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微信为人际交往扩展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形成了不同于现实社会关系网络的虚拟社会关系网络，微信投票利用社交软件平台，扩大信息传播的范围与传播途径。本文基于H市大学生的实证调研数据，借鉴社会关系理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投票策略与获取多数选票的方式，发掘了微信投票不同阶段所展示的社会关系的特征与功能。在微信投票过程中，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社会成员在微信中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微信中社会关系的构建成为微信投票的基础。微信投票是以“关系”为纽带的博弈，“趣缘型弱连带”成为获取相对多数投票的关键。从社会关系网络层面考察，获取投票需要拉票者的“策略”与投票者的“动机”相一致。微信红包具有“象征性”与“工具性”功能，两种功能对投票结果具有不同影响。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微信投票；社交软件；社会关系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方法
从20世纪初Web2.0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不但实现了新一轮发展与兴起，而且人们对互联网的认知与使用习惯皆发生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社会成员借助互联网平台亲自参与信息发布、社区管理与互动交流，实现了信息源的单一性向多元性、社会成员从被动接受到互动交流的转变。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8年1月31日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人，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 074万人，较2016年年底提升2.6个百分点[1]。其中，即时通信成为用户规模最广的网络应用，凸显了虚拟网络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
历史画卷既然波澜壮阔，总有个不按既定路线走的时候，三国魏晋南北朝那会儿，就出现过不少爱打扮的贵族子弟，颜之推做过一个总结：
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交软件，微信用户平均日登录超过9亿人次，60%的微信用户是15—29岁的年轻人[2]。在庞大的用户量作用下，微信也从最初仅有即时通信、分享照片和更换头像等简单功能，扩展到基于位置的社交插件“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公众平台”“语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实现了从即时通信到构建社会网络的功能性转变。在虚拟社会网络的构建过程中，微信也成为网络投票行为新的平台，通过微信即时性、便捷性、广泛应用性的特点，微信投票成为新的主要投票方式，微信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从单纯的交流沟通扩展为互动的资源交换。
当下，有关微信投票的研究未能形成体系，表现为碎片化、片面性的特征，主要通过投票过程描述、过程分析、价值评判等三个视角分析，突出微信投票的负面影响。本文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通过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深入挖掘虚拟社会关系网络对微信投票结果的影响，投票与拉票者的行为动机等问题，为有关网络投票理论的研究提供理论与经验上的思考。
基于以上考虑，此次调查以H市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研时间为2018年6—11月，调查范围包括H市15所本科院校，样本的抽取采用PPS抽样方法，共发放350份问卷，通过对被调查者是否参与过微信投票进行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305份。在本研究所有样本中，49.8%的参与者为男性，与女性参与者(50.2%)基本持平，就专业分布来看，理工学科样本最多，共有121个，占总样本的39.7%，其次是人文学科样本(32.8%)，社会科学样本量最少，占27.5%。大多数样本来自县级城市(37.0%)，每天使用微信时长2.5小时，平均每人有220名微信好友。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虚拟社会关系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弥补问卷调查对于现象解释深度的不足，笔者随机选取了30名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在现象描述的基础上加强相关性解释。
