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当·沃森是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外交官，沃森有着丰富的职业经历与现实关怀；作为学者，他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中长期扮演着参与者与领导者的角色，这两种实践及彼此间的互动贯穿了沃森大部分学术生涯。围绕国际社会这一主题，沃森奉献了数部带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影响的学术作品，传承、丰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他拓展了国际社会研究的历史纵深，构建了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关系的“光谱”形态和“钟摆”理论模型，参与外交事务的实践经验与思考丰富了早期英国学派理论探讨的视角与切入点，晚年对原有思想的修正与超越提升了英国学派理论的解释力与生命力。沃森的学术贡献与思想脉络也因此成为我们研究英国学派学术史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亚当·沃森；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国际社会；外交实践
亚当·沃森(Adam Watson，1914-2007)是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59年1月，他加入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下简称委员会)，是最早加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去世后，沃森出任委员会的协调人，成为早期英国学派核心人物之一。委员会解散后，沃森在笔耕不辍延续委员会研究议题的同时，对时代变迁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行讨论与反思并发表相关成果，由此一些学者将他列入“当代英国学派”学者的范畴之中。[注]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他于1992年出版的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演进：比较历史分析》[注]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AComparativeHistorical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09. 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角拓展了国际社会研究的历史纵深，实现了“对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研究方法和理论特色的重要继承与发展”，[注]参见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roduction to the 2009 Reissue,” in 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ix. 当代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认为，该书“应被视为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集大成之作，而非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国际社会的扩展》”。[注]Barry Buzan, AnIntroductiontotheEnglish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55.
然而，在有关英国学派学术史或思想史的研究中，沃森长期处于边缘的、未被充分发掘的位置。目前国内外学者论及沃森的有关内容主要见于以下两类文献：一是对沃森主要著作的评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为2009年《国际社会的演进》再版所做的序言，[注]参见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roduction to the 2009 Reissue,” in 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pp.iv-xxx.此外还包括约翰·C.坎贝尔(John C.Campbell)、布莱恩·托马斯(Brian Thomas)、帕维尔·巴夫(Pavel Baev)、约翰·A.佩拉(John A.Pella)、马国林、徐雅丽等国内外学者的相关书评。[注] 参见John C.Campbell, “Review 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eignAffairs, Vol.63, No.2 (Winter 1984), p.411; Brian Thomas, “Review 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Affairs, Vol.61, No.3 (Summer 1985), p.507; Pavel Baev, “Review 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JournalofPeaceResearch, Vol.30, No.4 (Nov. 1993), p.473; [美]小约翰·A.佩拉著，马国林译：《欧洲—非洲互动关系的扩展(1400-1883)——批判与反思〈国际社会的扩展〉》，《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徐雅丽：《理解国际关系的有力途径——〈国际社会的扩展〉评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7期。此类文献大多较为简短且专注于推介、评论书籍内容，除布赞和利特尔所作序言之外，对沃森本人的研究较少；二是在对英国学派学术史进行梳理时，学者们简要地提到了沃森，例如布鲁尼诺·韦格齐(Brunello Vigezzi)有关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著作《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1954-1985)：重新发现历史》[注] 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1954-1985):TheRediscoveryofHistory, Milan: Edizioni Unicopli Srl, 2005.、巴里·布赞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导论》[注] Barry Buzan, AnIntroductiontotheEnglish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张小明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注]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等。这类文献对英国学派整体的阐释周详且深入，但对沃森的论述大多较为零散地穿插于对英国学派历史与理论的介绍当中。目前学术界尚未有集中关注沃森的成果问世，而上述论及沃森的、为数不多的文献也难以使人们洞悉沃森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创见，更无从了解沃森在英国学派理论演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建立SVM模型。首先，确定训练集和测试集。本文将样本数据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为了保证模型能够充分地学习到样本的信息，模型输入控制训练集大小与测试集大小的比例为7：3，且固定训练集和测试集中逾期样本与未逾期样本的比例为3：7。其次，构造划分超平面。设训练集为D={( )xi,yi}；其中yi={ - 1,1},i={ 3 1项指标下标 }。y=-1表示客户未逾期；y=1表示客户逾期。建立划分超平面为：
