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专栏§
摘 要：五四运动不但开启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标志现代性观念的兴起。围绕“人的解放”和“女性的解放”，这一时期的媒体和学界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对“性”“性欲”等展开了热烈讨论。五四学人批判传统儒家压抑的性文化，从科学视角肯定人与生俱来的“性欲”，强调女性和男性在性维度上拥有平等的权利。性观念、性知识和性话语在五四时期的形成，不但形塑了现代中国人的性观念，而且展现了科学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从侧面论证了五四运动之于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意义。
关键词：五四；科学语境；性观念；性别
导 论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新时期，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地标。自此之后，关于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历史叙述，几乎都无法回避五四运动及其意义。可以说，若要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那么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所发生的变化，常常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性叙事的一个起点。(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是这一方面的权威论著，而在上世纪末，许多历史教科书也视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开端。对性文化的考量也不例外，中国的现代性观念正是起源于五四时期。围绕“人的解放”和“女性的解放”，这一时期众多报刊、杂志等近代媒体展开了热烈讨论。与那时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相吻合，“性欲”(这个词语本身是在五四运动之前不久从日本引进)作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高度关注。
对于中国现代性观念的探讨，迄今的研究多从社会学视角，聚焦于当代青年的性观念及其特质，对于现代性观念兴起的五四时期却关注不足，可以说现有研究缺少历史的维度，有待进一步探究和拓展。(2)吴炜：《青年性观念的十年变迁及其发生机制——基于CGSS2005和CGSS2015数据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第20-26页；黄盈盈、潘绥铭：《中国少男少女的爱与性——基于2010年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7期，第55-61页；曹红梅：《当代青年性道德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探讨》，《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期，第26-30页，等。实际上，五四学人利用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批判传统儒家压抑的性文化，从科学视角肯定人与生俱来的性欲，积极提倡女性和男性在性维度上拥有的平等权利，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现代中国人的性观念。
目前有关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形成及其影响的少数研究中，关威和王雪峰等人的论著比较有代表性。(3)关威：《新文化运动与科学性观念的传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79-83页；关威：《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性科学研究》，《晋阳学刊》2007年第1期，第91-94页；王雪峰：《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他们大致将五四时期看作性观念现代性的开端，将五四时期倡导的性解放与传统礼教造成的性压抑相对立，肯定现代性观念的引入对人的解放和女性解放的重要意义。1990年代后也出现了在跨文化语境中探讨东亚和欧美性科学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台湾学者黄克武通过分析民初报纸中的医药广告等史料，探究了围绕男性身体和欲望的医学话语的文化意涵。(4)黄克武：《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2016年。旅居香港的荷兰汉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分析了1910—1930年代中国的性学话语，探讨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之下，中国的性观念如何经历了一个医学化的过程，并结合优生学的引入来讨论其与民族国家理念的关系。(5)Frank Dikötter, Sex,Culture,andModernityinChina：MedicalScienceandtheConstructionofSexualIdentitiesintheEarlyRepublican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姜学豪(Howard Hsueh-Hao Chiang)则从科学史视角聚焦近代中国围绕性别转换的概念和表象的谱系，考察了围绕身体的观念如何通过现代生物医学知识的普及而扩展。(6)Howard Chiang, “Why Sex Mattered: Science and Visions of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2.桑梓兰(Tze-lan D. Sang)也通过考察女性间的爱欲话语，揭示了五四时期异性间性爱关系的解放如何又排除了同性性欲。(7)Tze-lan D. Sang, TheEmergingLesbian：FemaleSame-SexDesireinModern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上述这些研究均倾向于将现代性观念和科学思维的结合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产物。
