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克罗茨纳赫笔记》被统称为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作品。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构成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的重心。对此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已广为学界所接受的苏联学者尼·拉宾的“交叉说”，即《克罗茨纳赫笔记》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创作之中；二是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2卷(MEGA②I/2)编者的推论，即《克罗茨纳赫笔记》可能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在MEGA②I/2卷文献学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确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之间，这一文献学事实对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完成研究主题由政治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转向，及其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支撑作用。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克罗茨纳赫笔记》；《论犹太人问题》
1843年3月到10月因为马克思居住在克罗茨纳赫而被称为“克罗茨纳赫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主要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统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下文简称《笔记》)的五部摘录笔记。两者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者之间存在争议。以苏联学者尼·拉宾为代表的传统观点主要关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笔记》之间的关系，提出《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过程之中。MEGA②I/2卷的编者通过对《笔记》的文献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如果MEGA②I/2卷编者提出的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出《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著作——尤其是《论犹太人问题》——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一结论对于弥补和完善目前我国流行的《德法年鉴》转变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持“《德法年鉴》转变说”的人认为，《德法年鉴》中的《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比，在思想上已经具有质的差别。如果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还保留着“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还想用民主制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那么，到了《德法年鉴》，“转向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并在接下来的《巴黎手稿》中，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彻底转移到了‘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注]比如韩立新主张，这种转变是由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提出的“人的解放”理论所完成的；陈浩则认为，“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在于其援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特殊性与普遍性对举的黑格尔式分析框架，以及构成这一分析框架的黑格尔式分析原则———‘普遍性只有以特殊性为中介才能实现自身’”。这些研究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思想内在逻辑发展构成了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对于这一观点地详细论述，请参见以下的论文，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研究》，载《河北学刊》2016年05期；陈浩：《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复归——黑格尔哲学视野下的〈论犹太人问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期。。但是这种观点仅仅从思想发展角度作了解读，缺少对同一时期《笔记》与《德法年鉴》关系的文献学研究，因此存在文献学证明不足的问题。本文尝试使用MEGA②I/2卷编者提出的文献学推论，弥补上述观点的这种不足，本文通过三部分展开这一论证：一、拉宾关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文献学考证；二、MEGA②I/2卷编者对拉宾考证的挑战；三、对MEGA②I/2卷编者推论的补充证明。
一、拉宾关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文献学考证
首先，我们需要对《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说明。对这一关系的传统解释是由苏联学者拉宾提出的，他认为《笔记》摘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是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交叉进行的。1960年，拉宾发表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时间》一文，在论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的夏季”这个观点时，提出的证据之一是“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特别是手稿的最后几节时，直接利用了在研究历史过程中获得的具体材料。”[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时间》，《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6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这些“具体材料”就是《笔记》中的内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最后部分，即对有关等级制、城乡对立和贵族院等主题的分析中对《笔记》的利用表现得尤为明显。1976年，拉宾又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说明：
“即在手稿的后半部(第23印张)，马克思似乎结束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第303节的详细分析，并准备接着研究下面几节(在第24印张的头两页他连续摘录了第304—307节)，但是，写了头几行以后，他中断了对这几节的分析，作了大量的补充，重新又回到对第303节的研究。然后，马克思又摘录了第304—306节，但已不是连续地，而是一句一句地，对每一句都作了详尽的分析。”[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68-169页。
[33] Manila Times, Duterte begins to show deft diplomacy, October 26, 2016, http://www.manilatimes.net/duterte-begins-show-deft-diplomacy/293148/.
