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康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自晚清以来战略地位不断抬升的历史背景下，重点关注了刘文辉主康初期（1927年～1939年）的民族政策。刘氏在此期间实现了康藏划界而治和西康建省，使康属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同时，受制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其政策实效也出现了差强人意的一面。
关键词：刘文辉；民族政策；民国时期
“康”（一作“喀木”）是藏族民间的传统地域名称，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境内高山峻岭，江河密布。深沟峡谷，相对高度落差极大。这种既险峻有零碎的地形给康区交通和联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康区还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川、青、藏、滇、甘藏区五地之交汇地带，是藏汉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桥梁。康区还是川藏交通必经之地，由于联系着富庶的天府之国，在川藏、滇藏、青藏三条入藏线路中尤以川藏线最为关键。而四川又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历史，以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相封闭性地理特征。加上清末、北洋、民国一路以来内外时局的交困，使这一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无论是想立足于此，还是想进一步治理于此，都是极具困难与挑战的。
康区自晚清以来战略地位不断抬升，从历代王朝的“羁縻”之策转而成为中央固川保藏的基地，随后又有建省的谋划。赵尔丰在7年间强势“改土归流”、筹谋建省、发展康区的同时，却也引发了强烈的民族对抗情绪，一旦清廷覆灭，土司之制迅速死灰复燃。北洋政府时期，代表政府执掌康区的行政官员如走马灯般轮换。
时至民国，刘文辉（1895年～1976年，四川大邑县人）是继清末赵尔丰经边以来，历任时间最长的康区地方行政长官。从1927年夏击败刘成勋主政西康，到1949年12月在彭县通电起义，经营康区22年，历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地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等职。在相对持续连贯的主政过程中，他多次度过“倒刘”浪潮的冲击，逐渐为康区社会所接纳。在保存与发展自己实力的同时，客观上使多事的康区社会初安、建设起步。上述局面的获得与维持，得益于他对康区民族、宗教局势的深入认识与了解。以“稳” “进”为主旨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与以往主政康区的官员及措施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作为旧社会和旧制度中的一名官员与军阀，其政策措施中的局限也难规避。其中得失所带来的经边启示值得思考。
一、“划江而治”奠定“稳进”的基础
康藏之间的边界，自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于金沙江西宁静山头立碑为界开始，稳定了相当长的时间。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引发边界几经变动，更一度成为政府治理的真空地带。而英帝国一度借助西姆拉会议唆使西藏提出所谓“内、外藏”的划分，企图将川藏边界东推至康定以东。虽未得逞，但1918年藏军在英国支助下，借“类乌齐事件”发动第一次东侵，将边界东推至德格于甘孜之间，使西康33县仅余15。刘文辉在面对因“大白事件”而引发的藏军第二次东侵中，力排众议，击退藏军。在川军大获全胜之时，也拒绝了马步芳提出乘胜追击，收复昌都、类乌齐等地的电约，最终依天堑金沙江确定了康藏边界，并保持至1950年康区解放。此举的价值在于既符合了历史渊源和传承，又符合客观的地理条件，凭借天堑易于驻防，避免引发事端。更重要的是顺应了民心，特别是在“大白事件”中受到冲击的白利民众。这为刘氏治理康区提供了首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直至今天，这个边界依然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于西藏自治区间的分界。
二、慎重拿捏“剿”与“抚”争取民心归附
对于事关定界大局的“大白事件”，提出“倒刘”的“康人治康”口号的“巴安事件”与“诺那事件”，刘文辉必剿无疑。而在“贡嘎岭事件”中，虽然给刘文辉的兵力和武器上造成严重损失，但他却主“抚”不主“剿”。因为这既非“倒刘”，也不为“康人治康”，只是藏民见枪起意，得枪后四散逃逸，无组织无企图。若派兵进剿，遍地烽烟，失去民心，反而背离了此刻的总任务总方针，即尽快建立西康省，力求地方安谧、民心归顺。正是他对局势的清醒判断，终于化解了一场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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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全盘接管西康后，立即在成都二十四军军部设置了专门机构“边务处”，聘请熟知边情者供职。由于次年在康定设置“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隶属边务处，成为西康之最高行政机关。政务委员会在执政期间分别创设了西康师范讲习所、西康团务学校、西康图书馆、农事试验场、周刊通讯社（名为“康藏通讯社”），虽效果有限，但确为开通西康风气做了一些工作。
三、设立专门机构，聘请边疆专家，培训经边人才，开办边疆教育
本文在环境话语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生态语言学、环境传播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环境史学等多种学科视角回顾了环境话语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了环境话语分析的多种研究路径和基本观点。研究发现：基于环境话语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需求，环境话语研究具有超越传统学科框架的视野和开放性，需要研究者突破单一学科视角的固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随着现代环境学科群的枝繁叶茂以及环境话语概念在不同学科的动态建构，环境话语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环境话语研究势必将语言学和环境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聚合起来形成多学科交融、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并最终构建出一个以研究系统化、多种学科结合为特色的环境话语研究框架。