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发展脉络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经历依赖于宗族、血缘、地域等标准而构建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到基于同质性、开放性、多元性为特征的虚拟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其原因在于“通信设备与交通运输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相比于通信设备与交通运输的发展提高了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效率，网络的出现则压缩了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空间。现实社会关系网络需要“场合”构建关系，而虚拟社会关系网络则重视“平台”构建关系，社交软件则为虚拟社会关系网络搭建了“平台”，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物质基础发生变化，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也随之发展。
(一)“六度分隔”理论
早期的社交软件倾向于运用单纯性的强弱连带构建社会网络，如Friendster,利用强连带，在会员设定的朋友圈中，限制社交范围，仅能在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范围中进行交流对象的选择，在构建社会网络过程中，倾向于“搜寻”交流对象；而博客则是利用弱连带，通过匿名性的特点，发挥成员的自主性，增强个人信息的“自我披露”，记录日常生活，与所有成员分享，通过人际信任构建社会网络，倾向于“吸引”交流对象。随着人们对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果的要求不断增强，微信、QQ等新型社交软件的产生，改变了早期社交软件基于对现实社会网络的复制，通过群、讨论小组，成员可以通过“搜寻”与“吸引”两种方式，构建自身的社交群体，使人们基于共同的话题、相同的时间、相同的空间进行交流，突出成员的“同质性”。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网络既可将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发展为长期性的强连带，又可降低为暂时性的弱连带，微信投票也恰恰关注到社交软件新功能的出现，利用社交软件平台，扩大信息传播的范围与传播途径，社交软件中的投票与拉票现象孕育而成。
菌株鉴定和药敏试验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Vitek-2 Compact全自动细菌鉴定仪，AST-GN16药敏卡；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药敏采用纸片扩散法复核，MH平板为法国梅里埃公司生产，药敏纸片为英国OXOID公司产品，药敏结果依据CLSI 2016版标准判读。
(二)“强弱连带”理论
科技的发展打破了人际关系交往的空间屏障，提高了“相识”的效率，社会关系网络得到延伸，但社会关系的功能性作用依旧需要个体的构建与塑造，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格兰诺维特则发现了这一点。“社会网络分析被认为是一种连接微观和宏观层次的社会学理论的工具”[4]68。格兰诺维特在其著名的论文《弱连带的优势》中提出，通过人际交往过程中“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频率”“亲密关系”“互惠性服务”等四个维度测量人际关系的强度，从而形成了“强连带”与“弱连带”两种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并发现，在“弱连带”中，“桥”(bridge)是联系两个社会关系网络的中间机制，因此，相对于社会网络内部的“凝聚式社会资本”，弱连带也被称为“桥式社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技术的有限性，强连带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有优势地位，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格兰诺维特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弱连带在个人取得机会及社区从事整合”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4]67-68。
博特的“结构洞”理论呼应了格兰诺维特，不同的关系网络存在结构空隙，从而形成“洞”，异质性的互动弥补了“结构洞”，使得社会不同性质的网络结合在一起。林南将行动主体与客体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与地位考虑进“强弱连带”中，他认为，行动客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会对行动主体所获得的资源、信息产生影响，从而发展了格兰诺维特与博特的理论。
贵州水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汪家寨选煤厂于1970年9月建成投产，原设计原煤入选能力1.5 Mt/a。经过多次技术改造，2002年改为原煤无压给料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煤泥浮选的联合工艺流程，生产能力达到2.4 Mt/a，主要入选汪家寨煤矿和那罗寨煤矿原煤，产品为炼焦精煤和洗混煤，主要供钢厂、焦化、化工及发电等大型企业。
微信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由微信好友与微信群构成，其中，微信好友的来源渠道分别是手机通讯录、QQ联系人、微信群，“摇一摇”“漂流瓶”“附近的人”通过多种方式，扩大用户的社交网络。在调查中，笔者设计了“您的微信好友主要通过何种途径构建”与“微信中与哪类好友互动更多”两个指标来发觉微信用户的社会网络构建。
青辰置身水浪内，只觉浑身一阵刺骨的阴冷，仿佛那水是来自九幽黄泉，让人从灵魂深处开始战栗。他呼吸困难，眼前白花花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急速下坠，在那水浪的裹挟下，直直地摔入江中，甚至来不及挣扎，
