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军民融合是军地双方多领域合作的复杂性系统工程，以《“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文件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收集相关文献和政策文件，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法来刻画出我国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网络结构，并运用可视化和定量的方法来从行为主体和重点任务两个方面分析其发展的基本路径，即以“政府、军方为核心，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主体，中介组织为桥梁”的多元主体共治发展模式，以及“统筹建设，系统推进，重点实施”的重点任务建设路径，从而为持续深化我国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科技军民融合；社会网络分析；网络结构；中心度；结构洞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实现经济、科技、教育和人才等领域在更深、更广、更高层次融合，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是当前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1-2]。科技领域军民融合是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工程、关键环节和先导领域[3]，也是加强军民协同科技创新，提升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力度的必然选择[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领域军民融合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军转民时期”“市场经济转型期”“积极推进寓军于民时期”和“走向军民融合时期”四个阶段[5]，对推进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军工创新能力以及优化军民科研生产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科技军民融合涉及行为主体众多，加上各行为主体目标需求不同等诸多因素，我国科技军民融合依旧存在军民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不完善、资源共享率偏低、军民科技协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以及整体效益不高等问题[5-6]。
针对目前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结合军民融合迈向深度发展的机遇，军地科技主管部门从顶层进行设计和战略布局，共同编制、发布了《“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4]，将为建立完善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科技建设水平以及推动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等起到引领支撑作用。整体来看，《规划》虽然明确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也给出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任务，构成了完整的“目标—手段链”关系，但作为科技军民融合的参与行为主体与目标、重点任务之间的关系还缺乏系统分析，难以为各行为主体开展科技军民融合提供清晰的路径选择。为此，本文将以《规划》为分析样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等方法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网络结构中的行为主体相互关系，以及与重点任务对应关系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网络结构及实施途径，以期能够为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军民融合正处于深度发展阶段，无论是在发展的要素资源还是发展参与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等方面相较于以往得到了较大改善，为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与以往的军民产品或技术的融合有一定的区别，科技军民融合注重政府指导和市场调节机制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6]。总体上看，以往研究通常关注的都是整体意义上的军民融合或军民融合的政策及其阶段性特征，对科技军民融合的关注较少[7]，且目前学术界关于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表述仍然不一致，如“军民科技融合”“军民科技资源融合”“科技军民融合”“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等。不容置疑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军民融合”的定义已经非常完善,而并未对“科技军民融合”给出一个合适的定义。虽然学者王亚玲[8]认为军民科技融合发展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扩散问题。技术势差是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军民结合还是我国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实质上都是一个源于军民科技势差而形成的技术扩散过程。但其终究没给出一个清晰的“科技军民融合”的定义。为了更好地研究科技军民融合的主体与目标,本研究给出科技军民融合的定义与内涵。本研究认为,科技军民融合是指在完善军民科技融合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军民科技创新各要素优化整合，为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协调、平衡、兼容发展提供战略支撑，为实现国防与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科技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从上文所分析的情况来看，至晚清时期，广东地区仍未形成煲老火汤的日常饮食习惯。对于普通阶层来说，熬制老火汤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过高，徐珂所说“餐必佐”的“汤”，多为制作简易、耗资较少的羹汤。而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更青睐于精致而古雅的羹，像老火汤这类只需将作料切块同煮的“粗放型”汤品，往往只能作为烹制高级汤菜的“辅料”。直至清末民初，随着工商阶层的崛起及广州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这种“尚羹轻汤”的饮食风尚才有所改变。
