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2008～2015年间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数据，结合跳板理论和企业吸收能力理论，探讨知识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文化距离、并购经验和研发强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家间知识距离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获取知识资源的机会，引发学习效应，有助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提升；同时，跨国并购经验和企业研发强度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更好地识别、吸收和利用新的有价值的知识，强化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知识距离； 跨国并购； 创新绩效
1 研究背景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全球跨国并购的频率和规模都有所增加，学术研究也开始不断跟进，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有研究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企业，将跨国并购作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企业进行创新追赶的战略跳板[1]。2010～2016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金额已从688亿美元增至1 961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跨国并购则是最主要的对外投资手段。同时，就目的地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并购有所增加，但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区域，依然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就行业分布来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进入深水区，参与领域也从传统的资源和金融行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行业逐渐渗透，使得知识获取型并购成为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重要组成部分[2]。一方面，知识获取型跨国并购正成为新兴国家企业确立竞争优势的流行战略；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企业如何通过跨国并购获取知识资源，并最终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综上笔者对BIM技术在建筑施工阶段的应用流程进行了分析，BIM技术可在施工设计阶段、施工组织阶段等方面得以应用，详情如下：
新兴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具有明显的知识获取特征，但目前在对并购绩效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并购成功与否，以及市场表现两方面，对并购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基于跨国并购情境下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少量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知识获取动机[3]、知识转移[4]、组织学习和吸收能力[2]会促进并购后的创新绩效。然而，HITT等[5]认为，并购减少了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长期投入，会导致创新能力的下降。上述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没有考虑新兴国家企业跨国并购强烈的知识获取特征，并且仅仅针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内部因素进行探讨，缺乏对国家宏观环境差异与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
GHEMAWAT[6]将国家间的距离总结为文化、政治、地理和经济4个方面。然而，以往研究忽略了各国在创造知识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差异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BERRY等[7]进一步以专利申请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衡量了国家间创新能力的差异，即知识距离。虽然知识距离的衡量最终落脚于专利和科研两个“可见”的创新产出，但是这一概念却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知识距离意味着国家之间在公共创新基础设施(知识储量、人才和基础研究等)、产业创新环境(产业资本、开放与竞争程度和客户需求等)及创新体系(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和创新机构等)方面的差异[8]。跳板理论认为，来自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跨国并购视为获取以知识为基础的战略性资源的跳板[9]。由此，对于新兴国家企业来说，国家知识距离对企业的跨国并购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贾镜渝等[10]发现，母国和东道国间较大的知识距离意味着较高的知识储量，增加了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可能性，有助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实施；同时，还有研究显示，国家间知识距离越大，并购的股权参与度越高，对于新兴国家企业参与的跨国并购更是如此[11]。随着跨国并购的完成，作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跳板”，中国与位居知识高位的发达国家的知识距离能否引发学习效应，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此外，跨国并购天然存在的文化距离、新兴国家企业相对匮乏的国际化经验和较弱的技术基础，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企业挖掘知识距离所蕴含的潜在价值？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从宏观层面理解新兴国家企业如何通过跨国并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能为企业的具体实践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2 理论与假设