本文希望通过考察五四时期(大致为1910—1920年代末)关于性的科学话语，聚焦当时知识人参与的相关讨论，探讨科学的性观念如何在中国生成和发展，也聚焦异性恋中女性情欲话语的建构，突显当时性观念讨论的性别角度。笔者认为，五四时期崇尚“赛先生”，显然有助于在科学的层面上探讨人的性欲、性活动和性知识，后者的开展，又充分突出了科学的权威性，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没有当时崇尚科学的风气，男女之性爱这样的课题就无法进入公众讨论的领域。因此，性观念、性知识和性话语在五四时期的形成，不但形塑了现代中国人的性观念，而且展现了科学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本文的写作试图结合当代性别、女性研究的视角，显示五四运动之于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意义。
一、在科学语境中引入性观念
如前所述，“性欲”是一个从日本引进的新词。而这个对应于英文中“sexual desire”的和制汉语的形成，又与欧美性科学在当时日本的传播密不可分。1902—1903年，日本文学家、医生森鸥外在《公众医事》杂志上连载文章《性欲杂说》，公开使用了“性欲”一词。此连载文章由“性欲的神经机关，性欲及青春期的悸动，月经的过程，月经如何影响神经系统，停经期，男性如何抑制性欲，女性如何抑制性欲，自慰，避孕，性交和神经性疾病，以及遗精、性欲和性交中的生理卫生”等章节构成，可以说论及性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8)立川昭二：『明治医事往来』，东京：新潮社，1986年，第206页。在医学家使用性欲概念，普及性知识的同时，伴随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勃兴，围绕人的性欲描写的文学作品也逐渐增多，在科学、文学和思想等领域展开了关于性欲的本质和意义的探讨。
而“性欲”这一词语也于这一时期通过日本立即传播到了中国。据笔者调查，中文文献中较早出现现代意义的“性欲”一词是在1903年由留日学生编撰出版的词典《新尔雅》中。此书《释群》篇之“释家族”条中出现了“原人时代，男女兽聚鸟散。或合或离。其婚姻全出于性欲。故谓之性欲婚姻”的解释；另“释群之发生”条中有释义：“人类发生条件中有主成条件，又有助成条件。主成条件三：双亲，双亲之有性关系，及生存之资用。”(9)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上海明权社，1903年，第65、66页。据笔者梳理，在此书之前的英汉词典多将Sexual desire翻译为“男女之欲”或“情欲”。
在一定程度上，“性欲”一词中的“性”也是一个新名词，代表了在现代科学语境中讨论男女之事的尝试。在之前流传的一些所谓“淫书”中，如《肉蒲团》《痴婆子传》《金瓶梅》等，比较少用“性欲”来描述男女之间的性活动，而更多使用“色欲”“情欲”等词。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性”和“性欲”等语词，在中国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有关“性”“性欲”这些新词如何促成中国人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中外学界都已经有了一些探讨。比如翟本瑞考证出中文世界首次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性”概念的文本是叶德辉《素女经》。(10)翟本瑞：《中国人“性”观初探》，《思与言》1995年第3期，第27-75页。他的研究为乐怀璧(Leon Antonio Rocha)所认可。(11) Leon Antonio Rocha, “Xing: 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rn China,” GenderandHistory, Vol.2, No.3, November 1, 2010, pp.603-628.但也有学者比如宋少鹏指出，不能把“性”一词的意涵局限在“性欲”或者“性交”的层面，这样会将“sex/性”一词狭义化。他提出，“性”首先被接纳和使用是作为“性属”的含义，并列举了1903年金天翮“女性国民”以及1900年《清议报》中“两性”作为证据。(12)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第102-116页。王燕则细致梳理了晚清民初现代中国“性”概念的缘起，其中也谈到“性”和“性欲”等词语的引进。(13)王燕：《从“阴阳”到“性别”——现代中国“性”概念的缘起与价值观的转向》，《史林》2016年第6期，第193-204页。
徐婕的《沈从文〈三三〉中鱼的意象抒写》是目前仅见的一篇研究沈从文小说中鱼原型的论文。徐婕将苗族人民对于鱼的生殖崇拜作为论证鱼作为原型存在的依据之一，指出《三三》中的“鱼”与女性是一体的[16]。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三三》描写鱼的内容最多，是分析沈从文笔下鱼原型的最佳样本。从鱼原型切入，徐婕对三三这一人物梦境有精当的分析：三三对白脸人产生了懵懂的好感后，做了一个关于钓鱼的梦，梦见自己“拿一根烟杆钓鱼，倒是极新鲜的事情，但身旁似乎又已经得到了许多鱼”[17]288，这一梦境其实隐喻了男女情爱。
二、礼教和科学之争中的“性”
“性”及“性欲”术语的使用和对性活动、性知识的公开讨论，标志着科学的性观念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但要树立“性”话语的权威地位并非易事，其实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传统的批评紧密相连。五四时期围绕“性”的讨论中，对传统文化的“破”和对新文化的“立”同步进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性”和“性欲”成了热门话题，人们谈论“性”、研究“性”，冠以“性”和“性欲”字样的出版物和文章比以前大量增加。例如1920年代便出版了一系列的性学书籍，如《性欲常识》(1926)、《性的崇拜》(1927)、《性教育》(1927)、《性欲解放的指导》(1927)、《性欲讨论集》(1927)、《性欲通论》(1927)等。而在性知识的讨论中，“科学”和“礼教”总是成对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因为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性学资源可谓内涵丰富多样。