已有实践和研究都表明，推动科技军民融合不是单一部门或机构能够实施的，每个关键节点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绩效表现，因此不能碎片化地看待军民科技融合这个复杂的活动[9]，而需要实现各要素(如制度要素、环境要素和行为主体要素等)的耦合链接。作为科技军民融合实施的核心要素——行为主体互动在科技军民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已有相关研究来看主要认为这些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军方、军工企业、科研机构(包括军队、军工和民用三类)、民营企业、院校(包括高等院校和军队院校两类)、中介组织七大类[5，10]，其共同构成了我国科技军民融合的核心行为主体。其中，政府、军方主要行使管理职能；院校、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国防科技知识生产、传播等职能；军工企业、民营企业则是主要是承担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任务等职能；中介机构如各种情报信息中心、技术交易机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主要是承担技术转移、信息发布、资本融合等任务，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国内外军民融合研究现状来看，科技领域作为军民融合重点领域，如何有效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以及促进其参与行为主体进行有效互动合作，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学者们主要围绕我国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构成、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7，11]；就如何推进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12-13]、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态势与模式以及区域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等开展研究[14-17]，并针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了行为主体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18]；同时有学者也进一步详细分析军民融合技术协同创新行为主体的构成，以及详细分析了如何有效提升行为主体效益从政策制度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19]。在国外相关研究中，Augier等[20]通过研究发现许多科技突破往往在军事领域率先由构思转变为现实，并逐渐向民用领域发展扩散；进一步地Schmid[21]在技术扩散相关理论指导下，分析了2006—2010年全球40个国家上万个军民两用技术专利的扩散情况，发现军、民技术的扩散速度十分接近，即军用技术投入与其他科技投入一样，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Acosta等[22]通过研究世界排名前100的防务公司经济与专利数据，发现只有通过国家主导计划，用项目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发展。通过收集整理文献发现，国外学者更重视运用数据分析，而国内学者多数是通过文献、法规文件、社会现象得出研究结论。定性方法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亟待采用新的定量方法对当前新形势下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涉及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实施的具体路径进行深入分析。
2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高端消费阶层不同于普通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是促进这一经济市场发展的内部因素之一，针对特殊的消费人群，可以设定独特的、符合其审美理念的产品和服务。在高端定制下，民族体育旅游可以成为一种艺术熏陶，从而使高端定制式的民族体育旅游不仅是一种消费形式，更是一种艺术感染力。在高端定制式民族体育旅游过程，游客不仅收获身体上的健康，心理上的满足，还从中找到文化认同感，是民族体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当然，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也是促进高端定制式民族体育旅游模式的发展内因之一。游客希望可以自由选择旅游产品的服务标准、线路和出行时间，这也是高端定制的基本要求。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主要运用的是Ucinet软件，Ucinet网络分析软件包括一维与二维数据分析的可视化网络结构图，利用该软件可以对数据进行网络结构和多元属性分析[25]。本文主要利用Ucinet软件计算出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可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行为主体和重点任务进行分析。中心度主要采用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度数中心度三个度量指标进行分析[26]，其中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较为重要。中间中心度用来衡量节点对资源控制的程度，接近中心度表示该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在图中表示为其他的所有节点到该点的最短路径之和[27]。结构洞表示非冗余连接，非冗余的联系人被结构洞所连接，一个结构洞是两个行动者之间的非冗余关系，结构洞可以通过Burt结构洞指数测度来度量，指标主要考虑四个方面：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和个网中心度[28]。
2.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2.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共7 000多字。该《规划》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等文件进行编制[29]。《规划》具体包括强化科技军民融合宏观统筹、加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统筹共享等七大类重点发展方向，重点完善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推动规划计划统筹衔接等十六个具体细化的重点任务。具体内容如图1所示。
由环模制粒过程可知，物料在模孔受到来自模孔入口的挤压力和模孔内壁在横截面内的反向支撑作用力，如图4所示处于三向应力状态。取模孔中一微小物料颗粒段进行受力平衡分析，图中可见物料微元沿模孔轴线方向（x）受到上层物料的挤压力和下层物料的支撑力以及模孔内壁对其产生的滑动摩擦阻力。因此，物料微元要顺利从模孔中挤出需要满足式（1）所示微分平衡方程。
图1《“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主要内容
