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作为新世纪的一门新兴研究领域代表着人文学者对我们所处的数字化时代的理性认可。数字人文既是方法，即使用数字化的手段来研究传统人文学科的课题，同时又是理论，因为数字人文学者的立场和目的反映了价值的选择。数字人文的未来是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糅合，离不开数字人文学者的创造性批评，而创造性批评离不开从传统人文领域发展而来的理论的启发和引导。
关键词：数字人文；理论；主体性；叙事知识；远读；创造性批评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作为新世纪的一门新兴研究领域代表着人文学者对我们所处的数字化时代的理性认可。它的探索和实践，尤其是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影响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自2004年以来，西方学者们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至今并未形成共识。近年来，数字人文的话题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出现了不少有见识的论文，已成推波助澜之势。在数字人文的学科建设中，理论与方法之争是一个中心议题，本文旨在对其内容、立场和意义作一番探讨和辨析。
在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学界，理论以后结构主义为标志，激起了“激进批评”的浪潮，为人文和社会研究的众多学科带来了一场思想和方法的革命。然而，进入世纪之交以来，“后理论”(post-theory)的说法从零星学者的只言片语，逐渐成为学界普遍的感觉。这首先是时间飞逝，不光是大师们的著作出版年月已久，而且他们之中许多人相继过世，有影响、有深度的新理论虽偶有所闻，但无力取而代之。所以特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发出世态炎凉的感叹：“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1]作为理论的倡导者和最著名的阐述人之一，伊格尔顿的个人感言也代表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心态。人们担忧在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衷心于享乐经验和娱乐形式，只是关注社会现象和文化实践，理论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加物。
然而，追逐理论是西方学术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有深厚的传统支持，并非轻易能改变。“后理论”的提法本身就反映了对于理论的焦虑，它既是对“理论”的致敬又包含了对“理论”本身的缺点与局限的自觉。于是，从解构到建构，从原本到指意，从同质到差异，从宏观到局部，从细读到远读，西方学者们寻求一系列的转向，如“文化转向”“伦理转向”“实践转向”“语言转向”等等，而倡导“数字转向”的数字人文则是人文学科突破性思维的最新表现。
贝多芬把他那种不向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生活自由平等的渴望植入到自己作品的每一个音符之中，并创作出流传至今的音乐作品。更体现出贝多芬对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所做出的贡献。
目前还未有人人认可的权威性定义，一般说来，数字人文提倡使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方法来考察传统人文学科的课题，同时又依助人文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来探索数字媒介的功能与意义。从意大利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神父在1949年借助IBM的帮助建立以托马斯·阿奎纳为中心的拉丁文神学著作语料库开始，众多的人文学者在尝试把数字化的信息变成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工具。近年来，数字人文的领域不断扩展，以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的结合为基点，包括极为广泛的内容，从线上存贮到数字制图，从数据采集到信息图库。数字化技术与现有人文与社会学科融合与渗透之后，还可涉及媒体研究、网络文学、电子艺术、教育科技、学术编辑、信息科学和软件研究等交叉性学科。
数字人文的实践丰富而又悠久，可是直到2004年才得以命名。这一年，美国学者苏珊·施赖布曼(Susan Schreibman)等人综合兴趣人士讨论的结果首提“数字人文”的概念，改变以往“人文计算运作”(humanities computing)的含混说法，为这个新领域既立名也正名。之后，经美国人文学科国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认定以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的推送，数字人文迅速流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界热词。
在这里加里·霍尔当然不是说人文学科发明了电脑，直接引导了数字化的到来，而是说人文学科作为书写和想象未来的话语，在精神上和科学话语并无二致。他转引利奥塔的关于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有关论述，即科学话语从帕拉图开始就依靠非科学的叙事知识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从而认为人文尤其是哲学是与科学相辅相成的学问。现代科学更是如此，任何一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都必须依据某种元话语(metadiscourse)来建立合法性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比如生命精神、启蒙主义、进化、现代性、人的解放、理想和未来等等。加里·霍尔批评“数据拜物教”虽然严厉，但他不否认数字科技是人文研究的内容，在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而且是很重要的内容。在哲学的层面上，数字人文不能强化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分野，而是推进它们的糅合，从新的维度研究人，理解人和人的主体性。