(15)关于中国传统性文化，可参见以下研究，如Hsiung Ping-chen, “More or Less: Marital Fertility and Physical Manag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ofArchaeologyandAnthropology, Vol.74, No.74, 2011, pp.119-167; Charlotte Furth, “Rethinking Van Gulik: Sexuality and Re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andtheState, edited by Christim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5-147; Ruan Fang Fu, SexinChina：StudiesInSexologyinChinese但五四学人将传统性文化化约为礼教的性禁锢和性压抑，希图在此基础之上突出科学性观念的先进性。因此五四时期有关“性”的讨论中，对礼教的批判和对科学的推崇成为一对孪生兄弟，在这一时期相伴相生，相辅相成。下面举几例加以说明。
1923年易家钺在《教育杂志》中阐释性观念时，首先批判了中国社会的性愚昧和性无知，随后称赞了西方近代性科学传入中国后所带来的变化：
因为太简单会使学生浮躁，太困难会使学生失去信心。在课堂提问方面，教师应注意提问的顺序。每一问题的目的应遵循本章发展的步骤。问题的设定需要将开放式问题和陈述性问题结合起来。学生回答后老师要及时给予准确及时的反馈。任务的设置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分层设置，从而增加每一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医者胡定安指出，由于中国人“素受礼教的束缚”，所以“常常鄙视性欲为猥亵的行为，不许公开讨论”，从而导致国人的性知识极其匮乏。基于这种情况，胡定安认为有必要向中国民众介绍和普及欧美“性欲生物学(Sexual Biology)、性欲心理学(Sexual Psychology)、性欲人类学(Sexual Anthropology)、性欲伦理学(Sexual Ethics)、性欲教育学(Sexual Pedagogy)”等科学知识，以开启民智。(18)胡定安：《性欲的研究》，《学生杂志》第10卷第5号，1923年，第36-41页。
目前，诸暨市基本上实现了“调解进机关、调解进学校、调解进厂矿、调解进社区、调解进乡村、调解进市场”，“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发生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以及 “专业矛盾专家调”。2017年，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16 823件，调处成功率达到97.7%。
Culture, Berkeley, CA: Alin Foundation Institute, 1991; 坂元ひろ子：「非西洋圏における性愛、性/愛——中国の性の歴史の見られ方から」，川本隆史編集：『性/愛の哲学』，东京：岩波书店，2009年，第45-64页；土屋英明：『中国艶本大全』，东京：文芸春秋，2005年；邱海涛：『中国五千年 性の文化史』，納村公子訳，东京：德间书店，2005年；毕焕洲：《中国性医学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刘达临、胡宏霞：《中国性文化史》，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冯国超：《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高罗佩：《秘戏图考》，杨权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甄橙、吴朝霞译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换言之，对“性”和“性欲”新词的吸收和理解，与欧美近代科学话语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有一定的联系，有助于在科学而不是传统淫秽、负面的意义上来描述男女情爱。191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五四学人对欧美近代科学知识的介绍，报刊杂志中开始比较广泛地使用“性欲”一词来讨论性观念和性活动，人们不再对男女情爱讳莫如深，而是逐渐将其看作生活的一部分，并从科学的视角客观地加以观察和分析。例如1914年《妇女时报》刊登了《民族之向上依性欲之节制而得》，1916年《进步》发表《地理与人类之性欲》一文，1918年《东方杂志》中亦刊载《嗅觉与性欲之关系》。(14)吴若安：《民族之向上依性欲之节制而得》，《妇女时报》1914年第15期，第36-39页；皕诲：《少年耳目资：地理与人类之性欲》，《进步》第10卷第3期，1916年，第90-93页；顾绍衣：《嗅觉与性欲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5卷第9期，1918年，第99-104页。这些论述将性欲看作人的本能存在和可以观察的对象，分别从性欲和地理、嗅觉及民族国家的关系等各个视角讨论性欲的本质和意涵。正是五四时期对近代科学的倡导，有关性欲的相关讨论才得以进入中国公共话语的社会空间，并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
1927年出版的性学专著《性学ABC》，则批判中国社会将性神秘化，强调普及科学、卫生、健康的性知识之必要：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总以为性是神秘的，后来有了礼教，更是加了一重严密的束缚，没有人敢提到牠，更没有人去研究牠了。……人们应该认清性生活不是猥亵的，是高尚纯洁的。要立在科学的立场，根据着生理、卫生的道理，去讲求健康的性生活，达到最高尚的目的。(17)柴福沅：《性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第1-2页。
1．北齐武平元年《姚洪姿墓志》:“激水东流，俎光西促。忽背长庑，托兹隧曲。松折桐毁，虚陵实谷。庶曰难磨，图石可瞩。”(《墨香阁藏北朝墓志》，第164页)
通过破礼教、立科学这种二元捆绑的文化策略，五四知识分子成功地在科学的层面，讨论了性观念、性活动和性知识。他们将“科学”视作性文化领域的绝对真理和至高权威，几位推崇欧美性学的先驱人物如潘光旦和张竞生等人甚至为了谁的理论更“科学”而展开了论战。(19)Howard Chiang, “Epistemic Modern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Homosexuality in China,”Gender&History, Vol.22, No.3, November 2010, pp.629-657.