在英国学派学者中，怀特曾提出“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传统”，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曾做出清晰阐释与区分，学术界对这两位学者及其理论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相关研究成果已然蔚为可观。沃森独特的治学轨迹使人们无法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直观概括，但当我们深入探寻沃森的思想轨迹后，就会发现他在英国学派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作为委员会首届成员，沃森经历了英国学派第一代及新生代的更迭，见证、参与并引导了国际社会理论研究的不同阶段，并随时代演变不断修正其思想认识。沃森的学术轨迹体现了英国学派研究重心的转移、回归与新发展，他本人也成为研究英国学派理论的重要素材。此外，沃森从事外交工作30余年，这段经历使其成为英国学派中少有的得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者，他作为英国驻多国大使“所收获的国家间交往的实践经验，使得他能够在更广阔、更切中要害的视角下看待国际体系的相关问题”。[注]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roduction to the 2009 Reissue,” in 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xi.因此，沃森的学术思想及其在英国学派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发现与探讨的问题。
一
1914年8月10日，亚当·沃森生于英格兰莱斯特郡，整个幼年随经商的父亲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后回到英国，先后在历史悠久的拉格比公学及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系求学。1937年，刚刚毕业的沃森加入英国外交部，从此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外交生涯。他首先被派往英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就职，在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集团后前往埃及开罗，与自由法国抵抗组织进行接洽与合作。1944年，他被调往英国驻苏联大使馆，作为丘吉尔的俄语翻译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多次会面，并结识了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及后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948年，沃森被英国外交部情报研究室(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主要从事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召回伦敦。
鉴于沃森的出色表现，1950年1月他被派往华盛顿，并于当年8月就任英国首位驻华盛顿国际联络专员，任期6年，主要与美方协调对苏意识形态战。在此期间，沃森深刻感知到美国在西方世界谋求主导权的霸权战略，对其日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霸权问题的关注产生了影响。1956年，沃森任期期满后被英国外交部非洲办公室召回，负责处理前英属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等一系列事务。1959年他调任英国驻巴黎总领事，负责英国与前非洲法属殖民地的外交工作。1960-1962年，沃森先后担任英国驻马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及多哥大使。处理对非洲外交事务6年之久的经历，使沃森对非洲国家艰难融入国际社会的境遇抱以同情，引发了他对殖民地与西方关系的思考，也改变了他对国际社会扩展的认识。[注]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roduction to the 2009 Reissue,” in 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xv.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他临危受命，担任英国驻古巴大使。1966年他返回英国，担任英国负责北约事务的副秘书长，直到1968年。至此，沃森结束了他的外交职业生涯。此后，他曾供职于英国利兰汽车公司和国际文化自由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Freedom，为非政府组织)，直到1978年前往弗吉尼亚大学担任教授。
回顾沃森的治学历程，我们会发现其不逊色于他在外交工作中的作为。早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沃森便被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视为得意门生。1959年，经巴氏引荐，沃森作为首批成员加入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这一学术共同体，成为他踏入学术殿堂的契机，使他在外交实践中所累积的思考与经验获得了一个发表和讨论的宝贵平台，也是沃森整个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在某种意义上，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影响了沃森一生最主要的研究活动与学术理想。委员会的运作模式是定期召开会议，由其成员提交论文供会上讨论，讨论结果将作为对论文做出进一步讨论和修改的依据。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委员会的讨论议题与研究思路逐渐清晰，形成了有别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特点。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崇尚细致的探索与历史研究；拒绝任何国际关系‘一般理论’；强调对‘国际社会’的思考；重视道德与哲学的重要意义；反对为现实政策服务等等”。[注] 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1954-1985), p.173.沃森始终是委员会各项议程中最为活跃的参与者与领导者之一，上述研究取向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实践。
