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
摘 要：中共中央解放西安和陕西的战略部署应始于1949年1月，具有配合中原战场的目的，而不是一般认为的4月21日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后。在战略大进攻远程威力的震慑下，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西移，第一野战军抓住战机，提前发动陕中战役，其第六军在地下党的配合下，于5月20日解放了西安。西安解放不仅为解放西北建立了战略支点，提供了物资保障，而且成为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政权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西安；战略部署；解放；意义
一般认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决定解放西安和整个陕西的部署，是在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开始的。如有论著说：“毛泽东、朱德的进军令，极大地鼓舞了西北第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十八、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建制，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1]386。实际上，早在1949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研究全国战略方针时，就开始部署解放西安和陕西的问题，并将其纳入1949年作战计划之中，解放西安的战略部署和西安解放的军事行动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解放西安成为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政权的标志之一
1948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就开始考虑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问题。1949年1月6—8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1949年的各项任务。会议认为，在辽沈、平津、淮海、太原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事主力已基本上被歼灭，但还不能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基本上被打倒了。因为就全局来看，南京、武汉、西安等具有标志性的政治、经济、军事要地还在国民党手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明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么，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2]15-16。
南京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都所在地，其存亡影响国际视听，在政治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武汉扼守长江中游，有“九省通衢”之称，牵一发而动全身；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向西北腹地进军的支点，关中是天下粮仓之一。这三个重镇，是掌控华东、华中、西北地区的标志性据点，所以解放西安与解放南京、武汉一样，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政权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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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中共中央积极部署解放西安的战略行动。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1949年春季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部队进行休整。“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2]19在这九个省中，除南方七个省外，在北方的只有陕、甘两省。
根据中央决定，1月11—23日，西北野战军在陕西澄城县以北的武庄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彭德怀作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1949年西北的任务就是要解放陕、甘两省，先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部”[3]292。 他还提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争取1950年解放全中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准备接受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
会后，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共8个军15.5万人。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成西北军区，贺龙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习仲勋仍为中共西北局书记。
2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西北敌军动态和我军作战部署。当时，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驻守关中地区，尚有6个军17万人，加上甘、宁、青地区的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等，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约35万人，第一野战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彭德怀积极谋划西安作战，向中央建议抽调华北部分部队入陕，夺取潼关、渭南，进占西安，并向西进攻宝鸡。2月12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太原、大同战役后，华北野战军至少“两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协同你部攻西安[3]394”，要求彭德怀和第二军军长王震尽快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但彭德怀不放心西北战局，又致电毛泽东，要求进攻蒲城、铜川，因为“三月无粮，须取数县才能解决吃饭问题”[3]394，同时建议他离开后以张宗逊为主指挥一野军事行动，毛泽东表示同意。