这是他的“写作交叉说”最清楚的说明。这种推论是他在参考了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收藏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影印件以后提出的。在原始手稿第23印张上，马克思在《法哲学》第303节评述的最后一句话后面作了一个提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编者将这一提示判读为“参看XIV.X”(参看“第23印张第90页图示”方框中部分)。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提示要参看“XIV”印张和“X”印张的内容。对此，拉宾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原始手稿中第23印张末尾这个符号不应该判读为“XIV.X”，而应该判读为“XIV. *”，其中“*”是马克思写作中使用的特殊符号，他经常用这个符号提示自己“文中有关部分应移到另一个地方，即他也作相同记号的地方。”[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343页。 第23印张末尾的符号“*”与第24印张开头的符号“*”存在呼应关系(参看“第24印张第93页图示”方框中部分)，表示“第24印张中的原文应当是第23印张结尾一段原文的继续部分……因此第23印张末尾的注脚具有如下形式(见XXIV*)”[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343页。 ，指示中的“XIV”也是马克思的笔误，他将“XXIV”写成了“XIV”，“在他的手稿中这是常有的事”[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343页。 。
第23印张第90页图示
第24印张第93页图示
对比上述两部分论述可知，MEGA②I/2卷编者的观点——即《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更有说服力。这是因为拉宾的观点主观性很强，缺少足够的证据支撑。他虽然提出了与之前判读相异的说法，但是通过比对原始手稿图片会发现，俄文第2版编者的判读很难说存在绝对的错误，他关于数字“XXIV”写作“XIV”笔误的说法更带有主观性。此外，他提出的《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存在共同点的说法也有另外的解释空间；MEGA②I/2卷编者从多个角度论证了“《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观点，史料翔实且分析缜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带来了文本与思想之间的互动，为解读马克思克罗茨纳赫时期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但是，上述支撑MEGA②I/2卷编者观点的三个理由主要是经验性推论，还缺少理论上的证明。但是，这种经验性证明是脆弱的，一旦出现否定性的经验事实，之前的结论则会受到挑战。与此相对还有一种对文本之间的思想联系进行理论论证的方式，即通过对比文本的思想内容而推断文本关系远近，MEGA②I/2卷编者观点恰恰缺少这种理论论证。故本文要在理论层面上考察《笔记》与《论犹太人问题》的思想联系。因为，只有从理论层面上证明出《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的著作——尤其是《论犹太人问题》——的联系更加紧密，MEGA②I/2卷编者观点才更有说服力。
为提供支撑“交叉说”的直接证据，拉宾在书中专辟了题为《笔记本和手稿的共同点》一节，他指出，对比《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会发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印张第100页的内容更像是马克思对列奥波尔特·兰克《历史政治杂志》摘录(下文简称《兰克评注》)概括和总结，甚至是进一步的延伸。在第四笔记中，《兰克评注》写道：“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这样一来，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8页。
在拉宾看来，“政治神学”指保守势力的历史认识，把历史发展中新事物替代旧势力的情况看成是一种偶然的、表面的现象，坚持“旧世界是新世界观的真理”。马克思将黑格尔法哲学视为代表德国保守势力的政治神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第2阶段(第26印张第100页)，他把《兰克评注》作为行文的前提，认为黑格尔把新时代失去政治意义的等级与中世纪的等级混为一谈，“这还是那一套非批判性的、神秘主义的做法……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主要是等级制度)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奥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拉宾认为，从《兰克评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印张第100页，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将《笔记》提供的历史事实与兰克描述的历史事实进行比较，发现兰克观念的保守性；第2阶段，发现兰克观念与黑格尔法哲学观念的一致性，从而“弄清了意识形态现象(黑格尔哲学)和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性质之间的联系”[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76页。 。据“交叉说”的文献学推论，拉宾开始具体讨论“经过《笔记》浸染后马克思思想在第2阶段产生了实质性转变”。
(2)第303节—第307节写作过程的另一种推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304—307节原文下面存在第303节评注的续写部分，这部分不仅利用了第24印张两个空白页，还利用了第25印张。拉宾推测，《笔记》扩大了马克思的视野，他没有急于开始撰写第304—307节评注，而是对第303节评注进行了补充论述。所以，这部分撰写的顺序为第303节摘录→第303节评注第1部分→《笔记》→第304—307节摘录→第303节评注第2部分。但是，MEGA②I/2编者认为，第303—307节写作过程没有特别之处，因为马克思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有两种写作习惯：一种是摘引《法哲学原理》一节或几节的原文后进行评注，另一种是摘引原文后并未马上评注，而是留下一些位置为以后评注使用，第303—307节评注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部分创作马克思是按照如下步骤完成的：(1)从字体和笔法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手稿第23印张上先摘引了第303节，之后并没有马上写下什么，而是留下第23印张整整4页为以后评注使用；(2)然后他在第24印张的头两页上摘录了第304—307节原文；(3)之后回到了第303节，在留下的空白位置开始撰写这一节评注，但是预留的4页不够用，马克思决定利用第24印张并在第23印张的末尾和第24印张开头做了一个附加提示(参看“第23印张第90页图示”与“第24印张第93页图示”方框中部分)表明这两部分是接续在一起的；(4)在第26印张上仅摘录了第304节并作了详细的评注。
