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7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19岁的皇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北宋第6任皇帝宋神宗。此时，北宋已建国108年，步入朝代的中年期，而新皇帝却很年轻，血气方刚，总想做些事情。
形势逼人
“新官上任三把火”，神宗小赵的第一把火就是变法。变法从他登基的第二年——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因此叫“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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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王安石的新法有理而且可行。新法可分四类：一是救济农民、发展农业，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兼顾上述二者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执行得不走样，的确能富国强兵、重振朝纲。
平心而论，青苗法最能兼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青苗法就是由政府取代富户来发放“抵押贷款”，只是利息较低。理论上好处很多：平抑物价；救济农民；政府可以获取贷款利息；抑制土地兼并，减轻农民负担。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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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推行变法，并非自寻烦恼，而是形势所迫。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著《廿二史札记》中的记载，宋仁宗皇佑年间，国家财政收入3900万，支出1300万，支出占收入的1/3；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4400万，支出880万，支出占收入的1/5；而到了神宗执政初期，收入虽高达5060万，但支出也高达5060万，支出竟占收入的100%，国库不是已经空了就是快空了。
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古代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供应物资，以满足朝廷的需要，这叫“输”。其品种和数量，也都有一定之规，但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即以500万贯钱、300万石米作为资金和物资储备，朝廷任命“发运使”，统一负责相关事务，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哪里的物资便宜就到哪里购买；如果多地同时丰收，物价都便宜，那就到距离近、交通方便的地方购买，既保证了朝廷的物资供应，又省了采购费和运费，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要实现“公私两利”。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
改革帮了腐败的忙
王安石的改革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改革领导机构。不久，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民心的重大改革在全国展开。但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这其实是改“地方贡奉”为“中央采购”，观念也很超前。但“发运使衙门”俨然一家大型垄断性国企。苏轼当时就指出均输法弊端甚多：“必先设置官吏，簿书（保管账册）廪（建粮仓储存）禄（给官员发工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耗费高昂的成本，再加上经营低效、官员权力寻租，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稍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缓控释肥料是一种特殊的新型肥料，它能对肥料中的养分进行有效的释放延缓，同时还能实现对释放速度的控制，是一种典型的“智能化”肥料[1]。缓控释肥料的营养元素可在土壤中实现缓慢释放，有效减少营养元素的损失，具有较长、较稳定的肥效期，可源源不断地为植物提供生育期所需要的所有养分。考虑到肥料释放缓慢的基本特性，利用缓控释肥料可切实减少肥料流失，增加整体的肥料利用效率，对减少施肥数量及次数也有一定的帮助，为农户种植水稻节约了成本。
熙宁五年（1072年），一个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是各种商品集聚的地方，但市场上没有比较稳定的价格，富户奸商便通过囤积居奇等手段操纵物价，以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普通消费者，因此他建议设立“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涨价收购，物价高时降价出售，以达到“商旅以通，国用以足”的目的——这就是市易法。具体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金，控制、稳定市场。
以可怕的青苗法为例
神宗显然看不下去了。他多次对文武官员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他想到了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他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21岁就高中进士第四名，从此步入官场。难得的是，他少年得志，却没有得意忘形、上蹿下跳。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这25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和思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为此，他给宋仁宗上过万言书——后来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首先利息并不低。朝廷规定的青苗贷款的年息是20%，但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20%；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20%。原本应该充分照顾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另一种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的利息竟高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其次，手续还麻烦。过去的民间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政府贷款，先要申请，再经审批，最后才还贷。道道手续，都得给政府办事人员交“好处费”。这还算简单的，还有些办事员专门设计各种复杂套餐，纯朴的农民稀里糊涂地就把款给贷了，最后都不知道要交多少费！
更可怕的是，为严格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下达了贷款指标。各州县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层层摊派的同时，照例要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农，就连中农、富农和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款，就是犯法！结果，地方官的收入因权力寻租增加了。而且他们打着一个光明正大的旗号——变法。变法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才不在乎改革还是不改革呢，他们只害怕没事做，权力没处用，无为而治。因为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反正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在下面就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难听就是搜刮民财，这正是保守派主张渐进改革或暂不改革的重要原因。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
变法没能扭转反而加剧了国家衰落的趋势，过了约五六十年，北宋就亡国了。
（摘自《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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