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时期，延安周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陕北的秧歌文艺建立联系，将其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播体系当中，拓展了思政教育工作的路径，有效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动交流，给我党当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案例。
关键词：抗战；边区；新秧歌运动；思想政治
秧歌是陕北地区人民最为熟悉的民间舞蹈，抗战时期，在党中央的倡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原有的秧歌元素基础上积极创新，极大地丰富了秧歌创作的形式和内容，将时代旋律融合其中，创作出了众多优秀的秧歌舞蹈，在延安以及周边的区县发起了如火如荼的“新秧歌运动”。这种新的艺术创作无论是从表演形式还是从内容解读上，都更加通俗，因为内容创作的素材多来自边区群众生活当中，因此深受边区百姓的喜爱和支持。同时，在“新秧歌运动”当中，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新秧歌这一新的传播介质，深入浅出地在群众中传播开来，其效果尤其明显。通过新秧歌这一“新载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顺畅，教育成果更为显著。
一、对新秧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认知
1941年7月，中宣部在印发的文件《延安及周边各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中阐述说明：“要想将群众工作做好，就要深入到群众生产及生活当中，敏锐地去发现何种方式能够很好地鼓动群众，陕北地区的群众尤其喜欢歌谣和地方戏曲，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加以着手，好好利用。”在延安周边地区，群众最为熟悉的文艺形式便是秧歌，随着新秧歌运动的逐渐开展，越来越多的群众能够直观地明白秧歌形式中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予以充分的认同和肯定。这是因为新秧歌运动中所创作的极大部分剧目，其灵感和素材均来自于群众生活，秧歌表演所呈现的内容即群众真实的生产和生活体验。利用新秧歌与群众进行沟通，深入到群众的精神世界当中，帮助群众打破陈旧观念的牢笼，将他们从封闭落后的思想当中解救出来，让群众在观戏的过程中既能愉悦心情，又能潜移默化地接受新生活方式；破除旧观念和落后价值体系的桎梏，让边区群众实现从“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解放。在边区，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是新的群众时代的到来，1944年春节，周扬在晚会上观看了新秧歌的表演，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发表于《解放日报》，文中写道：“在春节欢庆气氛笼罩下的延安，秧歌把这个传统的节日装扮成了老百姓的艺术节日，闹秧歌闹得火热。”秧歌的表现内容也打破了陈旧的方式，“以前的秧歌内容很少见了，都是新创作的秧歌内容，将边区的生活融入到秧歌创作当中，老百姓通过秧歌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战斗内容和生产情景，这种新艺术很好地诠释了‘劳动’这个新主题”。当时在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撰文写道：“无论市镇乡民还是乡村百姓，都对新秧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新秧歌已经成为各种政策宣传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一直主张倡导要尽可能地多组织成立一些秧歌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秧歌艺术表演当中，要多找一些会扭秧歌的人。[1]美国作家冈瑟·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倡导给出准确的解读：“这一时期，延安人都认为秧歌是多样化的群众运动方式，参与到秧歌队中就可以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和义务，可以为边区教育、卫生文明等新民主主义的目标现实一起努力贡献自身力量”。1944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重要讲话，其中对秧歌做了重点探讨：“我们看秧歌看的多了腻了，但是我们延安的老乡们觉得很新鲜，是看不够的，我听说新编排的秧歌剧目，在一个地方要求重演的不下三次。所以，我们可以要求各地方对这个秧歌队要多重视一下，一个满足不了就搞他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内容也要好好搞，新的内容是有生命力的。”随后，毛泽东在延安大学新生的迎新典礼上嘱咐延安大学的学生们不能读死书，要在文化上多接纳，要学会戏曲表演，扭秧歌。