对照组：男、女占比各为27：18；年龄段在50～83岁之间，经计算后中位年龄为（66.98±1.57）岁。
自核磁共振现象发现以来，核磁共振已成为测定物质结构的强有力工具，不但能够实现被检测植物样品内部结构和代谢产物的可视化，还可以分析被测活体植物体内的重要生理过程，因此这一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植物生理和发育、生物多样性、基因功能以及代谢作用等的众多研究领域[3]。但近年来，关于核磁共振技术相关的综述性报道多限于土壤和水体，对在植物研究中的报道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将从核磁共振磷谱、氢谱、碳谱3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旨在为相关学者了解核磁共振技术在植物科学中的应用提供科学素材。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民主制评价很高：“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0页。他对比研究了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制，最终指出，“代议制是一大进步，因为它是现代国家状况的公开的、未被歪曲的、前后一贯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5页。此时他还寄希望于代议制形式的民主制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在《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如下关于代议制和民主制方面的内容：
有效沟通的实现需要构建开放、平等的沟通文化，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沟通氛围，实现信息的坦诚交换。组织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实现信息的及时反馈，畅通无阻。在沟通过程中重视员工的需求和建议，以合作伙伴和咨询师的角色来对待这些问题。让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认同和尊重，更加深了其同舟共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首先，拉宾指出，“对现实历史过程的阐述代替了主要是逻辑上的反证。理论上的必然性让位于事实上的可靠性”[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76—177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第2阶段表现了方法论上的转变，即由第1阶段的逻辑反证法到第2阶段的历史分析法。因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第2阶段的部分观点单纯依靠逻辑推演是得不出的，只有使用历史分析法才能得到合理论述。
“共享经济”即是一种合作互助，你我同享的经济模式，而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则是进行共享的基础。在这信任度每况愈下的社会，人们彼此之间充满猜测与怀疑，这也正是“共享经济”面临的挑战，作为一个存在金钱关系交易的载体，“共享经济”更是对人们的一种考验。给共享单车上私锁、刻意破坏共享物品、篡改二维码谋利益，这样的事例早已屡见不鲜，如何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社会各方共同思考、商榷。
二、MEGA②I/2卷编者对拉宾考证的挑战
由于苏联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上的特殊地位，使得拉宾的“交叉说”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1981年收录《克罗茨纳赫笔记》的MEGA②IV/2卷出版问世使得这一状况有所改变。这卷编者在关于《第四笔记》“产生和流传情况”中指出：“马克思的详细评注——它明显产生于首次通读《历史政治杂志》第1卷与对这部杂志摘录之间——表明第四笔记和整个《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特别是同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存在密切联系。”[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IV/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1, S. 657. 编者在这里无疑采纳了拉宾的例证，即《兰克评注》的基本观点在第2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但是，到了1982年出版MEGA②I/2卷时，编者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MEGA②I/2卷收录了1843年3月至1844年8月之间马克思早期重要文本，如《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有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创作时间，MEGA②I/2卷编者这样写道：“《克罗茨纳赫笔记》是否产生在写这部手稿之前、期间或之后，还不能明确的断定。……从《克罗茨纳赫笔记》与这部手稿写作时间的重合与论题方面的联系不能推断手稿直接使用了笔记，也不能说这对笔记是为手稿而创作的假设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证明。”[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S. 580. 对此，编者给出了如下理由：