2.1 理论模型
GRANT[12]认为，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企业获取、转移和转化知识资源的能力则是建立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KOGUT等[13]将跨国公司纳入知识基础观的分析框架，提出企业是专门从事知识创造和内部转移的社会团体，跨国公司是一种高效整合全球知识资源的组织模式，其出现正是为了实现知识资源跨越国界的转移和利用。对新兴国家企业来说，跨国并购不单是国际化扩张的战略决策，更是与全球优势资源建立社会联系的过程。跳板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框架来分析新兴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问题。根据LUO等[9]的观点，新兴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国际化扩张作为“跳板”，以获取海外战略性资产并减少母国制度和市场的约束。这些在全球舞台上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通过一系列冒险的手段，积极收购海外发达地区(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熟企业，快速获取克服后来者劣势所需要的关键资产(如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知识资源)；同时，就体量最大和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而言，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不能仅仅归因于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对技术知识等战略资源的渴求[10]。随着技术加速更迭和全球竞争加剧，结合自身技术劣势和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借助跨国并购的“跳板”快速获取战略性资产。由此，本研究认为，跨国并购为新兴国家企业提供了与全球优势资源(特别是知识资源)建立社会联系的桥梁，国家知识距离给位于知识低位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完善的公共创新基础设施、更开放和专业化的产业创新环境以及更高效的创新体系，进而有利于引发学习效应，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
虽然国际化的跳板为企业提供了寻求知识资源的机会，但是新兴跨国公司在获取和利用知识资源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一些独特的风险和挑战[9]，例如，协调不同国家和组织文化的差异，国际化经验不足的瓶颈和相对较弱的技术基础等[1]。现有研究多从企业吸收能力视角来解释跨国并购中知识转移效果的差异，吸收能力也逐渐成为跨国并购实践重点关注的企业能力[14]。吸收能力强调了吸收外部知识的重要性[15]，但通过跨国并购来解决知识缺陷并不一定能带来预期的回报，因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战略资产往往是隐性的、独特且复杂的，而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差异，以及并购方的技术基础会影响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此外，在国际化的早期阶段，缺乏经验的企业往往低估了跨国收购的复杂性(如汇率、东道国政府和制度、国际法律体系等国际环境因素，以及尽职调查、跨国整合等操作问题)，并难以合理评估并购后的协同效应[16]。可以推断，跨国并购经验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和惯例，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企业借助跨国并购的“跳板”来获取战略性资产。COHEN等[17]发现，企业识别有价值的外部信息，吸收它并最终应用于商业目的，对于企业创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能力可被定义为企业的吸收能力。这一概念被用于解释多种组织现象，如战略联盟、组织学习、知识获取和转移等[15]。学界普遍认为，吸收能力代表了组织动态能力的重要方面，包含了知识的识别、吸收和利用3个维度，每个维度在解释吸收能力如何影响知识获取方面发挥着不同但相辅相成的作用[18]。由此，本研究认为，文化距离、企业跨国并购经验与企业研发强度3个关键要素，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知识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作用条件和边界。结合吸收能力理论，当外部知识资源存在时，文化距离、跨国并购经验与企业研发强度会通过影响企业对知识的识别、吸收与利用，进而影响企业挖掘知识距离的潜在价值。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并购方跨国并购经验强化了知识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2.2 研究假设
假设1知识距离与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知识距离有助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提升。
选取我院2016年1月～2018年6月老干部病房收治的100例患者分为优质护理组及护理风险评估干预组两组。优质护理组50例，男34例，女16例；年龄77～87岁，平均（63.27±2.85）岁。护理风险评估干预组50例，男35例，女15例；年龄76～88岁，平均（63.42±2.96）岁。组间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根据跳板理论，新兴国家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等国际化扩张手段，获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优势知识资源，并减少母国制度约束，以弥补自身不足，从而快速实现创新追赶[9]。获取和转移以知识为基础的战略性资产是此类并购的主要目标之一，可以说，企业通过跨国并购产生学习效应，并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是以一定的知识距离为基础的：①知识距离体现了不同国家在公共创新基础设施上的差异，并反映在知识储备、创新人才和基础研究等方面。知识距离越大，表示并购方能够从目标国获得的公共知识资源越多，进而能够帮助企业减少创新成本[8]。②东道国更加开放和专业化的产业创新环境，为并购方提供了更具异质性的产业知识资本(特别是隐性知识)，以及有关客户需求的新知识。相比境内并购，跨国并购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高昂管理成本，如果在境内能够获得相似的知识资源，他们就不会进行对外投资。已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也正是位于知识高位的发达国家[20]。此外，在知识距离背后，一个国家更为高效的创新体系(如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方的创新活动也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GAFFNEY等[11]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新兴国家企业在具有较强创新和知识保护体系的国家的并购更为积极，并倾向于追求更高的股权来实现对目标方的控制。
