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以来，国内政局历次动荡的背后，都有日本人的身影。而日本对于袁世凯的认识往往掀起民国早年的政治风暴，因而研究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对于了解民国初年政局的脉络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袁世凯驻军朝鲜时期，日本对袁世凯持极为仇视的态度；甲午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失败时期，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平缓，袁世凯对日采取实用主义方针，两者进入了一段蜜月期；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想要恢复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日本则想攫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又趋于复杂。
关键词：日本；袁世凯；认识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这一时期日本对于袁世凯的认识往往掀起民国早年的政治风暴，研究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以及袁世凯与日本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对于了解民国初年政局的脉络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袁世凯驻军朝鲜到日俄战争时期这一阶段为例，从日本对华政策及袁世凯对日本的认识观入手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对袁世凯认识，正是国际局势以及双方认知互为杂糅所形成的。
一、袁世凯在朝鲜时期
袁世凯与日本的渊源最早要从朝鲜“壬午事变”算起。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强盛，在其为达到“脱亚入欧”，挤进列强队伍的过程中，东亚周边国家便是其为达到扩张目的最好试验场地。但因东亚地缘关系及华夷秩序的历史传承关系存在，导致日本与朝鲜、琉球的关系是与中日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因大清帝国的余威尚存，明治开元后，日本的近邻外交安排是以朝鲜作为突破口展开的。[1]104
尽管明治初年的“征韩论”被大久保等人从时机不成熟、“內治优先”作为出发点而被压制，但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在征韩问题上存在有较大的分歧。在与清朝签订《修好条规》处理台湾事件之后，日本便开始了对朝鲜的扩张行动。自日朝《江华条约》签订之后，日本随之对朝鲜步步紧逼，极力在朝扶持亲日势力，力图切割朝鲜与清政府的宗属关系。借此企图独霸朝鲜，并染指东北，以达到其“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不可不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2]13最终实现其“日章之国旗飘扬于整个东洋，其影响远至西洋诸国”[3]438的夙愿，因此中日之间的矛盾不断升温。
同时，对于清王朝而言确保“天朝大国”最后的威严，继续维持对朝鲜宗主权及自身防卫考虑，以达到抵御列强侵略的目的，朝鲜的地位尤显重要，袁世凯在朝鲜的一系列知行正是围绕这个要点出发。面对日本的侵略意图日益明显，特别是中法战争爆发后，朝鲜局势愈发堪危。作为清政府在朝代言人的袁世凯给李鸿章致电中写道，“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可废朝鲜改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4]24此处袁世凯的吞韩之谋可以看出他对日的立场，同时袁世凯对朝鲜局势的分析可谓是入木三分，其言语之中虽然没有离开“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但他对于日本吞朝的野心非常清楚。
袁世凯之所以对日持这般立场，这主要是袁世凯以白衣之身投身军伍，崛起于朝鲜，借此蒙受李鸿章的赏识，称其“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厥功甚伟……”[5]1103，在李鸿章一力保举下为清廷全权代理朝鲜事宜，自然对于朝鲜之事竭心尽力。
日俄矛盾由来已久，自“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日本便将俄国作为第一假想敌，认为俄国占领东北是对日本“北进”的阻碍。在日俄战争中与战争前，日本对华提出在日俄战争期间表面保持中立，暗地给予支持的要求，结果得到庆亲王“日俄开战时只能采取恪守中立”的答复。[9]661清政府的中立政策使日本得以避免中俄联盟，从而全力与俄国展开决战，并最终获取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清政府制定的中立政策则来自袁世凯“密呈”的东三省宜筹“自保”之策，也就是所谓的“局外中立”。但事实上日俄战争期间，清廷所采取的却是暗中亲日，如1902年，田村怡造与袁世凯“就俄国之事成立秘密协定”、1903年，袁世凯与日本前驻华公使青木和日本驻天津领事伊吉院吉“秘密接洽”。[10]351这一时期，当时日本企图将袁世凯作为其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和赞助者。同样袁世凯也企图利用日本的支持推行他的“新政”，扩充他的军队势力，为称帝打下坚实基础，所以这段时期日本与袁世凯之间仍是处于蜜月期。
因消费者支出和出口有所下修，美国三季度GDP终值小幅下修至3.4%，经济放缓的程度略超预期，但仍然远高于潜在经济增速，且仍创三年来同期最佳。分析认为，尽管四季度势头似乎进一步放缓，但是经济增长步伐可能仍能达到特朗普政府今年3%的目标。分析还认为，随着财政刺激措施的消退、以及强势美元削弱制造业等因素影响，预计经济放缓将持续到2019年。不过，也有报告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情况保持不变。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由“保全中国论”再到戊戌政变后的“与列强共同管理论”所发生的转变，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反映的都是日本朝野上下在“还辽”事件后，日本在极其郁闷中对如何与欧美列强关系调整的一种思考。它是日本在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中互相转换的体现，其目的都是日本攫取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体现。总之，这一时期因为日本认识到与列强之间存在的实力差距，所以日本对华认识由积极扩张到趋于平稳。其对华策略采取的主要是派遣军事顾问及与列强协调外交相结合，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日本来华担任顾问、教习人数的增多，如1901年26人，其中直隶13人；1904年为218人，直隶为85人。
二、甲午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失败时期
袁世凯自朝鲜归来后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在小站练兵，后因练兵有功，升任直隶观察使。1889年12月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实授山东巡抚，到了1901年11月，署理直隶总督，这一时期袁世凯已经开始进入当时清廷的中枢。
这一时期日本虽在甲午战争获得胜利，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得日本有如“当头棒喝”。德富苏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由三国干涉受到力之福音的洗礼……精神上判若两人，这毕竟是因为力量不足。”[7]310因日本产生对自身力量不足的认识，所以这个时期，当日本面对西方列强蚕食中国行动步伐加快的局势，日本朝野“亚洲提携”、“中日同盟”的主张再次抬头，进而发展为颇具欺骗性的“保全中国论”。