(1)《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中断发生在马克思新婚旅行之前。拉宾推测，马克思的新婚旅行中断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他在旅行之后的7月和8月创作《笔记》并续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导致《笔记》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续写(第2阶段)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MEGA②I/2卷编者认为，“第302节评注和第303节评注之间中断发生在1843年7—8月，也就是在摘录《克罗茨纳赫笔记》期间，这种假定尚无法得到明确的证实。”[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S. 579. 因为，马克思在1843年3月至9月的行程比较紧密：3月17日后去荷兰旅行，5月10—24日停留在德累斯顿，5月末在克罗茨纳赫，6月19日完婚后蜜月旅行，7月25日与卢格会见，10月初动身去巴黎，10月11日或12日抵达巴黎。从这6个月的紧密行程中可以推测，很可能在1843年5月至6月，也就是说新婚之前，马克思就中断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而且也不排除在1843年7月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创作第2阶段的可能。如果MEGA②I/2卷编者推论成立的话，拉宾提出的“《笔记》——即在第26印张第100页再现了《兰克评注》的观点——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续写思想产生影响”观点就缺少了一个证据支撑。
从将近20年前的刘晓庆偷税案到如今范冰冰“阴阳合同”我们不难意识到：对税法规制的真正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相反，我们更应该与时俱进，把其视作一个长期的动态调整。同时，只有时间与实践才能真正检验出相关税法规制改善合理与否。国家税法部门对税法进行不断完善，公民也能真正走入对高收入者以及对每一个纳税人的监督的大门，社会中的每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的真正凝聚起来。如此，我国立法水平将更高，也将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缺少《笔记》直接引文。拉宾认为，“在手稿的最后几个印张中特别明显，在那里马克思使用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丰富材料”。MEGA②I/2卷编者对此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使用的丰富历史知识，“正如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表现的那样，这种知识是他在较长时期内系统地获得的。”[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S. 579. 拉宾只是从主题一致性上来推断《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相关性，没有展示出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比如拉宾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时间》一文中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笔记》之间存在三处内容相关部分[注]即考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最后几节时要参看MEGA①第344页和第四笔记；对等级制的分析和城乡对立的原理则是参考MEGA①第344页和第五笔记；贵族院最后部分要参看MEGA①第385—387页和第5笔记。。对此，MEGA②I/2编者指出：“如果马克思为创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专门完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而且是在写第303节评注之前或者期间的话，那么他在手稿的这一部分就可能利用研究过的文献。”[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S. 580. 但是整个手稿中都没有直接引文，相反在之后的著作中——《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使用了《笔记》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46、50、175页。。因此，“手稿没有可资证明的直接摘引和成段抄录这一事实就可以看作是证据，证明马克思是在这部手稿完成以后才摘录《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S. 580. ，此外，MEGA②I/2卷编者有关这个观点另一点证明是，相同主题《论犹太人问题》使用的资料比《笔记》更加丰富，如果《笔记》写于这篇文章之后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MEGA②I/2卷编者提出的“《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观点无疑是对拉宾“交叉说”的挑战。如果MEGA②I/2卷编者推论成立的话，那么，《笔记》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创作的《论犹太人问题》会产生直接影响。所以，这个事实判定直接关系着如何把握1842—1844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以及如何定位《笔记》的理论地位等问题。
2017年6月，12岁的嘉琪在上海参加比赛，没想到一举获得中国赛区总冠军，得到了踏出国门的机会，高兴之余妈妈严肃地对嘉琪说：“我允许你骄傲一天，但是你明天就要忘掉这件事，因为你后天就要期末考试了。”妈妈担心街舞会影响嘉琪的学习，去年小升初考试就在HHI比赛的后一周，妈妈原本想劝她停止练舞、专心备考，可就是拗不过她参赛的坚定决心。而嘉琪也很要强，做到了学习、跳舞两不误。因为跳舞，嘉琪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积极向上，开心、乐观、活力四射，她将街舞的“劲爆”从舞台带到了生活中。
三、对MEGA②I/2卷编者推论的补充证明