已有学者指出，跨国并购能使企业快速转移和利用目标方的隐性和显性知识资源[4]，提高创新能力，以帮助新兴国家企业实现创新追赶。由此，知识距离决定了并购方能够与之建立联系的外部知识资源的质量优劣、存量大小以及获取知识资源成本的高低，给予中国企业潜在的学习和转移知识资源的机会，为学习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知识距离越大，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从中挖掘的内在价值就越大，在高效的创新体系的支持下，有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国家间知识距离从专利申请和科研成果两个方面，客观地衡量了国家在知识创造和创新能力上的差异[7]，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人才、创新和创造力资源在地理上不均匀分布的特点，使得知识的溢出成为可能，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选址[19]。可以推断，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距离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并购决策，尤其是以知识获取为目的的并购。
BJÖRKMAN等[21]指出，跨国并购中的文化距离削弱了企业的吸收能力，进而影响了资源转移。作为衡量国家间差异的核心内容，国家文化价值观的相似性有利于并购双方建立起信任关系，从而减少潜在的沟通障碍。知识的吸收建立在对有用知识理解的基础上[22]，跨国并购背景下，知识的理解通常又依赖于跨文化背景下并购双方的沟通交流。如果并购双方在价值观上缺少足够的共识，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将很难顺利进行：①较大的文化距离要求并购双方人员付出较高的信息解释成本，否则容易产生误解[23]。②隐性知识往往内嵌于标准化的程序之中，具有更大的价值。相比显性知识，其转移通常也需要更充分的沟通和互动[2]。然而，隐性知识的传递需要相似的文化作为共同的背景，较大的文化距离增加了隐性知识的复制障碍。③随着并购双方文化距离的增加，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凸显同样会增加知识转移的难度和复杂度。由此，文化距离的增加，强烈的文化价值观差异所导致的种种障碍，将会增加并购方理解有用知识的成本，使知识的吸收难以顺利进行，阻碍知识的转化，从而削弱创新绩效，在知识获取型并购中更是如此。MOWERY等[24]研究发现，相比跨国战略联盟，文化相似程度高的战略联盟具有更高的知识转移效率。对于国际合资企业来说，合资双方的文化相似性有助于合资企业识别与理解新的知识，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向国外合资方学习[25]。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2)解释变量专利和科研论文虽然并未完全涵盖创新活动的全部内容，但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产物，这两个指标具有深刻的含义，并被广泛运用于衡量国家的创新绩效[19]。为了强调上述两个指标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本研究采用BERRY等[7]和贾镜渝等[10]的方法来计算并购双方国家间的知识距离(K)，以“每百万人口的专利数量”和“每百万人口的科研文献数量”两个指标来衡量国家整体在新知识创造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差异。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距离削弱了知识距离与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鼓和芦笙的配合方式，比较特别，有两个人足够，并不像一般意义上的“伴奏”。击鼓时有两种方式，一是击鼓边，二是击鼓心，鼓边、鼓心都根据芦笙和祭奠的情形而定。但鼓的声音比较小，仅就声音而言，稀稀落落，不成曲调，不像芦笙，既吹又舞，有点艺术性。
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理论模型(见图1)。在探索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剖析文化距离、跨国并购经验和吸收能力3个因素在其中的调节机理，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企业研发投入致力于解决问题和新知识的开发。知识距离带来的外部知识资源是知识转移和转化的基石，但是仅仅与外部知识资源进行简单地“连接”，并不一定能取得较好的创新绩效[17]，因此，对有价值的知识资源进行识别、吸收和利用的能力，对企业实现并购协同至关重要。现有文献表明，研发强度对外部知识资源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较高的研发强度能够为企业提供一般化的知识背景，以便快速开发有用的技术或对外部知识的溢出作出灵敏的反应，能够帮助企业识别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并使组织能够发掘可作为创新基础的战略机会。例如，TORRE[27]的研究显示，研发强度较高的企业往往更有可能识别地理距离较远和领域相差较大的知识资源。②对于已识别的知识资源，研发强度的高低决定了知识得以有效吸收和利用的程度[17]。一方面，企业的研发投入有助于企业理解更为复杂的知识，在更困难的环境下学习；另一方面，研发强度较高的企业往往能够创造具有独占性的知识。此外，ESCRIBANO等[28]通过对2 265家西班牙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较高的研发强度能够解决企业识别、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资源时面临的低效率问题，在外部知识流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能够很好的执行，得益于其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制度。