊端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认定古物学的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郭沫若：《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序说一卜辞出土之历史》，《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郭沫若的考证既是研究古代社会政治和道德制度的历史文献，又是解读后人审美鉴赏的对象，为后人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古文字器物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从这个视角审视郭沫若关于古代文字纹饰、文献名物、具体器物和典章制度的历史考据，才能了解这个研究过程的美学意义与郭沫若的历史审美观。[参见魏红珊：《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一、古文字的文献作用与审美作用
研究中国古代的艺术史和美学，郭沫若认为第一步识字，这是一切研究古代文化的基础。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与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关系密切，在文字考释方面提出诸多新的观点。郭沫若并不满足于对甲骨文考释多有方法创新和收获的阶段，而是继续深入探索甲骨文的研究。他指出：卜辞研究是新兴的一种学问，它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目今有好些新史学家爱引用卜辞，而却没有追踪它的整个研究过程，故往往把错误了的仍然沿用，或甚至援引错误的旧说以攻击改正的新说，那是绝对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郭沫若修正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成果集中体现在《卜辞通纂》之中。此后的《殷契粹编》是完整可用的史料，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郭沫若澄清了诸多历史疑难问题，丰富了历史研究资料的同时也扩大了后人的审美视野。他把审美评价与历史判断相结合，艺术评鉴通过古文字的研究与历史阐释进行了深度结合。
郭沫若艺术批评作品，多是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予以审美评价的判断或深入发展，即通过文字训诂和实物考证阐释自己历史性的审美观，对古文字器物的审美既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间环境中，又结合后世研究的真实水平和时间事件因素予以接受性的阐释，体现了郭沫若历史审美观的时间因素与时间因素并重基础上的文化审美思想。历史与艺术，虽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不完成相同，但是在研究对象上既有大量的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诸多相互借用，这都体现了历史与艺术密切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张荫麟曾非常明确地提出史学应该是科学与艺术二者兼之的研究学问。他认为，“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只有科学的搜集与整理”，“虽极精简，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因为“感情、生命、神彩，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他提出“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正确完备之资料，忠实之艺术的表现。”[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未来》，《学衡》，第62期，1928年。]郭沫若认为“美术活动是人类精神企图征服自然并改进生活的最显著的一面，也就是人类文化的最显著的一面。”[郭沫若：《中国美术的展望》，《沫若文集》，第10卷，第3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在关注人的活动和体现人群体文化或个体个性方面，历史学特别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研究具有一致性的选材特点和研究视角。研究艺术特别是艺术史和美学思想史，文字训诂、文献考据、器物研究等历史研究既是必要的前提也与艺术史的研究存在部分重叠。古文字和古器物在被研究的同时也是后人审美鉴赏的重要对象。
二、兼具断代作用和审美作用的文字和纹饰
郭沫若翻译了德国学者米海里斯著作《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之后，对于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科学方法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郭沫若认为：首先，古器物的研究如果在文献记载无法找到相关证据，可以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与能够确定历史信息的器物进行类比，以便于确定所研究古器物时代和文化属性。其次，将已经研究清楚的古器物予以重新分类，从而确立新的器物分类体系。第三，利用具体器物的铭文、纹饰、形制进行器物的归类，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具体辨识，这样就既可以明确古器物的年代，又能够对辨别古器物的真伪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年代信息明确的古代器物群和文字群、纹饰群，都是确定标准器、标准文字、标准纹饰的标准资料。郭沫若将青铜器的研究放置在美术的视野下予以观照，他将确知年代的标准器与未确定年代的器物在铭文、纹饰、形制等多方面都进行对照，结合文献的梳理、文字的训诂考订、纹饰的比较分析、形制的分析综合，重构类型分类体系，梳理年代系统，从而形成新的见解。
郭沫若通过对青铜器具体器物的研究，梳理青铜器发展的规律和断代的依据，通过对青铜器铭文的考释研究先秦社会。郭沫若发现了“此等古器”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那所记录的当时社会的史实”。它们“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也还没有甚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可以单刀直入地便看完一个社会的真相。”[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郭沫若从1929年始至1933年底，系统研究青铜器铭文，建立了两周青铜彝器的断代体系。他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古代铭刻汇考》等著作，标志着中国青铜器时代源流研究的新阶段。郭沫若的研究可以说是通过运用“审美意识”推进了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郭沫若1930年致容庚的信中谈到，“余意花纹形式之研究最为切要，近世考古学即注意于此。如在铜器时代以前之新旧石器时代之古物，即由形式或花纹以定其时期。……如将时代性已定之器作为标准，就其器之花纹形式比汇而系统之，以按其余之时代不明者，余意必大有创获也。”[《郭沫若书信集》（上），第321-3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从文字体系和“花纹图案”看时代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这是郭沫若美学史观中极有价值的创见，也是在历史研究中行之有效研究角度。