拉宾之所以关注这个文献学事实与他要讨论《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的关系有关。通过手稿影印件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法哲学》第302节评注和第303节评注之间存在明显的中断。拉宾推断这是由马克思的新婚旅行而造成的。他认为，马克思与燕妮的新婚旅行促使他放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旅行归来后他并未马上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是“在继续写这一著作之前，专心研究各国历史方面的大量书籍”[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 ，作了《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涉及政治学、历史学丰富知识的书籍使他“对市民社会及其内部结构越来越注意”[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 ，也使他“现在能更具体地看出黑格尔的立场同现实的历史过程之间的联系，所以他再次探讨了黑格尔《法哲学》第303节。”[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76页。 因此，拉宾提出两点推论：(1)《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的第2阶段，所以，二者的写作是交叉完成的；(2)《笔记》促使马克思思想在写作第2阶段发生实质性转变。
对比两部文本会发现，《笔记》与《论犹太人问题》之间存在两方面的联系：第一，《笔记》为《论犹太人问题》的论证提供经验性材料。比如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提出的废除宗教就能实现犹太人“政治解放”的观点时，援引第五笔记托·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摘录[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介绍的历史事实，即在获得政治解放的北美国家中大多数人仍然笃信宗教，以此来否定鲍威尔观点的基本前提；第二，《笔记》对《论犹太人问题》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民主制国家认识的转变是受到《笔记》的影响而产生的。
又如“市民社会的异化”。马克思通过《笔记》摘录的法国革命史史实发现了这一现象。法国革命后的社会制度存在着“现实生活原则的私有制”和政治生活的“共同本质”之间的矛盾。社会二重化也造成人的二重化，人的本质被分为两个部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本质和国家中的政治本质。这种分裂导致人的客观活动变成了“个人的私事”，成为了“某种在人之外”与人相异化的东西。所以，市民社会中存在着“异化”现象。马克思在第26印张第99页提到“关于这一点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在拉宾看来，“这一点”指的就是市民社会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可能是为了避免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收稿》的认识提前到克罗茨纳赫时期，从而产生过度解释的问题，拉宾随即限定使用这种异化的有效范围，他认为，当时马克思只在分析“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时才使用“异化”范畴，对市民社会本身还没有使用这个范畴。
比如“等级制度”概念。等级制度向官僚制的转变会经过“共存”到“完成”这两个阶段。“然而等级的职能什么时候完全转入官僚政治呢？靠逻辑推理，马克思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注][苏] 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177页。 在拉宾看来，马克思只有把握实际历史发展进程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他在《笔记》中得到了启示，并将由这一启示催生的答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5印张第97页中作了表述：“只有法国大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1)“自从代议制发明以来，已经证明，无论是共和制形式还是君主制形式的代议制原则，都适用于广大人民[第14页]”[注]王旭东、姜海波编：《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
(2)“代议制度……在两种主要的虚构上。第一，在这样一种虚构上：国家的所有臣民的总和，全体人民是一个大的社团或团体，实质上是法律上的或者神秘的个人，这种个人实质上由同类的和权利平等的成员组成。这种社团(公民等级)的存在似乎就是全部法律状态的真正基础……一切单个的现实的社团和分化……在这种情况下都将完全消失，等等”(第97—99页)。……
“另一个虚构属于人民的臆造的法律身份借以显示出来并发生影响的方式。这个[过程]本来可能而且应该通过代表会议而发生……全体‘国家公民’这个大的团体的一小部分成员作为选民会议被召集在一起……从他们当中代表们……这些代表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国家的某一个地区或者把他推选出来的那个选民会议的代表，而是神秘的整体的代表，代表们不受选民方面的任何指示、任何委托的束缚，但是都享有无限的权力：经他们用多数票决定的事情，就是国民的共同意志的真实表现，等等”，第99—100页。[注]王旭东、姜海波编：《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3)“自从新宪章成了对全体法国人的奖赏以后，在法国有三千二百万握有主权者。理论就是如此；但是这个理论在实践中归结为什么呢？首先应该[从这个数目中]减去所有穷人，可怜的握有主权者，他们的特权就是在病房中使用简陋的床铺”[注]王旭东、姜海波编：《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4)“可见，真正荣获 [最高奖赏] 的法国人的数目只有八万选民(从不久以前开始，大约有二十万人)。列入这个数字的并不是进行统治的人数，而是经过其同意可以进行统治的人数”[注]王旭东、姜海波编：《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5)“这种所谓的人民主权，无非是君主国的有产阶级为了夺取君主的权利而让各非有产阶级相信的骗局”[注]王旭东、姜海波编：《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通过这些摘录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特别关注现实中国家实行代议制之后的历史情况，他摘录的大多是关于民主制的虚假性和阶级性，这促使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民主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转变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民主制国家的态度。