德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颁布了《联邦职业教育法》，80年代又制定了《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后来又制定了德国的《企业培训条例》等制度，2005年将《联邦职业教育法》与《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经修订后颁布并实施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这些法律法规补充和完善了德国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在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以及《企业培训条例》中明确了德国企业、学校、行业协会在整个职业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权力和义务，形成了体系完整、规范且具有较强可操作性与灵活性的职业教育指导纲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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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并购方的研发强度强化了知识距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对于跨国并购后的创新绩效，以往文献的普遍做法是以新增专利申请数量(包括发明专利、实用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来度量跨国并购后的创新产出。考虑到并购后的创新产出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研究以跨国并购发生后两年内新增专利申请数量(P)来衡量并购后的创新绩效。
④确定托换荷载的制约因素多。桩基托换受力转换体系复杂，需根据不同的阶段、不同荷载的作用，分阶段确定托换荷载。针对托换桩在托换施工、隧道施工期间的受力变形影响，分析桥梁可能的最大最小受力情况，以确定桩基托换各阶段的控制荷载。
随着我国的发展进入全新时代，政治参与也逐渐被赋予了更深的意义，只有充分了解政治参与理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才能不断推动我国政治的发展，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识别外部知识的价值是获得战略资产的第一步，在很大程度上，现有文献已经将吸收能力确定为知识库，特别是企业的相关先验知识[25]。ZAHRA等[22]认为，相关先验知识有助于企业了解有关东道国企业、行业、客户和产品等方面的知识，以促进企业识别新的有价值的知识。换言之，企业在获取、转移和转化知识资源的过程中，是需要一定的相关先验知识作为基础的[18]。在跨国并购中，企业相关先验知识的多少影响着知识获取效应的大小，为了在跨国并购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根据以往经验发展自身的知识和技能，评估和筛选合适的并购目的地和目标企业，并进行整合。例如，DENG[18]通过对TCL和联想进行案例研究发现，企业能否成功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战略性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并购方先前的国际化经验，这将有助于他们有效评估目标公司并获得战略资产。20世纪90年代，思科一系列跨国并购成功产生协同效应的关键，也正是基于对目标市场、目标国家和目标企业的了解，丰富的跨国并购经验，使得思科相较其他竞争对手能够更快速地发现目标企业的价值，识别有价值的关键技术。此外，知识资源的获取和转移，是以并购双方紧密和高效的整合互动为基础的，HALEBLIAN等[26]提出了企业并购的“惯性重复”观点：企业实施并购的经验越丰富，就越有可能重复这种行为，后续的并购整合也能变得更专业和高效。换言之，具有一定学习能力的企业进行并购时，会在该过程中学习到有关并购整合的知识，进而形成企业跨国经营和整合的能力。由此，并购方较为丰富的跨国并购经验有助于企业识别新的有价值的知识，并帮助企业构建并购整合能力，以提高知识获取和转移的效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本研究以2008～2015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WIND和BvD_Zephyr数据库对跨国并购事件及基本信息进行初步收集。其次，按照学术界常用的做法对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避税天堂的跨国并购事件；②剔除关联交易；③剔除ST的企业样本；④剔除相同企业同一年内多次跨国并购的样本；⑤剔除以自然资源获取为目的，以及金融、地产等行业的较少涉及技术研发和创新的跨国并购事件；⑥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的跨国并购事件。最终，本研究得到了120个有效样本。其中，跨国并购目的地遍布全球28个国家，各年份的跨国并购事件样本数分别为：2008年5个，2009年2个，2011年6个，2012年8个，2013年20个，2014年33个，2015年46个。此外，本研究所需的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BvD_Osiris、CSMAR、WDI、ISI、USPTO和国家知识产权专利信息服务平台等权威数据库和企业报表。
(4)控制变量为了对模型加以控制，本研究还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①企业的创新绩效可能受益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2]，因此，用观测年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并购方规模(SI)；②有研究指出，新创企业在某些技术环境下往往具备更强烈的创新动机，这就要求对企业年龄(A)进行控制，本研究以观测年与成立年差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③国有企业相对较低的创新效率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证实，本研究构建了虚拟变量对并购方的股权性质(O)进行控制，具有国有成分赋值1，否则赋值0；④有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I)会对该国的创新体系产生影响[21]，需要加以控制；⑤在交易特征层面，股权收购比(EQ)和交易规模(SC)，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并购双方的实力以及并购方对目标方的控制程度，同样需要加以控制；⑥并购双方属于相关行业增加了并购方对目标方业务的熟悉程度。由此，本研究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构建了虚拟变量衡量并购相关性(RE)，并购双方若属于同一产业则赋值1，否则赋值0。此外，所有回归方程都控制了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