为对文本资料进行数据量化分析，首先将文件中的重点发展方向进行缩写及分类编码，例如：第一个重点发展方向为强化科技军民融合宏观统筹，缩写为“宏观统筹”，记为HGTC。该点包含的重点任务有重点完善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推动规划计划的统筹衔接，分别缩写为“体制机制”“统筹衔接”，记为HGTC1、HGTC2。以此类推，经过上述处理后，我们可以进行直观地统计分析和处理。本文对《规划》的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
4.2.2 重点任务的中心度分析
表1《“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编码
重点发展方向缩写及代码重点任务缩写及代码重点发展方向缩写及代码重点任务缩写及代码强化科技军民融合宏观统筹宏观统筹(HGTC)重点完善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体制机制(HGTC1)建设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创新平台(SDSF1)推动规划计划的统筹衔接统筹衔接(HGTC2)开展先行试点示范试点示范(SDSF)鼓励建设军民融合信息科研机构科研机构(SDSF2)完善政策体制政策体制(ZCTZ)加强科技军民融合制度建设制度建设(ZCTZ1)探索科技军民融合金融服模式金融服务(SDSF3)完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环境政策环境(ZCTZ2)统筹布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基础前沿(XTCX1)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统筹共享资源共享(TCGX)加强科研平台共建作用科研平台(TCGX1)加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建设协同创新(XTCX)实施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重点专项(XTCX2)推动科技基础资源的军民互通共享互通共享(TCGX2)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科技项目(XTCX3)加强创新队伍建设创新队伍(CXDW)完善军民创新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人才培养(CXDW1)促进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化成果转化(CGZH)推动军民科技成果相互转化体系建设体系建设(CGZH1)建设科技军民融合新型智库新型智库(CXDW2)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知识产权(CGZH2)
2.2.2 数据预处理
4.1.2 行为主体的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
为了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先将文本进行量化：具体看每一项重点任务所对应的规划主体有哪些，先进行分类统计，然后按照七类重点发展方向进行整理和加总。若某一项重点任务对应着某一类规划主体，则记为“1”，否则记为“0”，以此来构建规划主体和重点任务之间的关系数据，具体结果由于篇幅原因，就不在文中列出。
从一片阡陌交错的农田，变成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的现代化新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一组数据可以见证浦东开发开放28年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28年来，浦东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9651亿元，年均增长15.1%；财政总收入从浦东开发之初1993年的1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938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已超过6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2.3万亿元。
3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整体网络
整体网(Overall Network)主要用来描述网络的整体结构[24]，图2是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整体网络图谱，它是基于《规划》中“行为主体-重点任务”生成的二模网络结构拓扑图。网络中的圆形节点代表的是行为主体，而方形节点代表的是科技军民融合的重点任务。用Ucinet软件计算出该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为0.718 8，标准差为0.449 6，整体网络的节点平均距离为4.35，表明该网络各个节点的联系较为紧密。
从图中可以清晰发现，科技军民融合涉及宏观统筹、政策体制、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试点示范等多个要素，是在科技领域深入落实军民融合战略的必要要素。从图中的方形节点可以看出其大小基本一致，表明科技军民融合需要整体推进才能实现，才能保证重点任务之间的系统性和耦合性。另外，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离不开各类行为主体的参与，这也是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整体网络图行为主体分部情况来看，政府、军队、军工科研机构、民用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构成了多个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同时也正确反映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整体趋势，即“军地政府主导、科研机构主建和第三方参与”的发展路子，是当前深化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治理方式。相较而言，军工企业、民营企业、军队科研机构和军队院校处于网络较为边缘的位置，说明这些行为主体必须加快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全过程转型，进一步提升在科技军民融合中的职能作用。
图2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整体网络图谱
4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4.1 行为主体的实施路径
动物低氧培养箱（美国Biospherix公司），氧气控制器设定氧气为5%（体积分数）培养箱为透明有机玻璃制成以便观察箱内情况。培养箱一侧装有氮气进气阀门，此阀门与箱外的氮气瓶相连，打开氮气阀门使箱内气体出去从而使箱内氧浓度降低。培养箱内一侧安装氧气控制器探头，此探头与箱外氧气控制器相连。箱内装有风扇保持空气流动同时不允许空气置换。培养箱壁有通风孔，仅留2个通风孔以控制通风量。低压生成装置，包括真空抽滤泵（LabTech），密闭瓶，气体流量计。用胶管将密闭瓶与真空抽滤泵相连接，将压力调至0.75 MPa，气体流量计控制气体流量为0.15 m3/h。