在讨论国家与宗教关系问题时，他指出民主制国家不仅不能废除宗教，相反，从本质上看民主制国家还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因此，“政治国家完全是一种维护市民社会特殊性的工具和手段”，而非必然与废除宗教有关。需要注意，按拉宾的观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笔记》是交叉完成的，且《笔记》影响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过程第2阶段的思想形成。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将民主制视为高于立宪君主制的政治形式，对民主制持肯定态度。在《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实行民主制后的实际历史情况，看到了民主制本身的虚假性。那么，如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笔记》的写作是交叉进行的话，为什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过程第2阶段马克思在看到民主制缺陷之后还仍然对它持肯定的态度呢？一个可能的推测是，《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是《笔记》关于民主制的摘录促使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民主制本身。到了《论犹太人问题》时期，马克思在讨论国家与宗教关系问题时，一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民主制的肯定性看法，出现了否定性评价。
总之，《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笔记》促使马克思发现在现实历史发展中，无论德国，法国，英国，还是美国都走向了民主制，这使得他将自己的关注点不再放在对国家形式的区分上，而是放在现实国家发展中。他发现，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并非像黑格尔描述的那样，政治国家是真正的普遍性、主语，市民社会是形式的普遍性、谓语，恰恰相反，政治国家是抽象的普遍性、谓语，市民社会因蕴含着具体的特殊性，才是主语。政治国家的普遍性非但不能克服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相反后者才是前者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让国家和市民社会发生了分离。表面上，法律规定了个人参与政治生活不受私有财产、等级身份、文化程度等因素的限制，但是，现实中这些因素是个人进入政治生活的前提，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因此，国家的普遍性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即使是革命后施行民主制的法国，国家也并未具有真正的普遍性，相反，由于市民与公民、市民社会与国家顺序的倒转，国家沦落为维护市民社会的手段。因此，MEGA②I/2卷编者提出的《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推论是值得肯定的。
四、结 语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拉宾“交叉说”需要回应MEGA②I/2卷编者的两点质疑：一是中断是否发生在《笔记》摘录时期，另一个是如何解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缺少《笔记》的直接引文。此外，如果MEGA②I/2卷编者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反过来将对早期马克思研究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重思关于唯物史观形成史的讨论。拉宾“交叉说”隐含的理论目的是支持梁赞诺夫提出的观点：《克罗茨纳赫笔记》参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构成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阶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如果《笔记》写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则使用《笔记》解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合法性就受到威胁。即《克罗茨纳赫笔记》相对独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另一方面，促进摘录笔记与著作之间关系课题的成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的摘录笔记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从MEGA①没有将摘录笔记编辑为独立一部分的事实可得到证明。即使MEGA①收录的笔记部分，如《克罗茨纳赫笔记》，也仅是单纯概述了《笔记》的基本情况，没有揭示出《笔记》与著作手稿之间的思想关系。近年来，以《巴黎手稿》研究为例，中国学界已经开始自觉探讨摘录笔记(《穆勒评注》)和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理论联系。而《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三论稿之间的思想关系研究也可以提供一个不亚于《巴黎手稿》的“摘录笔记与著作之间关系课题”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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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2-0029-08
作者简介：王旭东，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100084)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10JZD0003)
(责任编辑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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