在专著以外，沃森一生也贡献了数十篇文章，其影响力虽不及《国际社会的演进》等成名作，但内容体现了沃森对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是我们考察其学术思想尤其是理论演变轨迹的重要文献。沃森的文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其早年身为外交官、初入委员会时期所提交的论文，多关注去殖民化浪潮、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与发展等具体现实问题，除前文提到的《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西非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两篇文章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古巴》(Cuba, 1964)、《古巴革命》(The Cuba Revolution,1971)等。[注] 详见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1954-1985), pp.322-323.这些文章多基于沃森参与外交谈判与国际会议的认识与反思，为委员会的理论思考注入了必要的“现实经验”，以及“介于理论与实务、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大国与小国、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政策参考”；[注] 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1954-1985), p.183.二是1970年代中后期至其晚年所发表的文章及会议论文、发言整理稿，内容多围绕历史上的国家体系、国际社会中的道义问题、后冷战时代变化中的国际秩序、集体霸权等历史与理论问题，此类论文主要收录于沃森于2007年出版的论文集《霸权与历史》[注]Adam Watson, Hegemonyand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中。作为其生前最后一部学术作品，《霸权与历史》这一书名直观地展现了沃森晚年乃至其毕生学术生涯所思考的核心命题，即关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以及世界历史视阈下的国际社会。沃森在其中提到，《霸权与历史》呼应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最显著的特征：运用历史来构建理论，同时对历史保持敬畏。[注]Adam Watson, HegemonyandHistory, p.103.这些论文不仅勾勒出了沃森关于国际社会理论探索的思维导图，其中多篇文章还体现了沃森对经典英国学派理论和自己原有观点的检验与反思，并做出了他对当代国际社会特征及发展趋势的概括与展望。
随着对国际社会历史及其结构研究的不断深入，沃森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演进》于1992年出版。此时距离委员会停止运作已时隔数载，但人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会发现，它是对委员会未能完成的宏伟研究计划的重拾和回应。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少有的理论和历史分析巨著，也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理论成果和方法取向。该书的叙事线索分为三部分：古代国家体系(包括苏美尔、中国、拜占庭、伊斯兰等区域国际体系)、欧洲国际社会、当代全球国际社会，由此构建了分析历史上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宏观框架。布赞对此直言不讳——“(沃森)实现了怀特未能完成的对于历史上不同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的比较研究”，[注] Barry Buzan,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Affairs, Vol.68, No.4 (Oct. 1992), p.708.并在此基础之上提炼出国际社会运行所依赖的制度、规则与规范等基本要素。甚至在国际社会拓展这个问题上，布赞认为，“与《国际社会的扩展》相比，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和江文汉(Gerrit W.Gong)的《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注]Gerrit W. Gong, TheStandardof“Civilization”inInternational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在深度、细节及连贯性上更加可圈可点”。[注] Barry Buzan, AnIntroductiontotheEnglish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p.62.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国际社会的扩展》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对欧洲扩张中次全球体系背景的挖掘与阐释”，[注] Barry Buzan, AnIntroductiontotheEnglish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p.63.而沃森在《国际社会的演进》与《国际社会的扩展》同时段历史相重叠的内容中，对相关问题的处理部分弥补了这一缺憾。例如沃森指出，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扩张在一定程度可被视为它们从穆斯林手中重新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延续，且回溯了欧洲势力在不同地区从贸易、联盟等介入方式向征服、管理等殖民统治方式的转变。[注]参见赫德利·布尔：《国际社会的扩展》，第11-20页。
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先后担任委员会协调人的巴特菲尔德及怀特把研究重心放到了对国际社会(国家体系)的历史考察与比较中，历史学教育背景出身的沃森被进一步激发了学术研究的潜能。实际上，沃森对宏观历史视角下国家体系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他继承了巴特菲尔德和怀特在相关问题上的传统主义研究方法，在怀特对国家体系历史研究(后整理出版为《国家体系》[注] Martin Wight, SystemsofStates, Hedley Bull ed.,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一书)的基础上，扩展了国际社会历史研究的维度，并逐步修正、发展了怀特对于国家体系的类型划分。1966-1967年间，委员会曾试图筹划继《外交探索：国际政治理论论文集》[注]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Investigation:Essaysi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6.之后第二部论文集，主题是“现代欧洲国家体系与历史上其他地区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联系与相似之处”。[注] Brunello Vigezzi,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1954-1985), p.70.然而，在怀特接任巴特菲尔德成为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协调人后，宣布这个“高尚但太过于宏大和复杂”[注] 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1954-1985), p.72.的研究计划不得不中止。1972年怀特去世后，沃森继任委员会协调人。他延续了国际社会历史比较的研究方向，同时加强了委员会对国际社会中正义和伦理问题的研究。回顾沃森担任委员会协调人的1973-1978年间，在历史上不同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的比较研究的课题之外，委员会所讨论的论文中有多篇涉及秩序、正义、道德、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注] 参见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1954-1985), p.340.