张竞生有关性的科学理论集中展现在他的《美的人生观》(1925)、《美的社会组织法》(1926)以及《性史》(1926)等书中。此外，1927年于上海创刊的《新文化》(20)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上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24页。也常常刊登其性学观点。张竞生的性学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而争论的要点之一就是其“性学”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科学”。周作人于1924年8月27日的《晨报副刊》发表了《沟沿通信栏之二》，批判张竞生主张的“神交”法是“非科学的”。而张竞生则做了反驳，称自己的理论是结合了“科学”和“哲学”的“艺术的方法”。(21)《新文化》从1927年1月至10月，总共发行了6期。《性史》出版之后，周建人也对张竞生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指出其理论是“伪科学”，缺乏真正的科学依据。而张竞生则反驳说，周建人是缺乏常识的、中国式的科学家。(22)关于周建人和张竞生之间的争论，可参见周建人：《关于〈性史〉的几句话》，《一般》第1卷第1期，1926年10月，第114-118页；张竞生：《答周建人先生〈关于《性史》的几句话〉》，《一般》第1卷第3期，1926年11月，第434-436页；周建人：《答张竞生先生》，《一般》第1卷第3期，1926年11月，第436-440页；周建人：《呜呼张竞生的卵珠》，《性杂志》1927年第1期，第1-3页；张竞生：《新淫义与真科学》，《新文化》创刊号，1927年1月，第113-118页。与上述批评不同，优生学者潘光旦针对张竞生提出的女性性欲的“第三种水”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所谓“第三种水”，是女性在性交过程中享受性愉悦和性快感时分泌的液体，与男性射精类似，因此性学研究中常常将“第三种水”看做女性获得性高潮的生理证明。张竞生由此主张，只有当女性排出“第三种水”后性交才算圆满完成。(23)关于张竞生“第三种水”的理论，可参见张竞生：《第三种水与卵珠及生机的电和优生的关系》(又名《美的性欲》)，《新文化》第1卷第2期，1927年2月，后收入《张竞生文集》下卷，第245页；江平：《初次的性交》(1926年)，张竞生：《性史》第一集，《张竞生文集》下卷，第397-399页。而潘光旦则认为“第三种水”的提出缺乏科学根据，甚至不符合生活常识。(24)潘光旦：《〈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1927年)，《潘光旦文集》卷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1-406页。虽然张竞生和潘光旦等都试图从科学视角关注两性问题，但是他们在性学的科学性标准上，却产生了巨大分歧。
总之，五四时期掀起的有关“性”和“性欲”的讨论，其核心特质是“破”与“立”并行，将近代科学对立于传统礼教，在批判中国传统的同时推广欧美近代科学。伴随这一传统/近代、旧/新、礼教/科学二元构图的推行和流通，科学的性观念在大众中逐渐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威。五四知识分子通过译介欧美科学知识，在公共话语空间中严肃认真地探讨性、研究性，甚至为了谁更接近“科学”、谁可以做“科学”的代言人而口诛笔伐。不过他们虽然急于用科学取代礼教，但对围绕性的“科学”知识——例如心理学、生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解剖学等——是否真的与中国传统完全割裂这一问题，重视较少，亦无暇顾及现代性科学的知识是否能与传统性学资源接轨、交流的问题。
2.约束范围相近。内部控制强调的范围“单位（组织）内部”“自我”，否则就不是内部控制，而是外部控制。党风廉政建设强调的约束是党和政府、全体党员干部，以及其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廉洁教育、注重防范，杜绝各种腐败行为应约束的范围。
三、民族国家视野中的“性”
当性观念的科学讨论在中国逐渐为人接受之后，它又很快增加了一个政治的维度，成为一个时代议题。五四时期中国积贫羸弱，民族和国家的富强是时代的核心主题。人的性欲和生殖直接关联，所以如何科学地理解性并使其更好地为生殖服务，从而生育出更强健的国民便成为讨论的核心议题。通过考察民初围绕性欲的医学话语，冯客(Frank Dikötte)指出这一时期的性话语始终将性、性生活与人的生育、优生学绑定在一起，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种族的存续和国家的救亡图存。(25)Dikötter,Sex,Culture,andModernityinChina.但黄克武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他在著述中指出：“拙著所要强调的是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诚然是一个强势的论述，但此一论述并没有完全的笼罩性，在当时思想界仍有另一个与传统背景密切相关的，强调个人自由、情欲自主的声音。换言之，在众声喧哗之中，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追求并没有完全为救亡的呐喊所掩盖。”(26)黄克武：《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第484-485页。笔者认为，冯客将民初性观念的讨论置于民族国家存亡的时代框架下加以考察，大致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宏观轮廓。但黄克武的观点将之细化，试图展示这一性观念讨论内涵之丰富和多面。
首先，将性看作人类生殖繁衍的一种手段，强调其为民族国家理念服务的论述，的确多见于五四时期的报刊杂志。例如柴福沅就将性看作生育的关键部分，强调其最终目的是繁衍子孙、存续种族：
司托泼选取的调查样本是和丈夫分居数月的妇女，经过精密的观察研究，指出女性性欲高涨的时段位于月经前和月经结束一周后的数日。这在今日看来不过是常识，而之前的性学指南普遍认为，女性情欲高潮且最易受孕的时段位于月经刚结束后的几天。司托泼解释道：
性是天赋的，是高尚的，是纯洁的，不是神秘的，猥亵的。……没有性，便没有我们，我们没有性，便没有我们的子孙。所以性的目的是生殖，产生后代的子孙，繁衍我们的种族，继续我们的事业。(27)柴福沅：《性学ABC》，第2页。
《新女性》杂志介绍了德国思想家倍倍尔(August Ferdinand Bebel)的《妇人与性欲》一书，其中强调人类所有欲望中最为强烈的是性欲，而这种欲望是“繁殖种族的欲望”，是“生存意志”的最强烈的表现，所以对于一个成熟之人，无论男女，满足其性欲是“生理和精神健康的根本条件”。(28)倍倍尔：《妇人与性欲》，端先译，《新女性》第2卷第11期，1927年11月，第34-44页。
司托泼在《结婚的爱》中，通过科学方法实证地考察女性的性欲特征，并将其绘制成图表，这一做法最为当时其他性学家以及读者所称道，被认为是该书对性科学在中国传播最大的贡献。司托泼认为，女性的性欲冲动和男性不一样，而是会定期产生高潮和低潮，她将此命名为“女子性欲循环的周期律”(见图1)。霭理士称之为“近年来关于女性心理和生理研究理论中的最先端”。(40)Maude,TheAuthorizedLifeofMarieC.Stopes, p.7.