从前面分析可知，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参与主体多元，每个行为主体在重点任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将图2中的“行为主体—重点任务”间关系的二模网转为行为主体间关系的一模网，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如图3所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参与科技军民融合的行为主体的每个节点的双向箭头数量基本相同，这也表明了与传统国防科技发展相比，仅依靠军工企业、军工科研机构作为主要力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需求，而是要建立起由政府、军方、军工企业、军工科研机构、民用科研机构、军队科研机构、民营企业、中介力量和军队院校组成的多元主体参与发展的组织模式，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协同的运作模式。
4.1.1 行为主体间的网络图谱
图3科技军民融合参与行为主体的网络图谱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在9个参与行为主体中，政府和军方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位置，说明了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尽管强调“军转民”“民参军”军地科技资源双向流动和共享的重要性，但仍离不开政府、军方加强军地顶层设计和建立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才能破除当前制约科技军民融合的壁垒。政府、军方是科技军民融合关键的推进者和行动者，其作用在于为研发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例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局(DARPA)于2003年启动以军事技术应用为目的的“重大挑战”无人驾驶智能车项目，其并未限制参与研发机构的属性，他们采取用小额奖励(投入一百万美元用于奖励有创意的研发)撬动社会关注的策略，激发广大人群的创造性并建立合作网络[30]。尽管这次项目是以资助军事技术产品研发为出发点，但其实践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也促进了科学界和实业界之间的合作[31]。这也说明在科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军方在其中扮演核心关键的作用将直接决定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内容的梳理和分析，判断每一项重点的任务所涉及的利益相关的规划主体。在进行规划主体设定时，为了保证研究所需的数据能够真实的反映当前实际情况，减少或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本文对《规划》中每项举措中的主体进行了判断：邀请了长期从事军民融合研究的4位专家进行了分析，要求其在同一时间完成，并对其结果一致性进行检验，采用赫斯提信度系数方法进行确定。最终本次研究结果的信度系数为0.874，超过了0.7标准，表明判断结果具有较高信度。
为进一步分析各行为主体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的作用，本文用中心度和结构洞验证各行为主体在参与行为主体网络的地位和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各行为主体的中心度值可以看出，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核心主体是政府和军方，是整个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主体，在构成的行为主体网络中政府拥有最高的权力。军方作为科技军民融合主要的需求方其也拥有与政府相当的权力，两者作为整个网络的中心联系其他参与主体能力的最强。第二类核心主体是具体承担科研工作的各类军工科研机构以及民用科研机构，拥有较高的权力和资源控制能力。第三类核心主体是军工企业、中介组织、民营企业和高等院校，在网络中也居于重要位置，对链接其他网络行为主体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类是军队科研机构和军队院校，整体来看处于整个网络的边缘位置，这也与当前军方赋予的新时期更多承担军事需求论证和军队人才培养使命密切相关。
另外，从结构洞分析结果来看，政府与军方虽有效规模相对较小，但限制性也较少，且在个体网中心度方面却相对较大，这也进一步说明在科技军民融合中其控制力最大，处于结构洞的位置，是联系其他行为主体的重要关键节点。相较而言，军工科研机构、民用机构、军工企业、民营企业和中介组织在结构洞4个指标的差异不大。虽然军队科研机构、军队院校在有效规模、效率方面值最大，但在限制性值也最大以及个体网中心度最小，也充分说明尽管军队科研机构、军队院校在科技军民融合方面具有自身优势，但受新时期职能作用的约束没有处于结构洞位置，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与其他行为主体的联系。
表2科技军民融合行为主体的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结果
节点名称中心度分析结果结构洞分析结果DegreeClosenessBetweennessEffSizeEfficieConstraHierarc政府1.0001.0000.1292.5890.2590.3750.050军方0.9380.9440.1122.5390.2540.3780.052军工企业0.7500.8100.0482.6170.2620.3790.043军队科研机构0.5000.6800.0182.7800.2780.3840.031军工科研机构0.8750.8950.0712.5810.2580.3760.046民用科研机构0.8130.8500.0612.5980.2600.3780.045民营企业0.6250.7390.0322.6680.2670.3840.041高等院校0.6880.7730.0402.6200.2620.3830.046军队院校0.2500.5860.0032.9920.2990.3900.022中介组织0.7500.8100.0522.5450.2550.3860.050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规划的实施，需要在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和体系建设等方进行全面协同推进。为清晰展现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本文将图2的“行为主体—重点任务”间关系的二模网转为重点任务之间关系的一模网，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看到科技军民融合的重点任务实施情况，也反映出各项重点任务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从重点任务包含的节点数量可以确定，由重点专项、科技项目和技术研究三个重点任务构成的协同创新方向，科研平台和资源互通2个重任务构成的统筹共享方向，以及由创新平台、科研机构和金融服务所确定的试点示范方向，是当前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其次是政策体制方向，再次是成果转化方向，最后是宏观统筹方向。这表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当前的科技管理在许多方面习惯于沿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关注大项目、大平台、大基地等计划管理及任务分解，这种方式具有动员能力强等优势[32]。
筑堤材料应利用清理出来的砂土，不宜外购外运。干砌石护坡可利用清理出来的石块作为施工材料，以清理后的沟床为基准开挖基槽，深0.3～0.5 m，底石放稳，大石砌下，小石砌上，嵌实咬紧，使之稳固坚实。
4.2 重点任务的实施路径