1978年布尔接手委员会协调人一职后，委员会的讨论重心回到了对国际社会本身的探讨，以及后来对国际社会拓展的关注，并最终形成了布尔与沃森主编的、收录委员会多篇论文成果的《国际社会的扩展》。布尔不幸离世后，委员会在1985年之后便停止了运作。作为委员会的最后成果，该书“旨在探究欧洲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向全球其他地区的扩展，以及这个形成于欧洲并由欧洲人主导的国际社会演变成当代接近200个国家，且大多数并不属于欧洲的全球国际社会的进程”。[注][英]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主编，周桂银、储召锋译：《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这部著作是委员会最后岁月里的核心工程，也被普遍视为委员会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至今仍是英国学派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终究未实现委员会从前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国际社会出发审视当代国际社会的雄心壮志。《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在内容和方法上仍保有很浓重的历史研究的色彩，这与巴特菲尔德、怀特等前任委员会协调人的学术遗产是密不可分的，而沃森作为本书编者之一更是体现了他对历史方法的青睐和坚持。
委员会的解散并不意味着英国学派成员对国际社会研究的止步。一直以来，沃森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方向深受委员会的塑造和影响。而委员会成员来自不同学科和工作岗位，具有很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沃森在其中经过多年的思考与探索，在委员会研究共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研究兴趣和治学追求的个性，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了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沃森大部分代表作都是在这个时段内问世的，弗吉尼亚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也为沃森潜心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外部环境。
晚年的沃森仍然经常参与一些国际组织与学术团体的活动，发表学术演说，与当代英国学派学者进行交流与对话，投身对英国学派传统议题和新议题的论辩和争鸣，推动学术网络的建设。[注] 参见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 TheEnglish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Contemporary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8.他还曾努力编辑恩师巴特菲尔德的文稿并试图出版，遗憾的是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注]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第109页。沃森一直活跃在英国学派的学术舞台上，直至其2007年去世。
二
白雪洗净身体赤裸裸坐在井台上，但柳含烟似乎企图尽泄心中的淤集，吃力地，不停地摇着井台上的轱辘冲洗身体，直到她脱力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同为英国学派传统主义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若将《国际社会的演进》与《国际社会的扩展》做一对比，我们还会发现前者关注于“比较”和“多样性”这两个关键词，而后者更多地是在论述现代国际社会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结合当下国际局势的发展，前者的研究视角在新时代似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现代性的革命、“他者的崛起”与“文明冲突”的愈演愈烈正在将国际社会朝着“去中心化”的方向推进，使其再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它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人们去认识后冷战时代下更加具备多样性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
冠心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随着冠心病病情的发展,患者的心功能会受到影响,进而引发心力衰竭,有可能直接导致患者失去生命,临床上应当加以重视,积极找出冠心病合并心力衰竭的治疗方法,提高这类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1-2]。本次从2015年的6月到2017年的12月这个时间段中取材并开展研究,分别使用硝普钠静脉滴注以及酚妥拉明静脉滴注两种方法治疗患者,结果如下。
1964年，沃森出版了《金匠女儿的战争》，[注] Adam Watson, TheWarofGoldsmith’sDaughter,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这是一部关于14-15世纪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著作，可被视作他运用历史研究方法，从国际社会视角研究区域内政治实体间关系的试水之作。作为一部相对传统的外交史书籍，这部著作在伊斯兰教进入印度教世界的大历史背景下，考察了当时权力阶层的决策和作为，并与当时的英法关系做了类比。对印度次大陆国家体系的兴趣，成为沃森研究前现代历史上国际社会演进的首个切入点。
退休后的沃森计划将其30余年的外交实践总结成一部反映外交本质、历史及其当代特征的学术著作，由此诞生了《外交：国家间对话》。[注] Adam Watson, Diplomacy:TheDialogueBetweenStates, London: Methuen, 1982.然而，这部著作并不旨在介绍外交工作如何开展，而是试图通过“数世纪以来外交实践及其所基于的理论构想”[注] Adam Watson, Diplomacy, p.vii.来挖掘外交行为的本质。沃森称“在1939年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经典之作《外交学》后，尚无一部能够用宏大视角看待外交，而非描述个体国家外交政策或外交事件细节的外交理论大作问世”。[注] Adam Watson, Diplomacy, p.xvii.沃森的经历与资质恰与哈罗德·尼科尔森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二人都具备外交实践经验，拥有广博的历史学知识，对国际政治现实问题有着敏锐的认识。《外交：国家间对话》获得了国际政治和外交学术界的积极认可，有学者称其为“对外交的本质及其背后的历史、政治军事背景做出精辟解读的成功之作”，[注] M.Wright, “Review of Diplomacy: The Dialogue Between States,” InternationalAffair, Vol.59, No.2(1983), p.254.“恰到好处地评估了外交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局限”。[注] Leslie C.Tihany, “Primacy of Diplomacy,” TheReviewofPolitics, Vol.46, No.3(1984), pp.461-464.