语料数据库的编辑和制作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数字人文的主要工作。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数字化的世界依然是想象大于现实。谷歌书库(Google Books)的目标是把人类文明生产的所有书籍都转化成数字文本，但经过多年努力，日前还未超过估计总量的百分之五。数字人文的下一步发展是审视数字文化的总体，考察各种数字化文化形式怎样影响和塑造社会关系与人的主体性，这不光意味着对日益增加的数字化文本和图像如网络小说、博客文章以及其它社会媒介与软件程序的研究与批评，也意味着借助数字化的手段对既存文字文本的重新阅读。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美国学者弗朗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的“远读”(distant reading)的理论与实践，它说明数字人文是学者在“数字化人文情景”之中的创造性工作，也表明数字人文的研究构想与成果离不开理论的映照。
然而，命名之刻也是争议的开始，因为命名的功用在于定义、区别、认同与求异。数字人文的一些思想者一开始就以鲜明的反理论的姿态规划数字人文的学科区域。在有关数字人文的早期会议和网上论坛里，对理论冷嘲热讽的言语随时可见，认定“法国理论”与电脑科技和量化分析毫无关联。在正式发表的论文里，这种反理论的姿态则温和而又不失其锋芒，比如汤姆·薛弗德(Tom Scheinfeldt)把数字人文仅仅作为方法的观点。他是最早把“后理论时代”和数字人文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之一。他宣称西方学术界已迈进了 “方法时刻”(methodological moment)。这一时刻类似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由于通讯、交通和科学的高速发展，学者们忙于对巨量信息的采集和分类，由此产生了学科的概念，研究领域的规范化以及文献学的兴起。[2]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威廉·G.汤姆斯(William G.Thomas)在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计算和历史想象》(收入数字人文的第一部理论文集《数字人文导读》)中写道：“历史学者还在继续思考量化分析的利与弊，历史学界正大步转向于‘文化研究’，或者说‘语言转向’，也就是面向文本和‘法国理论’的转向，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家早已打造出可以通过互联网共享的语言。”[3]他所说的“计算机科学家”实际上是指数字人文学者。确实如此，早期的数字人文学者大多具有计算机技术背景，他们熟知电脑语言，会编制程序，为我们贡献了大量的人文数据库。他们昨日无意识的数字人文实践成为今天数字人文的学科基础。正因如此，以“编码能力”(coding ability)作为数字人文学者的“身份证”的立场仍然很有代表性。加州大学芭芭拉分校英文教授艾伦·刘(Alan Liu)在一篇题为《数字人文的意义》的论文中提出数字人文研究的四种基本特征，即使用现存数字语料库，用量化或模型的方式研究人文领域的课题，按照特定学科规范(如文学或社会学)设计研究项目，以及掌握电脑语言知识和编程的技能。[4]艾伦·刘的“四种基本特征”的用意是在数字人文这个“大帐篷”里缩小数字人文学者工作的空间，以勾勒学科的界限，为数字人文的未来提供模式和规范，同时它也确实反映了迄今为止一部分数字人文的实践。然而，他对数字人文学者电脑语言和编程技能的要求却值得商榷。如果这一要求成为常态，那么传统人文学者没有理由不相信“电脑正在接管英文系”的警言。从操作层面而言，如果数字人文学者的研究工作涉及到编程，他完全可以雇佣专业编程人员来完成这项工作，正如现代企业管理中常见的“业务外包”(outsourcing)的做法一样。
弗朗科·莫瑞狄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属于传统人文学者。世界文学的理念是人类对文学共同体的美好追求，从歌德首发开始，对人文学者有着悠久的诱惑力。但何谓世界文学，尤其是其文本构成，由于经典的不同政治和文化含义，一直是个未决的难题。自上世纪末以来，受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世界文学体系中去欧洲中心主义已成大势，文学正变成一个日益庞大的行星体系。在他的著名论文《世界文学的猜想》(ConjecturesonWorldLiterature)一文中，[7]莫瑞狄教授不是从文本构造，而是从阅读的角度来谈论世界文学。个人读者或学者，受时间和能力限制，只能作选择性的阅读，由此引发关于何谓世界文本的无穷争议。于是，他提出了“远读”的理念，以区别于新批评理论指导之下的“细读”(close reading)，它是一种借助于数字化手段的泛读，在海量的文本里通过分析修辞手段、人物类别、母题原型、形式风格等结构要素来寻找范式和模型。①莫瑞狄的研究把数字人文引入世界文学，为这个古老的命题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学在新世纪的学科建设，也是数字人文由方法导入理论的一个极好范例。
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数字人文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从业者必须经过严格的学科训练(数字人文的规范和课程目前并不存在)才能被接受为成员，不如说它是面向传统人文学者开放的一个学术空间，如果这个传统人文学者熟知数字媒介，并相信数字媒介能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变革性的作用，那么他就是一名数字人文学者。有鉴于此，拉斐尔·C.阿尔瓦拉多(Rafael C.Alvarado)宁愿避开数字人文的提法，把数字媒介和人文学者的关系称之为“数字化人文情景”(the digital humanities situation)。[6]他认为，人文学者和数字媒介的关系有三个层面：一是工具，数据库作为图书索引和分类的知识；二是批评对象，软件和程序社会功能的文化研究；三是文本性的隐喻(allegory of textuality )，数字技术如何形塑社会关系和人的主体性。这些数字科技和人文学者的“遭遇”就构成了“数字化人文情景”，其实质是现实的数字化再现(digital representation)，一个古老而又迫切的文学命题。数字化再现的问题，在拉斐尔·阿尔瓦拉多看来，“是一个既稳定又在不断变动的空间，属于普通再现理论的范畴，又是普通再现理论中的一个特殊的案例”。[6]