两组PaO2均减低，但OS组的PaO2及SO2低于单纯COPD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OS组的PaCO2高于单纯COPD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FVC%、FEV1%均减低，但OS组低于单纯COPD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2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调节变量本研究设置了文化距离、并购经验和吸收能力3个调节变量，参照普遍做法：①采用Hofstede指数来衡量并购双方的4个维度的得分，并换算为文化距离(C)得分；②以 “并购方过去实施跨国并购的次数”来衡量并购方的跨国并购经验(EX)，次数越多则意味着并购经验越丰富；③以“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企业在并购发生前的研发强度(RD)。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专利申请数，取值为非负整数。考虑到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后，运用OLS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可能存在偏误，泊松分布是更适合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分布假设。由于使用泊松回归的前提假设是“被解释变量的期望与方差相等”，而本研究被解释变量的方差大于均值，且存在过度分散的情况。为放松泊松回归的使用前提，本研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知识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文化距离、并购经验和研发强度的调节作用。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涉及到的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列出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方差膨胀因子和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由表1可知，样本中企业平均专利申请数为94.780，平均跨国并购经验为0.630，具有国有成分的企业占比为18%，属于相同产业的跨国并购事件占75%。同时，全部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取值在1.020～1.364之间)，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系数估计的影响不大。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N=120)
变量均值标准差VIF12345678910111 P94.780269.4502 K450.300587.9001.2530.0493 C31.1907.2001.1160.202∗∗ 0.169∗∗4 EX0.6300.9351.0200.010-0.0370.0355 RD0.0700.0971.0410.129∗-0.024-0.064-0.0216 SI8.1121.2481.2790.192∗∗-0.022-0.132∗0.026-0.043 7 A2.6390.3431.219-0.084-0.191∗∗-0.119∗0.069-0.079 0.219∗∗∗8 O0.1800.3821.231-0.0010.0020.0760.044-0.0120.289∗∗∗0.0219 I1.2070.5461.3640.1220.395∗∗∗0.264∗∗∗-0.0580.021-0.058-0.220∗∗∗ 0.170∗∗10 EQ0.7140.3041.1030.0690.057-0.0290.0320.0880.173∗∗-0.0220.032 0.124∗11 SC9.2401.8401.3190.0320.058-0.030-0.022-0.0420.340∗∗∗0.253∗∗∗0.308∗∗∗0.059 0.206∗∗12 RE0.7500.4351.0700.0700.071-0.0300.0360.110-0.0810.107-0.089-0.104-0.012-0.018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显著，下同。
4.2 实证结果
为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进行了负二项回归，并使用稳健标准误。在构建调节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时，为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见表2)。在表2中，模型1引入控制变量作为基础模型；模型2将知识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模型，以检验假设1；模型3把文化距离及其与知识距离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以检验假设2；模型4把跨国并购经验及其与知识距离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以检验假设3；模型5把研发强度及其与知识距离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以检验假设4；模型6将研究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模型进行整合检验。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中，并购方规模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在10%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并购方股权性质、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并购相关性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分别在10%、1%、10%水平下显著正相关。模型2中，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在1%的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知识距离有助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提升，假设1得到支持。该结果表明，知识距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企业能够挖掘的潜在价值，有助于企业获取有价值的创新资源，进而提升跨国并购创新绩效。