“保护伞”条款的核心功能，是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或其投资的义务由国内法上升到国际法。未发生投资争端时，该条款发挥着指引东道国恪守义务的功能；发生投资争端时(通常为东道国违约)，该条款将投资合同争端上升为违反条约义务的争端，会产生适用BITs争端解决程序和投资国在符合其他条件下行使外交保护权的法律后果。在防范海外投资安全风险方面，本条款可将投资合同中约定的东道国或其地方政府或国有公司承担的安保义务由国内法合同义务上升为东道国的国际法义务。
首先，沃森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角拓展了国际社会研究的历史纵深，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沃森在论证他撰写《国际社会的演进》的初衷时反复强调，“倘若不对以往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运行形成一定认识，我们就无法去真正理解当代全球国际社会”。[注] 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1.巴特菲尔德在首场马丁·怀特纪念讲座中称委员会开启了分析历史上不同国际体系的研究议程，而沃森被寄予厚望来继续这项事业。[注] Adam Watson, “Systems of States,” 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16, No.2 (Apr.1990), p.99.事实证明沃森不负众望，而且他的研究思路也对后来的英国学派学者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注]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SystemsinWorldHistory:Remaking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同样采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国际体系的演变历程，并更进一步将视线上溯至远古时期的前国际体系。这种思路无疑深受怀特及沃森的影响，该书扉页上即是“献给亚当·沃森”的醒目文字，导论中也开宗明义地写道：“本书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考察国际体系，从而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重新构建……也许本书与其他国际关系教材的最大差别是：我们考察多重国际体系的整个历史，这段历史构成了一个超过5000年的时期；而不是追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350年间当代国际体系的历史。”[注][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等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沃森对《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也给予了回应和高度评价，称其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注] 参见Adam Watson, “Foreword to the Forum of English School,”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27, No.3(2001), pp.467-470.此外，伊恩·克拉克(Ian Clark)的《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注] Ian Clark,LegitimacyinInternational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和《国际社会中的霸权》[注] Ian Clark, HegemonyinInternationalSocie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等其他当代英国学派学者的著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演进》一书的影响。
沃森早年更多地关注去殖民化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等现实问题，这在其早期向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提交的论文中可见一斑。[注] 参见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1954-1985), p.322.这些文章虽然基于具体案例，但其讨论的实质问题是初获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名义上已成为现代主权国家，然而考虑到它们在内政外交中所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实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能否被真正视为国际社会中的独立一员？沃森对此类问题的持续关注催生了《新生的非洲》[注] Adam Watson,EmergentAfric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和《第三世界的性质与问题》[注] Adam Watson, TheNatureandProblemsoftheThirdWorld, Claremont: The Claremont Colleges, 1968.两部专著，以及他在委员会中有关古巴问题的发言和讨论。[注] 参见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1954-1985), p.340.