依此而论，数字人文不是数字接管人文，而是人文延伸至数字。数字即数据，虽然数字化技术加速了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但并没有改变数据作为文本的性质。数据从来都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编辑、分析和阐释方式。社会学者搞调查和统计，采访和内容分析；文化人类学者搞田野调查和深度描述；经济学者关注指数、设计有关的方程等式； 历史学者擅长把资料和档案转化成叙事；文学史家把作家的生平资料扩展成作品的社会关系图谱。当考古学者阅读同样的历史资料时，他在作历史考古学的工作；人类学者阅读历史资料时，他则被称为民族或文化历史学者。学科交叉已是当今学术发展的大势，数据共享则是学科交叉的基础。数字人文作为交叉学科的新成员，应该反映人文研究的现实，而不能画地为牢，以编码技能来自我定义。
髋关节属于球窝关节。患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患儿，由于髋关节发育异常，股骨头不能完全纳入髋臼窝与之配合。
在数字人文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反对艾伦·刘所代表的观点的大有人在。这是关于数字人文的价值和方法之争，也就是在数字化工具和传统人文“联姻”而结成数字人文之中，两者之间的比重和地位问题。如果数字人文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方法，那么方法当然是以求新、求异为立身之本。既然这种方法是以电脑科技和数字化工具为核心，那么强调它们是数字人文学者的“身份证”也不为过。可是把数字人文看作方法，我们也无法回避对它的本体性的拷问，比如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方法介入关于人和人的主体性的研究？如果说传统人文尤其是文学、史学一直代表着人类对经验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幻想，承载着延续和张扬人文精神的使命，那么数字人文又怎么契合传统人文的价值和范式？针对一些数字人文学者轻文字重图像、轻思想重制作、轻创作重编码的立场，另外的学者则提出科学思维本身的局限，即对个体主体性的忽视，于是向计算机科学乃至其它科学领域寻找当代主体性危机的答案无异于缘木求鱼，如加里·霍尔(Gary Hall)就怀疑人文研究借助于科学而获取合法性的意图。他指出(援引一位科学哲学家的观察)，在哲学意义上，我们在生物化学和神经医学的维度上所看到的人不再是有意识、有情感的人，而是一个人的碎片，“没有客观对照物，没有存在，没有身体，只有组合和暂时的原子构图。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也许是稳定的人的轮廓，实际上它在突变，是短暂的，磨损的，也是难以定义的”。[5]正因如此，他质疑数字人文某些理念构想当中所体现的“数据拜物教”(data fetishism)，这不是说完全否定数字人文把人类知识外化于电脑的方法革命，而是我们不能盲目相信这场方法革命能够改变知识的本质，或者人的主体性的存在条件。通过讨论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和德勒兹关于后现代条件下知识与认知的有关理论，加里·霍尔认为数字化不能看作是简单地“附加”于人文学科，因为人文学科早已设想并参与了计算机科技理念和数字化的文化构造。
1.1 资料来源 选择2013年2月-2017年7月在本院住院和门诊就诊的妊娠孕妇3 920例，年龄21～40岁，平均年龄(27.23±2.31)岁；经产妇2 137例，初产妇1 783例；孕周16～41周，平均孕周(28.34±6.24)周。纳入标准：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外院检查疑似或确诊有畸形者；早期有感冒病史；经引产或分娩证实为胎儿畸形。排除标准：合并妊娠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疾病者；存在胎儿宫内生长受限、脐绕颈、羊水异常等。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
数字人文的特殊之处就是数据的属性问题。数据是数字的排列，这个排列属于语言吗？由于数字的高度抽象性，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超语言”，有别于普通语言，是数学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数字也是人类发明的符号，可是这个符号却不太符合结构语言学对符号特性的描述，因为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明确，没有概念的现实照应，符号的心理意向也没有归属。电脑科技的出现更是强化了数字的抽象性，因为它把一切都转化为数字，让我们与现实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人的存在和经验成为游离和虚拟的感觉。数字人文试图拉近我们与数字的距离，把文本数字化的同时，凸显数字语言和文字语言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人文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标准化的电脑语言程序的建立，如“标准通用标记语言”(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和文本编码计划(Text Encoding Initiative)，从而催生了数量可观的主题性的文本语库，比如由斯坦福大学牵头的经过众多数字人文学者建构而成的“书信共和国图谱”(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等等。这些数据库是数字化的文本, 可以理解为数据通过“数字再现”而产生的文本，是文本的文本，其文本性不言而喻，同样受制于理论的棱镜，因为数据材料的选择和编选者的立场绝不是中性的、透明的。
尽管对数字人文的质疑从它的诞生之日起从未停息，但在争议和辨析之中它也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数字人文的理论和方法之争仍在继续，而争论的结果必然是这个新兴学科的进一步建设与完善。从广义来说，任何方法都有思想的指导，包含潜在的理论，因为方法付之于实践代表了意识与行为的转化契机，最终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毫无疑问，如何拓展与更新我们在数字化时代的人文知识，而不是仅仅证明或复制已知的知识系统正是数字人文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直至今日，数字人文的实践已经证明它的巨大“发现”动能，也就是在现有文本中通过智能阅读而发现新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泰德·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所言，数字技术 “可以帮助发现因为规模巨大而遮蔽的变化的弧线，就像你行车驶过一个大陆，注意到山脉和地界，却无法看到地球的曲面。一双眼睛看不出地平线的弯曲，一个读者的记忆也不能把握人文历史之中的宏大的模式”。[8]可以想象，在现有文本之外，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海量数字文本，数字人文的“发现”功能对于人文研究将愈来愈重要。
