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摘要：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现实问题的肇始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实践逻辑的交汇。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中发现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载体,并开创了从“工具性”“实践性”“价值性”三个维度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关联性的先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定了基本原则和方向。继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是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
关键词：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物质载体;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五四运动既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实践逻辑历史性交汇的起点。五四时期的多元因素促使马克思主义从众多西方思潮中脱颖而出,一跃而变为先进的中国人用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的工具,这个变化决定了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五四前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批判腐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当时主要倾向于资本主义。五四运动中反帝反封建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由思想上的怀疑转变为实践上的抛弃,他们已经决意要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但是,当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现实问题的那一刻(五四运动)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画卷事实上就已经展开了,所以,五四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的起点是合乎事实的。
五四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观点如“五四运动不仅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使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注]王先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界》，2009年第9期，第27页。“中国共产党在五四精神指引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注]钟雪生：《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2014年第3期，第7页。“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而迅速地传播……新文化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注] 王一胜：《 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9期，第31页。经过一百年的历史沉淀,五四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愈益凸显。那么,五四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其重要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断回到原点去追问元问题”。[注]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5页。五四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已经内在地、历史地规定了它的大致方向和基本维度。本文试图穿越时空,探寻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哪些基本维度,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对这些基本维度有怎样的坚守与变革。
一、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关照中国现实问题的逻辑起点
中国人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与资本主义见面的。从一开始中国人与资本主义这种先进生产方式的关系就极其复杂,中国人一方面非常羡慕资本主义形成的发达生产力,另一面又极痛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从地主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不含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再用资本主义形成的发达生产力来抵制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思想。
在反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农民阶级、官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以不同方式表现了他们的历史担当,但是由于革命的领导者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没有认清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吹嘘的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彻底失望,他们对资本主义不再抱有幻想,对封建军阀大肆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异常愤怒。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说明中国人民已经发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发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谋求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马克思主义通过五四运动融入并开始指导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创了中国独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任务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社会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没有传播的价值和意义,更谈不上中国化。这说明,用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逻辑。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在临床相关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愈合时间、Harris评分、住院时间）、骨折复位丢失率、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比较，甲组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社会矛盾表现出来,在这些具体矛盾中处于关键和核心地位、对其他矛盾的解决有重要影响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有的时候是表现形式的变化,有时候是实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解决中国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过程中推进的,每一个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先后经历了三次变化,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社会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五四时期,李大钊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从人类命运的历史高度出发,认为现实社会黑暗至极,人类要生活下去,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将人类社会彻底改造,才能有生存的机会。“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注]高瑞泉编选：《李大钊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95页。五四之后,李大钊与胡适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关联度的认识:“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运动。那么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注]高瑞泉编选：《李大钊文选》，第196页。李大钊的这段话,初步表达了要从理论、价值、实践三个层面思考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意义的想法,同时也萌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同时,李大钊还谈到了作为理论和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用中,应该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注]高瑞泉编选：《李大钊文选》，第198页。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任何革命党要想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彻底解决这两对主要矛盾。因此,反帝反封建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矛盾的解决,彻底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同时,在解决这两对主要矛盾的革命实践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枝散叶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因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了偏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出现了曲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才又重新走上正轨。重新确立主要矛盾后,为了加速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变化,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之路,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拓展的双赢局面。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造性发展,近代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资料短缺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今天的中国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之治”与以资本主义为指导的“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使马克思主义成功走出了苏东剧变之后的历史低谷,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第三册AWL覆盖率为3.67%，偏向于通用英语。由图3可知，第三册各文本AWL覆盖率在范围1.2%-7.66%之间波动，每单元两篇文章AWL覆盖率相差较大，衔接较差。
尽管五四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但是由于中国产业落后,无论是现代工业还是现代无产阶级,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说都还比较差,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无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结合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多少困难,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坚持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二、五四运动：凸现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载体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激烈的阶级斗争催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欧洲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的,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不可分：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武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引人注目,甚至在五四运动之后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其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也很幼稚,根本不具备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第一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找到了物质载体。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当时还很年轻,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纽带,他们常常在课余时间深入北京周边的厂矿企业去教工人识字,关心工人们的生活,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对此,陈独秀在1919年12月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中非常欣慰地说:“各校学生的联合组织成绩很好,我盼望各种劳动团体和他们接近,请他们帮助,我也盼望他们恳恳切切地来做你们的朋友。”[注]吴晓明编选：《德塞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25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肇始时期就与工人阶级紧密结合,中国工人阶级初登政治舞台,就接受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避免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思潮对工人阶级的不良影响。五四时期初创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紧密结合的原则,从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