4.2.1 重点任务的社会网络图谱
综上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的行为主体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各类行为主体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将改变以前科技军民融合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现状，更加强调“参与主体多元，协同创新发展”，即将原先单一以军方或军工企业为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政府、军方为核心，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主体，中介组织为桥梁”的多元共治发展模式。
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国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之子钱思进，现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次，他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外用中文向一群东方游客介绍质子对撞机的基本原理时，游客对于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在街头进行科普，很是好奇，当看到他的工牌上的“钱思进”三个字时，有人轻声问：“您父亲是钱三强教授吗？”他飞速回应一句“主要靠自己”，就继续他的科普了。
本文首先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的内容进行分析与梳理，其次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量化的文本进行可视化处理与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套用来分析多个个体通过相互作用构成的网络的结构、性质、特点以及其他用于描述网络属性的分析方法的集合。它又被称结构分析，因为它主要分析的是不同社会单位(个体、团体或社会)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属性。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强调从关系或者结构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对象，注重分析网络整体及网络中个体之间相互关系[23-24]。
图4科技军民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网络图谱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0软件和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与处理。计数资料以人数、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以x±s描述；采用单样本t检验，配对t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α=0.05。
为进一步确定每项重点任务在整个重点方向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通过分析重点任务的中心度数值情况，以量化的方式分析其情况。从表3各个重点任务的中心度值可以发现，尽管在《规划》中明确7个重点方向，16个重点任务，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来看，建设军民融合信息科研机构、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2项重点任务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位置，共建科研平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等3项重点任务相对弱一些，完善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的中心度最弱。综合中心度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了协同创新方向、资源共享方向是科技军民融合的重要方向，也说明了科技军民融合的重点任务需要协调统筹推进，才能实现《规划》中的预期目的。
若安享于小雪节气，就不要急着把那些大雪纷飞、银装素裹的诗歌翻出来，真的还不到时候。这个时节，往往是天空阴沉，飘落些许冷雨丝。天色渐暗，不经意间，雨丝变成了雨夹雪，雨夹雪变成了“盐籽儿”。你也许很期待明天早晨起来，地面是一片白茫茫，但更多时候，小雪在半夜就悄无声息地停了下来，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河湖的水，很清很冷，似冻未冻。这或许便是“小雪”节气的精妙所在了。
表3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任务的中心度分析结果
节点名称DegreeClosenessBetweenness节点名称DegreeClosenessBetweenness体制机制0.2000.7140.000创新平台0.8000.9090.018统筹衔接0.6000.8330.009科研机构1.0001.0000.048制度建设0.7000.8700.012金融服务0.5000.8000.007政策环境0.6000.8330.009技术研究0.9000.9520.027科研平台0.9000.9520.039重点专项0.9000.9520.027资源互通0.8000.9090.020科技项目1.0001.0000.048人才培养0.7000.8700.023体系建设0.6000.8330.009新型智库0.6000.8330.011知识产权0.7000.8700.015
从表4的重点任务结构洞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有效规模性和效率性2个指标中，体制机制重点任务的值都是最大，而其他重点任务的值相差不多，所有重点任务在限制性指标中相差不多，但在个体网中心度方面存在一些差异，最小值为体制机制任务，最大为知识产权任务。具体从4项指标综合来看，科研机构、科技项目、科研平台等重点任务是整个网络的结构洞，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是联系其他重点任务的关键节点，也进一步反映了由这些重点任务构成了“小团体”如协同创新、资源共享是整个网络重点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重点任务的中心度和结构洞分析，可以知道两者量化的结果，进一步解释了重点方向之间的关系。两者互相验证和支撑，比较好地给出了科技军民融合重点方向发展的推进路径——“统筹建设，系统推进，重点实施”，即从宏观统筹、政策体制、资源共享、创新队伍、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试点示范等7个方面全面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同时重点发展“建设军民融合信息科研机构、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共建科研平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等任务方向。
表4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任务的结构洞分析结果
