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随迁老人越来越成为一个群体性的现象。由于随迁意愿的不同，随迁老人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主观和谐、从众及去个性化三个显著的类别。文章通过对随迁老人家庭角色期待、角色定位、自我认知、政策保障等多角度分析，对于如何协调随迁老人家庭代际关系，顺利实现家庭的微观融入，以及如何妥善安排、落实随迁老人异地生活等相关政策性保障问题，从而实现城市社会的宏观融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关键词：随迁老人 ；家庭代际关系 ；社会融入
随迁老人现象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发展，青年人城市就业、创业，家庭小型化以及观念更新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下显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现象。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口，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在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80后有2.28亿，90后有1.74亿。从近年来中国高考适龄人口录取率来看，从1998年仅有6%的录取率，提高到2008年的23%，十年间随着教育环境的逐步优化，同时伴随高考扩招政策的实施，适龄人口高考录取率大幅提升。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留在城市，在城市就业并组建家庭。
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口独生子女占了很大的比重。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其成长的家庭环境与社会背景决定了其在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格外的关注，独生子女的父母将心力、精力以及财力投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即使在独生子女成人后，出于对其生活的照顾，对第三代的抚养，以及作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难以割舍的情怀，导致为数不少的独生子女父母会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跟随子女投入到城市随迁老人的行列中来。因此，在城市随迁老人行列中，不仅有大量非独生子女家庭，也有为数不少的独生子女家庭。从随迁意愿来看，有被动跟随迁移的群体，也有大量具有主动随迁意愿的群体。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随迁导致了父母对故土的隔离，随迁意味着原有支持网络的断裂或暂时断裂，同时随迁老人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如何恰当处理家庭代际关系，如何重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等议题成为当下社会学者研究思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城市随迁老人主观意愿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对城市快节奏生活的呼应
城市随迁老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学者从随迁的原因、社会背景等宏观角度进行社会政策、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对策研究，也有学者关注家庭结构的建构与解析这一社会学的中观视角，进行家庭社会学、家庭社会工作的研究。虽然目前城市随迁老人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转型期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导致这一问题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逐渐呈现出新时代、新时期个体社会化问题、家庭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特点的显著性。在诸多新的时代特点中，家庭代际关系与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二者互为变量，相互影响，成为关乎随迁老人城市生活适应与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子。
对城市随迁老人的界定，结合了社会学、人口学的观点，是指转型期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伴随子女在城市生活，离开家乡并以陪伴或照顾的方式随之迁移异地生活的老年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随迁老人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给子女带来生活上的便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给予经济、财力的支持，尤其是对于快节奏的城市而言，生活压力的繁重化、工作制度的严苛性以及人际关系的日趋冷漠，甚至休闲生活都变成了快餐式的快进模式，无不对于刚刚入职城市的年轻人带来身心的疲惫，加之对第三代子女的抚养，更让很多年轻人感到精疲力竭。因此，随迁老人的到来，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子女的这种近乎透支式的生活方式，但是随迁老人来到城市生活后，是否体验到代际之间的和谐，是否可以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这是我们接下来研究的重点。
（二）随迁意愿调查：态度与行为一致性分析
