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塔利的生态智慧是一种面向真实的生活领域的救世智慧，以其为理论内核与生态美学进行合法联结，成为突破当代生态美学理论瓶颈的关键之匙。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生态美学发展概况的系统梳理，深度反思了生态美学的理论困境，提出了生态美学的美学自律、生态整体论和生态审美实践等三个关键理论难题；进而以主体性生产为轴心的“爱”与“智慧”两条主线，深刻剖析了加塔利生态智慧的理论精髓；最后以“爱”与“智慧”为依托，将生态智慧的三个关键理论范畴——伦理美学范式、三重生态学和主体性生产递次介入生态美学，在为生态美学的三个关键理论难题觅得了“解决之道”的同时，建构了伦理美学范式下以三重生态向度内的主体性生产为目标的生态美学这一全新的理论形态。
关键词：生态美学；加塔利；生态智慧；伦理美学范式；主体性生产；混沌互渗
生态美学产生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时代语境之下，正值理论尚未成熟的“前范式”时期，因此而存在着诸多理论难题和无可规避的理论危机，迫切呼唤一种“好的”思想对其进行哲学引导和理论规范。加塔利的生态智慧作为一种立足于真实的生活领域的生态救赎之道，以其为理论内核与生态美学进行合法联结，为生态美学的理论瓶颈的突破和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十八年过去，年轻的大梁再次站到我的面前。我又揉揉眼睛，身子欠到前面，睁大双眼盯着他。一样的国字脸，鼻梁笔挺，眼睛清亮，左耳残缺了半个月亮，——这是我的狼剩儿啊！我找了十三年，唤了十三年，想了十三年，娘到底还是把你找到了！我僵直地坐在那儿，眼泪直往下淌。
一、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前范式时期潜在的“问题”集合
生态美学业已成为一个国际公认的学科术语并展现出蓬勃的理论生命力。国内外生态美学研究遵循着各自独立的理论进路并发生着互释与汇通。从国际生态美学发展来看：生态美学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1949)中以其保护美学(conservation esthetic)开启了生态美学的理论前奏；美国学者约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在《生态美学构想》(1972)一文首次将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作为核心关键词提出，标志着西方生态美学的正式诞生；韩国学者贾苏克·科欧(Jusuck Koh)的《生态美学》(1988)一文，第一次从生态景观(或建筑)设计的视角提出了生态美学及其所秉承的基本原则；美国学者戈比斯特(Paul H. Gobster)的《共享的景观——美学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2007)一文，系统探讨了美学与生态学的内在关联以及建构生态美学的可能性，为其在《西方生态美学的进展:从景观感知与评估的视角看》(2010)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审美与生态冲突”奠定了理论基础。上述理论分别以译介的形式引入我国生态美学界，并与之发生互释与汇通。从国内生态美学的发展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1994)与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1994)；到本世纪之初曾繁仁教授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2002)以及紧承其后的三篇“试论”——《试论生态美学》(2002)、《试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2003)和《试论生态美学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2003)——以其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提出开启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新起点；再到曾繁仁教授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发展生态美学 建设美丽中国》(2018)将新时代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视作中国生态美学发展的新机遇；中国生态美学历经20多年的砥砺前行，已经建构了自己独立的话语形态，且研究阵营日益壮大。国内外生态美学相得益彰，开拓出生态美学广阔的发展前景。
政治文献的话语研究有着长久蓬勃的生命力，而对《政府工作报告》这一特殊文献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验性地采用多维度研究分析《政府工作报告》，在方法上充实了前人对政治文献语言特点的研究。因为篇幅有限，未能详细剖析全部语言特征的差异，也未全面比较与各个参照体裁的差异，且样本的选择也只局限在单篇样本的考察。未来的研究中，笔者将致力于扩充语料，从单篇个案分析扩大至历时性研究，揭示某一特定政治文献跨时期的文体嬗变，以及不同政治文献文体的内部变异研究。
然而，无可否认，生态文明转型期的时代语境决定了生态美学正值“前范式”时期，尚未步入理论相对成熟的“标准范式”时期。就西方生态美学“前范式”时期的理论探索路径来说，以生态世界观的转变为纽带，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景观美学与生态批评等学科相伴而行，虽各自沿袭着独立的理论进路，但却通过学科交叉相互汲取着理论营养，其中每一学科都相应地成为其他学科发展的理论资源。相较于西方生态美学在环境美学的荫庇之下或依附于景观科学发展自身的理论格局，中国生态美学则体现了更强的原创性，并因其植根于中国古典美学丰沃的生态智慧土壤之中，同时受到西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和生态哲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获得了独特的理论进路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中，尤以曾繁仁教授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独树一帜，代表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最高理论成就。然则，纵观国内外生态美学研究，正是因为生态美学处于“前范式”时期这一特定的理论发展阶段，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存在的诸多理论问题尚存在重大分歧，尤其是对于一些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尚无定论，甚或尚未付诸讨论。