禁止花柳病者结婚，的确是惩治滥用性欲者一个良法，苟不如此，则将来“六零六博士”何可胜数？要种族强，骑马练刀是不行的，必须先从优生下手，严格的主张，不独不许花柳病者、白痴、风狂者结婚，对于那些滥用性欲危及后代的人，还有一个相当的制裁法子：“阉！”(30)易家钺：《中国的性欲教育问题》，《教育杂志》第15卷第8期，1923年，第1-22页。
高校是社会人才的培育基地，社会的大部分高科技、高素质人才都出自高校，因此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而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能使思想工作得到更好的开展。以人为本理念是随着素质教育推行、时代进步而逐渐兴起的一种教育理念，这种工作理念能顾及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因而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是提高思政工作效果的必要途径。
由上可见，从优生学、遗传学等视角，五四时期有关性的科学论述将性欲和生殖密切关联，强调正确认识性欲对于建设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因此突显了性对国家的从属关系，将人私密的性生活与国家大业、民族存亡相连。
（2）样品B的制备（工艺B）：丹参、大黄、1/3山药粉碎成细粉；豆蔻、白术加6倍量水，浸泡1 h，蒸馏法提取挥发油5 h，提取挥发油后的药液另存；药渣与黄芪等其余味药材煎煮2次，每次加10倍量水，煎煮2 h，滤过，加入提取挥发油后的药液，滤液减压浓缩成稠膏，与上述药材细粉混匀，真空干燥，粉碎，加入上述挥发油，制成1 g细粉相当于1.815 g生药。
根据给药后子宫下段收缩及出血情况进行术中出血控制效果的评价［4］。显效为给药后子宫下段收缩明显增强并停止出血；有效为给药后宫下段有收缩且出血量明显减少；无效为给药后子宫下段无明显收缩且出血量未缓解甚至增多。
但仔细考察，上述涉及家国民族的性话语，仅仅是五四时期关于性的讨论中的一种。事实上，那时出现的有关性和性欲的讨论，十分多样，不仅出现了追求男性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性话语，同时出现了追求女性个人解放的性话语，虽然这些话语始终未能与民族国家彻底割裂。换言之，有关那个时期性观念、性生活的讨论，我们在民族主义的视角以外，还可以从女性史和性别研究的角度考察。
例如，五四时期同时也出现了不单纯将性从属于生殖，而是着眼于性的快乐属性的言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危害的视角强调性和生殖分离的观点。例如《学生杂志》刊登的《性欲的研究》一文指出，性欲的意义之一虽然在于种族的存续，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追求愉悦的感官享受，也即虽然怀孕是性行为的结果，但性愉悦也是性行为的重要目的。(31)胡定安：《性欲的研究》，《学生杂志》第10卷第5期，1923年，第36-41页。周作人也指出，“女性有种族的继续和个人的欲乐这两种要求，有平均发展的，有偏于一方的”。(32)周作人：《北沟沿通信》，《新女性》第3卷第2期，1928年，第12-17页。比周作人更为激进者则主张，应该分开考虑女性的性欲和生殖。他们强调女性应该拥有决定是否生育的自主权，而社会不应该以种族存续的理由绑架女性，强迫其完成生育义务：
人是生物之一，凡生物都有性欲，这种性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生殖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生物或许做了生殖的忠臣，但人类切不可抱此目的，生殖与否，可任其自由。除非大地沉沦、虚空破碎，人类决没有灭种之日。请大家放心，不要带(戴)起“无后为大”的假面具，侮辱了人家的好女子！(33)易家钺：《中国的性欲教育问题》，《教育杂志》第15卷第8期，1923年，第1-22页。
张竞生也明确指出，由于生育给女性带来的风险和灾难，只将生殖看作性活动的目的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主张性活动应该是一种“娱乐”。他在《美的人生观》中指出：“女子产育，为无穷大的牺牲。逆产而死者若干人，由产育而生子宫病及别种病者更不乏其人。”并强调“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34)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上卷，第81页。这些论述充分顾及个人维度的微观层面，强调性的愉悦功能，重视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相较于传统性论述，它们突出了个人视角下的性权利以及性愉悦对于个人生命的重要意义。但也有研究者如彭小妍指出，在宏观的层面，这些讨论其实并未能完全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它们的确重视性的感官娱乐特性，不过在前后文的表述中，还是将个人及其性生活置于社会与国家的背景下考量。(35)参见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欲论述与建构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77-96页。
四、性别角度中的“性”与“性欲”