课题组通过对山东省部分地市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发现城市随迁老人的主观意愿成为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影响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社会学对主观意愿的分析有多种角度，结合调查方法的选择以及研究理念的视角，我们选择了“态度—行为”这一主线进行研究，展开探索。态度与行为一致性的维度，提升了调查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无论是主动随迁还是被动随迁的老人，在态度与行为上往往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迫于某种原因而做出与内心不一致的回答，从而降低了研究的数据偏差。
角色内冲突往往发生在不同的个体对同一种身份地位的角色，存在不同的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而引发的冲突。在对城市随迁老人家庭进行访问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子女对老人角色期待不一致的现象，比如有的家庭子女工作忙、时间紧，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这部分子女便希望随迁老人能够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不仅要求随迁老人帮助辅导孩子功课，代替自己开家长会，甚至把孩子学习习惯养成等重任也推到老人身上，这种要求明显存在不合理性。随迁老人的角色定位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子女家庭生活的帮衬，如若子女要求或者随迁老人自愿承担了本该属于子女的父亲母亲角色，这便属于角色定位的错误，容易带来角色内冲突，这种角色定位对于随迁老人来讲不仅难以胜任，反而成为生活上的负担，阻碍其顺利的家庭融入。同时，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元，有其固有的家庭结构与角色分工，随迁老人不能也不该替代承担其子女作为父亲或母亲的角色，否则最终的结果就是家庭结构的失衡，角色分工的混乱不堪，成为家庭矛盾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次，从众。面对家庭代际关系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在研究中会遇到一种两难境地（social dilemma），即一方面不认可对方的行为与理念，另一方面又明知不可以驳斥这一行为理念。因此，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讲，就会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在随迁老人家庭代际关系问题研究中，我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老人在遇到这种两难境地的时候会选择妥协，表层认可子女的行为与理念，或者依从社会大多数人的观点，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从众行为（conformity）。这一行为与“去个性化”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种依从只是表层上的沉默、默认或者不反驳，但是其内心仍然坚持原有的价值理念。在“从众”行为发生的主体方面，随迁老人居多。在这一问题上的确存在老年人想法、理念与时代的脱节，当然也会存在过错方在子女，但是随迁老人依旧选择“从众”这一迁就式的行为，究其原因，比较单一，即期望弱化矛盾。
表一 济南市市中区随迁老人随迁意愿样本统计 n=279
随迁意愿变量①愿意已随①②愿意未随③不愿意已随②④不愿意未随回收总数976853 61 问卷属性 单问题 多问题 单问题 多问题 单问题 多问题单问题 多问题 频数50 47 323633202932 51.5%48.5%47.1%52.9% 62.3%37.7%47.5%52.5%计划样本：300 有效回答：279有效率：93.0%
亚社会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宏观大社会背景而言，同时也是相对于较为间接的社会环境而提出的，即与个体生活相对紧密的较小的社会背景，如个体生活的居住区、工作单位、学校等机构。对于研究主体随迁老人来讲，“亚社会”的概念更贴近于其生活的居住区，随迁老人来到城市跟随子女生活，会逐渐在各自的居住区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网络，街坊、邻里之间可以成为朋友，这个由于地缘优势而结成的圈子就成了随迁老人在城市建构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在这个圈子里，同龄老人或其他同属随迁老人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谈，成为随迁老人在城市生活里少有的精神支撑。同时，亚社会这个圈子，也成了随迁老人走出家庭，完成社会融入第一步的桥梁纽带。
表二 随迁行为与居住环境变量分析 n=148
环境变量 愿意已随（代际关系满意度） 不愿意已随（代际关系满意度）有，独立居住（含出租房）③ 43（9.0） 11（5.4）有，仍与子女合居（含出租房）④ 14（7.9） 8（2.8）无40（7.1） 32（2.3） 97 51研究抽样：150 有效回答：148有效率：98.7%
社会心理学家艾拉特曼（Irvin Altman）与泰勒（Dalmas Taylor）在1973年提出了社会渗透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以此来解释个体与他人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家庭代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家庭生命周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特殊产物，有地域的差异，更有文化的差异。
二、家庭代际关系的两权博弈：主观和谐、从众及去个性化