伦理美学范式下的生态美学，也正是建立在“美学”——对美作审美阐释的“审美创造”和“认识论”——对美作非审美阐释的“审美再现”的界面上，亦即“爱”(知觉)与“智慧”(真理)的交叉点上，从而解决了美学与生态学的兼容性问题。生态学作为隐喻为生态美学中审美创造和审美再现的横贯性提供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语境，它非但不排斥审美创造的体验性和想象性特征，而且赋予其优先地位，与此同时，以审美再现对其形成补足和牵制。恰恰是审美创造的优先权(变异的感动和情动在审美感知中优先起作用)，确保了审美(而非认知)的首要地位，保证了生态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基本规定性。于此同时，生态学也跨越科学范式的藩篱助益于美学范式：它不再单纯的作为科学认知模式来界定审美现象或约束美学范式的感性特征，相反，生态知识与伦理规范一起通过审美再现，以一种“具备审美意义的认知价值”增进或提高审美主体的审美感受力。在这点上，加塔利的观点和柏林特不谋而合，柏林特就曾强调：“当生态学或其他科学信息通过拓展我们的知觉意识及其敏锐度来提高我们对自然的知性欣赏和赞美时，它所提供的就是具备审美意义的认知价值。”(13)[美]阿诺德·柏林特：《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李素杰译，《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严格意义上讲，对于无意识(感知)和意识(认知)的互补性的倡导由来已久，西方生态美学创始人贾克苏(Juscuk Koh)在其《生态美学》一文中，就曾从景观设计的视角提出生态美学的“互补性”原则，(14)胡友峰：《景观设计何以成为生态美学——以贾科苏·科欧为中心的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文中深刻剖析了以贾克苏为代表的西方生态美学是如何将景观设计作为理论旨归的，明确指出了贾克苏的景观设计究其实质就是生态美学。成为强调意识与无意识的互补性的典范，他指出：“当美与意义——形式与内容——相互交融，审美体验就会更加强烈，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感知与认知是互为补充、不可分割的，也可能是因为人类有一种简化和象征的本能倾向”(15)Jusuck Koh,“An Ecological Aesthetic”, LandscapeJournal, vol. 7, no. 2, 1988, pp.177-191.。总之，伦理美学范式将生态审美中的生态价值、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有机横贯在一起，使它们在主体性生产的多样性审美装配中各自独立且互为补充的起着作用，并且，生态价值或伦理价值并没有也不可能抢占变异的感动和情动所产生的审美价值的优先地位，这就从最大意义上保证了生态美学的美学自律。
传统运维管理中，资料缺失和查询不便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资料中也普遍存在信息多处表达不一致的情况（图纸与图纸之间、图纸与表单之间等），BIM技术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BIM信息具有完备性、一致性和可协调性的特点，可将建筑全过程信息进行存储和分析，同时实现一处改变处处更新，保证信息的一致性。通过建立基于构件的数据库（某设备的所有参数，如型号、厂家、日期和维护信息等，都储存在设备名下），存储和查询大量的建筑信息，直观方便，并与人们习惯相符合，如图3所示。
之所以出现上述理论困境，与生态美学生于斯长于斯的时代语境是分不开的。生态美学产生于千年之交的两种文明更替之际，业已步入暮年的工业文明的旧的身份认同正在瓦解，方兴未艾的生态文明的新的身份认同又太过脆弱，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对生态文明及其救赎之道知之甚少，所有企图救人类文明困境于水火之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都不可避免的会经历“前范式”时期的徘徊与困顿。然则，除却时代语境的外在原因，更不可忽略的是来自生态美学学科自身和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自身的内在原因：一、生态美学生成并成长于生态学、伦理学和美学的交叉点上，决定了它极容易在三个学科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上顾此失彼，这点突出的表现在以下方面：生态学介入生态美学研究的初衷是为了找回美学遗失的生态精神；而美学研究中引入生态学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审美的生态回归，此过程又极容易偏执于生态学一隅而背离美学的感性学属性；此两者又同时受制于伦理学的规范作用而表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如果强调审美价值，就有可能损害自然物内在的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如果只强调生态价值，又极易使生态美学沦为生态科学的附庸而丧失美学自律；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味的强调伦理价值，而无视人的本性中对审美价值的诉求，必将因人类精神生活的匮乏，从人类主体性层面制约生态美学的长足发展。二、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自身的局限性，直接影响到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生态整体世界观的确立。生态整体的把握首先受人类的感知阈限和认知局限的制约，除此之外，还受到格里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谓的“参与者阐释”(2)Peter Harries-Jones,“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Challenge of Bateson”, Cybernetics&HumanKnowing, vol. 12, No.1-2, 2005, pp.47-70 . 中译参考[加]彼得·哈里斯-琼斯《理解生态美学：贝特森的挑战》，王祖哲译，载李庆本主编《国外生态美学读本》，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问题的掣肘——人类(感知者)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被限定于其中，难以跳出自身建立单一的参照点，也难以依赖这样的参照点去评价生态系统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重重障碍无疑都为我们把握生态整体问题增加了不确定性。总之，生态美学学科的特殊性所带来的理论困境，业已成为了生态美学可持续研究的根本障碍和寻求理论突破的关键切入点。