在模型3中，知识距离与文化距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文化距离对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故假设2未获支持。造成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不符的原因在于：①在理论上，本研究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距离的负面效应，对其积极效应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REUS等[29]指出，文化距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文化距离作为天然的屏障会阻碍企业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另一方面，文化距离带来的异质性资源以及文化融合效应反而有利于培育企业的吸收能力。②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将文化距离视为一维和绝对的概念进行测量，忽略了文化距离的“不对等性”和“不对称性”。事实上，文化距离是具有“方向”的，且不同维度的文化距离在不同情况下，其作用都是有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过于简化而宽泛地分析虽然能够提供丰富的隐喻，但却难以真正明晰文化距离在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机理。
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经验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跨国并购经验强化了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即并购方较丰富的跨国并购经验有助于企业识别新的有价值的知识，并帮助企业提升并购整合能力，以提高知识获取和转移的效率，在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故假设3得到支持。
从模型5中可以看出，知识距离与研发强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研发强度强化了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该结果意味着，较高的研发强度能够为企业提供一般化的知识背景，增强企业识别有用知识的能力。对已识别的知识资源，较高的研发强度则有利于企业提高知识有效吸收和利用的程度。由此，企业研发强度在知识距离与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假设4得到支持。模型6引入了所有变量及交互项，从综合层面再一次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1、假设3和假设4。
表2 回归结果(N=120)
类别P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SI-0.110∗0.108∗∗∗0.106∗∗∗0.098∗∗0.101∗∗∗0.074∗∗(0.065)(0.040)(0.040)(0.041)(0.039)(0.037)A-0.1390.1220.1590.0350.1300.075(0.253)(0.169)(0.178)(0.164)(0.169)(0.154)O0.333∗-0.239∗-0.249∗-0.368∗∗∗-0.192-0.310∗∗∗(0.197)(0.136)(0.141)(0.125)(0.129)(0.120)I0.561∗∗∗0.225∗0.271∗0.213∗∗0.212∗0.307∗∗∗(0.141)(0.128)(0.142)(0.108)(0.129)(0.105)EQ0.1670.1220.1160.1720.0890.109(0.286)(0.268)(0.265)(0.175)(0.265)(0.170)SC-0.037-0.031-0.023-0.016-0.037-0.009(0.047)(0.033)(0.034)(0.028)(0.032)(0.028)RE0.295∗0.0540.0580.0990.0050.035(0.162)(0.113)(0.114)(0.110)(0.107)(0.100)行业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年份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K0.001∗∗∗0.001∗∗∗0.001∗∗∗0.001∗∗∗0.001∗∗∗(0.000)(0.000)(0.000)(0.000)(0.000)C0.0050.005(0.007)(0.006)C×K0.0000.000∗∗∗(0.000)(0.000)EX0.265∗∗∗0.282∗∗∗(0.050)(0.049)EX×K0.000∗0.000∗(0.000)(0.000)RD1.906∗∗∗2.300∗∗∗(0.607)(0.422)RD×K0.003∗0.003∗∗∗(0.002)(0.001)常数项0.003∗-0.922-1.083-0.824-1.101∗-1.214∗(0.832)(0.753)(0.762)(0.788)(0.659)(0.668)对数似然值-512.89-479.29-478.63-460.79-473.28-448.97Wald-χ2413.13752.19840.761 197.46953.611 666.24Prob>χ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注：回归系数下方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设定了两类稳健性检验：①替换核心变量。为降低变量测量产生的估计偏误，本研究对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了替换，采用跨国并购发生后两年内新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并购后的创新绩效。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测量企业创新绩效的另一个指标，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企业的高水平创新产出。②替换计量模型。为降低回归模型产生的估计偏误，本研究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做进一步稳健性检验。虽然研究中被解释变量存在过度分散的情况，但泊松分布的假设可被适当放宽，该情况下依旧可以选择泊松回归模型对变量参数和标准误进行一致估计。两类稳健性检验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与本研究之前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本研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新兴国家国际化跳板理论和企业吸收能力理论为基础，通过梳理研究背景，构建研究模型并进行统计检验，探索国家间知识距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主要发现在于：①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知识距离，为实施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提供了获取知识资源的可能，产生了学习效应，进而帮助他们提升跨国并购创新绩效；②丰富的跨国并购经验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识别有价值的知识，培育并购整合能力，有利于知识的获取和转移，在知识距离和跨国并购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③较高的研发强度为企业提供了一般化的知识背景，并提高了知识得以吸收和有效利用的程度，帮助企业深度挖掘知识距离的潜在价值，在知识距离和跨国并购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