对于已经发生随迁行为的老年人调研结果来看，是否有独立的住房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代际关系满意度，甚而影响到随迁满意度。对子女进行日常照顾但单独居住的随迁老人明显比与子女合居的随迁老人在代际关系满意度上要高，这一结果不仅对有主观随迁意愿的老人如此，对被动随迁的老人来讲更是如此，甚至格外显著。显而易见的是独立的住所满足了老年人对生活空间的需求，顺应了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一影响在更大意义上是对家庭代际关系冲突的避免或弱化。
(2)关于湿陷的影响范围，根据所测数据，在离基坑20 m左右其湿陷量已经趋近于0，推算其湿陷影响范围在20～25 m。
家庭代际关系发生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关系双方地位、文化、理念等方面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发生在互动的两代人之间往往会演变成为某种矛盾，当然如果不对等的一方进行某方面的妥协，这种矛盾也会在时间的被动性与意识选择的主动性中随之降低、消除甚至得到化解。当家庭代际关系发生在城市随迁老人这个特殊群体家庭中时，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化，并已经超出了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一般意义，附着上了更多的无奈、退让与选择。
表三 家庭代际关系状态与相互作用水平 n=148
关系状态 愿意已随 不愿意已随 人际关系状态 随迁满意度 主观和谐29（29.9%）11（21.6%）中度卷入、深度卷入高从众 41（42.3%）32（62.7%）表层接触、轻度卷入中去个性化27（27.8%）8（15.7%）单向接触、表层接触低 97（100%）51（100%）研究抽样：150 有效回答：148有效率：98.7%
为了便于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状态进行研究，结合影响因子的显著性与关联性，我们将随迁老人家庭代际关系状态归结为三类，并从研究主体“随迁老人”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样以济南市市中区的研究数据为例，对三种情况做简要说明。
2.2.2 扩展方向分析 对各个时期的建成区栅格数据矢量化后叠加分析，并计算出1997年德州市建成区的城市重心（见图2）．以此点为原点，建立坐标轴，将1997，2004，2010，2017年的建成区进行叠置分析，分为4个区域来分析建成区的扩展方向．以1997年为基期数据，在图2中叠加城市空间重心指数所计算的其他时期的城市空间重心坐标（见表4），来展示城市重心的移动过程和方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如今，在高科技原材料领域，可以说天下熙熙，皆为稀土而来；天下攘攘，皆为稀土而往。各种黑科技产品须臾也离不开的稀土一直都是“香饽饽”，各国都为寻找掌握更多稀土资源而绞尽脑汁。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之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稀土工业储量总计1.4亿吨。其中，我国稀土储量为5500万吨，占世界总储量的近四成。
首先，主观和谐。主观和谐是家庭代际关系最理想的状态。随迁老人无论出于主观选择的原因还是被动的原因，能够达到两代人相处的主观和谐对于维持较高的随迁满意度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主观和谐不是互动双方表象的、表层的、单向接触，而是双向的，并在交往深层次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卷入，即可以自发地觉察到两代人在生活方式、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差距，能够接受新的理念、新的生活方式，并主动调节自我，优化自我，使关系可以持续。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以双方的共同努力为前提，任何一方被动的妥协都不属于主观和谐，所以说主观和谐是双方在自觉、自发的前提下所作出的自我反思、自我检讨、自我学习与调适，从而达成一种理想的、稳定的、和谐的家庭关系状态。
研究选择了山东省辖区内的济南、滨州、烟台、枣庄等7个城市作为样本进行抽样，将重点研究与抽样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运用，力争获得真实的数据资料。在调研中，我们及时对研究的变量进行补充和修正，结合山东省随迁老人的实际情况，我们加入了“是否有独立的居所”（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一因素，进一步将研究进行细化。由于研究涉及的数据较为庞杂，因此仅选取济南市市中区部分样本为例，以作说明。
第三类，去个性化。从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看，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与从众均是社会相互作用下个体所显现的一种社会行为。如上所述，去个性化与从众在表层行为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均有依从、顺从的涵义，但是去个性化与从众最大的不同在于去个性化是将个体完全地融于他人、融于群体，是对个性的放弃，去个性化的个体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完全背离主观意愿的行为。因此，这种依从不是表面的顺势而为，而是出于某种原因对自我的否定，并失去了意识判断与自我约束。在对随迁老人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老年人在面对家庭代际关系问题上选择了“去个性化”，也有不少老人是在选择了“从众”后，而逐渐地走向了“去个性化”。在“主观和谐”与“去个性化”这两个问题上，不乏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但不同的是“主观和谐”往往是两代人共同建构的结果，但在“去个性化”方面其选择主体显著的表现为是随迁老人。从这一结果不难看出，随迁老人虽然是被子女需求的对象，甚至有些家庭缺少了随迁老人难以正常运转，但即使如此，随迁老人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在这一随迁行为过程中的劣势与无奈。
三、同理与接纳：家庭代际关系与微观融入