西康地处边隅，地势险峻，交通闭塞，民族杂居，语言不同，又深受佛教浸润。要治理西康，必须了解西康。刘文辉除了自己常阅读有关康藏的史志资料，以谋治康之策外，在筹建西康省期间，还礼聘专家学者如张怡荪、任乃强、黄隼高、刘蘅茹、谢国安等，亲临康区，研究康地史地文化、宗教风俗，然后在各报刊发表，以供宣传、研究，并作为治理西康的依据。谢国安，原名作巴多吉（仁金刚），1887年生于甘孜绒坝岔，少年时已能兼通藏、英、梵三种文字，能熟练地运用藏、英会话。曾应聘为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校正《甘珠尔》，两年中校勘藏文佛经108部。20年代发表看藏学名著《藏人论藏》（A Tibetan on Tibet）。谢国安先生致力于西康的文化教育，受聘于刘文辉极为重视的“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担任藏文教员，并担任副所长（刘文辉亲任所长）。一同受聘的任乃强先生则教授“西康史地”。早在1929年任乃强先生就受聘担任了川康边区视察员、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交通委员会委员、交通委员会总务长等职。1936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作为川边研究领域中举足轻重的学者，在刘文辉的支持下，从1929年开始，3次深入康区考察，撰写了《西康札记》（1931年）、《西康图纪》（1933年）、《泸定导游》（1939年）、《康藏史地大纲》（1940年）、《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等论著，并与谢国安先生一起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民间专门从事康藏研究的社团——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对这些学者的关注与聘用，既宣传康区，也为刘氏立足西康、治理西康，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刘文辉还按照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提出的《蒙藏教育》的规定，在西康地区的初等、中等、师范、社会教育方面初见规模。尤其是师范教育方面，有针对汉族的，也有针对藏族的，还有专门针对牧区的。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一般科目，最突出的是开设了军事学、帝国主义侵略史、康藏史地等课程。
在西康建省之前，刘文辉分两个阶段分别在成都、康定开办了边政人员训练所、县政讲习所、县政人员训练班、财政人员训练班。刘文辉尤其重视1937年春开办的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期望能通过他们去推行新政，澄清吏治。刘文辉亲任训练所所长，专门派员赴蓉招考。课程设置实用，且紧扣治康主题，教授者也多为上述知名学者和专家。结训时恰逢刘文辉因公务滞留重庆，他专门致电所部延期3个月。刘氏返康后多次亲临训练所“精神讲话”，详尽阐述他治康的目标和思路，他还主持召开了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如何治理西康”，这位其日后的长期治理奠定了基础。在毕业考试期间，各科教官评卷后均须送交刘文辉审阅，刘氏还要与学员作个别谈话，对学员学识能力心中有底后，再以“实习员”的方式分配各地工作。实习期满后，刘文辉又与学员进行了一次书面对策，题目是：“西康建省后，应否按规定和其他省先例，设置专员公署，以管理各县”。对策的结果奠定了西康正式建省后的行政框架，即不设专署，由省府直接管理康区。经过此番比较周密的安排与培训，基本满足了西康建省前后对基层公务人员的需求。
由于DEDS固有的离散性和内部机制的复杂性，往往难以用常规的差分方程、微分方程等数学模型来描述，同时关于系统动态过程的解析表达也很难得到，而离散事件系统仿真则能借助仿真的方式很好地描述DEDS各方面的性能，因此，它是目前研究DEDS最为流行的方法之一。
四、刘文辉主康初期的民族政策的局限
刘文辉主康初期，“以教辅政，以政翼政”的思路逐渐形成并付诸实施。自1928年兼辖西康后，刘文辉即表示信仰喇嘛教。在住所设立经堂，讲经、占凶、问卦成为常事。礼佛诵经、敬奉三宝、优渥寺庙及僧人，在客观上便于尽快立足康区。同时，礼请宗教和地方上层加入西康省各级政务机构，参与地方管理，在客观上也达到了“稳定”的诉求。但这种“立足”和“稳定”，是建立在特权制度的基础上，无论是国民党政府、刘氏的地方军阀势力，还是康区的“政教联盟”，都是以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其政策的执行度、实效性、持续性、受惠面都大打折扣。
五、结语
纵观历史的脉络，从“治藏必先安康” “建设抗战大后方”，到新中国跨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再到今天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推进“六大战略”的新发展理念，甘孜一直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以史为鉴，可以明兴衰”，通过对旧中国最后一位，也是近代以来执政时间最久的主康者所行民族政策的整理，从中或可有些思考。
参考文献：
[1]刘赞廷．西康建省纪要(8卷)[M]．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60年复制本．
[2]四川省档案馆编．近代西康档案资料选编[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3]冯有志．西康史拾遗(上、下册)[M]．甘孜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3．
中图分类号：G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19）18-0158-02
作者简介：张峻，女，汉族，江苏溧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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