(三)社交软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
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拓展性与延伸性。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格伦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正式提出了“小世界”(small-word)概念，即“六度分隔”理论，并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成分提到理论层面，社会网络理论也成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层理论形式。2006年微软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现代社会中，任意两个人只需通过6.6个人作为桥梁便能相识，也再次验证了六度空间理论的正确性。 “六度分隔”理论解释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来源，即个人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通过相互交往，编织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韦恩·贝克则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组织的形成及稳定的意义出发，解释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工具性意义，并将迪尔凯姆的“机械型”与“有机型”社会组织分类发展为“内聚型”与“开放型”社会组织，其中“开放型”社会组织更容易获取新资源、新信息[3]。
三、 微信投票的基础：社会关系规模的扩大与“自主型”社会关系的增强
微信投票的产生源于评比活动主办方对微信中社会关系“蒲公英式传播”特点的关注，相对多数原则成为评比结果的唯一标准，“赢者通吃”在微信投票中屡见不鲜。因此，微信投票过程中，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社会成员在微信中必然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微信中社会关系的构建成为微信投票的基础。
孙诗雨(1993-),女,硕士生,研究方向：景观规划设计,E-mail:824562964@qq.com；
(一)社会关系规模的扩大
理性选择理论基于“成本—收益”模式，认为投票行为是为了个人收益最大化，最终形成“几乎所有绝对多数正式投票都是在一种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之间进行选择”，但社会网学派掀起了社会科学界的“范式更替”。基于“关系”，社会网学派将行动者个体“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投票行为也从简约地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转化为复杂的个人与社会网络的互动，因此，社会网络的构建对投票行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虚拟社交网络的构建是网络投票行为的重要前提。微信的广泛使用，不仅使社会成员能快速与远在异地的亲友取得联系，还扩大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不相识的陌生人成为朋友、先前互动不多的朋友成为密友提供了互动平台，社会成员通过微信将现实社会关系网络转换为虚拟社会关系网络。
综上所述，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展示了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关系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交往的过程，当社会成员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某种目的时，“关系的构建”“行动主体的策略”“强弱连带的性质”“行为主体的身份”对结果有直接影响。
图1通过何种途径构建
图2微信中与哪类好友互动更多
由图1可见，添加微信群(37.4%)、从QQ好友中导入(29.2%)、从手机通讯录中导入(21.0%)是微信好友的主要来源，仅有7.5%与4.9%的被调查者分别通过“漂流瓶”与“摇一摇”来添加微信好友，其中，过半被调查者是通过“QQ”与“手机通讯录”导入的方式添加好友。进一步分析发现，当问及“您是否通过漂流瓶、摇一摇添加微信好友”时，仅有4.9%的被调查者表示“添加过，多数成为真正好友”，而73.4%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没通过漂流瓶、摇一摇添加过微信好友”。由于QQ好友与手机联系人多为亲属、同学、亲近的朋友所构成，因此，微信中的社会关系强度比较高，总体上是以强连带为基础。
从政策维度分析，诸多发达国家的版权法专门设置了图书馆条款，而中国只有著作权法[4]第22条第（8）款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5]第7条有明确规定。除此之外，《著作权法》第5条、第21条、第38条、第41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8条、第9条等，虽然并非图书馆专门条款，但也可为图书馆所用。整体看来，我国的音频相关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自主型”社会关系的增强与“情感表达”的真实