其中：y1（k）和 y2（k）分别为指定光谱和参考光谱在选定谱段k内波数对应吸光度的函数；σy1和σy2分别为y1（k）和y2（k）的标准偏差；r为 y1（k）和 y2（k）的协方差除以两张光谱标准偏差的乘积。
根据社会同一性理论，只有获得社会承认和接纳的个体，才能发展出稳定的自尊感与自我同一性（self identity）。而这个过程与社会化密不可分，终生社会化是社会学所倡导的理念，随着环境的变化，个体心理机制也在发生着变化，社会化与个性化相辅相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融洽的家庭代际关系，是老年人继续社会化基本的前提，是随迁老人顺利融入城市的必要条件。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初级单元，家庭微观融入是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第一步。只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与接纳，随迁老人才会做出更加准确的定位，并积极地融入社会。
（一）客观：角色期待与角色内冲突
图7为饰以苏格兰班纳坦家族联合麦克劳德家族纹章的广彩瓷，使用蓝色和浅绿色釉彩，盘缘的边饰内会有四个花鸟纹开光，盘中心的纹章款型取自一张藏书票，图案内容是班纳坦（Bannatyne）家族和麦克劳德（Macleod）家族的联合纹章，带有班纳坦家族的座右铭：“不快不慢”（Neccito,nec tarde），和麦克劳德家族的座右铭：“成为铜墙”（Murus atheneus）。
图 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微观融入
（二）主观：自我知觉与自我效能
自我知觉（self-perception）与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个体进行自我评价时的两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老年人大多存在低自我效能感，表现为较低的自我评价与迷失的自我定位。访谈中，在提及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最常见的回答是“孩子们愿意怎样就怎样”“孩子们让我怎样就怎样”，而当提及随迁老人自我评价时，得到的答复主要围绕着“老了，不中用了”“孩子们不嫌弃就行”或者“不值一提”。从这些答案中，我们看到了中国老年人对子女的无限包容，但同时也被无形中弱化老年人的各种因素所警醒。这些因素中，有些是由于老年人这一群体自身的特点造成的，低调、谦虚，或者羞于表达，有些则是社会的因素，尤其是文化的因素，以偏概全式的评价习惯、不良刻板印象的影响、错误的价值观，这些都在显现的或隐性的语境中弱化着老年人的自我评价与自我效能感。致使有些老年人的合理要求，也在这样错位偏差式的评价体系下被无形地打压下去。
我们对哲学的理解，本来就有一种近科学的解释:把哲学看作科学，或者说是科学的一部分。于是，在广义科学的概念中，就包含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同科学具有非常多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就是同类。如果哲学是一种科学，那么它运用假说方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我们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甚至认为哲学和科学完全不同，那么在实证科学中通用的假说方法，在哲学中就可能用不上了。所以到底哲学中是否允许假说，这也是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疑问，我曾写过题为《哲学研究中的假说方法》的论文，1988年发表在《现代哲学》上。
因此，随迁老人能否顺利地融入子女家庭，从微观因素上看，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子女能否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老人，子女对随迁老人的角色期待是否存在偏差，子女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否清晰，家庭分工是否合理，家庭功能能否正常运转等客观因素；另一方面，涉及随迁老人自身能否准确地自我知觉、自我评价，是否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等主观因素。
四、强化导向的自我认同：赞许与社会融入
（一）社会化印象管理：文化的重申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是心理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于1959年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中提出来的理论观点，印象管理即通过管理、影响或控制社会他人对主体形成印象的过程，从而改变原有印象的过程，印象管理成为改变刻板印象的一个通用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有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人会将这一优良传统进行曲解，甚至会偏见性地对老年人产生敌意。加之，老年人群体自身自我效能感较低，对外在的评价有种特殊的敏感性，使得这种曲解或敌意在老年人身上转化为“无能感”或者“弱能感”的刻板印象。借用印象管理的程序方法，通过印象建构，对老年人群体重新定位，认识到老年人的个别化与差异性，重申尊老爱老的优良文化传统，形成相互包容接纳的文化氛围，对于在社会中形成准确的、正面的、积极的老年人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亚社会认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