五四时期在科学层面上对人之性欲的讨论，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其注意到了男女性欲的不同，赋予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性别特质。当然，围绕女性解放的论述在清末就已出现，但从贞操观、女性的性高潮和性愉悦、性教育等角度阐释女性解放的思潮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的，这与当时对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流行着大量欧美性学的中译书籍和文章，而其中流通范围广、影响深远的代表性著作是根据英国人玛丽·司托泼(Marie Carmichael Stopes)的MarriedLove(1918)翻译而成的《结婚的爱》。该书系由女科学家探讨女性情欲，出版后就受到了读者前所未有的青睐，迅速成为畅销书，至1926年，其英文版就已重版了18次，同时还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十几种语言，(36)关于MarriedLove的内容以及在欧美的反响，可参见Marie Carmichael Stopes, MarriedLove,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26; Aylmer Maude, TheAuthorizedLifeofMarieC.Stopes, London: Williams &Norgate, LTD, 1924; Alexander C. T. Geppert, “Divine Sex, Happy Marriage, Regenerated Nation: Marie Stopes's Marital Manual MarriedLove and the Making of a Best-Seller, 1918-1955,” JournaloftheHistoryofSexuality, Vol.8, No.3, Jan., 1998, pp.389-433; Ellen M. Holtzman, “The Pursuit of Married Love: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Sexuality and Marriage in Great Britain, 1918-1939,” JournalofSocialHistory, Vol.16, No.2, Winter, 1982, pp.39-51.传播程度非其他书籍可及。1920年代，该书被翻译成中文，不仅出现了多个译本，各新闻报刊也刊登了广告和简介。(37)民国时期，该书在中国大致有三种译本，其译本分别是胡仲持、李小峰(YD)和M. E.。五四学人多认可其两性理论的科学性，周建人对其介绍如下：“在这书中她用科学的态度将初结婚时所要遇到的困难和女子性欲的真实庄严地叙述下来。已结婚或将结婚的青年们，不特可以从这里得到自来隐秘的科学知识，并且可以给他们一个聪明的指导。”(38)《周序》，《结婚的爱》，胡仲持译，上海：开明书店，1926年，第1-3页。《妇女杂志》刊登的宣传文也称此书是“根据科学的考察，把两性关系的真相，庄严地，露骨地提示出来”。(39)《介绍结婚的爱》，《妇女杂志》第10卷第9期，1924年，第1362页。
中国人对于“性欲”的观念，只有两种：一种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一是说不出，说不出！前者是不知性欲，后者是讳言性欲。尤以后者为矛盾，为什么呢？……一方面赞成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理学巨子，他方面歌颂三宫六嫔，八十一御妻的性欲大家，所以我说他们是矛盾！……幸而西洋有一位达尔文先生出，才在各种生物中找出“人”的地位，才在各种欲望中发现“性”的真理。……如山额夫人辈，公然把中国老先生看见要投的猥亵物，宣告天下，咸使闻知！……真是奇怪！中国的性欲教育问题，偏要等几个高鼻子绿眼睛的人来鼓吹后，才成为社会上一个大问题，才被大众公认。(16)易家钺：《中国的性欲教育问题》，《教育杂志》(性教育专号)第15卷第8期，1923年8月，第1-22页。
此外，也有人从优生学的视角论述性欲，(29)关于近代中国优生学的发展，可参见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第二章「恋愛神聖と優生思想」，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冯克：《个人身体与群体命运——近代中国之人种繁衍和社会纪律》，周逊译，黄克武、张哲嘉编：《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203-223页。希望正确认识性欲对于“民族的前途”的重要性，提倡向青少年传授优生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由此角度，他们甚至颇为极端地建议，对于不利于优生的身患疾病的人，以及不科学地滥用性欲的人，不仅要禁止他们结婚，更可以采取医学手段将其“阉割”：
图1司托泼所绘“女子性欲循环的周期律”(41)曲线表示健康妇女的性欲循环周期。各种原因使“波峰”的位置形状和持续时间稍有异常，但基本变化规律显而易见。参见Stopes,MarriedLove,p.42.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必须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止存在于会议讲话和文件中，而是要落到实处，才能真正为子孙后代留存文化火种。 习近平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在河北正定县任职期间，他不仅向当地人了解文化遗产的历史，还亲自到林觉民故居做讲解员，同时也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反映。 在浙江省任职期间，更是踏遍全省各县市区，跨湖桥遗址、浦江上山遗址、西湖等都留下了习近平关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身影。
这由许多个人的记录混合而成，表示着寻常女子的“性的活力”的旺盛和衰落之节奏的顺序。那些波峰的尖端，安排得非常有规则，在每二十八日之内，总有两次波峰。一次落在恰当经期前两三天，还有一次在经期之后。但月经停止之后，有着一个几乎水平线的间隔，过了这个间隔，就是第二次的波峰，接连着两三天；这番波峰差不多落在月经停止后八九天光景，——那就是恰距前番的波峰十四天，或半个月。简括点可以说：女子有着十四天一期的性欲，有一期总是恰落在每回行经的前头。每个性欲期的长短，或者也可说每番波峰的大小，依着女子当时的活力和一般的健康，而有差异。(42)Stopes,MarriedLove, p.42.
