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讨初中生父母依恋与校园欺凌行为的特点，并进一步检验了年级以及性别对初中生父母依恋与校园欺凌行为的独特效应、以及二者对初中生父母依恋和校园欺凌行为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1）初中生的校园欺凌水平总体上呈现从初一到初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不存在性别差异；2）初中生母亲疏离维度和校园欺凌行为水平上的年级和性别交互作用显著；在父母信任维度、母亲沟通维度上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在所有变量水平上，性别主效应均不显著。3）除父亲沟通维度外，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与其父母依恋各个维度均显著相关，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初中生父亲疏离、母亲信任维度与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存在显著的多重线性关系。因而，在分析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原因时，初中生与其父母的依恋关系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对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的防治应结合其特点并考虑到年级和性别因素，从而设计出科学的校园欺凌预防方案。
关键词：父母依恋；校园欺凌行为；初中生
一、相关文献回顾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或者与校园生活具有密切关系的区域中，由一些学生对其同伴实施的各种形式的攻击性行为，这些行为会导致受害者在心理或身体上遭受痛苦。那么，由校园欺凌这一内涵可见，其发生的区域主要是在校园里，或者与学校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区域，比如学校组织的活动所在地，或者学校附近学生经常活动的区域，如商店、网吧、游戏厅、书店等。其次，校园欺凌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一种不良关系，是由占有支配地位的学生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同伴实施的一系列的攻击性行为。再次，校园欺凌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同学之间的偶然开玩笑不属于此类，但如果一次恶意的攻击给对方造成长期的精神痛苦，也应属于校园欺凌的范畴。故，这里的长期性主要从被欺凌者感受到的精神痛苦是否具有持续性为界线。最后，校园欺凌的形式表现为多种类型，有传统的身体攻击，也有语言欺凌、排挤、孤立等形式的关系欺凌以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所出现的新欺凌形式—网络欺凌① 李祥、艾浩、 韦卫：“论我国反校园欺凌的实践困惑与立法构想”，载《基础教育》 2017年第1期，第28-36页。。
4.2 1961-2017年期间，天峻地区干旱经历了湿—干—湿—干—湿的变化，其中，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21世纪00年代末期至10年代中期对应的是相对湿润的时间段，而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00年代末期对应的是相对干旱的时间段。M-K检验结果表明，干湿突变年为1966年。
对于校园欺凌原因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做了很多研究。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卷入欺凌行为的个体总是伴随着其较弱的心理调适能力① Nansel T R，Overpeck M，Pilla R S，et al.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US Youth: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social Adjustment[J]. Jama, 2001, 285(16):2094-2100..。不管是欺凌他人者，还是欺凌受害者，他们均存在一些心理问题，比如没有安全感，通过攻击他人显示自己的“强大”，或者被边缘化，在被卷入欺凌事件后从而陷入更为自卑的境况② Juvonen J, Graham S, Schuster M A. Bullying among young adolescents: the strong, the weak, and the troubled[J]. Pediatrics, 2003, 112(6 Pt 1):1231.。学术界认同校园欺凌行为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但家庭因素是造成校园欺凌的主要诱因，比如家庭环境不佳和教育缺失③李普、苏明月：“美国应对校园网络欺凌的策略及其启示”，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115-120页。。比如，欺凌实施者不能很好的调控自己的行为，这就涉及到自我控制能力，而这一能力亦养成于家庭之中。只有个体成长的家庭环境积极健康，能为其提供归属感与安全感，就有助于养成健康的个性，而健康的个性则是阻止欺凌行为发生的关键性主体性因素④ Majcherová K, Hajduová Z, Andrejkovi M. The role of the school in handling the problem of bullying[J]. Aggression & Violent Behavior, 2014, 19(5):463-465.。