作为学者的沃森奉献了数部带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影响的学术作品。本文选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论述，以期勾勒出沃森学术研究与思想体系的发展脉络。[注]《国际社会的扩展》并非沃森独立著述的学术作品，且在前文已作介绍，下文不再赘述。
初入委员会的沃森已担任过英国驻西非多个国家的大使，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他分别在1961年和1962年向委员会提交了《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of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1961)和《西非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Problems Facing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of West Africa，1962)两篇论文。时值去殖民化浪潮，沃森在文中还对殖民地和所谓“帝国遗产”做了伦理与道义层面的评论。这两篇论文在委员会中激起了集中讨论，与当时委员会逐渐聚焦国际社会理论构建这一研究主题的趋向相吻合。
三
梳理亚当·沃森一生的思想轨迹及学术成果，我们会发现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传承、丰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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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默读能提高阅读速度，提高阅读效率，能体现内部精神活动。默读的独特性在于它不出声，省去了发音动作，不必兼顾发音器官的工作和听觉的感受，人的视觉接受文字符号后，直接发送给大脑进行译码，以较集中的注意力立即进行理解，而不像朗读那样将文字转化为语言，用口、耳做媒介，通过眼、口、耳、脑的协同合作来完成阅读，这样注意力分散了，思维也受到干扰。心理测试表明，小学生默读时平均每分钟阅读300～500字，最快一分钟可达700～800字。默读可以很快地读完一篇作品，特别是知识性很强的文章。
其次，沃森构建了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关系的“光谱”形态和“钟摆”理论模型，突破了将主权国家、无政府假设作为国际社会研究基础的藩篱，拓展了对国际社会的结构性认识。《国际社会的演进》一书用大量史实描绘了历史上不同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如何演进与流变的宏伟图景。但在历史学家的身份之外，沃森同时是一名社会科学家，他善用归纳的方法来发现规律并进行理论构建。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经验性总结，他发现用以解释近现代国际社会的、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之上的理论前提并不能囊括国际社会的全部事实，用无政府——等级制的二分法也难以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内部结构。因此，他提出国际社会内部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可划分为主权国家(Independent States)、霸权(Hegemony)、宗主国(Suzerain)、自治领(Dominion)、帝国(Empire)五种结构类型。其中，绝对的主权国家和帝国都处于一种理论假设状态，历史和现实中大部分国际社会游走于上述五种关系类型所形成的“光谱”之中，而霸权则是其中较为常态化的存在。[注] 参见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p.14-16.基于此，他还大胆而又富有创意地构建了“钟摆”这一简约、形象的理论模型：国际社会的演进类似于运动中的钟摆，纯粹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和帝国位于钟摆两端，霸权位于钟摆重力作用下的中间位置，而独立——秩序、反霸权——霸权的体系张力构成了钟摆摆动的动能与势能，亦即国际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注] 参见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14.沃森的理论构建不仅冲击了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思并挑战了布尔等人的经典英国学派代表性理论。
第三，沃森参与外交事务的实践经验与相关思考，丰富了早期英国学派理论探索的视角。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特点之一，是其鼓励将理论家与实践者的方法视野相结合，而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在于借用实践者所掌握的信息与资源，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对参与政治、将理论服务于现实并没有多大热情。[注] Tim Dunne, InventingInternationalSociety:AHistoryoftheEnglishSchool, London: Macmillan, 1998, p.91.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在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讨论中形成研究的协同效应，这种效果仅靠理论家是无法实现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内部认为理论来源于历史和实践，因此将志同道合的实践者引入委员会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沃森无疑是这种实践者的理想人选。巴特菲尔德在对沃森的评价中曾说，沃森不仅是一个血统纯正的历史学者，同时还是一名外交官，并且他对委员会所要讨论的问题深感兴趣。[注] 参见Brunello Vigezzi, TheBritishCommitteeonthe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1954-1985), p.112.沃森晚年时也曾提到，“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中实践者的参与及成员间的互动确实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对于检验理论并填补理论与实践间的空白大有裨益”，[注] Adam Watson, “Foreword,”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27, No.3 (Jul. 2001), p.467.而且他一生的事业都在围绕着“国家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注] Adam Watson, TheLimitsofIndependence:RelationsBetweenStatesintheModern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xi.尽管沃森并不是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中唯一的实践者，但他无疑是影响最大、最投入其中的一个。他的实践经验对他本人乃至整个委员会的学术轨迹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仅在于从事外交事务所带来的直接经验和资料素材，更体现在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上：沃森对霸权问题、去殖民化问题、主权国家身份与国际社会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长期保持关注，这与其在战后与美国合作进行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担任西非多个新独立前殖民地国家大使及古巴大使的外交职业经历有多大关系，我们无法做出量化评价，但在《外交：国家间对话》的序言中沃森写道：“三十年的外交官从业经历，使我不断思考如何在保持成员国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对国际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注] Adam Watson, Diplomacy, p.xv.这可被视为沃森对自己外交实践思考的进一步总结与理论升华。担任委员会协调人期间，沃森对正义和伦理问题的关注，除了延续之前委员会在这一主题上的兴趣之外，与他在去殖民化浪潮和冷战背景下的外交从业经历不无关系。