与此同时，司托泼也注意到了社会和文化因素给女性性欲带来的影响，强调女性间的个体差异。她以某个女性的生理周期为样本绘制出图2，展现即使是身体健壮的女性，由于疲劳等因素也会产生性活力衰退的现象。基于其发现，她呼吁夫妻双方在性活动中相互协作：男性需要克制个人欲望，尽量配合妻子的需求，而妻子也应不加掩饰地表达性需要，从而使两性都能充分感知对方，灵活调整性节奏。
图2司托泼所绘疲劳等因素对女性性欲影响图(43)曲线表示疲劳和过度工作对波峰的抑制作用，如波峰区a仅仅显示了微弱和短暂的高涨，但是波峰区d的高度和多次的顶峰，表现了她活力的增加。参见Stopes,MarriedLove,p.43.
这种基于观察和问卷的实证调查明显区别于中国传统性学，使司托泼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司托泼在客观描述女性性欲的周期性后，还指出性欲中的男女差异，构建了男主动/女被动的二元构图。她认为女性的性欲是被动的，必须要男性的唤起和调动才能参与性生活。女性“复杂的性本能和她的器官是非常深邃非常精密的”,所以男性“把这些鼓动起来是费时间的”。而“普通蒙昧的丈夫所给与的时间实在不够”，“即使在女子潜伏的性感鼓动起来，她本身的反应已经发动了以后，实际的肉体结合，也许要费十分乃至二十分钟才可以满足她的性感”。因此司托泼鼓励男性根据妻子的性欲周期，在适当的时候“挑拨她，引动她，激发她”，直到妻子“在肉体上有了预备的地步”。而“性欲旺盛的男子”也须竭力克制自己的欲念，博得妻子的同意之后，才能“打动她的情意”，从而“获得相互的欢乐”。(44)Stopes,MarriedLove, p.50.
司托泼关于性行为中男主动/女被动的二元认知，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美社会中产阶层的主流观念。在当时围绕性的医学和科学论述中，男人的性欲被描述为主动的，女人的性欲则是被动的，需要男性的唤起才能发动。这一时期出版的性学书籍大多呼吁，男性需要在性生活中体恤和爱护女性，仔细观察女性的表情和身体反应，从而判断其性欲是否被唤起，是否感受到性愉悦。这一性别二元论的构图自1960—197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批判，称其剥夺了女性在性行为中的主体性，始终被看作是男性性欲的客体。
“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陆清浅盯住她的眼睛，说，“如果太累的话，不妨先回家休息。等我看完这些稿子，给你去个电话。”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性欲的男主动/女被动构图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如霭理士(Havelock Ellis)在《女子底性冲动》中指出，“女子的性冲动底几个最显著的特性”是“被动性”，以及“需要刺激”。(45)霭理士：《女子底性冲动》，夏斧心译，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30页。而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的《结婚的幸福》也在肯定性欲“在女人性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基础上，要求丈夫根据女性的性欲循环周期来调节性欲，“不要在错误的时期调情”。(46)山格尔夫人：《结婚的幸福》，蔡咏裳译，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第117-143页。胡定安的《性欲的研究》也主张，在性欲一事上，“妇人大概为受动的，男子通常为主动的，并且对于女性有袭击的欲望”。(47)胡定安：《性欲的研究》，《学生杂志》第10卷第5期，1923年，第36-41页。柴福沅在《性学ABC》中更是明白地写道：
男女性情的差别，最重要的就是主动和被动性质的不同。这实在和生殖细胞有关系的。男子精虫的运动是动作的表现，好像动的发作，女子卵子的性质完全相反，卵子是静而藏有潜力的，所以男子的性质是主动的，女子的性质是被动的，这和精虫卵子的性质都十分相像。求婚固然都是男子主动，结婚之后，交合时的求情，也都是男子主动的。即使女子性欲冲动很盛旺，她也不肯做主动者，她总得想出法子来，最后还是男子做了主动者才罢。女子既然是被动的，富于精神的感受性，受着很细微的激刺，就容易起感应，一方面男子是积极的发动者，这正是适合的妙用呀！(48)柴福沅：《性学ABC》，第51-52页。
当然，对于这种二元论认知并非没有不同见解甚至批判。周作人在短文《结婚的爱》中提到，在性活动中需要“以女性为本位”。(49)周作人：《结婚的爱》，《晨报副镌》1923年4月18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7-59页。其实这一观点贯穿了周作人整个女性解放思想，而其中的“本位”概念，可以理解为女性在情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而张竞生在《性史》中，更是借用传统文化中的性学资源，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司托泼男主动/女被动的二元构图：
基于PCA-Copula函数的承德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张晓红，赵明钰（2.19）
但我看伊这书中未免偏就“习俗”一方面说法。这个习俗是女子处处立于被动的地位，处处需等男子的主动才行。司托泼夫人身为女子，虽对女子的心理有精微的观察，但对于这些习俗的见解可惜尚未能挣扎得出。……男子方面固当如《结婚的爱》所说，体察在某时候(据说是女子每月有二次或一次性的冲动期)女子有了性的冲动，才可与伊交媾，此外应当节欲。但我想女子也应当时时立于主动地位，时时体察男子在何时性欲最昂奋，自己也当兴奋起来以满足男子的要求。女子有定期的“性兴”，男子也有之，不过女子显现，而男子暗隐罢了。……那么，女子如果真爱其男子，则当男子冲动时，伊也当同时冲动起来满足其兴趣了。故我不赞成女子应当时时立于被动的地位，男子时时立于主动的地位。(50)张竞生：《性史》第一集，《张竞生文集》下卷，第397-399页。