济南市市中区的研究抽样覆盖了市中区的各主要街道，涵盖了随迁行为是否发生的几个基本要素，研究中采取了街头随机访问（单问题）与问卷调研（多问题、开放性问题）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结合研究主题，进一步确定了样本的研究范围，使研究问题更加贴近研究主题。因此，这一样本统计的最大意义在于更加明确地划定研究对象，并将“①愿意已随”“ ③不愿意已随”两种已经发生随迁行为的研究对象作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三）政策性保障：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是随迁老人能够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保障。在访谈过程中，不少老人主动提及诸如异地就医、住房政策、养老保险等比较关心、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顺利解决，间接性地影响了老年人的随迁意愿。以异地就医为例，访谈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普遍存在着慢性病的问题，需要常年服药，而困于医保卡异地使用的局限性，很多老人为了缓解自费购买药品带来的经济压力，会选择自行减量使用药物，或者有的老年人干脆会到原籍购买药品，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随迁老人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因此，在政策统筹规划的同时，能否有限地向老年人倾斜以及如何倾斜成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随迁老人越来越成为一个群体性的问题，如何协调好随迁老人家庭代际关系，顺利实现家庭的微观融入，如何妥善安排、落实好随迁老人异地生活政策性保障问题，顺利完成城市社会的宏观融入，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问题，需要全社会通力合作，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优化的社会大环境，老龄化问题随之而来的后顾之忧才会得到有效的化解。
将我院2014年6月—2017年1月收治的61例盆腔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31例，年龄21～53岁，平均年龄（43.8±2.4）岁，病程3个月～7年，平均病程（3.1±0.7）年；对照组30例，年龄20～51岁，平均年龄（42.1±1.5）岁，病程4个月～9年，平均病程（4.2±0.9）年，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
①“愿意已随”选项指有主观随迁意愿，并付诸于行动；“愿意未随”选项指有主观随迁意愿，但未有行动。
②“不愿意已随”选项指随迁老人没有主观随迁意愿，但是付诸了行动；“不愿意未随”选项指随迁老人没有主观随迁意愿，同时也没有随迁行为发生。
③“有，独立居住”选项指随迁老人在随迁城市有独立的居所，包括独立的出租房，这部分随迁老人日常对子女家庭进行照顾，夜晚或周末回到自己的住所居住。
④“有，仍与子女合居”选项指随迁老人在随迁城市有独立的居所，包括独立的出租房，但仍然与子女合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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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Migrant Parent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Qiu Sh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3, China)
Abstract:Accompany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specially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 progress, the migrant parents with children become a concerned group.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ideas to migrant,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migrant par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ubjective harmony, conformity and deindividuation. Through multi-angle analysis about family role expectation, self-identity, self-eff icacy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the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are how to coordinate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complete family micro-integration smoothly and how to properly arrange and implement the relevant policy protection issues for migrant parents living in another place, so as to achieve the city integration and carry out in-depth thinking and research.
Key words: Migrant Parents;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G633.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735（2019）03-0091-06
收稿日期：2019-03-22
基金项目：山东省家庭教育研究课题（项目编号：SDZ201811）。
作者简介：邱珊（1982—），女，山东淄博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责任编辑：田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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