陕北地区的群众一直都认为自己最为熟悉和认同的秧歌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了价值更高的文艺形式，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对于秧歌在鼓动群众工作方面也表现出了积极配合和接纳的倾向。我党在开展新秧歌运动的过程中，将思政教育教化功能积极发挥出来，在愉悦群众身心的同时，又很好地将群众教育工作融入其中。
二、新秧歌承载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一）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或者途径在群众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让陕北地区的百姓认识更多的汉字，提高自身文化水平。陕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文盲数量众多。1939年第一届政府工作总结会议中，边区主席林伯渠报告表示：“陕北边区文化落后状况极为严重，一般的县份，于一百人中找不到一个有文化甚至能识文断字的人，即使可以寻找到，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是寻常的穷人”。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的会议总结：“边区文化落后，不可想象，其匮乏程度从文盲的数量可以明显得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太大就不做工作，我们面对的群众中有99%的文盲，他们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面对如此棘手的现实，消除文盲成为当时思想政治工作中最需要迫切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虽然识字并不是思政工作的内容，但是识字教育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基础。识字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在《列宁全集》中有说明：“政治中不接纳文盲，要想让文盲参与到政治当中，必须要先教会他们识字，不识字，谎话和偏见就不会消除，也助长了蜚短流长，政治也不可能存在”。在新秧歌运动当中，以进行识字教育和消除文盲是一个主要的题材，例如有《夫妻识字你帮我》《识字大擂台》《妇女也要去识字》《读报班》《不识字的闹剧》等。这些秧歌的创作灵感均来自于生产生活当中，表达了没有文化、不识字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产生误解甚至是矛盾，通过汉字的学习，可以消除这些本不应该出现的矛盾和困难，让群众认识到识字的好处，于此同时，通过树立典型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极大提高群众的文化学习积极性。[2]
晚上，苏穆武和老伴倚在床头。苏穆武扒拉手指算着：1 0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六七十万，两人一年就是一百多万呀！苏母说：杰克不是说他父母是种地的吗？咋这么有钱？苏穆武说：那得怎么看了，地主也是种地的。苏母问：那他结婚时候为啥不买房呀？非要住在出租屋里。苏穆武沉吟着：我琢磨着，这小子是不是跟咱婷婷留一手，怕买了房子以后离婚麻烦。苏母急了：那咱婷婷不是吃亏了吗？怎么办呀？苏穆武坚定地：不行！得让那小子跟家里要钱买房！有钱不买房，糊弄丈母娘！
例如：在进行准备活动的时候，老师可以使用称为“呼叫动作”的游戏而不是体操，这样比传统的准备活动更加生动有趣。它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学生参与的激情，从而改善大脑中枢和身体器官的活动水平，提高准备过程的有效性。而体育比赛小游戏在体育热身部分的融入可以改善热身单一化的现状，使学生对体育知识和运动更感兴趣。例如，在教学有关长跑的时候，学生想到1000米、800米等概念，他们就很容易害怕，而且他们的腿会发软。此时，可以使用各种模式快慢跑的组合，快速和慢速跑步以及交替变换的形式，促使学生在生动有趣的游戏中无意识地学习新的运动技能。
宁波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天童庄车辆段与综合基地文体中心屋面采用空间网架结构,整个网架呈中间高四周低的双曲面网架形状（见图1）。屋面采用金属屋面系统，屋面天窗为2条彩带状双曲面玻璃天窗，玻璃采用LOW-E6+12A+6+1.14PVB+6钢化夹角玻璃，采用副框加压块,用自攻钉的方式与骨架连接固定。
（三）生产生活教育。因为社会经济落后的原因，边区群众的健康生活意识淡薄，卫生观念差、迷信巫神祸害百姓、二流子之类横行霸道，妇女在社会中没有地位，备受压迫，缠足、娃娃亲、包办婚姻、童养媳、逼婚、抢婚等陋习盛行。所以边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营造一个和谐的、稳定的边区社会环境。以这一主题创作的秧歌剧目在内容表达上分成两部分，一是直接反映了边区群众的生产实际，比如有《小麦种子》《张英的纺车》《放牛郎》《盐巴》《担货郎》等；二是直接揭露和批判各种社会陋习，倡导人人平等，提倡家庭和睦等新的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剧目，例如反映改造二流子的有《刘小顺的转变》《动员》《二流子的新生活》等；直接揭露迷信危害的剧目有《卜卦》《算命》《神坑》《反巫神》《不信神》等；倡导男女平等的有《新娘子出嫁》《解放童养媳》《放脚》《真正结婚》等。
