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文化自哲学奠基时期就有着浓郁的忧患意识，湖湘文化作为颇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其文化内涵中既有对忧患意识的深度论述，又有受忧患意识影响后的人生践行。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和大变局的时代，他所受到的湖湘文化的浸润和他对时代的所观所感，让他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些忧患意识给予毛泽东前行与奋斗的不竭动力。青年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他对国家和社会“外患”与“内忧”两个方面的思考，以及在这种不容已的忧患意识之下所表现出的种种行为选择。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湖湘文化；忧患意识
中华文化自哲学奠基时期开始就有着浓郁的忧患意识，在数千年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忧患意识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潜流，深深影响着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潜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湖湘文化是颇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其文化内涵中既有对忧患意识的深度论述，又有受忧患意识影响后的人生践行。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和大变局的时代，毛泽东必然也受到忧患意识的深刻影响。
一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饱经沧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人所共知的。这个千年古训浸透在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成为文化基因的有机构成部分，其背后是与中国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层次思考密不可分的。
中国文化中忧患意识的产生伴随着中国人文精神的跃动，起源于商周鼎革之际，发轫于周人对天命观念的追问和反思。周武王克商伐纣以后，并没有出现一般胜利者趾高气扬的气象，周初统治者也逐渐意识到，一向拥有天命护佑的商朝天子，原来也并非不可讨伐。天命不是恒常不变的，“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天不可信”(尚书·君奭)，“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那么，如何才能祈天永命，成为周代统治者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同于周代之前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与绝望。在恐怖绝望中人感到自身过分渺小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任凭外在的神为自己做决定，此时不会有忧患意识的产生。只有当自己有责任担当时，才有忧患意识。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也是中国人文精神当中的应有之义。周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后孔子读《易》，亦体悟到周文王作《易》之忧患意识。“其有忧患乎？”何以才能祈天永命？周人认为要“敬德保民”，因为敬德保民符合天道。于是，德与天道便建立了紧密关系。忧，亦是忧天道之失去；乐，亦是乐天道之获得。孔子就明确提出“君子忧道不忧贫”。
作为中国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母体中的忧患意识有充分继承，又有所新的发展，不仅在形上层面继承发展了文化母体中的忧患意识，而且在形下关怀方面更体现了对忧患意识的践行。
此后，在先忧后乐的价值引导下，国家民族一旦出现危机，总有湖南人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曾国藩说出“充海阔天宽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的箴言，左宗棠喊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豪情，谭嗣同为改革主动选择流血牺牲以唤醒国人。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屈原、贾谊的精神充满景仰，在《讲堂录》中恭恭敬敬地抄录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全诗，并写了心得、提要。先忧后乐的精神灌注在毛泽东身体血液里和革命活动中，并继续感召着后人。
西汉初年，流寓在长沙的贾谊，在思想感情上与屈原共振，写下了《吊屈原赋》以自喻。在给汉文帝的上疏中，面对朝廷上下都沉浸在国家安定以后的喜乐中，他却深入剖析了当时国家社会或明或潜的危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并警示统治者“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高度体现了“居安思危”的忧国忧民情怀。
首先是对“外患”的思考。早在韶山冲读书的时候，少年毛泽东就接触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并深受其影响。后来在美国记者斯诺采访之时，毛泽东两次提到了这部著作对他的影响：“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1]P19。
同样是在宋初，出生于湘南的周敦颐在给远道而来求学的程颢程颐两兄弟授课时，要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由是开启了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从此注重内在心性涵养的内圣之学——理学——成为宋代以后中国哲学的主体形态。孔颜乐处也成了理学当中的核心话题。
孔颜之乐让后世更加看重超越物质享受的精神之乐，去追求形上和对天道的体认之乐，湖湘文化学统中的形上层面达到了忧乐圆融的境界。在忧乐的形下关怀方面，湖湘文化学统中贯彻的始终是先忧后乐的价值呈现，并落实在每一位湖湘大地儿女的身体力行中。
在湖湘文化的奠基时期，屈原通过楚辞这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现出对自己高洁人格的坚守；当他查访民情，预感到国破之不可避免，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慨叹；在他流放沅湘之际，又悲愤地写下《九歌》、《九章》中的著名篇章，表达了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浓厚情感。屈原的作品与人生浸透了他各种浓烈情感的体验，也是中华文化母体中的忧乐精神与楚文化结合的产物。
二 青年毛泽东的忧患意识
青年毛泽东身处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时期，他所受到的湖湘文化的浸润和他对时代的所观所感，让他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国家和社会“外患”与“内忧”两个方面的思考，以及在这种不容已的忧患意识之下所表现出的种种行为选择。