依恋理论认为，决定个体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就是能否拥有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⑤ Nickerson A B, Nagle R J. The Influence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s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4, 66(1-2):35-60.。这一点也为相关研究所证明，亲子依恋关系与个体的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负相关⑥黄彦、谢晓琳、周晖：“亲子依恋与儿童问题行为的相关: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年第6期，第1074-1078页。。父母教养方式成为影响未成年罪犯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⑦苏春景、杨虎民：“未成年犯罪的个性特征及预防策略”，载《现代教育研究》2017年第12期，第89－95页。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后,亲子依恋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的使用具有负向预测作用⑧陈武、李董平、鲍振宙：“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的问题性网络使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载《心理学报》2015,年第5期，第611-623页。。赫希（1964）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个体与父母、朋友、或其他对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组织，如学校等关系遭到破坏后，就会去犯罪。所以，犯罪行为是个人与他人、社会联结被削弱的结果⑨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160-1189页。。父母依恋作为最重要一种的社会联结关系，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初中生在校园生活中的失范行为—欺凌行为源于个体最初的依恋关系遭到削弱呢？本研究基于前人的研究，提出研究主题，即家庭因素—父母依恋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作用。并提出年级和性别在初中生父母依恋和校园欺凌行为中的差异。年级和性别在初中生父母依恋中的研究已有很多⑩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初中生依恋与主观幸福感:自尊的中介作用”，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年第2期，第230-238页。⑾王英芊、邹泓、侯珂：“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年第2期，第226-235页。⑿徐淑慧、夏政鑫、林翔：“青少年亲子依恋与自我控制的关系研究——以温州市某中学为例”，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90-96页。，但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性别和年级量化研究却不多。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基于校园欺凌的相关理论、亲子依恋理论、社会控制论，通过选取初中生为被试，试图探讨以下问题：（1）父母依恋与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的关系；（2）性别、年级在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父母依恋中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3）父母依恋对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的解释率。本研究的主要假设如下：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中的信任、沟通维度均可负向预测初中生的校园欺凌行为；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中的疏离维度均可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校园欺凌行为；性别和年级在初中生父母依恋各维度及校园欺凌行为中部分主效应显著，且存在部分交互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母亲沟通维度上，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F=4.08，p〈0.05，η²partial=0.027）；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0.11，p〉0.05，η²partial=0.000）；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0.07，p〉0.05，η²partial=0.000）。
在欺凌行为倾向上，年级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2.51，p〉0.05，η²partial=0.017）；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3.79，p〉0.05，η²partial=0.013）；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3.56，p〈0.05，η²partial=0.023）。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父母与同伴依恋
1开放式的建筑学专业教室是通过一连串的空间作为主要个体的教学空间类型，具有通透不间断的大空间特点，为不同班级的学生进行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是适合低年级学生学习的专业教室空间。
2.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
采用自编量表，通过对校园欺凌相关理论的梳理与整理，设计出代表校园欺凌行为的6个测度项，6个项目中包含了典型的四种校园欺凌类型，如网络欺凌、行为欺凌、言语欺凌以及关系欺凌，并通过焦点小组讨论法来确保测度项的信度和效度，项目采用采用5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发生校园欺凌行为越高。