拨冗对于生态美学的理论困境的深度反思，及其所展示给我们的潜在的“问题”集合，不难洞见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一、生态美学的美学自律问题：如何在美学研究中恰当的引入生态学视角，以及如何从美学视角真正切入当代生态问题？如何使生态美学避开无谓的“生态-审美”争执而真正回归生态精神？如何防止生态美学泛化在生态科学的海洋里而葆有美学自律？二、生态美学的生态整体论问题：人类如何与生活在地球上的其它物种一起构成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如何超越人类的感知阈限和认知局限的制约通达这一生命共同体？如何走出生态整体论的困境并最终为其找到解决之道？三、生态美学的生态审美实践问题：能否以及如何对抗生态美学自身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反实践”属性？如何使生态美学从形而上的坐而论道走向形而下的生态审美实践？如何使生态美学致力于解决当代生态问题并真正成为一门救世之学？上述三个关键问题无疑都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以一贯之的笃定的内核是什么？生态美学研究之学术共同体必须共同恪守的学科边界是什么？怎样保证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其永葆理论生命力？
图5为近几年硫酸镍的产量及系统镍含量的变化。分析认为，由于料液和环境的腐蚀性及电解系统镍含量的降低，自2015年以来，反应釜开动率及产量均略有下降，表2例举了相关技术指标。
二、加塔利生态智慧的理论内涵：以主体性生产为轴心爱与智慧的统一
加塔利的生态智慧无疑为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使之不再局限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般性探讨，而是直指以混沌互渗为内在根据的审美心理机制在生态语境中的呈现，它打破了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身心二元论，建构了人类的身体与心灵、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一元论，使生态美学从本体论层面成为一元论美学。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究其实质是一种为“潜在的问题”寻求“现实的解决之道”的救世智慧，以其为理论内核对生态美学进行理论重构的过程，亦即运用“爱”与“智慧”的双重协奏为生态美学理论中潜在的“问题”集合寻求现实的“解决之道”，并对这些“解决之道”进行表达的过程。根据生态美学潜在的“问题”集合——美学自律问题、生态整体论问题和审美实践问题，生态智慧可能提供的“解决之道”取决于其思想精髓——以主体性生产为轴心“爱”与“智慧”统一的两条主线，具体体现为生态智慧“家族”的三个核心关键词——伦理美学范式、三重生态学和主体性生产。如果从构成加塔利(和德勒兹)的生态世界观的核心的机器论来诠释生态智慧和生态美学的合法联结，那么生态智慧对生态美学的介入，亦即伦理美学范式、三重生态学和主体性生产递次作为“部分对象”(partial object)与生态美学进行机器“装配”(assemblages)的过程，“装配”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以“爱”与“智慧”为轴心的“横贯性实体”(transversal entities)(11)详见张惠青《“ 一” 与“ 多” 的横贯———论加塔利的生态美学思想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机器论构成加塔利生态世界观的核心，它将世间万物视作一种互惠共生、生成流变的机器式“装配”关系，其中，每两个“部分对象”所形成的“装配”的基本单元，被加塔利称之为“横贯性实体”，“横贯性实体”拥有绝对的创造性特征。从机器论的视角看生态智慧对生态美学的介入，二者之间无疑是一种机器式“装配”关系，生态美学重构后的新的理论形态，则无疑是生态智慧和生态美学“装配”成的“横贯性实体”。该“横贯性实体”赋予生态美学的新的理论形态和新的意义，也为人类生态救赎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伦理美学范式下以三重生态向度内的主体性生产为目标的生态美学。此“横贯性实体”作为生态美学理论重构后的新形态，横贯于生态智慧和生态美学之间，以伦理美学范式为基本范式，以主体性生产为目标，以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三个基本维度为载体，以一种绝对的创造性特质赋予生态美学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与此同时，为生态美学潜在的“问题”集合找到了现实的“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生态智慧只不过是形成生态美学新的理论形态的一个过渡性的“部分对象”，生态美学还可以和新的“部分对象”形成新的“横贯性实体”，从而确保了生态美学理论的开放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创造力。
主体性生产在三重生态学向度内激活生态智慧。加塔利立足于时代生态危机的真实语境，在自然生态危机之外，敏锐的洞见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危机和人自身的精神生态危机，以此为契机，将对生态学的思考从“自然”向“人”生成，建构了其三重生态学：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从而将人类生命本体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都纳入与自然并行不悖的高度。三重生态学的各个向度，成为主体性生产得以安驻的场域，也成为生态智慧的发源地。加塔利在《三重生态学》中对此做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首先，精神生态向度内的主体性生产，面向人类个体展开，通过个体主体性的持续的再特异化(价值世界的不断更新)，使个体主体性走向特异性(singularity)——每个人都拥有特异性的心智模式，并因此而步入“艺术的生存”之境。其次，社会生态向度内的主体性生产，面向人类群体展开。个体主体性的特异性，必然意味着群体主体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一种“和而不同”的局面——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从而使整个社会从享乐主义和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步入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最终迎来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公正。