比如，家里其他人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应该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干扰别人。就像你睡着了也不希望别人吵醒你一样。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①响应了DENG[18]和其他许多学者的呼吁，将传统的企业理论与新兴国家企业国际化理论相结合，给予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问题更多的关注[30]。本研究摒弃了以单一理论视角看待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问题的做法，结合了新兴国家企业国际化的跳板理论与企业吸收能力理论，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这不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时也是对跳板理论的实证检验。②在跨国并购背景下，现有对国家距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忽略了知识距离的重要作用。本研究跟进了贾镜渝等[10]和GAFFNEY等[11]的研究，对知识距离的内涵及其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和进一步延伸。③国家间的距离往往被视为抑制企业跨国并购绩效表现的障碍因素，但本研究的结论表明，对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而言，国家间的知识距离能够帮助它们改善创新绩效，是获取战略性资产的潜在机会。此外，本研究通过引入文化距离、跨国并购经验和企业研发强度3个调节变量，明确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条件与边界。
本研究对管理实践的启示在于：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决策时，除了考虑并购双方企业层面的差异，国家层面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国家距离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不宜进行宽泛地分析，需要针对具体维度进行细致划分。对渴望战略性资产的新兴国家企业来说，在跨国并购目的地选择方面，企业应当对并购双方国家层面的知识距离进行合理评估。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选择知识距离较大的目的地。此外，为了更好地挖掘知识距离的潜在价值，提高创新绩效，企业还应当对过去的跨国并购经验进行总结与学习，提升企业研发强度，培育企业的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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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DistanceandInnovationPerformanceofChineseCross-BorderAcquisitions
LI Hong YE Guangyu ZHAO Wenli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pproaches for Chinese firms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and achieve innovation catch-up.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neglected the learning effect caused by knowledge distance. How does the knowledge distance between countries help Chinese companies achieve high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by combining springboard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absorptive capacity. Through the data of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5,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distance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al distance, experience, and R&D intens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knowledge distance between China countries provides Chinese firms access knowledge resources, which triggers learning effects, and helps Chinese firms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acquisition experience and R&D intensity play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s between knowledge distanc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Keywords： knowledge distance;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9.09.010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9)09-1366-09
收稿日期：2018-09-2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资助项目(17JZD020)
(编辑 丘斯迈)
通讯作者：叶广宇(1968～)，男，河南西平人。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市 510641)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与企业战略管理。E-mail：bmgyye@scut.edu.cn
标签：知识论文; 企业论文; 距离论文; 绩效论文; 国家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管理学报》2019年第9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资助项目(17JZD020)论文;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