采用由张迎黎等（2011）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中的父亲依恋与母亲依恋分量表，共计50个项目。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分量表各25个题目，每个分量表均包含信任、沟通、疏离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依恋水平越高，其中信任、沟通第3题、第9题、第6题、第14题以及疏离维度的所有题目采取反向计分。本研究中，父亲依恋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0.82，0.76，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0；母亲依恋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0.83，0.78，总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2。
在铁路污工梁人行道设计标准中，采用U型螺栓等预埋件连接的角钢支架成为宽0.50～1.55m人行道的主导方法，这些连接件成为承受托架动静载荷的关键着力点[1]。由于螺栓连接方式及受力状态比较复杂，加之在运营过程中外界环境和列车振动的影响以及在日常维修不当，在人行道宽度较大的桥梁中逐渐出现螺栓弯曲和折断的病害，然而这些关键连接件一旦出现问题，可能造成托架脱落导致的人身伤害。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78。整体模型适配度的卡方值为8.97，显著性概率值p=0.345，接受虚无假设，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间可以契合。经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拟合度良好: CMIN/ DF =1.121，RMSEA=0.019，RMR=0.016，NFI=0.098，IFI=0.998，CFI=0.998。六个测量指标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49，0.51,0.68,0.74,0.60,0.62，介于0.49至0.74之间。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0.0和AMOS20.0处理数据，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F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表2给出了父母信任、父母沟通、父母疏离及父母依恋、校园欺凌行为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除了变量欺凌行为与父亲沟通未达显著水平外，其他变量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其中欺凌行为倾向与父亲信任、父亲沟通、母亲信任、母亲沟通以及父母依恋总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0.01），而与父母亲疏离呈显著正相关（p〈0.01）。父亲依恋及其父亲沟通、父亲信任维度与母亲依恋、母亲信任、母亲沟通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0.001），而与母亲疏离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0.001）。
小儿功能性便秘，又称单纯性便秘、习惯性便秘，是由肠道疾病或非全身疾病引起的原发性持续便秘。其主要表现为排便次数减少、排干硬粪便时疼痛，可伴随大便失禁，以及厌食、早饱、腹部膨胀和疼痛。最常见的触发因素，可能是疼痛或社会因素引起本能的克制排便。通常认为纤维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过低，便秘家族史，肥胖和体力活动少，与便秘的患病风险增加有关［1‐2］。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北方5城市2～14岁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患病率在4.27%～5.02%，高发年龄段为2～3岁［3］。影响胃肠功能、智力发育和记忆力、导致遗尿和便失禁是小儿功能性便秘的危害［4‐5］。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303）
变量 欺凌行为 父亲信任 父亲沟通 父亲疏离 母亲信任 母亲沟通 母亲疏离 父亲依恋 母亲依恋M 9.91 35.60 26.78 13.96 37.08 29.90 13.57 84.67 89.28 SD 3.69 8.13 7.45 4.95 8.20 7.53 5.10 16.64 17.39
表2 各变量相关系数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父亲信任 1 2.父亲沟通 .73*** 1 3.父亲疏离 -.39*** -.37*** 1 4.母亲信任 .46*** .40*** -.18** 1 5.母亲沟通 .42*** .57*** -.17** .76*** 1 6.母亲疏离 -.25*** -.26*** .52*** -.45*** -.39*** 1 7.父亲依恋 .88*** .87*** -.62*** .42*** .47*** -.35*** 1 8.母亲依恋 .47*** .87*** -.34*** .91*** .87*** -.66*** .50*** 1 9.欺凌行为 -.16** -.08 .31*** -.20*** -.13* .25*** -.19** -.20*** 1
表3 初中生父母依恋各维度、校园欺凌倾向的性别和年级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男生（n=149）女生（n=154）初一（n=122）初二（n=110）初三（n=71）父亲信任 34.89（7.82） 36.29（8.39） 36.72（8.38） 34.04（8.35） 36.11（7.01）父亲沟通 26.98（6.96） 26.59（7.93） 27.99（7.50） 25.65（6.98） 26.46（7.88）父亲疏离 14.27（5.20） 13.66（4.69） 13.60（4.91） 14.51（5.33） 13.75（4.38）母亲信任 37.04（7.83） 37.11（8.57） 39.09（7.16） 35.12（8.83） 36.66（8.18）母亲沟通 29.73（7.23） 30.07（7.83） 31.38（7.10） 28.68（7.36） 29.27（8.16）母亲疏离 13.69（5.23） 13.45（4.98） 12.68（4.74） 14.81（5.71） 13.16（4.31）父亲依恋 83.7（15.20） 85.6（17.93） 87.23（17.14） 81.80（15.22） 84.71（17.36）母亲依恋 88.9（15.95） 89.6（18.73） 93.73（16.17） 84.69（16.77） 88.74（18.64）欺凌行为倾向 10.41（4.18） 9.43（3.09） 9.31（3.46） 10.28（4.24） 10.36（3.04）