最后，社会生态向度和精神生态向度以“二律背反”之势，反作用于自然生态向度。无论是群体层面的可持续生活方式，还是个体层面的可持续心智模式，都无异于通过人的“自律”来实现自然的“他律”。如果说人的“自律”是通过主体性生产对“人性”的顺遂，那么，自然的“他律”则是通过人对自身“欲望”的节制，所达成的对自然的“物性”的尊重，其结果是迎来所有物种的生态公平。总而言之，以主体性生产为轴心，审美地激活生态智慧，不仅能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且能重建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全面和谐，从而使人类步入一种更加顺遂“人性”，也更加遵从自然的“物性”的生存方式，使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他者)一起，更加健康而持久的“栖居”在人类星球上。
审美创造和审美再现密切关联于主体性生产。加塔利将主体性生产视作意识与无意识共同作用下的审美装配(aesthetic assemblage)对人类存在自身的生产。主体性生产以混沌互渗作为本体论承诺，在多样性表述装配中获得了语言学的表达。匀质的混沌宇宙中差异化的“混沌褶皱”(chaosmic folding)，震荡于混沌与复杂性之间，超越混沌而位居思考的核心，构成“主体化区域”(zones of subjectivation)。有机体作为“感知点”面向“混沌褶皱”敞开自身，完成了“双重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使主体性得以建构：变异的感动和情动作为一种前个人的、纯粹的感觉，创造了“价值世界的超感无限性”，将审美体验导向审美创造；审美偏好左右下的一般性感知，使一个作为“我”的主体形象得以被区分，创造了“存在之域的可感有限性”，完成了审美再现。前者在无限速度的世界呈现为异质化的“存在-性质”(being-quality)，构成主体性生产的解辖域化的一极，更新了人的价值世界；后者在减速的有限世界呈现为同质化的“存在-物质-虚无”(being-matter-nothingness)，构成主体性生产的辖域化的一极，泊定了人的存在之域。(8)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2006, p.111.存在之域的每一次泊定，都使主体性走向持存(辖域化)，表现了主体性的相对稳定的特质；价值世界的每一次更新，都使主体性走向变异(解辖域化)，表现了主体性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特质。人类主体性正是在辖域化与解辖域化的循环往复中，表现为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走向加塔利(和德勒兹)意义上的对于差异的“永恒回归”。
混沌互渗首先是对审美感知的本体论阐释。加塔利从深层审美机制入手，将人类审美感知系统“一分为二”为先验的无意识层面与一般性感知的意识层面。无意识源自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应于变异的感动和情动(mutant percepts and affects)，代表了人类审美感知系统中前个人的、非人格的感性直观，指向审美创造(aesthetic creation)；意识对应于人类审美偏好左右下的一般性感知，代表了人类审美感知系统中智性的认知和文化要素，及其对现实世界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和约定俗成的行为的重新认定，指向审美再现(aesthetic representation)。意识和无意识通过多样性表述装配(collective enunciative assemblages)取得横贯性，二者共同作用下，“审美体验不断的呈现给我们这样的悖论：情动(affects)作为一种存在的理解方式，是瞬间产生的，尽管象征性特征和描述性迭奏(refrains)对于催化它们在再现(representation)领域的存在同样不可或缺。……然而，无论再现对存在世界的影响多么复杂，感动和情动的聚块总能通过审美创造，在同一横贯性的瞬间，将主体和对象、自我与他者、物质与精神、此前与此后……凝聚在一起。简言之，情动不是再现和话语性的问题，情动即存在”(7)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2006, p.93.。“情动即存在”将“情动”上升到与“存在”等同的本体论高度，一语道出了变异的感动和情动在审美体验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究其原因在于，变异的感动和情动总能超越一般性感知，在审美体验中占据优先权——它总能避开理性、知识和功利等因素的干预，以一种感性直观第一瞬间抵达审美体验，从而独立于组织化的再现系统之外，超越审美再现，走向审美创造。
其次是三重生态学对生态美学的生态整体论问题的解决。生态美学的理论核心问题即为生态整体论世界观(16)胡友峰：《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基础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文中将生态整体世界观定义为“一种区别于‘实体’本体论的世界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系统的生态整体，这一整体是相互联系而不能分割的。”的确立，不解决生态整体论这一根本性问题，其它一切问题的探讨都无疑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加塔利伦理美学范式下的三重生态学思想，所展示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态整体论思想，它通过将生态学划分为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完成了从自然向人的生成，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非此即彼的窠臼，把人类与非人类构想成一个相互依存、互动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三重生态学通往生态整体论(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共同体)的关键路径，在于生态智慧之“爱”的主线在精神生态学向度内所达成的生成-他者。变异的感动和情动经由持续地生成-他者，在人类知觉的核心处开启了现实世界之外的潜在世界，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再居于整个世界的中心，这是因为我们从未到达过这个中心，我们甚至不再居于我们自己世界的中心，我们心甘情愿地腾出空间来，让位于那些处于我们面前的事物——他者，于是，我们步入生成-他者的纯粹强度的世界里，进入一种祉福和自发情感的境界，将对自身的爱扩延到对眼前的事物乃至世间万物的爱。生成-他者在“爱”庇护下颠覆了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对立，在人类的创造性(精神生态向度)和自然的潜在性(自然生态向度)之间产生耦合，通过生成-动物、生成-植物、生成-世间万物，从人性通达物性，尊重动物、植物等一切非人类物种的生命体悟，彻底走向人与自然的“物我一体”。
