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办公室的灯亮着，科长的灯就不能关，科员就得干等着。”这种一人加班，全局加负的“上行下效”现象早已在不少单位约定俗成，让所在单位职工有苦难言。
校企合作是现代学徒制的基本要求，校企文化的融通性和契合性是是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的有效路径。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信仰和遵守的、具有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范式、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体系，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跨企业培训中心职业技能模块课程是传承企业文化和培养学徒职业能力的关键环节，“师傅型”师资在制定培训计划和培训项目时，应以企业工作系统为参照，着重将企业员工的操作规程、行为规范和职业素养等企业文化融入课程资源和教学过程中，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地传承企业文化，以培养学徒在正式企业工作中的质量意识和纪律意识[4]。
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作为单位一把手，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率先垂范确能起到标杆引领作用，亦能带动单位良好政治生态与工作氛围的形成发展。周恩来同志一生兢兢业业，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与态度带动着千千万万共产党人苦干实干、奋勇向前。实践早已证明，“兵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领导若是狮子，下属必不可能是绵羊。同理，若单位“领头雁”能担好主责、干好主业、当好主角，下属干部必定不会按部就班、得过且过。
班固曾言：“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领导干部白天开会、调研、部署，晚上加班统揽业务进度，本值得肯定、赞赏，其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亦值得下属干部学习、效仿。可若领导加班便让全局陪伴，让“上行下效”成为给全体干部职工加负的理由却也难以服众。毋庸讳言，领导起着统筹全局的关键作用，加班需要专业性的材料、数据作为辅助佐证确也无可厚非，需要下属干部找寻提供亦可支持理解。可若领导加班，让下属干部空等一晚也未有任何音讯，苦等一晚也未有任何任务，便难免会让下属干部浮躁焦虑，进而怨声载道、啧有烦言。久而久之，不仅会让“上行下效”的带动效果收效甚微，更会对单位良好的工作氛围产生不利影响。
不得不说，“上行下效”变味成为加负理由，归根结底还是“官念”发生错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推波助澜。对此，领导干部除了纠正“官本位”的错误“官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政绩观之外，亦要开阔眼界、提升胸襟，增强统筹协调能力。试想，若领导在加班前能有明确计划，确定该要啥，而不是啥该要，提前统筹安排，请相关部门和下属干部于事前准备好相应资料、数据，如此便能多一些效率、少一些空等，多一些实干、少一些浮躁，于事于情都大有益处。换而言之，倘若真无法统筹安排，只要调动有度、安排有方、行之有效，几位关键之人便足以完美收官，又何必让全体干部职工留守等候？
清代乾隆年间，戴敦元任刑部尚书。作为一个部级高官，他不讲享受，着粗衣，坐敝车，生活简朴，上下班连专车都没有，每天步行上班。一年冬天，天下大雪。一大早，戴敦元套了一件雨罩，手里抱着文书，在路上行走，直到在大街上遇到一辆驴车，才叫驴车送于刑部衙门。车到刑部办公区，戴敦元下车，脱下雨罩，露出帽子上的珊瑚顶子。车夫见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大的官居然坐自己的车，吓得想跑。戴敦元赶紧把他拉住，从身上摸出钱付给车夫，才让他离去。从此，人们为赞其清廉，便称他为“驴车尚书”。
行，成长之源；效，作风之始。倘若一花独放，而非春色满园，所在单位亦难攻坚克难、行稳致远。唯有行之有效、效之有方，让上行成为标杆、下效成为乐事，集智汇力、行有所方、力有所往。如此，方能让所在单位在伟大的时代变革中百花齐放，风景独好。
（摘自《人民日报》）
“驴车尚书”的清贫自乐
◎林伟
比如《第一朵杏花》中有一段竺可桢爷爷与孩子的对话，是没有提示语的，我让学生加上提示语，体会没有提示语的对话表达了双方语言的急促，进而感悟竺爷爷听说第一朵杏花开放后兴奋的心情，表现了他醉心于科学研究的精神。《船长》一课中也有一段哈尔威与洛克机械师的对话没有提示语，表现了两人沉着冷静、熟悉业务、关心弱小的美德。
一个“驴车尚书”的雅号，把一个清官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成为一种清廉的符号，令人肃然起敬，感叹不已。应该说，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有腐败，清朝是最严重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驴车尚书”戴敦元生存在这样的“腐败环境”中，始终坚守自己的清廉，洁身自好，不贪不沾不染，宁可清贫自乐，不去浊富多忧，留得清白在人间，这完全源自他内心深处对清廉的坚守和信仰。他不管别人如何做，也不管他人怎么想，一直按着自己心中固有的底线和固守的规矩做人做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驴车尚书”戴敦元清廉的一生，一点都不为过。清朝的官场上，贪腐恶习盛行，一些本来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因受恶习的浸染，由“方”变“圆”、由“清”变“贪”，但戴敦元从不向官场恶习和潜规则低头，更不为钱财折腰。如道光元年，戴敦元由江西按察使改任山西布政使。当时官场上有一个恶习，凡是上官过境，沿途州县都要劳师动众迎来送往，不仅大摆筵席，临走前还要给上官准备礼品。戴敦元前往山西赴任，每日五更便催车夫上路，饮食不过是六枚麦饼，且全在车上解决，不劳烦沿途州县，以致戴敦元“独行数千里，而舆夫馆人莫知其为新任藩使者”。
RAROC在资产结构调整中应用不深入。目前，在授信审批中应用RAROC理念还不深入，尤其对于各级信贷经营和管理者更应提高认识，克服盲目投放。要学会“算账”——算收益账、经济资本账、经济增加值账、综合绩效账。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仅看净利润的思路，按照新的经济资本计量规则办事，实现综合收益提升、风险下降的目的。当然，在确定某笔信贷业务到底做与否，还需要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如集团政策、客户重要性、市场占用率等，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增加值而无视市场份额和重要客户的实际需要，贻误其他潜在的业务拓展机遇。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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