节点名称EffSizeEfficieConstraHierarc节点名称EffSizeEfficieConstraHierarc体制机制4.2410.2650.2480.012创新平台3.6220.2260.2450.033统筹衔接3.6800.2300.2480.032科研机构3.5180.2200.2450.039制度建设3.6780.2300.2460.030金融服务3.7990.2370.2490.028政策环境3.7140.2320.2480.030技术研究3.5580.2220.2450.036科研平台3.5070.2190.2480.041重点专项3.5580.2220.2450.036资源互通3.5960.2250.2470.036科技项目3.5180.2200.2450.039人才培养3.6270.2270.2490.035体系建设3.7560.2350.2460.028新型智库3.6990.2310.2490.032知识产权3.4880.2180.2520.042
5结论
为持续推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建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尽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格局。2017年8月由军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和实施了《“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以从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上推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首先对《规划》文本进行编码，其次在此基础上，用社会网络方法构建了行为主体与重点方向之间的关系网络，最后分别从行为主体和重点方向两个方面，利用中心度和结构洞定量分析方法对其关系进行可视化和定量分析，从而明确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推进的路径。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1)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涉及军方、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中介组织等多个参与主体，这些主体在宏观统筹、政策体制、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试点示范六个方面扮演着不同的作用。在整体网络中，各重点任务与行为主体之间产生联系紧密，其中政府、军队、军工科研机构、民用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形成了多个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即“军地政府主导、科研机构主建和第三方参与”的发展路子，成为当前深化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
(2)从行为主体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路径来看，在鼓励民用科研机构、民营企业、中介组织参与到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来的同时，仍旧需要政府和军方在宏观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建立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才能更好实现军地科技资源双向流动和共享，从而将原来科技军民融合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现状，转变为以“政府、军方为核心，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主体，中介组织为桥梁”的多元共治发展模式。
(3)从重点任务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路径来看，在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运行环境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不断提升科研设施和条件的建设，并积极加强科技人才和知识产权的建设，从而走开了一条“统筹建设，系统推进，重点实施”的路径。即从宏观统筹、政策体制、资源共享、创新队伍、协同创新、成果转化、试点示范7个方面系统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同时重点发展“建设军民融合信息科研机构、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共建科研平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科技军民融合重点专项”等任务。
本文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解读《规划》内容提供理论支撑，也能够为实践界进一步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与方向提供科学的参考建议。但是由于研究条件限制，研究中还存在行为主体、重点任务数量基数过小的不足，后续还需结合其他政策文件做进一步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胡栋梁.我国军民融合产业融资问题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6.
[2]赵耀辉,梁君.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探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4):47-50.
[3]董晓辉.我国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基本态势与主要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23):111-115.
[4]科技部、军委科技委.“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发布[N/ OL].投资快报,(2017-08-24)[2019-02-05].http://www.cinic.org.cn/hy/zh/399362.html.
[5]游光荣,赵林榜.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7.
[6]陶帅,陈军生,武建华.国防科技前沿技术军民融合方式研究[J].科技与创新,2018(2)：42-44.
[7]阎波,张炜.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实施逻辑与路径选择[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6(6):73-80.
[8]王亚玲.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4):57-62.
[9]JORDAN G B. A theory-based logic model for innovation policy and evaluation[J].Research Evaluation,2010，19(4): 263-273.
[10]章磊,张诤敏,闫莉,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国内军民融合研究综述:2000—2014年文献计量证据[J].装甲兵工程学院学报,2016,30(3):11-16.