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爱”的主线之所以能够使人类主体性的价值世界走向变异，关键环节在于，变异的感动和情动经由生成-他者产生“幻象”的力量，将人类主体性从定见和成规中解放出来，完成纯粹感性的审美创造。生成-他者作为一种横贯于不同种属之间的“特征性关系”，通过人类的情感向非人类世界的投射而走向“通物”之境，从而将他者的生命纳入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与之产生共振，进而与他者达成“共情”，由“通物”而走向“爱物”。加塔利在《混沌互渗》中明确了这一点：“强度性的和过程性的各种生成，亦即一种新的对于未知世界的爱”。(10)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2006, p.93.此对“未知世界的爱”作为一条情感“金线”横贯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以顺遂人性的方式重塑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致力于用“通物”与“爱物”所带来的所有物种的生态公平来谱写伟大的生命乐章——是为“因爱而美”。“智慧”的主线之所以能够泊定人的存在之域，使人类主体性保持相对的稳定，关键在于知识和伦理可以从知性层面拓展人类的知觉意识及其敏锐度，以提高审美感受力的方式助益于无意识层面的感性审美，却无意也无力剥夺无意识层面的审美体验的优先地位，从而以一种具备审美意义的认知价值使审美走向“因智而彰”。言而总之，“因爱而美”和“因智而彰”，作为加塔利本体论美学的两个协同变量，体现了无意识与意识、感性与智性的相得益彰，使加塔利的生态智慧走向“爱”与“智慧”的统一。
三、走向主体性生产的生态美学：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的合法联结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的生态智慧，代表了上世纪90年代后对时代生态救赎的创造性思索，集中反映在其生前最后两本著作《三重生态学》和《混沌互渗》中。在《三重生态学》中，加塔利奔着“在全球范围内重塑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生产目标”的初衷，提出了他的生态智慧思想：“只有一种存在于三重生态注册(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人类主体性)之间的伦理与政治的联姻——我称之为生态智慧——才可能阐明这些问题(人类的诸多生态、生存危机)。”(3)Félix 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Translated by lan Pindar & Paul 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18.很显然，加塔利将生态智慧视作三重生态学加持下全局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且致力于在真实的生活领域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在《混沌互渗》中，加塔利将伦理美学范式视作生态智慧的最高范式(伦理美学范式也因此成为了此书的副标题)，并于该书的最后一章拟定了生态智慧的四个目标：“物质、能量和符号的流(Fluxes)、具体的和抽象的机器语系(machinic Phylums)、潜在的价值世界(incorporeal Universes)和有限的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4)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AnEthico-aestheticParadigm, 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2006, p.124.。这四个目标恰好对应于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中的四个本体论函子，(5)详见张惠青《混沌互渗：走向主体性生产的生态美学 》，《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四象限装配模型”是加塔利为其主体性生产绘制的元模式化理论模型，四个本体论函子分别位于纵、横坐标轴所界定的四个象限内，它们分别为：机器语系(machinic Phylums，简写为Φ)、价值世界(incorporeal Universes，简写为U)、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简写为T)和流(Fluxes，简写为F)。这就将生态智慧的目标落脚到主体性生产上，加塔利在其《三重生态学》中就明确了这一意向：“生态智慧问题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人类存在自身——人类主体性的生产问题，它指向个体和/或群体的再特异化(resingularization)。”(6)Félix 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Translated by lan Pindar & Paul 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22.简言之，我们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阐释生态智慧的理论内涵，它们分别是：伦理美学范式、主体性生产、三重生态学和混沌互渗——生态智慧受伦理美学范式的庇护，以三重生态学(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向度内的主体性生产为目标，并以混沌互渗给出了伦理美学范式的本体论依据。那么，生态智慧到底为人类文明困境的生态救赎找到了什么样的现实的“解决之道”呢？让我们回归以混沌互渗为内在根据的美学本体论，以主体性生产为轴心，通过伦理美学范式的两条主线——爱与智慧，来洞悉加塔利生态智慧的思想内涵，及其为人类文明的生态救赎开出的药方。混沌互渗从深层审美机制层面对爱与智慧的本体论论证，已经包含了对于生态美学理论危机的三个基本问题(美学自律、生态整体论和生态审美实践)的相关思考。