当社会成员拥有稳定的虚拟社会关系网络时，这些关系只能增加投票的可能性，未能展示投票的确定性，社会关系构建的初始动机与投票者对拉票者的评价对最终投票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多种动机构建，不仅有以自愿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构建，还有以互利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构建，更有以强制型或等级差异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构建，后者类似于普特南所说的“垂直网络”，这种社会关系不是在双方平等或自愿选择基础上而建立，而是因为身份等级或社会安排造成的，因此，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数量无法体现其自愿选择性。“自主型社会关系”是以社会成员双方“同质性”为基础，以自愿为动机构成的社会关系。
“群主在群中拉选票时，群主给我们发红包我们才会投票，微信群是我获取信息的渠道，但我根本不认识群主本人，没有义务去为其投票。”(访谈编码M4)虚拟社会对于“身份”功能的削弱十分明显，群主作为微信群的创始人，微信并未赋予其对群成员具有强有力的奖惩方式，在“成本—收益”不对称的投票过程中，微信群成员出于自身利益，有能力与群主讨价还价，调查显示，42.6%的被调查者将“发红包”视为为群主投票的动机，当群主在群中拉选票时，红包的“工具性”极为显著。
大石桥口门长400m，孔深15m。地基土主要为第②层壤土，中低压缩性，微透水性，强度较高，为较好持力层。
微信红包“象征性”功能主要表现为，发放红包行为并不影响投票者的选择，红包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意义，而微信红包“工具性”功能则相反，获取拉票者红包成为投票者为其投票的唯一动机而存在。如上文所示，拉票者与投票者行为动机相分离，投票者以“关系”为投票准则进行投票，并不在意对方是否向其发红包，将投票视为稳定社会资本的方式。基于这一观点，笔者发现，微信红包的发放方式主要通过两种路径：一是拉票者向投票者进行私聊，通过发红包的方式俘获投票者，获取选票；二是拉票者将投票信息发至所在微信群中，在群中发红包，期望微信群成员为其投票。两种不同路径所产生的绩效有所不同，在第一种路径中，红包的“象征性”功能高于“工具性”功能。“如果有微信好友向我拉票，只要不是现实生活中关系特别不好的，我都会投，毕竟这是一种互助行为，如果我帮他投了，下次他也会帮我投的，至于红包嘛，其实无所谓了，大家都是朋友，免不了相互帮助。”(访谈编码FM3)在第二种路径中，拉票者角色的不同对红包功能具有不同影响。拉票者在微信群中会以两种身份出现：一是群主，二是群成员。通过调查发现，当拉票者为群成员通过微信群拉票时，40.3%的被调查者选择“发红包就投票”，说明当群成员在微信群中拉票时，红包的“工具性”功能更为显著。“当我发现群里有人发红包，我就会上去抢，不管数额多少，总是会为对方投上一票的，毕竟‘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嘛，如果不投，心里总是过意不去。”(访谈编码M4)由于在微信群中，成员之间没有频繁互动，仅是一种“趣缘性”陌生人，因此，在投票过程中，拉票者发在微信群中的红包成为拉票者与投票者之间的功利型纽带，俘获着投票者手中的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微信群中发红包拉选票同样也会面临无法获取选票的风险，38.0%的被调查者表示，由于投票的“秘密性”原则，即便抢了拉票者的红包不为其投票，他们也无从得知。当有限的红包数额无法承担拉票者所付出的“人情成本”时，投票者便会将“抢红包”作为一件短暂性的快感和愉悦，“秘密性”的投票原则也成为这种利益投机的保护伞，这时的红包与投票本身相分离，成为群成员哄抢的游戏。
“现实投票中，我不喜欢的候选人在投票现场让我给他投票，我肯定会投呀，即便是匿名，但他在现场，如果不给他投票，我心里也有不安全感。可他在微信中让我投票，我就得考虑考虑要不要投他了，即便不投，他也不知道，或者我把票投给其他人。”(访谈编码FM20)学生C谈到了线上与线下投票过程中，投票者不同的心理状态与情感表达，经调查发现，在现实投票过程中，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向自己拉票时，75.7%的被调查者会选择“投票”，而在线上投票过程中，这一选项仅占37.7%。说明在微信投票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将现实生活中对拉票者的情感认知带入到选票之中，同时，微信投票构建出的“虚拟投票场域”提高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是否为其投票，是投票者对拉票者的真实情感表达，微信投票不仅是拉票者获取目标的途径，还是对拉票者的评价机制。
四、微信投票的策略：红包的“象征性”与“工具性”功能
策略是指行为主体为获取最终目标而制订的行动方案，布迪厄认为，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固关系，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在短期内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然后将这些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关系通过“象征性的建构”，转变为一种双方都从主观上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7]。在微信投票过程中，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获取投票需要拉票者的“策略”与投票者的“动机”相一致，但经调查发现，拉票者的“策略”与投票者的“动机”相分离，拉票者身份与策略相联系。