而这一时期在对日认识观上袁世凯所采取的是向日本学习的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相结合的观念。主要体现在1902年，袁世凯派遣武卫右军学堂学生55名入日本陆军学堂学习，又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1903年，派遣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历时数月。1904年，向清廷提交了有关日本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制定的军事改革计划书。[8]总之，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平缓，及袁世凯对日采取的实用主义方针，中日之间进入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所以这一时期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一改之前的仇视，一方面是出于日本谋其对华政治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袁世凯为巩固自身利益从而产生对日的需求所决定的。
袁世凯与日本的激烈对抗一直持续袁世凯在朝的整个时期，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袁世凯在朝鲜的一切苦心孤诣终至化为一场迷梦。这一时期，因为受到日本对朝政策及袁世凯为维护清政府在朝利益与日冲突的双重影响，日本对袁世凯所持有的是一种极为仇视的态度。
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日本国内“日清提携”、“保全”中国的论调开始发生变化，日本对华认识则是开始转为与列强“协调”共同管理中国，如日本宪政本党领袖之一的大石正己在《宪政党党报》上发表评论，“宜与欧洲列强提携，协商讨论，以图东洋之大计。”①
三、日俄战争时期
在袁日双方在朝利益的碰撞下，袁世凯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日本试图掌控朝鲜的野心，如“甲申事变”中袁世凯一举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故袁世凯成为日本的眼中钉，使得日本欲让清廷将其调离朝鲜。因此日本政府屡次向清廷提出抗议，说是袁世凯屡次挑衅，要求清政府予以赔偿。1885年二月，日本政府派遣伊藤博文来华，一再要求惩办袁世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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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随着美、日、清在东北利益日益倾轧，袁世凯所采取的依旧是“以夷制夷”的策略，如策划引进英美资本修建与“满铁”并行的铁路，为日本修建安奉铁路设置障碍，抑制日本在东北扩张野心，从而使得袁世凯成为日本的眼中钉。而到了1908年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一事中，日本更是惧袁刺骨。[12]
随着日本对俄战争的胜利，日本为了攫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谓“南满特殊利益”，确定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将清政府排除在外，单方面与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因此与清政府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其后日本来华与清政府又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袁世凯作为清政府主要代表，在条约签订中关于日本额外攫取中国内政之意据理力争，要求将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十条删去，另外中方新增条款七条，诸如关于日军撤兵时期、交还强占中国的各项财产等诸如此类。因此，日本全权代表小村曾言，“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我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见识眼光……不意袁宫保过于保守……故联盟旨意，此时不宜表示。”[11]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对袁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二者由蜜月期很快转为日本对袁的憎恨期，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对东北的政策，即如山县有朋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给首相西园的信中写道，“我国用数万生命与数亿金钱赢得的满洲权利，断然不能因为清朝的异议而退缩……我国对于推进满洲的经营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要为扩张利权、巩固地位而制定计划。”[13]302而这种国策正是与袁世凯“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及自身利益发生了冲突。
四、余论
日本人对于袁世凯的认识往往掀起民国初年的政治风暴。如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一事，日本人是极为反对的。在1911年10月，袁世凯奉命北上进京执掌权柄之时，就曾发生日本浪人与日本驻华军官密谋刺杀袁世凯，阻其北上之事。此次事件发生的背后，正是表现出日本人对于袁世凯的憎恨。尽管日本为了改变袁世凯对日不好的印象，于1913年2月21日向俄、美、英等列强发出了关于承认袁世凯政府的备忘录，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对袁世凯认识观的改善，其本质不过是日本为确保在华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和扩大的权宜之策。而其后的“二次革命”、“二十一条签订”以及袁世凯病逝前留下的遗言“看中国再造共和，为日本去一大敌”，总之，我们能看出日本对于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更多的是一种“憎恨”。而这种“憎恨”的产生，首先来自于日本对华政策，即日本在华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和扩大；其二则是受制于袁世凯本人对日态度的影响，从袁世凯入朝到日俄战争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对日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结合，也正是说明当日本在华利益与袁世凯自身利益产生冲突之时，袁世凯对日的态度趋于强硬的原因，这种强硬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同样，通过日本人对于袁世凯的认识，使得我们对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的背后为何会有日本人的身影能有一个很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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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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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宪政党党报》，第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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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6-0119-03
作者简介：刘联锋（1989—），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单位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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