表4 初中生父母依恋对其校园欺凌行为的回归预测（n=303）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共线性统计量 R R² F自变量 B 标准误 容许度 VIF 0.12 0.11 19.68***常量 9.58 1.19 8.06***父亲疏离 0.21 0.04 0.28 5.03*** 0.96 1.03母亲信任 -0.07 0.03 -0.15 -0.278*** 0.96 1.03
（二）初中生父母依恋不同维度及总体依恋水平和校园欺凌行为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
对初中生父母依恋不同维度及总体依恋水平和校园欺凌行为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平均数、标准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在父亲依恋总水平上，年级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3.01，p〉0.05，η²partial=0.020）；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0.39，p〉0.05，η²partial=0.001）；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0.96，p〉0.05，η²partial=0.006）。
第三种是风险分摊效应。新产品开发团队乐于创新，并勇于承担采用新技术和新观点可能带来的风险后果，可以缩短从新产品思路产生到商品化之间的时间间隔。
秦安是一个林果业大县，以种植苹果、桃子、花椒为主，其不仅是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全县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随着秦安花椒产业的迅速发展，影响的因素也逐渐增多，因此，如何使秦安花椒产业可持续性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父亲沟通维度上，年级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2.93，p〉0.05，η²partial=0.019）；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0.025，p〉0.05，η²partial=0.001）；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0.02，p〉0.05，η²partial=0.000）。
在父亲疏离维度上，年级主效应差异不显著（F=1.09，p〉0.05，η²partial=0.007）；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0.23，p〉0.05，η²partial=0.001）；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64，p〉0.05，η²partial=0.017）。
（3）是否属于科学实验等技术范畴。对于科学实验等技术问题分析，首先要明确定性这种行为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还是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是划分该类问题技术分析的分水岭。
在浙江省温州市某中学，采取便利抽样法从初一、初二、初三三个年级选取11个班进行问卷调查。由经过培训的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担任主试，并征得学校相关部门的批准和配合，利用学生自修时间进行团体施测。在施测过程中，向学生简单介绍施测的主题并宣读指导语。被试作答完毕后，当场对问卷进行回收。共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03份，有效回收率为87%。其中，男生149人，女生154人；初一122人，初二110人，初三71人，被试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M=13.68；SD=0.82）。
在母亲疏离维度上，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F=5.88，p〈0.05，η²partial=0.038）；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0.15，p〉0.05，η²partial=0.000）；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3.71，p〈0.05，η²partial=0.024）。
对男生、女生在年级上的父母依恋各维度、校园欺凌行为进行2（性别：男生、女生）x 3（年级：初一、初二、初三）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父亲信任维度上，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F=3.25，p〈0.05，η²partial=0.021）；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32，p〉0.05，η²partial=0.004）；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p〉0.05，η²partial=0.003）。
在母亲依恋总水平上，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F=8.14，p〈0.05，η²partial=0.052）；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0.01，p〉0.05，η²partial=0.000）；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5，p〉0.05，η²partial=0.008）。
在母亲信任维度上，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F=6.98，p〈0.05，η²partial=0.045）；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0.04，p〉0.05，η²partial=0.000）；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0.60，p〉0.05，η²partial=0.004）。