(一)拉票者的“策略”与投票者的“动机”
行为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个体使自身的内在要求(如本能、需要、驱力等)与行为的外在诱因(目标、奖惩等)相协调，从而形成激发、维持行为的动力因素”[8]。当微信用户进入到投票环节中，“投票动机”构成投票行为的前提条件，决定微信用户自身的投票行为。如何测量微信用户的投票动机呢？在调查中，笔者设计了“作为投票者，你会为下列哪位候选人投票”这一指标对微信用户的投票动机进行测量，但由于微信投票已然成为主流投票方式，当下大部分比赛都会通过微信投票方式进行评比，因此，微信用户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既为投票者，也为拉票者，因此，“作为拉票者，您会通过哪种方式进行拉票”成为本次调查对拉票策略测量的维度。
在投票过程中，拉票者为了达到自身目的，需将投票内容及相关信息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私聊等方式在微信平台中进行扩散，以使投票数量最大化，拉票行为与投票者动机相一致，才可获取投票者的“已投”告知。但如表1、表2显示：
表1 作为拉票者，您会通过哪些方式进行拉票
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积百分比有效发红包12641.341.341.3发到群中5116.716.758.0发到朋友圈中7424.324.382.3与朋友私聊5417.717.7100.0合计305100.0100.0
作为拉票者，41.3%的被调查者试图通过给投票者发红包而获取选票，而投票者更会为与自身有互动(28.2%)的候选人与现实中的亲朋好友(28.5%)进行投票，从侧面反映出，微信投票还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投票方式，17.4%的被调查者选择会为发红包的候选人投票，仅有8.5%的被调查者是出于“对投票内容感兴趣”而进行投票，说明微信投票中，投票内容并不影响投票者的投票行为。
表2 作为投票者，您会给下列哪位候选人投票
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积百分比有效发红包5317.417.417.4有互动8628.228.245.6给你投过票5317.417.463.0亲朋好友8728.528.591.5对投票内容感兴趣268.58.5100.0合计305100.0100.0
(二)微信红包的“象征性”与“工具性”
上述分析显示，拉票者策略与投票者动机相分离，但在投票过程中，为什么拉票者依然选择微信红包作为获取选票的主要拉票策略呢？笔者认为，社会成员在微信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与发红包的不同路径发挥了微信红包“象征性”与“工具性”功能，两种功能对投票结果具有不同影响。
“自主型社会关系”不仅表现为社会成员的自主选择，还表现为社会成员更加真实的“情感表达”。雷迪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表达是“训练的结果”(result of training)[6]。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在表达情感时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从而或是真实表达情感，或是掩盖真实情感。情感表达的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虚拟社会关系的“匿名性”特征使得外部环境对社会成员的约束降低，社会成员在虚拟世界中可以安全地表达真实情感。
图2从侧面验证了图1的正确性，当问到“微信中与哪类好友互动更多”时，69.2%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所有微信好友中，“经常见面的朋友”占大多数，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微信在碎片化的虚拟社会网络中，整合出新的社交网络，构建了以强连带为基础、以弱连带为辅助的虚拟与现实相互交错的社会关系。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强化了人际交往的自主性，由于失去了现实社会通过“场合”进行社会关系的构建，其“再造”和“遮蔽”功能有利于社会成员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将自身真实的“个性化”表达出来，可以有效地根据自我意愿重新选择与构建社会关系网络，而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作用。在访谈中，学生G表示：“在微信中，我可以自由选择添加哪些人为好友，拒绝哪些人为好友，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隐私，还可以通过‘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来保密。我通过微信认识了很多与我有相同兴趣、共同志向的好朋友，在学习与生活中都能相互帮助，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不喜欢的人强迫着你留联系方式或者聊天，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只能自己忍受这种不情愿。”(访谈编码M8)虚拟社会关系网络利用跨地域、跨空间的优势，使社会成员在虚拟社会中找到归属感，“使得原本不太便利的‘垂直式狭窄的社会交往空间’转换成便捷的‘自由广阔的社会交往空间’”[5]，有利于社会成员交往规模的扩大，使志趣相投的人的频繁互动成为可能。