彭德怀离开西北后，2月20日至3月19日，第一野战军发动了渭北春季攻势，从黄河、洛河之间向洛河、泾河之间进攻。这时胡宗南集团采取机动防御、保存实力、待机反击的战术，一旦发现解放军进攻就向南撤退，仅留地方武装据守，所以第一野战军进展顺利，一度占领蒲城、富平、耀县、铜川、淳化等地。但等到马步芳派出4个骑兵团向淳化进攻，胡宗南就集中主力11个师向北反击，第一野战军在淳化给敌以重大打击后，主动后撤，转移到黄陵、宜君、白水、澄城以北地区整训。胡宗南部到达铜川、美原镇、蒲城、龙阳镇一线后也不敢继续前进。[4]326春季攻势的目的除取得粮食外，还牵制了胡宗南部队，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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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早在渡江战役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将解放西安列入议事日程并纳入作战计划之中，彭德怀和第一野战军也积极开展行动，并不是到了4月21日《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后才开始西安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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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失时机发动陕中战役
第一野战军在陕西作战，一直具有牵制胡宗南部队的战略目的。1948年8月11日，在澄(城)郃(阳)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部在陕不向中原进犯又是一大利益。故目前一个较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3]3798月1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等，明确指出：“9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3]379
5月19日下午，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各部先后到达咸阳集结，准备偷渡渭河。入夜后，罗元发带领各师主要干部到渭河北岸实地查看，决定第17师第50团从正面主攻，第17师第49团在咸阳以南、第16师47团在咸阳以北偷渡过河，消灭南岸守敌，掩护全军渡河。[10]157担任渡河任务的各团找来当地水手引路，嘴噙芦苇秆，下水探查渡河路线，做好渡河准备。
当时，西北野战军不到7万人，中央要求西北野战军配合其他地区作战，并不是抽调兵力去参战，而是拖住胡宗南部队，牵制胡宗南所部不使其部队增援中原、华东等战场，避免增加其他地区的作战压力。1948年9月，解放军如期在东北、华北战场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秋季攻势，彭德怀即以劣势兵力发动荔北战役，进攻大荔以北地区。11月上旬，华东、中原野战军又发动淮海战役，为阻止胡宗南部增援中原战场，西北野战军又发动冬季攻势，进攻洛河以西地区，拖住胡宗南部在陕西，使其不能他调。12月1日，在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刚刚开始之际，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要求西北野战军缩短整训时间，“希望抓住胡宗南，使他的兵力不能调至沪宁一带”[5]534。西北野战军遵令又于1949年2月发动春季攻势。2月23日毛泽东在复电同意春季攻势时说，春季攻势“亦抑留胡宗南集团不使东调沪宁”[6]462。从澄(城)郃(阳)战役、荔北战役、冬季攻势到春季攻势，都贯彻了同样的战略目的。
5月17日，胡宗南获悉解放军已逼近渭河北岸，于是紧急在六谷庄绥署招待所召开疏散会议。18日凌晨，胡宗南与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西安市长兼西安民众自卫总队队长王友直乘飞机飞往汉中，行前命令第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留守西安，实际上第十七军主力也已撤离，城内没有多少兵力，主要由警察局长萧炤文手下的1000多名警察和闵继骞为副队长的民众自卫总队负责城内治安。19日早上，杨德亮又命令民众自卫总队接守城防。[9]50
1949年4月19—23日，第一野战军在司令部驻地澄城县北的平城村召开前委第六次扩大会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等出席会议。王震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习仲勋作总结讲话。习仲勋要求“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草，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7]597会后，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局形成了解放西安的浓厚氛围，“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成为全军的战斗口号，部队掀起了以攻坚、巷战为重点的整训练兵高潮，并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等文件，以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和政策水平。
4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太原解放后，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增加一野战斗实力，加快解放西安和关中的步伐，但实际上两个兵团直到6月才进入陕西。5月10日，西北局在延安桃林广场召开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习仲勋要求干部工作队做好进驻西安接管城市的一切准备。[8]78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一野前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大大加快了解放西安和陕西全境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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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49年3月初，胡宗南认为其兵力和装备处于明显优势，第一野战军还没有攻取西安的能力，所以他在西安六谷庄绥署招待所召开会议时说：“现在局势紧张，西安是西北的重镇。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我们决心守西安，要与西安共存亡”[9]28。他还命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筹备资金、枪械，组成地方保安队,由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指挥,在西安四周挖城壕、修碉堡，构筑城区工事，准备固守他经营十多年的老巢。