首先是伦理美学范式对生态美学的美学自律问题的解决，集中反映在生态学与美学的兼容性问题上。生态学和美学学科性质的非兼容性，造成了二者之间表面上的不可通约性。生态美学作为生态学和美学的交叉学科，就是要通过以下两点的兼顾化解这种不可通约性：一是符合美学学科规范和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基本规定性，在审美层面具有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无功利”的特性；二是遵循生态学以生命为中心的科学性(诸如：整体性、有机性和生命进程性等)，可以履行生态救赎这一功利性的使命。为了探求美学与生态学之间的兼容性或通约性，许多学者遵循不同的路径进行了各种探索，其中较有见地的当属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格里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的“叉状之谜”(forked riddle)。贝特森在《天使之惧》中深入挖掘了美学和认识论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被其称之为“叉状之谜”(forked riddle)的设问——“什么样的人能认出疾病、破坏或者丑陋？”“什么样的疾病、破坏或者丑陋能为人所知？”——前者作为“谜”的一端指向美学，关乎观察者用于感知美丑的知觉敏感性问题；后者作为“谜”的另一端指向认识论，关乎观察者用于认知美丑的知识储备问题。为了揭开此谜，贝特森的建议为：“应该不断的在这一‘矛盾之叉’——美学与认识论的界面上做文章”。(12)Peter Harries-Jones,“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Challenge of Bateson”, Cybernetics&HumanKnowing, vol. 12, No.1-2, 2005, pp.47-70 . 中译参考[加]彼得·哈里斯-琼斯：《理解生态美学：贝特森的挑战》，王祖哲译，载李庆本主编《国外生态美学读本》，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可惜的是贝特森在其有生的日子里并未能将其天才的思想付诸实施。作为贝特森的忠实追随者，加塔利的混沌互渗理论对无意识和意识共同作用于审美体验过程的阐释，正是在“美学与认识论的界面”上做文章的结果，他以一种上帝视角将贝特森所谓的美学和认识论横贯在一起，以其伦理美学范式从本体论的角度揭开了贝特森的“叉状之谜”的谜底。
这都无疑决定了，“前范式”时期的生态美学表面繁荣的背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理论危机：一、生态美学理论的创新性和实践性都有待突破：除了曾繁仁教授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之外，国内鲜有富有创见的生态美学理论，而有望走向实践并真正能担负起生态救赎使命的生态美学理论压根就没有形成；二、生态美学之百家争鸣的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国内学界缺乏真正切入生态美学的学术专注度和系统性研究；即便是为数不多的针对生态美学的研究，也偏向于一边倒的追随国外环境美学的相关理论路径，这使得生态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科边界尚待厘清；三、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美学学科的美学自律问题尚无定论：生态美学生成并成长于“生态学”和“美学”的交叉点上的学科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学界就生态美学研究中“生态-审美冲突”的化解展开的论证经久不息，并因此而分成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两大派系(1)张法：《西方生态型美学：领域构成、美学基点、理论难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生态美学理论界为了将生态美学与传统艺术型美学划清界限，往往过分强调生态知识和生态伦理在生态审美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使生态美学被生态技术决定论所掣肘，最终泛化在生态科学的海洋里而失却了美学自律。这系列现象背后隐匿着生态美学令人堪忧的理论危机，并深远的影响着生态美学的理论进展，更有甚者，一度使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美学学科的合法性地位遭受质疑。
这三个关键问题及其相关追问，犹如把我们带离生态美学理论的混沌境地的三个木筏；回答了这三个关键问题及其相关追问，也就找到了突破当代生态美学理论瓶颈的关键之匙；这三个关键问题及其相关追问所呼唤的，无非是生态美学从人类未来生存(可持续发展)意义上对人类生存现实的关注，也无非是一个能对其进行哲学引导和理论规范的“好的”思想，以便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确立其学术研究的理论进路，加塔利的生态智慧正是这样一种“好的”生态哲学思想。
加塔利生态智慧带给我们的绝不是一种生态的乌托邦，而是爱与智慧统一的生态救赎之道。反观以混沌互渗为内在根据对伦理美学范式的本体论阐释——以元心理学层面的无意识和意识作为起点，到主体性生产的价值世界和存在之域作为终点，不难洞见两条清晰的思维主线：一、无意识-变异的感动和情动-审美创造-价值世界；二、意识-一般性感知-审美再现-存在之域。前者是一条“爱”的主线，它发端于前人类的、非人格的无意识，以一种精神变量存在于变异的感动和情动中，通过审美创造过程走向持续的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s)，(9)生成-他者是加塔利(和德勒兹)的生成论中的核心关键词，它发端于前个人的、非人的无意识，通过变异的感动-情感逻辑下的审美创造，使人类主体的生命之流逃逸出熟悉的领域，面向潜在的领域敞开，回应自身所不是之物。“生成-他者”包括生成动物、生成植物、生成机器以及生成人类。生成-他者为我们展现了现实世界之外的潜在世界，也为我们开启了生态美学的潜在生态学(virtual ecology)面向。对人类主体性进行解辖域化，从而更新了人类主体性的价值世界；后者是一条“智慧”之线，它发端于元心理学层面的意识，以一种文化变量存在于人类的知识和伦理中，通过审美再现过程走向审美启智，对人类主体性进行辖域化，从而泊定了人类主体性的存在之域。
表1中显示的是关于混合式教学方式在中小学应用的文献被引频率排名前6的文章。被引量最高的是《电子白板在中小学应用的现状和趋势》，此文介绍了电子白板在中小学教学中的应用情况与电子白板没有普及的原因。对中小学教师的混合式教学理念的培养也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8]。从图1可以看出将混合式教学用于教师的培训和中小学教师信息化培养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面，《基于混合式学习理论的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一文，主要关注的是基于混合式教学探索出一套将各种培训形式有机结合，以提高教师信息教学能力的混合式培养模式，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的实践能力[9]。