郭沫若通过青铜器铭文的分析，与甲骨卜辞文例互证，提出“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4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进而推断出其它图形文字也应是国族名号，吻合文献记载商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景。他断定“准诸一般社会进展之公例，即我国自来器物款识之性质，凡图形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原始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之文化，而已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4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揭示了图形文字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郭沫若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系统分析考证了不同年代的代表性青铜器的铭文，并按照时间顺序予以梳理，构建了标准器体系。
《“毛公鼎”之年代》作为郭沫若的代表作之一，是他通过运用近代考古学科学方法对古器物的形制、铭文、纹饰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著名范例。也是其结合具体的器物纹饰图案的艺术特征来把握不同时期文化和审美风格变化，并按照审美风格变化划分美学发展阶段的典范。从器物的纹饰图案研究，将文字与纹饰并重，并且通过确立标准梳理时代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美学的研究而言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郭沫若从数千件传世青铜器中选择了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金文辞251器进行了系统整理，根据南北二系的文化审美特征概括两周青铜器铭文演变发展的轨迹。他的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改变了过去“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研究传统，梳理了两周青铜器铭文的历史系统、地域分布和演变轨迹，建立了研究两周青铜器铭文的学术体系。郭沫若以青铜器的形制、文字、纹饰推断具体器物所在的历史年代，以历史年代所特有的审美观念来研究历史及其相关的文化史和社会史，构建了美学史早期发展的理论体系和物质基础。如同克罗齐所言:“对于艺术的真正历史解释和真正美学解释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乔万尼·戈拉西：《<诗与文学>导论》英文版，第X1i页；张敏：《克罗齐美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46页，2002年。]
郭沫若从青铜器的形制、铭文、纹饰等多方面梳理，概括了中国青铜器发展演变的脉络，提出中国青铜器时代“四个时期”的观点：滥觞期，大概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王至穆王的时代；开放期，周恭王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1945年，在《青铜器时代》一文中，郭沫若通过对器物的考究、花纹的样式和文字的风格对分期进行了一次调整，将滥觞期和勃古期合并，将各期的名称作了改动，增加了衰落期。调整后四期：鼎盛期，殷商和周代文王至穆王时期；颓败期，周恭王时代至春秋中叶；中兴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衰落期，战国末叶以后。春秋战国，商周青铜器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特性独立地发展起来。青铜器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增强“服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形制与纹饰的变化，追求了艺术审美的发展。郭沫若后又将四期说的时间进一步细化。四期说生动描述了青铜时代历史的历程和青铜艺术美的历程。郭沫若从时代的审美意识切入，对商周青铜器审美特征的研究，既有史学分期意义，又有美学风格的分期意义。
三、郭沫若美学研究特征中的历史意义
郭沫若将历史研究与美学阐释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历史判断与美学评价融合的学术系统。郭沫若的美学研究特征具有相互关联的历史意义，他是通过艺术品的个性特征入手研究作品之中所蕴含的美学意味，在视觉分析线条为基础的艺术研究中实现中国美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和典型作品的解读。作品的线条包括铭文和纹饰一切带有时代信息的图像，郭沫若不仅通过对几何图案和抽象纹饰的形式分析把握审美历史的发展形态，还将对文字图形的研究也融合到视觉审美的研究过程中，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郭沫若的审美研究是在社会发展、历史变迁、文化演化的综合背景下审视并梳理审美风格的变化，使郭沫若基于器物分析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史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另一个角度来看，郭沫若历史研究中，对器物和铭文并重的研究也使其方法具有明显的审美判断特点。郭沫若对古代美学现象及其发展的时代性的阐释注重从挖掘文化内涵和揭示时代审美理想的角度予以介入，使其审美判断具有文化现象史与艺术风格史并重的复合式历史意义。
郭沫若的美学史研究和对美学现象的阐释，都是基于实证研究入手，通过从器物中挖掘这些器物所具有的时代印记，分析其时代精神和审美风格，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具体器物的历史信息和审美信息时代梳理和审美风格梳理，构建标准器物和器物相关的形制变化、文字面貌、纹饰风格等诸多信息的时代标准，进而指导器物的断代和鉴别。郭沫若通过历史的具体器物承载揭示其个性的审美理想和其所属时代的审美风格，使其美学评价既具有历史的类型性界定也具有个性化的分析，概而言之，郭沫若的美学研究中是将历史性与审美性结合，使审美判断的历史意义成为主要导向。
结论
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不是独立于器物之外的研究，结合器物本身的形制、铭文、纹饰的变化构建器物自身的审美风格和历史信息的判断。结合多种器物的比较分析，构建时代判断的数据评价标准。器物的研究也不是局限于具体器物时代的判断，结合器物的审美风格分析对当时社会文化予以研究，从而实现器物研究的历史意义。文字研究不再局限于具体文字的判断，也不局限于具体器物铭文的研究，而是从一个时代的角度综合分析古文字在内的诸多文化信息，整体研究的类型性和标准化的判断反过来又促进了古文字的研究。郭沫若古文字研究中的历史审美观既是审美特征的时代判断，又是历史信息的审美梳理，更是通过审美判断和时代信息梳理社会文化发展脉络的综合性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