谷祺教授一向反对关起门来做学问，积极倡导国际学术交流，身体力行参加多项国外资料、信息的翻译评介工作，大胆引进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财务理论和实践的有益成果，为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做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
注释：
在区分高、低自尊者的基础上，研究者进行了两方面的比较，一方面是进行了三组中高自尊者及低自尊者职业认同的组间比较； 另一方面是分别对三组中同一组的高自尊和低自尊者职业认同进行了组内比较。
①关于弗朗科·莫瑞狄“远读”概念的详细讨论，参加笔者的文章《人文学科在“后理论”时代的数字转向》，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12日第5版。
参考文献：
[1]EAGLETON T. After Theory[M].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1.
[2]COHEN P. Humanities 2.0: Digital Keys for Unlocking Humanities Riches[N].New York Times, 2010-11-16(D11).
[3]THOMAS II W G. Computing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M/OL]//SCHREIBMAN 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Blackwell, 2004.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companion/.
[4]LIU A. The Meaning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J].PMLA, 2013(128): 409-423.
[5]HALL G. On the Limits of Openness V: There Are No Digital Humanities[N/OL].Media Gifts, 2011-01-12[2019-03-16].http://www.garyhall.info/journal/2011/1/12/on-the-limits-of-openness-v-there-are-no-digital-humanities.html.
[6]ALVARDO R C. The Digital Humanities Situation[EB/OL].[2019-09-24].http://transducer.ontoligent.com/?p=17.
[7]MORETTI F.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J].New Left Review, 2000(1): 54.
[8]UNDERWOOD T. Distant Horizons: Digital Evidence and Literary Change[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28.
The Debate of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LI Dian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CollegeofHumanities,UniversityofArizona,Tucson85715,USA)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in the new century, digital humanities represents the r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digital era we live in by traditional humanists. Digital humanities is both a method, that is, the use of digital means to study the subject of traditional humanities, and a theory, because the standpoint and purpos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scholars reflect the choice of value. The futur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s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non-scientific knowledge,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reative critique of digital humanities scholars inspired and guided by the theories developed from the traditional humanities.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theory; subjectivity; narrative knowledge; distant reading; creative critique
*收稿日期：2019-06-24
作者简介：李 点(1962—)，男，湖南常德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文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9)06-0001-05
(责任编辑 周芷汀)
标签：人文论文; 数字论文; 学者论文; 理论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亚利桑那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