加塔利的“物我一体”的整体论世界观要追溯至机器论，加塔利(和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中详细的阐释了机器论。机器论将世间万物都视作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作为生态整体世界观的核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诠释为一种人把自然“作为生产的进程来经历”的关系，“不再有人，也不再有自然，只有彼此之中生产的、把种种机器进行耦合的进程。”(17)[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上)》，董树宝译，《上海文化》2015年第8期。“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更多的区别:自然的人性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在作为生产或工业的自然中成为一体，……自然是作为人的与经由人进行的生产。人不再作为创造之王，反而作为这样一种存在，即全部形式或全部类型的深层生命与之关系密切，他甚至要对星星与动物负责”。(18)[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上)》，董树宝译，《上海文化》2015年第8期这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万物一体、共融共生的生命图景，彻底化解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走向了人类生态系统这一最大的整体。行文至此，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在人类认知和感知阈限的制约下，我们如何穷尽生态系统整体呢？言外之意，加塔利的机器论及其三重生态学思想，虽然为我们描绘了人与自然之间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但我们却看不见、摸不着此生命共同体的边际，更无从谈及穷尽对于它的感知和认知，这无疑使我们再度陷入生态整体论的恐慌，接踵而至的，必将是生态美学的核心理论根基的崩塌。幸运的是，格里高里·贝特森以其递归认识论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其晚年对生态美学的构想及其对于生态整体问题的探索，可以与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对于生态整体问题的研究。(19)关于贝特森的生态整体审美思想，详见张惠青《生态整体的审美何以可能？——贝特森递归认识论下的生态美学思想探微》，《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最后是主体性生产对生态美学的生态审美实践问题的解决。加塔利的生态智慧立足于真实的生活领域的实践面向，为生态美学真正走向生态实践指明了方向。实践面向是加塔利生态智慧最醒目的特点之一，这充分的体现在加塔利留给人类的最后一份思想礼物《重建社会实践》上。《重建社会实践》是1992年加塔利应《交往世界》杂志之约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凝聚了他一生的思想精粹，是对于被加塔利称之为“现代综合症”的人类文明困境的一次开膛破肚的大诊断。在《重建社会实践》中，加塔利把人类文明困境的“病症”作为一种“机缘”，直面因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直面时代生态危机所造成的系列生态灾难，直面因大众传媒的变节所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精神危机和主体性的缺失，创造性的将人类文明的生态救赎的橄榄枝伸向了生态智慧，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实践衰落的根源在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的统一性的割裂，因此，他建议创建生态智慧这一理论范畴，通过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的“二律背反”将三重生态学统一起来，(20)[法]F ·伽塔里：《重建社会实践》，关宝艳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4期。并将生态智慧的核心目标设定为在三重生态学向度内进行的主体性生产上，而对于主体性生产的思考重心则放在了人类主体性的再特异化上。以生态智慧为理论内核的生态美学，首先通过三重生态转向为走向生态审美实践提供了根本理论前提。三重生态学视角下的生态美学，以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的三元架构，颠覆了将自然视作未经人类染指的原生态自然的偏见，使自然向人生成，赋予自然的人工干预以理论的正当性，对原生态自然的“反实践”属性进行了“解辖域化”，从而使生态美学走向生态审美实践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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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美学真正推向生态实践的使命最终落脚到主体性生产。正如加塔利所强调的，新的生态实践的目标就是“逐步激活被孤立、被压抑的只是在原地打转的特异性”(21)Félix 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Translated by lan Pindar & Paul 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34.。以主体性生产为轴心的生态美学，以人类主体性的持续的再特异化为支点，在精神生态学向度内使个体主体性走向特异性(形成可持续心智模式)，以之带动社会生态学向度内的群体主体性走向异质性(形成可持续生活方式)，可持续心智模式与可持续生活方式又以“二律背反”之势反作用于自然生态学向度，从根本上挽救了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学的割裂状态，使重建人类生态实践真正成为可能。那么，主体性生产到底是如何履行生态实践的呢？加塔利给出的解释是：“生态实践努力在每个部分存在场所寻找主体化和特异化的潜在向量。……在所有生态实践的核心，都存在着一种‘反意指断裂’(a-signifying rupture)，在这种断裂中，存在变化的催化剂近在咫尺，但缺乏来自表述装配的表达支持。……在过程性装配的场景中，表达的‘反意指断裂’呼唤一种创造性重复(creative repetition)，来打造精神对象、抽象机器和价值世界，……他们完全依赖于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存在事件(existential event)。”