设立涉农专项转移支付有其历史必要性，在实践中也起到积极作用，促进了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生活水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夯实了基础。但随着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涉农专项转移支付的分散、重复等问题开始凸显，部分项目和资金出现“固化”现象，统筹整合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三、新秧歌运动促进思政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互动
在群众创作新秧歌的运动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志仁集体。从1939年到1944年这5年当中，刘志仁集体所创作的秧歌不仅充分发挥了教育功能，而且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其中有《抗战新阶段》《小放牛新篇》《公粮》《新十绣》《大生产运动》等。[4]这些新秧歌剧目的创作不仅描绘了陕北地区的发展形势、人民生活的现状和进步，也更深刻地表现出了党的政策可以有效推行，说明刘志仁集体在这个过程中对边区的政策有很好的学习和领悟，他们在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同时也在运用新秧歌的手段来教育他人，新秧歌作为党在边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有效载体所体现的教育效果在剧目创作的这一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一）秧歌创作中的互动。在新秧歌剧目的创作过程中，创作群众分别作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实现交互，特别是在群众自编自演的秧歌剧目中展现得更为明显。自我创作是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创作者和群众的关系是不固定的。创作者和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和方针，也就有了创作的大纲，对群众生活深入了解也就有了题材。庆阳地区的社火头黄润在这场运动中带领群众自发组织了新社火，他们通过集体创作，统一排演的方式创作出了几部很具代表性的新秧歌剧目，剧本的主要题材有文化教育运动、减租斗争、汉奸斗争、合作社创立等新鲜的创作题材。通过边区群众自创自演的秧歌剧目，党在边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得到了更加直接地传达。这种集体创作，说明在当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了解、认可了党对于提高群众自身学习的期望。
（二）军政教育。军政教育是要让边区群众从观念上改变只认乡土而不识国家、民族的落后思想，让边区百姓了解到当前抗战的形式，通过对抗战形式的解读让群众明白抗战的紧迫；但是不能给群众带来恐慌，必须要让群众对抗战的未来充满信心。同时，将我党的革命理想和执政理念告知边区群众，让边区群众对我党产生内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巩固党在边区的政权基础，以实现在情感上认同、在行动上支持、在困难中帮助的效果，这样方可保证党在边区的各项政策得以完整实施，为我党的革命事业打下结实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一主题创作抗战题材秧歌剧目有《平型关战役》《抗战进入新阶段》《保卫延安，保卫家乡》《战胜敌人》《彭德怀和百团大战》《人民的英雄》等；在体现边区百姓拥护党的领导，支持党的工作的这一主题，创作的剧目有《边区成立新政府》《新窗花》等；边区生产运动是秧歌剧目中最广的主题；表现军民鱼水情主题中有《李贵挂彩》《鱼水情》《李俊青养伤》《拥军花鼓》《抗属的荣耀》《镰刀的故事》等；表现拥护“减租减息”这一政策的剧目有《减租好政策》《刘政委逼粮》等；表现政治政策主题的有《选举法》《投票》《农奴翻身》等。[3]
（二）秧歌表演中的互动。新秧歌作为新的休闲娱乐方式正契合了边区群众的观赏习惯和价值观，剧目内容的写实表现手法正反映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央日报》中记载了受访群众的说法：“老戏班子的那一套都老掉了牙，老人提不起兴趣，年轻人也不爱看，你们编的新秧歌，不仅好看，还能讲道理，演的真，也容易懂。”“这些秧歌好看，让我们好好种粮食，多打粮食，光景就会向秧歌里演的一样好过”，“你们能根据我们的日子编，演出来，我们能看的懂，又是新秧歌戏，我们都喜欢看”。因为新秧歌剧目的通俗易懂，其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剧目表演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植入到群众的内心当中，教化成效显著。
思政教育穿插于新秧歌表演当中，演员是教育主体，观众是客体，表演展开后教育内容会在这个过程中从传播者和受众当中进行接触和交互以及践行。新秧歌《变工好》的演出中，主人公不相信变工队，自己一个人牵牛耕地，因为耕作技术不过关，手忙脚乱，忙着撒粪、播种却顾不了赶牛，忙着赶牛却把撒种撒的乱七八糟，不注意的时候牛跑了，盖土的时候牛却吃了种子……当剧目进行到“牛套歪了”这一画面时，台下急性子的群众竟亲自上场准备帮助主人公套牛；当主人公沮丧不已的时候，台下的群众对演员高喊规劝：“快变工吧，快变工吧。”类似于这种观众完全融入到剧目中的情景几乎场场都会出现，观众情不自禁的表达也成为了秧歌剧表演的有机补充，观众在被教育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想通过自身的表达来教育他人。