[11]陈华雄,黄灿宏,赵理,等.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J].国防科技,2018,39(5):62-69.
[12]张近乐,尚涛,蔡晨雨.国防科技产业军民深度融合模式与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3):133-137.
[13]韦文求,林雄,徐军.国内外推进科技军民融合的主要做法及对广东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3):65-70.
[14]李林,胡宇萱,曾立.科技兴军视角下区域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7,35(2):62-65，84.
[15]蓝定香,吴有锋.复杂系统视角下军民融合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策略研究:兼论中国(绵阳)科技城创建军民融合示范区[J].理论与改革,2018(4):79-91.
[16]李强,余吉安.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与示范效应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7,35(2):10-13.
[17]董晓辉,黄朝峰,旷毓君.区域军民科技资源融合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17):82-85.
[18]王亚玲.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4):57-62.
[19]双海军,谭建伟,刘乔乔.军民融合技术协同创新主体构成要素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3(2):85-87.
[20]AUGIER M, MCNAB R, GUO J, et al. Defense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1952-2012[J]. Defense and Peace Economics, 2017,28: 1-26.
[21]SCHMID J.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J]. Defense and Peace Economics, 2017,2: 1-19.
[22]ACOSTA M, CORONADOD, FERRANDIZE, et al. Patents and dual-use technolog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fense companies [J]. Defense and Peace Economics, 2017,6: 1-19.
[23]杨力衡.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腐败网络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
[24]汤汇道.社会网络分析法评述[J].学术界,2009(3):205-208.
[25]吴建南,郑烨,贾金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网络结构与实践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网络分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16(2):36-47.
[26]孙笑明,王静雪,王成军,等.研发者专利合作网络中结构洞变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2):115-122.
[27]胡秀芳,夏立明,柯洪.PPP项目全寿命周期风险因素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J].建筑经济,2018,39(7):54-60.
[28]王峥燕.高新技术集群企业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2.
[29]王季云,王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标准网络测度指标研究:以五个主管部门国家标准网络比较为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5):21-29.
[30]FLINK T，KALDEWEY D.The new production of legitimacy：STI policy discourses beyond the contract metaphor [J].Research Policy,2018，47(1):14-22.
[31]COLATAT P.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to funding science：Collaborator novelty at DARPA [J].Research Policy,2015,44(4):874-887.
[32]BENNER M, LIU L, SERGER S S.“Head in the clouds and feet on the ground：Research priority setting in China” [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2012,39(2): 258-270.
ResearchontheNetworkStructureandPathontheDevelopmentofTechnologicalCivil-MilitaryIntegration
Hu Huizi1，Zhang Lei2，Xin An3，Zhang Ye4
(1.Graduate School of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an 71005, China;2.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UAV Engineering Colleg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51, China;3.Aircraft Material Station No.4; 4. Dean’s Office, Air Force Logistics University，Xuzhou 221000, China)
Abstract: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for military and civilian to cooperate in many fields. Taking the document "The Special Plan of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for 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s the analysis object, by collecting relevant documents and policy documents, and applying text analysis method and social network method,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science.Using visual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path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behavioral subjects and key tasks: the multi-subject development model, i.e.“th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as the cor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as the bridge”, and the key task construction path, i.e.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 system promotion, and key implementation”,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technological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twork structure；centrality; structural hole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695(2019)18-0032-09
doi：10.3969/j.issn.1000-7695.2019.18.005
收稿日期：2019-03-11， 修回日期：2019-04-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军民融合战略下的军民两用科技研发管理模式与政策研究”(L1534031)
作者简介：胡慧姿(1995—)，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装备采办与试验评估；章磊(1980—)，通信作者,男，江西临川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装备采办管理；辛安(1992—)男，江苏徐州人，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航材保障管理；张晔(1991—)，男，陕西西安人，助理。
标签：军民论文; 科技论文; 重点论文; 主体论文; 科研机构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管理技术与方法论文; 《科技管理研究》2019年第18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军民融合战略下的军民两用科技研发管理模式与政策研究”(L1534031)论文; 空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论文; 空军工程大学装备管理与无人机工程学院论文; 空军勤务学院航材四站系论文; 空军勤务学院教保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