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 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自左至右）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合影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国民党同意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在江淮大地的敌后战场上神出鬼没，痛击日伪军，保护百姓，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老百姓把新四军称作“四老爷”，用民歌歌颂新四军：“不是四老爷来，乡下人哪里敢上街。”桐城地区的童谣唱道：“四老爷到蒋塘，又分田来又分粮。四老爷到王屋，泥糊腿子当主席。四老爷到罗岭，地主恶霸趁地滚。四老爷到花山，鬼子汉奸一扫光。”华中的伪军士兵，也尊称新四军为“四老爷”，甚至比之为“赵子龙”（三国名将赵云），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呀，这是替四老爷保存的。”
毕业设计改革 毕业设计作为对学生的综合考查，工科专业学生往往需要完成设计作品的实物制作，工程教育认证也明确要求一定的实物制作。学生可选择传统加工技术与3D打印技术结合，将设计结构实物展示于答辩现场。另外，对于高年级学生开展一定的3D打印工艺研究与实践，包括尺寸测量、误差分析、缺陷分析甚至轨迹优化等，对于提升学生对3D打印技术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新四军在群众中口碑好，很多有志抗日的青年都想参加新四军。
古人云：“教妇初来，教儿婴孩。”意思是说：教育媳妇要从刚娶进门时就开始，教育子女要从婴孩时期开始。如果去掉其中重男轻女、压迫妇女的思想，这句谚语中所蕴含的“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的劝诫，确实是很好的经验总结。抗战时期，新四军也是这样教育战士遵守群众纪律的。
一
1942年初夏，江苏靖江一名刚满17岁的农村青年苏忠武加入了新四军联防队。同年秋天，该联防队经过整编升格为太和区游击队，苏忠武被分配在队部当通信员。到区队报到的那天晚上，指导员廖永昌就与他进行了一次亲切严肃的谈话：“从现在起，你就是区队的一个战士了。我们区队是一支受县独立团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我们每个战士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而决不能丝毫损害人民的利益。你是这支军队中的一名通信员，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为战士们做个好的样子。”
热情的笑脸、和善的言语，立即化解了老太太的恐惧感。老太太完全没有料到新四军是来道歉的，急忙对儿媳妇说：“你站着干什么？快去烧茶。”又把指导员一个劲地朝屋里拉。
1943年初，苏忠武所在的区队开到了靖西的务本乡。一天早上，他和司务长朱显明、战士汪干堂一道外出为部队买菜。当他们走进一个村子时，意外看见有一户人家门口蹲着一条肥大的黑狗。游击队员夜晚行动时最怕遇到犬吠，一旦犬吠就等于向日伪军暴露了行踪和目标。于是汪干堂提议：“听说这一带狗已打光了，怎么这户人家还养着？走，把它干掉。”他们一致赞同，汪干堂马上摘下身上的步枪去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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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乡里的农民抗日救国会会长闻讯及时前来解围，他对老太太讲道理说：“人家打狗子是对的。狗子就是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情报员，就是‘汉奸’。你把它养在家里不打，他们给打了，你们还要拖住他们，世上哪有这样的理啊！”由于落了一个“理”字，老太太被说得哑口无言。可儿媳妇并不服气：“我这一坛子呢？”农抗会会长说：“这能怪谁呢？狗子是你家养的，坛子是你家狗子撞碎的，要算账只能跟你自己去算。”虽然老太太和儿媳妇对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满意，但也只能自认倒霉，把苏忠武他们放了回去。
年轻的战士们没想到打狗却闯了祸，一下子六神无主，情急之中赶紧拖起黑狗就想走。可他们还没迈出房门，就被这户人家的老太太和儿媳妇给揪住了，她们要他们赔坛子，赔子。苏忠武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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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狗带回区队驻地，炊事员立刻做成了香喷喷的狗肉。当大家大快朵颐时，苏忠武却咽不下去。他是穷苦人家出身，知道老百姓生活不容易，一坛子也是很宝贵的。这个十七八岁的淳朴青年，回想起打狗的情景，联想到指导员平时对他的教育，越想越觉得他们做了对不起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为了抗日，打狗虽然是对的，但狗把坛子撞破了，群众毕竟受了经济损失。农抗会会长帮忙说话，那是出于对人民军队的爱护，但绝不等于他们就没有责任。他既想对指导员坦白，又怕挨批评受处分，心里非常矛盾，因此吃饭时目光游移不定，说话支支吾吾。
没想到那条狗警惕性特别高，还没等汪干堂推上子弹，它就溜进大门，等汪干堂他们追到门里，它又钻进房间。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跑到房门口，对着躲在床下的黑狗开了枪。不料黑狗中弹后挣扎个不停，突然蹦到床后，撞碎了一只坛子，坛子里的苏中特产子全都泼了出来，和狗血混合在一起。
二
指导员廖永昌善于做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善于及时发现战士们存在的思想问题。他看到苏忠武支支吾吾的样子，完全不像平时那样干脆利索，就说：“你大概有什么思想问题，吃过饭跟我谈谈。”
苏忠武趁指导员饭后洗脸的空当，就把打狗的事如实报告了。指导员听了以后，紧锁双眉。当得知苏忠武他们既没有赔人家损失，也没有向人家道歉检讨时，指导员生气了，把毛巾重重地摔在脸盆里：“这怎么行呢？你说，你们还像不像个新四军战士？”但作为有领导经验的基层干部，他压住火气，用比较缓和的语气教育苏忠武：“同志啊，你刚来报到的那天，我就跟你说过，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一时一刻不能脱离人民。而你们呢，做了对不起群众的事，连个招呼也不打，这会给群众留下什么印象？带来什么后果？”
一经点醒，苏忠武对于指导员的批评口服心服。指导员问苏忠武：“你说这事该怎么办？”苏忠武这时不再犹豫躲闪了：“上门赔钱、检讨。”指导员很欣慰：“对，你去把汪干堂、朱显明找来，我们现在就去！”
不久，指导员带领他们来到养狗的那户人家。老太太和儿媳妇正在忙家务，突然看见一个背盒子枪的长官领着三名战士到自家门口，不由得脸色一变，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神色，以为新四军找事来了。
