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传媒作为国际政治交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国与国之间沟通的重要手段,也是影响一国国际政治领域话语权的强大力量。本文以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大众传媒及国际话语权的内涵,指出大众传媒影响国际政治话语权的三种方式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众传媒 国际政治 话语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大众传媒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社会利益多元化,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大众传媒在维护公民权利、促进政治理解和政治沟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社会公众所重视。
一、大众传媒及国际话语权的内涵
媒体多种多样,但它们的主要作用都是与广大人群进行交流,向人们提供一些娱乐、实时新闻或是广告信息。人们最熟悉的媒体当属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电影及互联网等。总体来看,我国的大众传媒功能与其他国家并无区别,在设置政治议程、引导社会舆论、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监督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提高国际政治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话语权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论述中提出的。1970年12月,米歇尔·福柯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之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1]。后来,话语权的概念扩展到国际范围,国际话语权指的是以一个国家的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它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如何,从其话语权的轻重可以有所反映。因此,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想要提高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话语权。
二、大众传媒影响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方式
能够对国际政治话语权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大众传媒作为其中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在影响国际政治话语权方面也有着特别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公共舆论引导渗透。大众传媒的主导者是一国政府,其是政治的代表和化身,发布新闻与否直接与执政当局决定有关。政府为了引导公民朝着其所期望的方向形成意识形态,则会责成传媒机构有选择性的发布有关信息。可见,在国际传媒界,完全公平、客观的媒体是极少的,报道也是有倾向性的。当然,各国也都极力维护自身国家形象,尽量通过大众传媒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身的良好形象。获得较好的声誉和形象,这也有利于该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行为中获取到更多的主动权。
供应链成员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成员企业的信任关系直接牵涉供应链的运作。企业要转变传统的竞争思想,建立开放的合作交流方式,促进企业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企业之间的沟通,避免企业为了各自利益而损害供应链各节点企业之间的有效合作。信息共享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供应链运行风险,减少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强供应链协同聚合力;提高市场预测准确率;促进成员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共赢。因此,提高信息共享的程度对未来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传媒思维理念过于陈旧。我国大众传媒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后,传播理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传媒思维理念仍然过于陈旧,有待进一步更新。如存在习惯性的追随西方传媒报道及有关研究,跟风现象严重。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西方国家热议哪些话题,我国的传媒就跟着报道哪些话题;西方国家对于哪些领域不认同,我国也传播此方面意见看法。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主见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影响到我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话语权。
(三)受传统文化影响,传播力较弱。我国自古以来就受到“报喜不报忧”的文化的影响,在传媒界也是一样,导致出现正面报道多,负面报道少的现象。事实上,对于大众传媒而言,其更应该扮演的是公正、客观的角色,报道事实真相,披露最新实况,而不是受到利益主体的影响,而出现有失偏颇的报道,甚至是歪曲事实的报道。因为,国际政治话语权高低并不是依据一国报道正面信息量的多少而决定的,我们大可不必有此顾虑。
三、中国大众传媒在国际政治领域话语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我国大众传媒急需采取有效对策,提升我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话语权。
(二)对新闻报道进行议程设置。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是指大众媒体将受众注意力导向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纳德·科恩(Bemard Cohen)在1963年的时候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报纸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可能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在告诉读者怎么想方面却惊人地成功。”换到现实中,也就是普通大众所看到的信息都是被传媒筛选过,对于需要被广泛关注的热点即摆在头版头条,位置十分醒目;而相对不愿意被大众关注的即被放置到相对隐蔽的角落。大众传媒即是通过上述议程设施来影响国际舆论的。
(二)传播时效性不强。大众传媒的特性之一即是时效性,要求在发生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将前因后果进行尽可能的全方面报道。单这一点在我国在传媒界就没有优势,因为我们始终秉承的是“后发制人”的态度,在很多事件发生后,我国的有关报道都时滞于西方国家,这不仅仅是缺乏时效性的表现,更大程度上还会影响到我国政治的话语权。
(三)与一国外交行为配合。大众传媒与外交之间天然的联系,在近现代外交关系运作中,媒体已不仅仅作为传声筒的角色出现——为外交政策的出台做铺垫,为外交活动造声势,为外交行动争得舆论支持,为国家树立和维护积极正面的形象,帮助国家完成既定的战略意图——媒体无所不及的触角和它所搭建的舞台,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研究、理解及运用,以为自身国家征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以期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
(一)及时更新现有的传播思维理念。对于传媒界而言,公信力是最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公信力,一切报道都是徒劳的。为了使我国传媒在国际政治上发声更受信赖,则必须树立与时俱进的传播思维理念,提升传媒形象。要树立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传播理念,通过每一则事件报道,让国内外读者感受到我国传媒的公正和客观的立场,不论一国是否贫穷,都站在第三者立场,报道与事件直接相关的内容[2],既包含正面、阳光的一面,也报道负面、消极的信息。
四、中国大众传媒提升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对策建议
虽然近些年我国大众传媒在国际上传播力和影响力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和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相比,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Table 1 shows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published POR for passive RFID 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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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员培训改变固有形象。鉴于我国大众传媒报道中存在时滞性问题,我国应予以高度重视,吸纳具有创新观念、专业素养等有能力的人进入大众传媒行业,同时不定期对从业者进行适当培训,使他们树立第一时间观念、拼抢意识,凡是发生事件后,都极力争取在第一时间报道,重大新闻事件在8小时黄金时间内报道,长此以往,将有利于改变我国传媒固有的形象,提升我国传媒在国际领域话语权。
(三)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质量。政府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将国际话语权纳入国家战略,大力加强海外阵地建设和本土化建设,加快形成覆盖全球、更加健全的新闻信息采集传播网络,形成传媒空间命运共同体,提高我国大众传媒影响国际传媒舆论的能力[3]。同时,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媒体先进的传播经验和技巧,引用专家、非政府组织人士和我国普通公民的言论作为支持论据,使国内外读者更容易信服,进而产生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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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综上,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了西方大众传媒广泛关注的重点。为了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加公正的大国形象,我国传媒应正视问题,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话语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4]。
在清江总体状况趋好的前提下谈立法保护,长阳县水利水电局副局长肖发新也认为恰逢其时。他说,清江截污、清漂、水体改善,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通过立法,将保护举措固定下来,形成长效稳定机制,也是避免清江生态往复波动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1]冯国权,刘军民.正圆中国梦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度解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2]贾旭丽.主流媒体在外交事件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6,(12):339.
[3]黄楚新,王丹.智能互联与数字中国:中国新媒体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8,(09):58-62.
[4]翟盈丽.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8,(03):22-27.
(作者单位:淄博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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