这些都是强烈忧患意识的表现。青年毛泽东对日本的这种观感，无疑是具有远见的，而后来日本占据东三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都印证了毛泽东早年预测的准确性。
到了宋代，范仲淹在湘北岳阳楼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让先忧后乐的价值灌注在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当中。在忧乐精神的形下关怀方面，忧患永远是放置于乐之前思考的。
河床中有河水流过，河床基岩为变质岩，强风化层中有基岩裂隙水存在，地下水埋深较浅，施工过程中存在基坑涌水问题，需采取排水措施。
毛泽东早些年就读过一个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里面就介绍了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因此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非常清楚日本对中国的觊觎。1916年7月，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就提到日本的野心是霸占整个中国，并且预测：“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劫，胡马骎骎入中原……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2]P41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于1918年毕业。这期间的湘江上随处可见的是挂着列强旗帜的兵舰与航轮，“太阳旗”“花旗”“米字旗”在江上招摇飘扬，其背后则是国家权益的一次又一次的丧失。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湖南一师的师生集资刊印《明耻篇》，全书共有七篇文章和一个附件，书中揭露日本灭亡朝鲜、侵略中国的罪行，并陈述了救国方法。在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湖南一师时，毛泽东满腔激愤题诗言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2]P9
最难估摸的是人心。有时你怎么琢磨，也猜不透一个人的心思。而有时就像找到了钥匙，轻轻一碰就把人的心思打开了。玉敏现在便找到了这把钥匙。
早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易咏畦在家中病逝，5月23日，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昌济发起在学校为病逝同学举行追悼会，师生共送挽联挽诗256副，诗联中多以“悼念学友，勿忘国耻”为内容，抒发对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愤懑和不满。毛泽东在挽联中写到：“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2]P5毛泽东借悼念亡友之机，怒斥日本对中国权益的肆意侵略，挽联悲壮，同时透露出报国的志向与豪情。
郑观应是早期改良思想家，早在1862年，他就写成了《救时揭要》，到1893年，他将此书多次增订，定名为《盛世危言》并出版。一经发行出版，畅销达十多万本。从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到社会上的一般读书人，都在翻阅此书，以至于还在韶山冲的毛泽东也读到了这本著作。从书名来看，不管是之前的《救时揭要》，还是定名后的《盛世危言》，无不渗透着郑观应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焦虑和担忧。《盛世危言》开篇以无比悲愤的口吻喊出的“中国其将亡矣”哀号，以及书中所介绍的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更是深深震撼了年少的毛泽东，这使得他一次又一次突破父亲的阻拦，走出韶山冲；同时，也唤醒了年少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政治觉悟，他走出韶山冲就是要为中国社会的出路寻找答案。
报纸读得多了，自然也就可以对时政发表自己的看法。青年毛泽东随着自己理论水平的提升，对时局的剖析越来越精辟，同时也发表了深具远见的政论，甚至还主办过《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4期，但毛泽东在上面共执笔长短不一的论文达40篇，其中30多篇是与时政相关的文章。
本文从研究煤矿安全生产过程中煤矿地质测量的作用和意义入手，主要阐述有关煤矿地质测量的两个方面，首先阐述煤矿安全生产过程中煤矿地质测量的概念和必要性分析，其次探究煤矿地质测量对煤矿安全生产过程的重要作用。
其次是对“内忧”的思考。在湖南一师读书的五年多时间，也是世界和中国大动乱的年代，由于地理上的特殊性，地处中国中南部的湖南省成为南北军阀争相争夺的地盘，南北军阀在湖南境内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湖南各行各业都遭受军阀战乱的不良影响，湖南百姓长期处于军阀混战造成的贫苦中。自然学校教育也难有一个宁静的环境。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时间里，勤奋好学、关注时政，矢志探究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出路。在这个时间段里，青年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青年毛泽东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读报。很难想象，一个对国家与社会漠不关心的人会去关注时政报刊。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曾有过从军革命的经历，当时他一个月有七元饷银，除掉伙食开销两元和其他少量开销，剩下的钱基本就是用来订阅报纸。在省城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对当时长沙多家报纸都非常熟悉，并有自己的评价：“《大公报》姝有精神”、“《湖南公报》纯系抄录”[2]P42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订购了省外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多种重要报纸。正是从这些报纸上，毛泽东对国计民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更加深了他忧国忧民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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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利用质不育两型系891AB的可育株S(Rfrf)作父本，与常规品系5771R(隐性核不育的恢复系)为母本杂交，F1大量自交，2013年春调查所有F2均无不育株分离(说明5771R是可育胞质)，故选择38个F2单株自交，同时与891AB的不育株成对测交， 2014年春出现5个不育性彻底的全不育测交组合，4个有微量花粉的全不育组合，7个有50%左右不育株的组合，22个组合全可育，继续利用全不育组合与对应的自交单株连续回交，于2015年育成了育性稳定的细胞质雄性不育系9171A及对应的保持系9171B。选育过程见图1。