“外语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其主要障碍已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对所学语言的社会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所学语言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推论、评价等的思维能力。”[1]帮助学生排除思维差异带来的干扰，真正实现语言的学习目标，高职英语教学不应局限于语言学的范围。创设语言与文化相交融的学习环境，培养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思维模式，才能有效地实现语言教与学的目标。
这也难怪。无论是清朝的八旗绿营、北洋军阀和其他地方军阀部队，还是国民党军，哪一个不是欺压老百姓的？更不用说日军和伪军了！老百姓被当兵的欺负多了，对当兵的自然而然产生畏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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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还没等她们说话，指导员已经一脸笑容地说明来意：“大娘，大嫂子，我们的战士违反了群众纪律，特地向你们检讨来了。”
当时的靖江属于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领导的苏中抗日根据地。苏中地区临近南京、上海，盛产粮、棉、油、盐等重要战略物资，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历来是江浙财团的重要原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沦陷后又成为日军的重要后方和战争资源供应基地。苏中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粟裕领导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除对苏中频繁进行“扫荡”和“清剿”外，还进行惨无人道的“清乡”运动，企图困死和消灭苏中抗日军民。日伪军在靖江一带十分嚣张，他们用毛竹修建了竹篱笆封锁圈，每隔一定距离就构筑碉堡、瞭望哨，开挖壕沟，筑起篱障，推行伪化。夜间只要哪里出现犬吠声，日伪军立马就跟踪追击，包抄合围。这给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打破日伪军的“清乡”运动，新四军针锋相对地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破竹篱、打狗子、拆桥破路、改造地形等一系列斗争，得到大多数群众积极响应。
时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的粟裕
苏忠武他们跟着进了屋子。指导员跟老太太聊起家常，在谈到打狗时，他主动承担责任：“战士犯了错误，都怪我平时工作没做好，希望大娘对我提出批评。人民的子弟兵一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才能为群众办好事。今后如果发现战士有不到之处，欢迎大家向我们部队反映。”最后，指导员掏出五角钱抗币，要老太太收下。
指导员恳切的态度和坦诚的话语使老太太深受感动，她连连说：“我也有不是，不该把狗子关在家里不打。”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可是指导员比她更坚决：“损坏东西要赔，这是人民军队一条铁的纪律，我们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最后，老太太才勉强收下了钱。
问题圆满解决。当指导员带领苏忠武他们向老太太告别时，她儿媳妇突然从灶屋里追出来，硬是要塞给他们一大捧熟鸡蛋，他们坚决推掉了。
第二天上午，指导员召开全队大会，把苏忠武他们这件事作为典型，向全体战士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责令苏忠武三人当众作检讨。
（一）死亡损失 仔猪从出生至断奶死亡率20%左右，严重影响猪群的发展，造成经济损失重大。据报道，出生时死亡1头仔猪约损失63 kg饲料，10周龄死亡1头约损失110 kg饲料。一头母猪年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越多，每头断奶仔猪应负担的饲料越少。因此，提高哺乳仔猪的成活率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
政府限制城市发展规模，这种政策目标已经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规划之中。其政策手段就是用强制力驱赶外来居民。这既带来了震惊中外的驱赶低端人口，也在人们并不关注的时候，持续地关闭小商铺，勒令外来居民迁出，停办民工子弟学校，等等。但这立刻毁掉了数十万人的生计，上百万人的生活，也涉及相关的经济产出，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有大量提供商业零售、餐饮、洗车、理发、快递等其它服务的人员，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也就失去了相应的收入。在另一方面，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的人被禁止出租他们的房屋，也就没有了租金之利；那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服务谋生的人，也没有了谋生收入。
这是苏忠武刚参加区游击队后接受的第一课，也是他终生难忘的一课。
三
由于新四军善于教育战士们切实遵守群众纪律，老百姓都把新四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苏南人民自发地把“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谣，改为“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积极支持子弟参加新四军。1937年新四军组建时才1万余人，由于不断发展壮大，尽管抗战期间伤亡了8.2万名官兵，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更是多达96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这一切可以说正是新四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始终维护群众利益的结果。
新四军对战士们进行严格的群众纪律教育也给今人以深刻启迪。很多落马贪官在忏悔时，都说到当初他们开始当干部的时候，很少有人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纪律教育，身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的苗头时，很多时候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批评教育；当他们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位高权重时，虽然身上的问题也随着权力变大而变大，但已经没有人敢监督他们，更不要说严厉的批评教育了。于是，他们愈加肆无忌惮，问题自然也愈演愈烈，最终从党培养的干部沦为阶下囚。如果当初他们一违反纪律就受到批评处罚，也就不会发展到触犯刑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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