总之,五四运动开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先河,为解决中国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方向,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在解决中国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像火山一样爆发的激情表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和失望已经到达顶点,在各条道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可能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只有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它才能最终被中国人接受。深重的民族危机决定了中国人必然用三种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第一种,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价值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第二种,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工具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种,作为运动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目标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形式却因各国国情的差异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各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具有工具性质,工具的具体运用必须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保持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实现无产阶级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发动整风运动,目的之一就是防范一些党员干部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市场主体多元化和工人阶级就业方式多样化日益明显,党员构成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从未忘记自己的工人阶级属性,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注]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同时,为了把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新生社会力量吸纳进党组织,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允许那些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入党条件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时之间舆论哗然,认为非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会改变党的性质。江泽民多次强调把新生社会力量吸收进党内,并对他们进行革命性锻造,只会扩大党的影响,不会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注]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第294页。
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围绕中国的现实情景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具体运用,要根据环境和需要解决问题性质的差异灵活地变通,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立论基石,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必须要坚持。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全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阶级斗争理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发动群众最好的理论工具。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社会,阶级分化并不明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得炉火纯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理论为指导,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根据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友好统战关系,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并引导个体小私有者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公有化改造,在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奇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既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式中：mn为应力响应谱的n阶矩；Sσ(ω)为应力响应谱；H为传递函数；S(ω)为波能谱；σ为短期海况瑞利分布均方差；f0为平均跨零频率。
作为价值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这面旗帜从来不曾倒下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脚踏实地地解决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不忘坚持共产主义的目标方向。改革开放之后,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表面上看好像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为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创造条件。在实践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越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越坚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和目标,为了避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迷失方向,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党代会都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也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其他什么主义,无论中国怎样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要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结合起来。
三、五四运动：开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的“三维”关联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但由于没有处理好工人阶级的应然领导地位与中国国情实然现状之间的矛盾,教条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致使中国革命遭遇了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产党人在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不断尝试,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迂回曲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尽管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逐渐下沉到农村,但是毛泽东等人始终没有忘记无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并通过思想建党的方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醒党的高级干部们要做好心理准备,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不可避免地要从农村回到城市。
该水源方案存在的主要缺点是：（1）必须和河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源地保护同步进行，规划时论证区域水生态系统平衡和可持续性十分必要，保护水环境、控制水面率是工程长久运行的关键。（2）受降雨影响明显，必须与河道行洪设计紧密结合，确保雨季度汛安全。（3）日常维护困难，特别是涵箱式水源，年久失修后，随着河道淤积会逐渐被填埋，进水量可随之减少，影响工程长久运行。
五四时期，李大钊开创的从理论、价值和实践方面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主要维度。从理论维度看,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随中国实践的需要而取舍和裁量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从价值维度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理想和信仰,是不能改变的价值追求;从实践维度看,中国每一次改变社会现状的具体实践,都是在向共产主义靠近,只有通过一步一步不断改造社会现实,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流通,室温保持在18~22℃左右、湿度保持在50%~70%最为适宜[4]。病人不宜用羽绒被子、枕头,以避免吸入刺激性物质导致哮喘发作,避免接触环境中任何可能的过敏原。协助病人选取恰当的体位。注意观察病人呼吸情况。发作期,宜给予营养丰富、高维生素的流质或半流质饮食。忌食某些过敏性食物,少食油腻的食物,鼓励病人多喝水,以使大便保持通畅。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继续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及时用这些理论武装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完善制度规范和严厉惩治腐败变质分子等方面入手,努力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这些举措都传承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紧密结合的五四传统。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作为实践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脚踏实地地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一步一步地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第116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懂得中国现实与共产主义要求之间的距离,他们立足于中国国情,把这个距离分解为若干个通过努力即可实现的阶段性目标,通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确立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遇了早期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激进造成的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毛泽东曾经提出过共产主义应该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别,并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出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起码要经历一百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比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认为中国虽然搞了社会主义,但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既然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和时代特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党的十三大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事情想问题一定不要超越这个国情。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通过三个紧密衔接的发展阶段,逐渐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新变化,长期困扰我们的物资短缺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由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正在变成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重要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根据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进行了调整,计划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五四运动开创的通过“三维”视角审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态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领,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在实践中动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四、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西方资本主义药方救治中国无效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的工具,同时也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毕生的价值追求。五四时期的前辈们开创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基业定下了基调和准则,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共产党人都矢志不渝,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化解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迷失方向。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领。邓小平多次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马克思主义毕竟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尽管我们当前依然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这与当时的大背景一样。但是历史毕竟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就是要明白，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坚守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互动经历了百年历史超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将经历与中国更高阶段的社会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观念的深度磨合与融合,这个过程也将会更具挑战性。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在实践中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人民立场,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在实践中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就能够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常胜的双赢局面。
修正评价系统包括水资源、生态条件与环境质量两项要素，具体包含8项指标。区别于基础评价，修正评价各指标属于较宏观指标，一般不能利用小单元的土地利用图斑数据统计得到，而应该从区县等大范围数据汇总实现。该文根据《山东省土地资源承载状况评估研究》报告，获取荣成市各项修正评价指标。由于各项指标值之间单位不统一，不便于比较和分析，因此采用归一化法将各项修正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后，所有指标的取值范围为0～1，修正评价指标计算结果及归一化结果如表3所示。
①本文的“物质载体”特指阶级基础。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3-0023-08
基金项目：四川文理学院校级重点课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实效性之思考——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2012R0027)
作者简介：文茂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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