北平和谈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4月23日攻占南京；4月24日，太原也宣告解放，这对西安的胡宗南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从4月25日起,胡宗南将所部从铜川、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撤到三原、泾阳、咸阳、高陵、临潼一线，形成防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4]327
根据形势变化，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在彭德怀没有归队、两个兵团还没有入陕的情况下，决定不失时机，抓住战机，提前发动陕中战役，解放西安和关中，夺取战略要地和粮食产地，为解放大西北奠定基础。
5月11日，第一野战军侦察部队就得到胡宗南准备放弃西安的消息。同时，西安地下党组织如西安工委、西安情报处等也不断向中央和一野发送胡宗南撤退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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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为什么这么快就改变了固守西安的决定，准备从西安撤退呢？原来解放军总部为补充一野兵力，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了7个团，由第六军副军长张贤约率领,向陕西开进。胡宗南听到空军的侦察汇报，以为是华北解放军两个兵团入陕，慌忙决定将6个主力军撤到咸阳以西的礼泉、乾县、永寿地区，并在宝鸡一带布防，伺机反扑，同时准备向汉中逃跑。
5月上旬，第一野战军不断向南推进，但何时发动陕中战役，解放西安等地，毛泽东认为要等到十八、十九兵团入陕，使一野达到35万人后，于6月间开始为宜。5月8日，中央军委致电一野和西北局，提出“我第一野战军(35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6]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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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下党配合下解放西安
胡宗南部队撤退后，泾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已无国民党正规部队，由地方保安队防守。5月12日，第一野战军各部向南侦察前进。13日上午，第二军侦察支队进攻高陵县城，炸开北门，一举攻占县城；同时第一军侦察支队也解放了三原县城，为进攻咸阳、西安打开缺口。15日，张宗逊、赵寿山率领一野主力从白水、澄城一带南下，直向三原、泾阳、高陵一带开进，冲向关中腹地，很快肃清泾河以东、渭河以北之敌。5月17日，中央同意陕中战役计划。当晚，一野司令部在富平县谢村召开各军、师长紧急会议，张宗逊分析了敌情，指出胡宗南将要向汉中逃跑，其6个主力军已陆续撤到咸阳以西，企图与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起来，进行反扑。会议认为“必须抓紧有利战机向西追歼敌人主力，并解放西安”。决定“第一、第二、第四军向西截击敌人，第六军解放西安，第三军为预备队”[4]328。
会议结束后，第六军军长罗元发赶回军部驻地，与徐立清政委、张贤约副军长、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等研究作战计划，并派侦察科长王正臣带领侦察部队连夜出发,查明渭河两岸敌军兵力和防御部署，选择渡河地点;命令第16师、第17师在18日向咸阳地区挺进，各部队务必于19日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10]155
在一野大军压境、太原前线大军即将入陕的情况下，胡宗南见大势已去，暗中收缩兵力，又命令所部从泾阳、高陵、临潼一线向咸阳以西撤退，并将西安的物资、机关、高校向秦岭以南的汉中、广元一带转移，准备放弃西安，退守汉中、川北。
当晚，一野先头部队越过泾河，向西展开追击战。第二天，罗元发率领第六军以急行军速度，从三原南下，一路上较为轻松，没有遇到抵抗，很快到达咸阳。第六军侦察部队配合第二军在咸阳东面击退了国民党第53师第159团和骑兵第2旅第4团一部，解放了咸阳。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渭河大桥，退守渭河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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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略决战结束后，解放军各部进行了短期休整，第一野战军配合其他部队作战的任务也基本完成，此后即专注于解放西安和西北作战。七届二中全会后，彭德怀返回陕西时，中央命令他到山西指挥太原战役。3月28日，彭德怀与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贺龙、习仲勋一同致电张宗逊、甘泗淇说：“太原得手后将有20万人入陕，并西野现有人数，每月需粮12万石。故4月中仍需按预定计划进行一个战役。”[3]395“西野”是原来西北野战军的简称，即第一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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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拂晓，当部队渡到河心时，敌人发射照明弹，把河水照得通明，渡河部队也暴露无遗。这时，罗元发决定改偷渡为强渡，下令各师炮兵集中火力，向对岸炮击，掩护部队渡河。在炮兵的猛烈打击下，敌军阵地的火力很快熄灭。第六军顺利渡到南岸，消灭了敌整编第2旅第6团和第48旅一个营，占领了南岸阵地，完成了渡河任务。当晚，西安居民都清晰地听到西北方向的枪炮声，估计第二天西安会发生战事，所以一般人也不外出。
5月20日上午，渡过渭河的第六军按原定计划，兵分两路向西安进攻。第16师越过陇海铁路后，从鱼化寨方向攻击前进，在第46团配合下，第48团占领西关飞机场，第46团又绕道进攻南门，占领西安发电厂。第17师第49团沿西兰公路直接进攻西门。当时西门紧闭，解放军与守军发生零星交火，用炸药包将城门炸开一个洞。这时城墙上守卫的民众自卫总队停止抵抗，并打开城门，第49团顺利进入，使西门首先为解放军占领。此后第17师49团一部沿城墙进攻南门，配合16师占领南门；主力沿北马道巷、西大街、南马道巷成扇形顺街向东搜索前进，遇到了迎接解放军的中共西安情报处副处长赵和民。第49团团长聂凤炎、政委于春山为赵和民配备了汽车一辆，并写了证明一张，让他去各处联络工作，要求解放军岗哨验证放行。[11]52第17师第50团沿三桥镇向市区攻击前进,在占领三桥火车站后，工人党员动员铁路工人开动火车，送解放军直抵西安。第50团很快占领了火车站，又夺下北门，部队沿着北大街冲到市中心鼓楼，正好与从西门攻入的第49团会合。