青年毛泽东“内忧”的表现还体现在他积极参与当时的时政热点问题的讨论。现存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他于1917年发表在著名刊物《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这篇论文看题目似乎是研究体育，但并不是单纯谈身体锻炼，青年毛泽东将体育上升到国民性改造的层面上来谈，阐明身体是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如果没有身体，德育智育即无所寄之体，失掉了物质依凭，道德与智力的发展便成了空谈。这正是针对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德智轻视体育的弊病有感而发的，有了强健的体魄，才有可能发展道德和智力，所以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2]P52。
众所周知，国民性改造问题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核心话题之一。当时以鲁迅等人为典型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仅有强健的身体而没有健全的思想，也只不过是“无聊的看客”，所以他提出从精神方面对国民进行改造。但毛泽东却认为，身体是其他一切精神性东西承托的基础，如果没有身体，一切都无从谈起。一方面，呼应了鲁迅他们所提出的国民性改造，另一方面，又颇具自己的思路和特色。
青年毛泽东的“内忧”不仅仅体现在纸和笔的工夫上。内心对国家和时局所观所感而表现出的不容已的忧患意识，使得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强大的力量去为改变时局而做出种种行为选择，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毛泽东领导湖南各界进行的驱张运动。
1918年，张敬尧督军湖南。湖南百姓用这样的时谚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其中所谓“尧舜禹汤”是指张敬尧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和张敬汤，他们如“虎豹豺狼”对湖南百姓进行残暴统治，激起了全省各界人士的反抗。当时的毛泽东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领导社会各界对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罢课、罢教、罢工和罢市运动，并决定派代表去北京、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倒行逆施的罪行。最终，驱张运动以张敬尧仓皇外逃为结局而取得圆满成功。
符合择水而居这一常规分布的遗址有五福、滕家岗、胜合、北岗、前五家子、霍托气、后五家子、大阿拉街等处遗址以及胜合、头站、霍托气等处遗物点。
陪伴洛丽塔十年的雨果死了，对于海洋馆来说，只不过是少了一头表演的虎鲸，可是对于洛丽塔而言，它不仅少了“老公”，也少了一个玩伴，它整天郁郁寡欢，拒绝进食，也拒绝表演，工作人员只好清理了水池，给洛丽塔放了几天假。
忧患意识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哲学跃动而产生，并一直潜藏在文化深处，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湖湘文化作为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也具有丰富的忧患内涵。深处苦难的近代中国，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对时局有深刻的感受，另一方面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了浓郁的忧患意识。从湖南一师到走上井冈山，从革命实践到国家建设阶段，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一直没有褪色。在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一些共产党干部产生了虚骄心里，毛泽东警惕全党同志，不能学李自成，共产党进驻北京是去“进京赶考”的。上世纪60年代，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为加强战备，因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在西部进行“三线建设”，这也是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种种这些，对于今天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锐.毛泽东:峥嵘岁月(1893—1923)[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HunanCultureandtheSufferingConsciousnessofYoungMaoZedong
TAN Kai
(School of Marxism，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rtact：There is strong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s a characteristic territorial culture, there is not only discussion aiming at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but also life practice affected by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The period young Mao Zedong lived encounters the national crisis. Deeply influenced by Hunan culture, young Mao Zedong has strong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nd struggling spirit. The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of young Mao Zedong is mainly reflected on thinking of inner worries and foreign aggression. Furthermore, it is reflected on the behavior choice under the strong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KeyWords：Young Mao Zedong; Hunan culture;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A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9)06-0026-04
收稿日期：2019-07-0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传统文化的青年毛泽东人生哲学观研究”，编号：16JD16。
作者简介：谭凯(1982—)，男，湖南攸县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校：简小烜)
标签：忧患意识论文; 湖南论文; 文化论文; 青年论文; 中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长沙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论文;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传统文化的青年毛泽东人生哲学观研究”; 编号:16JD16论文;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