在秧歌的表演中，党的革命理念和政治理念会通过剧目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观众，观众对于这种政治话语的教育内容会有效地接收和消化，通过长时间的积累，逐渐对党的大政方针予以认同。在《动员》中有这样的场景：“村长：对的，毛主席是我们大家的大救星，我们跟着主席指的道路走，光景就会很美好。庄稼汉种庄稼种得好，也能拿状元，当模范，口外的劳动英雄大会人多哩，有志丹的，三边的、绥德的、关中的。啊，状元多的数不过来，听说有一百多个呢！还有奇事儿，有个二流子学好了，现在人家是状元咧，讨论咋样种庄稼，说的头头是道，听说还要参加比赛，咱们县里的劳动状元要把咱们的精气神儿也带过去！”[5]在村长的动员鼓动中，“毛主席”被看做是党和政府救穷苦大众的“救星”，“救星”带来的希望不是抽象的，老百姓相信“跟着主席指的道路走，光景会很美好”，在秧歌表演中，“路”就是党在边区的各种政策主张，这体现出了群众对于我党的认同。同时，群众的视野不仅仅囿于村庄和家庭，而是要把眼光放到全边区，不同行业的优秀人才都能代表乡村、县镇参与到比赛中，做模范，这体现乡民已经初具备了最初的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
通过新秧歌运动的开展，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边区群众的生活状态，群众向往的新生活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这样的改变，是因为最初群众的选择——“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群众的理想并不高远，他们的理想是朴实的，细微的进步和满足亦会让他们无条件地在内心和行动上支持、追随共产党，所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难点被新秧歌潜移默化地攻破了。
参考文献
[1]张孝芳.延安的“新文艺”与党的政治动员——以新秧歌运动为例[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2):117.
[2]刘建勋.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和新秧歌剧作[J].人文杂志,1984 (4):121．
[3]石英.质性社会学论纲[J].人文杂志,2015(6):23.
[4]毛巧晖.新秧歌运动的民间性解析[J].民族文学研究,2011(6):166.
[5]郭玉琼.发现秧歌:狂欢与规训——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1):247.
Discussion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New Yangko Movement Around Yanundefined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i Bo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School of Marxism,Wuhan 430074）
Abstract: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the Communist Party carried out a vigorous "New Yangko Movemen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Yanundefinedan.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Party is linked with Yangko Literature and Art in Northern Shaanxi.Yangko is brought into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hich expands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is form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is form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case for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 innovation of our party.
Keyword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f the New Yangko movement in the border area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9)03-0042-004
*【项目基金】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大中专学生就业创业研究专项课题（XJK16BJCY07）。
【作者简介】黎博（1987-），男，汉族，湖南省湘潭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张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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