分析得出，作为微信好友之间的相互投票，红包作为“象征性”的礼仪调和了好友之间的关系，但微信群更像是一个博弈场，红包成为投票者获取利益的唯一目的，甚至沦为微信群成员哄抢的游戏。
五、微信投票的关键：“网友”与“趣缘型弱连带”的优势
投票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每一位候选人都有对选票总数的期望与对获取选票的渴望，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人便成为最终赢家，如何获取相对多数选票成为每一位候选人关注的焦点。
(一)“网友”的优势
由于每位候选人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最终的得票数量也多少不一，因此，在调查分析中，询问被调查者的最终得票数量，无法测量社会关系网络对微信投票结果的影响，因此，笔者以“通过拉票，投票结果与您的预期值是否一致？”为测量标准，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对微信投票结果的影响，同时，通过对“哪些好友在您所得票数中占有更大比例？”进行测量，分析哪个群体对获取相对多数选票作用更大。
调查结果显示，52.5%的被调查者选择“投票结果与自身预期基本一致”，36.4%的被调查者选择“投票结果高于自身预期”，仅有11.1%的被调查者选择“投票结果低于自身预期”，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当问及“哪些人在您所得票数中占有更大比例？”时，50.5%的“投票结果高于自身预期”的被调查者认为，“认识但互动不频繁的网友”所投的票数在最终票数中占有最大比例，而只有23.4%与26.1%的被调查者认为“亲朋好友”与“网上密友”所投的票数在最终票数中占有最大比例(如表3)。
表3 投票结果高于自身预期者的得票比例
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积百分比有效亲朋好友2623.423.423.4网上密友2926.126.149.5认识但互动不频繁的网友5650.550.5100.0合计111100.0100.0
选择“投票结果与自身预期基本一致”的被调查者的回答结果与前者相反，其中，80.6%的被调查者认为“亲朋好友”所投的票数在最终票数中占有最大比例，而仅有10.0%与9.4%的被调查者认为“网上密友”与“认识但互动不频繁的网友”所投的票数在最终票数中占有最大比例(如表4)。
表4 投票结果与自身预期基本一致者的得票比例
频率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积百分比有效亲朋好友12980.680.680.6网上密友1610.010.090.6认识但互动不频繁的网友159.49.4100.0合计160100.0100.0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网上密友”与“认识但互动不频繁的网友”都是通过微信相识，如果将两个选项统一视为“网上认识的网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投票结果高于自身预期”的被调查者，“网上认识的网友”所投的票数在最终票数中占有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现实的“亲朋好友”所投的票数，而“投票结果低于自身预期”的被调查者相反，因此，通过微信扩大的虚拟社会关系部分是获取相对多数选票的关键，微信好友越多，可以增加获得相对多数票数的几率。
采用Excel 2016对单因子指数、内梅罗综合指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进行计算。利用ArcGIS 10.2软件进行Kriging空间最优无偏插值和空间分布图的绘制。
上文得知，微信群是微信用户获取虚拟社会关系的主要渠道，微信用户的多数微信好友也是通过微信群进行添加，作为获得多数微信好友的媒介，微信群的性质是否对投票结果产生影响？笔者将微信群的性质分为“亲属群”“班级群”“专业、兴趣群”，通过调查发现，67.6%的“投票结果高于自身预期”的被调查者回答，自己微信中拥有更多的“专业与兴趣群”，而这一结果在“投票结果低于自身预期”的被调查者的回答中只占31.3%。因此，拥有更多“专业、兴趣群”且从中添加更多好友的候选人将会提高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几率。
(二)“趣缘型弱连带”是获取相对多数选票的关键
格兰诺维特在《弱连带的优势》中，将社会关系分为“强连带”与“弱连带”，微信中的“强连带”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延伸，构成了虚拟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而在“弱连带”虚拟社会关系网络下，社会成员的社交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现实中的亲属与熟人，而且拓宽了社会成员的社交范围。“微信不仅让我与家人、朋友联系更方便，尤其是语音通话，可以不用浪费话费就能相互交流，而且我可以通过关键字查询找到自己希望加入的微信群，在里面可以认识很多其他学校的朋友，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其实都差不多，但在微信中，我们的好友数量就明显不一样了。”(访谈编码M14) 这在微信投票过程中表现为“网上认识的网友”所投的票数决定着拉票者是否能获取高于自己预期的选票。