(22)Félix Guattari, TheThreeEcologies, Translated by lan Pindar & Paul Sutt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30.这就将生态实践通过“反意指断裂”“存在事件”和“创造性重复”这三个关键范畴，与加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语言理论(反意指符号学)关联起来。加塔利在其封山之作《混沌互渗》中，将反意指符号学与机器“装配”理念相结合，为主体性生产觅得了新的表达支持——多样性表述装配，在此基础上绘制了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完成了主体性生产的“元模式化”的理论构想。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构成生态美学走向生态审美实践的元模式，元模式通过其联结功能，可以将生态审美实践扩展成一般化过程。关于与生态审美实践相关的反意指符号学、主体性生产和元模式理论，因篇幅限制，只能留给其它文章去阐释了。
综上所述，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的联结，通过伦理美学范式、三重生态学和主体性生产对生态美学的递次介入，最终形成了一个以“爱”与“智慧”为轴心的“横贯性实体”——伦理美学范式下以三重生态向度内的主体性生产为目标的生态美学。此“横贯性实体”以一种绝对的创造性特质赋予生态美学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与此同时，对生态美学的潜在“问题”进行了各个击破——伦理美学范式介入生态美学，以变异的感动和情动奠定了生态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基础，使生态美学走向美学自律；三重生态学介入生态美学，把人类与非人类构想成一个互惠共生的生命共同体，通过人与自然的“物我一体”解决了生态整体论问题；主体性生产介入生态美学，通过主体性生产的“四象限装配模型”，完成了走向生态审美实践的元模式化理论构想。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生态美学潜在的“问题”集合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只有一种“解决之道”，生态智慧也只不过是为这个开放的“问题”集合给出了一套亚稳态的“解决之道”。而且，理论重构后的生态美学虽则是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但还是会存在潜在的“问题”集合，随时等待着新的“解决之道”作为“部分对象”与之进行“装配”，从而再度形成新的“横贯性实体”，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就为生态美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哲学基础，确保了生态美学理论的开放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创造力。
StudyontheTheoreticalContributionofGuattari'sEcosophytoEcologicalAesthetics
Zhang Huiqing
Abstract: Guattari’s ecosophy is a kind of life-saving wisdom facing the real life field, which is the key to break the bottleneck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ory. Firstl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deeply reflects on th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key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ecological holism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 practice. Secondly, based on the two main lines of “love” and “wisdom”, the theory essence of Guattari’s ecosophy is deeply analyzed. Finally, based on “love” and “wisdom”, the three key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solved by applying ethical aesthetic paradigm, three ecologies and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volved in ecological aesthetics , and the new theoretical form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which aims at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three ecological dimensions is constructed.
Keywords: Ecological Aesthetics; Guattari; Ecosophy;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Chaosmosis
收稿日期：2019-05-23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8ZDA02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10-0176-10
作者简介：张惠青，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山东 济南 250002)
(责任编辑：李亦婷)
标签：生态论文; 美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生态学论文; 理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美学与现实社会生活论文; 《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8ZDA024)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