20日解放军兵临城下时，杨德亮率残部仓皇出逃，从子午口进入秦岭，罗元发命令第六军一部向南追击。不久萧炤文也带领警察从南门逃走，这就为解放西安造成了有利时机。
这时，在西安城内维持秩序的，是闵继骞的民众自卫总队。而闵继骞一直与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保持联系，他们“原以为人民解放军约在5月23日左右才会进城”，[9]52没有想到这么快，所以当解放军到达西门外时，自卫总队还打枪阻止。后来发现是自己人，才开门欢迎，并主动配合解放军的行动。而国民党在西安的征兵机构西安团管区的司令王子伟，也受到中共西安市工委朱子彤、崔一民的影响，同样配合西安解放的行动。所以第六军解放西安时并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且进展顺利，仅仅经过6个多小时，以伤亡57人的代价，就完成西安解放的任务；城内秩序也较为平稳，没有发生大的波动，没有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和西安古都文化遗产的损失。
下午2点，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西安城，第六军军部也移到城内杨虎城的止园别墅，西安宣告解放。第六军军部在西关飞机场时，西安工委书记韩夏存与工委委员吴伯畅、崔一民等到西关飞机场接头，提供成丰面粉厂的面粉解决了部队吃饭问题。移驻止园后，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和闵继骞也来联系工作。罗元发向彭德怀发电汇报，彭德怀命令他维护西安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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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第六军第16师第48团解放了长安。同一天解放军渭北纵队第2支队解放了临潼。21日，第六军侦察部队和第17师第51团经大王镇解放了户县。25日第16师第48团解放了蓝田。30日，一野第二军第6师解放了周至。至此，西安全境宣告解放。
5月21日，西安解放的第二天，第六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从南门沿南大街再到东大街，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西安群众夹道欢迎。5月23日，西安市警备司令部成立，张经武为司令，罗元发为副司令。5月24日，西安市军管会成立，贺龙为主任，成为军事管制时期西安最高权力机关。5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为市长。5月26日，中共西安市委成立，贾拓夫为书记、赵伯平为副书记。5月底，宝鸡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都宣告解放，城市接管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西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6月下旬，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后入陕，使第一野战军从原来的15万人剧增至34万人，连同贺龙、习仲勋西北军区的部队，总兵力已达40万人，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状态，具备了向西北腹地前进的军事实力。
西安解放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人民解放军全国战略大进攻的远程威力下取得的；也是在敌人误判军情的形势下，第一野战军抓住战机，不失时机，提前进攻，果断夺取的；当然也是在西安地下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下取得的。西安解放不仅在军事上为解放整个西北建立了战略支点和后方基地，在经济上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和粮食供应，而且在政治上成为基本打倒国民党政权的又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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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trategicDeploymentoftheLiberationofXi’anandtheMilitaryActionoftheLiberationofXi’an
Zhang Tianshe
(SchoolofHistory,CultureandTourism,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Abstract: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liberation of Xi’an and Shaanxi should begin in January 1949, with the aim of cooperating with the battlefield of the Central Plains, rather than after Mao Zedong’s “Ordertomarchintothewholecountry” issued on April 21. Under the deterrence of the long-range power of the strategic offensive, the main force of the Kuomintang-Hu Zongnan moved westward. The First Field Army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launched the battle in the central area of Shaanxi.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Underground Party, its Sixth Army liberated Xi’an on May 20. The liberation of Xi’an not only established a strategic bas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and provided material support, but also became one of the symbols of overthrowing the Kuomintang regime.
Keywords:Xi’an; Strategic Deployment; Liberation; Meaning
中图分类号：K26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19)04-0040-05
收稿日期：2019-06-13
作者简介：张天社(1965—)，男，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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