SAP患者在病情发展过程中由于大量呕吐及渗出，会导致机体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从而损伤肠道屏障功能。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后会加重机体肠道动力障碍，最终出现肠道细菌移位，内毒素入血，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9］。近些年，液体复苏被认为是SAP急性期治疗的基础，充分、早期的液体复苏可改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降低病死率［3］。因此，在SAP的标准治疗中，液体复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并成为治疗方案中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液体复苏的时机、复苏液体的种类、复苏液体量和速度以及复苏终点等都是目前临床治疗方案的研究点。因此，探求有效的液体复苏方式和改善胃肠功能障碍的治疗对SAP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在父亲信任维度上，除了初一和初二之间差异显著（P〈0.05）之外，初一和初三、初二和初三差异都不显著（p〉0.05）；在父亲沟通维度，除了初一和初二之间差异显著（P〈0.05）之外，初一和初三、初二和初三差异都不显著（p〉0.05）；在父亲疏离维度，三个年级之间差异都不显著（p〉0.05）。在母亲信任维度，除了初二和初三之间不显著（p〉0.05），初一和初三、初一和初二之间差异都显著（P〈0.05）；在母亲沟通维度，除了初一和初二之间差异显著（P〈0.05）之外，初一和初三、初二和初三差异都不显著（p〉0.05）；在母亲疏离维度，除了初一和初三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初一和初二、初二和初三之间差异均显著（P〈0.05）；在父亲依恋总水平上，除了初一和初二之间差异显著（P〈0.05），初一和初三、初二和初三差异都不显著（p〉0.05）；在母亲依恋总水平上，除了初二和初三之间不显著（p〉0.05），初一和初三、初一和初二之间差异都显著（P〈0.05）。
在因变量校园欺凌行为上，除了初一和初二之间差异显著（P〈0.05）之外，初一和初三、初二和初三差异都不显著（p〉0.05）。
（三） 初中生父母依恋各维度与其校园
欺凌行为的回归预测模型
以初中生的父母依恋各维度为自变量，校园欺凌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最后一步进入回归模型的因子有父亲疏离和母亲信任，详见表4。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初中生的父亲疏离、母亲信任与校园欺凌行为存在显著的多重线性关系。自变量解释了整个因变量变异程度的11%（调整后的R²=0.11）。建立回归方程为：校园欺凌行为=-9.575+0.207*父亲疏离+（-0.069）*母亲信任。这表明父亲疏离、母亲信任均对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有直接影响。
四、讨论分析
本研究表明校园欺凌行为与父亲信任、父亲沟通、母亲信任、母亲沟通以及父母依恋总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父母亲疏离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校园欺凌行为具有抑制作用。这和以往的相关研究一致①李霓霓、张卫、李董平：“青少年的依恋、情绪智力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年第2期,第91-96页。②许学华、李颜苗、麻丽丽：“中学生依恋、自我分化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年第7期，第564-568页。。这一方面证实了赫希社会控制论中关于社会联结对于失范行为的约束作用，同时，也为分析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原因提供心理学方面的实证支持。通常认为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是家庭、学校、社会综合影响下的后果，是父母失责的表现之一。故，在预防校园欺凌方面也会提出为相关家庭提供咨询辅导服务③胡春光：“校园欺凌行为:意涵、成因及其防治策略”，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年第1期，第73-79页。。但具体该从哪些方面对这些需要提供服务的家庭进行帮助呢？本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一种途径，即从亲子依恋着手。通过增加个体和父母的信任度、通过与父母进行良好的沟通，减少亲子之间的疏离感，提高亲子依恋水平，这可以成为一种预防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有效路径。
在对初中生父母依恋水平和校园欺凌行为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检验后得知，校园欺凌行为在年级和性别上交互作用显著。这表明，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同时受性别和年级的影响。在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预防的时候，要同时考虑年级和性别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初二年级校园欺凌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年级，故，在进行校园欺凌防治的时候，对初二年级的学生应予以特别关注，同时，也要考虑性别因素。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在母亲疏离维度上，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多重比较得知初二年级的学生与母亲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三。那么，在对初中生进行校园欺凌防治方面，如果从提高初中生与母亲的依恋水平方面来看，则需加强对初二学生与其母亲的心理辅导与咨询，同时也要考虑性别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父母依恋的其他维度上，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但父母信任、母亲沟通维度上，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事后多重比较得知，初二学生父亲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初一学生，初二也低于初三，同时初三略低于初一，但均未达显著水平；母亲信任维度上，初一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初三略高于初二，但未达显著水平。