由此可见，张竞生提倡的性活动是绝对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他认为“女子应当立于主动地位”，不应该有羞耻心，也不要“讲道学”和“讲礼仪”，“当于自己‘性兴’的期限主动要求与男子亲热”。他所提倡的女性气质，是“平时常如天仙玉女的清静，交媾时则当如‘荡淫妇女’的放恣，满身活动如跳舞一样”。(51)张竞生：《性史》第一集，《张竞生文集》下卷，第376-377页。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在科学的层面对性观念进行了讨论后，又从性别的维度上区分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美主流的男主动/女被动的二元认知引入中国。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强调女性在性爱中的被动性的话语得到广泛流通，以张竞生、周作人为代表的本土知识分子并未对其全盘接纳，而是有选择地进行了批判，突出了女性在情欲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他们的这一态度，或许与中国传统的两性观念存在一些关联，因为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低下，但在情欲领域，男和女构成阴阳、乾坤，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中国传统性学文献中男女关系通常被描述为相互协作、互相成就性愉悦的合作关系，或是互为对手、吸取对方身体精华先至高潮者胜的敌对关系。(52)参见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黄克武：《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Hsiung, “More Or Less: Marital Fertility and Physical Manag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119-167; Ruan Fang Fu, SexinChina：StudiesInSexologyinChineseCulture, New York: Plenum, 1991; 土屋英明：『中国艶本大全』；邱海涛：『中国五千年 性の文化史』；丹波康赖：『医心方』卷28，槇佐知子訳，东京：筑摩书房，2004年。上述基于中国传统性学资源对两性性欲的认知，可以与1960年代开始的西方女性主义对于情欲活动中女性“客体性的神话”(53)上野千鶴子：『対話編 性愛論』，东京：河出文库，1994年；上野千鶴子：「解説(三)風俗 性」，『日本近代思想大系23』，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所做的反省，相互参照、比较、借鉴，因此值得中外学界的重视。
结 论
晚清以来，中国逐渐引入欧美近代性科学知识，五四以后，伴随“性”概念的流通，从科学视角对性欲和性行为的探讨获得了发声管道，性议题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议题之一。而对性观念的科学认知是在与礼教的斗争和紧张关系中逐渐确立的，五四知识分子将礼教和科学相对比，在一破一立的二元构图中确立了科学的权威性、真理性和神圣性。五四时期的性话语从国家和个人两个维度论述性欲，前者通过与优生学、遗传学等结合，强调性欲为生殖服务，进而为民族国家服务的理念；后者着重于性欲的感官层面，突出人类性愉悦和性快感的重要性，强调性欲对于个人生命的意义。从性别的角度，当时的性话语也给男性和女性分配了不同的角色。男主动/女被动的二元构图来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欧美，在五四时期广泛流通。但以周作人、张竞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了批判性接受，突出了女性在情欲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们所表述的这一理念，与1960年代之后西方女性主义的同类论述，颇有可比之处，有助于呈现五四知识分子超越于时代的先进性。
TheOriginofModernConceptofSex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a
Yang Li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ot only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but also gave rise to the modern concept of sex among the Chinese. Drawing on the discussions of the “liberation of men and women” and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heated debates occurred on sex and sexual desire in both the media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Emphasizing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erms of sexuality,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criticized Confucianism for its suppression of sexual desire and instead considered it a natural right from the scientific perspective. Tracing the origin of modern concept of sex by relating it to the dichotomy between Confucian ritualism and scientism, modern nation-building and gender studies, this article also presents preliminary discourses on female sexuality and argues that the origin of modern concept of sex has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sex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t has also attested to the broad appeal of modern science in the May Fourth era.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modern science, concept of sex, sex and gender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6-0028-10
作者简介：杨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博士后(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史云鹏)
标签：性欲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论文; 女性论文; 这一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