如上文所示，微信中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多是通过微信群来获得，“建群”“加群”成为多数社会成员获取虚拟社会关系的主要途径，微信好友数量也随微信群的数量不断递增，不同性质微信群对投票结果也有不同影响，“亲属群”与“班级群”是现实社会强链接的虚拟性表现，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成员强连带的有限性与稳定性，在微信投票过程中，这部分好友构成了总票数的基础。而“专业与兴趣群”是虚拟社会中特有的关系扩展途径，是虚拟社会中“弱连带”的主要体现，“我的微信群中很多都是与我所学专业相关的、与我兴趣爱好有联系的群，我从里面添加了好多好友，我们会讨论相关知识，同时，我会把我喜欢的文章呀、信息呀分享给他们，虽然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见过面，我也只是知道他们叫什么，平时互动也不多，但是，他们向我拉票，我会给他们投的，毕竟投票程序也不复杂，举手之劳，没必要拒绝嘛！”(访谈编码M18)从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趣缘性”是微信“专业与兴趣群”构建的基础，微信“专业与兴趣群”的本质就是以网络为平台，以共同兴趣为基础的趣缘型虚拟社区，这种虚拟社区超越了“熟人社会”，建立了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虚拟互动，形成了独特的“趣缘型弱连带”。正如黄厚铭所说：“网络人际关系的特色，并不在于它们是经过媒介(Mediated)的，而在于它是以网络的媒介特性为基础，而建立起虚拟社区中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接触。”[9]这种社会关系是一种浅层次、表面化的互动，社会成员双方难以对对方做出道德价值判断，加之投票程序简捷便利，当投票者收到拉票信息，会习惯性为拉票者投票，因此，在投票过程中，这类“弱连带”好友成为获得相对多数投票的关键。
对于高压旋喷桩，它主要是利用钻机进行钻孔，当孔深达到设计要求时，由台车将装设喷嘴的管段下放至设计确定的标高，再利用高压设备开始喷浆，借助高压射流对土体进行切割，以此使土体结构发生破坏，将土体和浆液混合到一起，伴随管段不断旋转与提升，形成完整的桩体，在浆液凝固以后，形成强度足够且相互咬合的整体，从而起到加固和止水的重要作用[1]。
六、结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微信投票是以“关系”为纽带的博弈，“趣缘型弱连带”成为获取相对多数投票的关键。首先，微信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构成微信投票的基础，作为一款社交软件，微信扩展社会成员的社交网络，其虚拟性有助“自主型社会关系”的构建，打破现实生活中以血缘与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同时，虚拟投票场所提高社会成员的真实“情感表达”，使得微信投票侧面反映拉票者的社会关系质量。其次，社会成员通过“微信群”扩展的好友成为获取相对多数票数的关键，基于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现实社会关系相差无几，“微信群”成为社会成员在微信中扩展好友的纽带，形成了虚拟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趣缘型弱连带”。社会成员通过微信群添加的好友既没有现实好友对其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又与其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类“熟悉的陌生人”在投票过程中出于心理惯性会为拉票者投票，增加其获得相对多数票数的概率。最后，基于不同场域、不同角色的拉票行为，微信红包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当拉票者与投票者互为好友时，微信红包的“象征性”高于“工具性”，而在微信群中，当拉票者作为群主时，微信红包的“工具性”更为重要，当拉票者作为群成员时，微信红包可能会失去在投票中的功能，成为哄抢的目标。
此种做法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减轻了原审法院评估移送管辖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负担并节省了案件移送的时间，有利于迅速地审理案件；二是体现了对替代法院的尊重和信任；三是体现了《布鲁塞尔条例Ⅱa》第15条主要注重充分保护儿童的程序性基本人权。
值得反思的是，在以“关系”为核心的微信投票中，投票结果不是由参赛者的实力决定，而是由参赛者的“社会关系”决定，是否会使得参赛者不再重视实力，而将“社会关系”视为获取目标的唯一方式，并将这种认知从虚拟社会中带入到现实社会中。同时，群成员在微信群中发红包进行拉票是否会催生一批“专职抢红包”群体。由于本文侧重对微信投票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描述与解释，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未做探讨，因此，对于微信投票中社会关系网络的负面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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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9)05-0056-08
收稿日期：2019-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城市新移民政治认同研究”(17BSH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洪贵(1973-)，男，黑龙江庆安人 ，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帅(1992-)，男，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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