那么，在对初中生进行校园欺凌预防教育的时候，抓住其与父母依恋水平的发展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如分析初一年级学生和初二年级学生之间的不同点，考虑到应是由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突变期”所引发，故，家长和老师应该对自身“角色”进行适当调整，以继续保持学生在初一时期的那种较为良好的依恋水平，从而为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做好铺垫。同理，在母亲沟通维度上，初二年级学生显著低于初一年级学生这样的情况。这也进一步表明，初二是初中生心理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虽然学术界对校园欺凌的防治提出诸多种解决方案，比如从法律方面寻找解决路径，基于“宽容不纵容的刑事政策”建议完善校园欺凌的法律干预制度①颜湘颖、姚建龙：“宽容而不纵容”的校园欺凌治理机制研究——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法学思考”，载《中国教育学刊》2017年第1期，第10-14页。。何谓宽容？何谓不纵容？其实都在讲教育的方式和手段。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够真正做到“宽容而不纵容”？基于个体心理发展水平给予的教育最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一方面是青少年行为失范的表现，换个视角来看，也是教育的一种失职，家庭教育也好，学校教育也罢，均对这一行为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去教育？答曰：“因材施教”。这里的“材”就是个体的心理发展特征。亨利·吉鲁提出“逃离文化”来解释校园欺凌现象，认为校园欺凌的发生是学校场域“逃离文化”所滋生，故倡导构建包容性教育来治理校园欺凌②蔡连玉：“逃离文化”视角下校园欺凌治理研究”，载《中国教育学刊》2016第11期，第24-28页。。包容性教育如何做起？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可以提供一种思路，即先从学生的心理需求考虑，帮助其建立起与父母、同学、老师乃至与学校的依恋关系，从根源上抑制欺凌现象的发生，杜绝欺凌个性的形成。
本研究最后通过对初中生父母依恋各维度与其校园欺凌行为做回归预测模型可知，父亲疏离和母亲信任这两个维度对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的解释率达11%。目前一些研究表明，家庭的不良教养方式，如对孩子缺乏关怀会导致孩子参与到欺凌事件中去③ Whelan Y M, Kretschmer T, Barker E D. MAOA, early experiences of harsh parenting, irritable opposition, and bullying-victimization:A moderated indirect-effects analysis.[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4, 60(2):217-237.，父母的支持则成为个体免受欺凌的关键因素④ Wang J, Iannotti R J, Nansel T R. 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ysical, verbal, relational, and cyber.[J].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9, 45(4):368-375.，在亲子沟通良好、充满温暖和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个体更不容易参与到校园欺凌行为中去⑤ Bowers L, Smith P K, Binney V. Cohesion and power in the families of children involved in bully/victim problems at school[J].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992, 14(4):371-387.。这些研究从侧面证实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抑制作用。本研究从亲子依恋的各个维度，剥离出父亲疏离和母亲信任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预测率，那么通过关注初中生与父母的依恋，尤其是其疏离感以及与母亲之间的信任度，既可作为判断其是否有可能卷入校园欺凌行为中去，也可以成为干预校园欺凌行为的着力点。比如，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其与父亲之间的疏离感，提高初中生与母亲的信任感来达到防治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目的。学校在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教育过程当中，全面考虑影响校园欺凌行为的各种因素，同时利用新兴技术、聚合数字教育资源，与相关学科进行对话，回应出现在校园中的这种“不和谐的”校园欺凌现象，回应新时代对教育的要求与期盼⑥李泽林：“新教育与新教育学”研讨会简述”，载《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19-09-20
作者简介：徐淑慧，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主要从事青少年问题行为预防教育研究、青少年法律意识研究。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联项目（2018N55）：“多学科视角下温州地区校园欺凌的实证研究及综合治理”；温州市科技局项目（S20170009）：“温州市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实证研究及综合治理”；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Q19C090002）：浙江省中小学生法律意识的发展关键期及预防模型构建“。
（责任编辑 / 胡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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