第四，作为英国学派中“跨越代际”的元老级学者，沃森在英国学派不同代际、不同学者间搭建了理论思想碰撞与融合的桥梁，其思想汇集了英国学派理论的多种特质。若将沃森与英国学派其他代表性学者做一简单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他所扮演的这一独特角色——怀揣思想遗产的进步者。作为沃森的恩师，巴特菲尔德的历史观、权力思想和道德准则对沃森认识历史与国际政治打下了深深烙印，《国际社会的演进》序言中沃森提到“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很多巴特菲尔德观点的影子，尤其是《历史的辉格解释》”，[注] 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5.但沃森并未过多沿袭巴特菲尔德围绕治国艺术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研究路径，而是专注于国际社会历史及集体霸权的研究领域，并对巴特菲尔德的古典现实主义倾向持保留态度；怀特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与国际社会比较、演进研究议题对沃森的学术道路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国际社会的演进》被认为继承了怀特《国际体系》一书的衣钵，但沃森并未止步于怀特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的时间上限，也未局限于怀特对于国际社会结构性单位的划分，通过《国际社会的演进》使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历史比较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布尔的《无政府社会》被沃森称为“最具价值和原创性的著作之一”，[注] 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2.沃森多次对布尔的概念定义和理论归纳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其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也认真参考了布尔的经典定义，但后来沃森对于霸权的思考使他对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多元主义论调提出异议，并质问人们过去对于独立和主权国家的概念是否过于珍视和理想化，以至于失去了对现实的准确判断，且认为单纯在独立国家互动下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合法状态”愈发成为一种理论假设，而非现实。晚年沃森对于传统英国学派理论中的国家中心主义提出批判，这与约翰·文森特、巴里·布赞等新生代、当代英国学派代表学者的观点产生呼应，但沃森并未完全倒向连带主义立场，而是将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等元素加入到传统国际社会理论研究之中，在承认主权国家基本制度架构的基础上去看待国际干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而非对经典英国学派的理论核心和研究传统进行否定。
最后，沃森晚年对现实的分析和解释有助于保持英国学派理论的解释力，其在英国学派学术网络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加强了英国学派的学派意识与生命力。随着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停止运作，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时代的不断发展，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沃森对时代变化下国际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与趋势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提出“在一个发展迅速且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国际理论已滞后于实践”。[注] 参见Adam Wat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Practice of Hegemony, ”Notes for a lecture given at the CSD Encounter with Adam Wats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5 June, 2002.http://www.polis.leeds.ac.uk/assets/files/research/english-school/watson-hegemony02.pdf.晚年的沃森思维仍十分活跃，一如巴特菲尔德曾对他教导的那样，“警惕先入为主的想法，保持敏锐灵活的心智”。[注]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roduction to the 2009 Reissue,” in Adam Watson,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xxi.沃森认为他的钟摆理论下钟摆偏向独立、无政府一侧的动能正在减弱，但原因并不是霸权控制力量的增强，而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等趋势使得各国间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沃森进而认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应被充分重视，把个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纳入对国际社会的分析对象之列，呼吁加强对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因素的重视，甚至对自己曾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外交事业有了前瞻性的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在选择‘实践性学者’时需谨记传统外交模式及外交部、大使等角色已在相对衰落，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去威斯特伐利亚’的时代”。[注] Adam Watson, “Foreword,” 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27, No.3 (Jul. 2001), p.467.沃森对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提倡的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做法表示赞许，并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应该把学术的薪火传承给更为年轻的学者和实践者，来接续对当代国际体系及其历史背景的新研究。[注] Adam Watson, HegemonyandHistory, p.93.
结 语
在沃森生前最后一部著作《霸权与历史》中，他不无感慨道，“我已是这场国际社会理论探索之旅最后的独行老人”。[注] Adam Watson, HegemonyandHistory, p.103.从1959年加入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同巴特菲尔德、怀特、布尔等人共同开启英国学派的学术研究之旅，到2000年后积极参与到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等学者所发起的“重聚(reconvene)英国学派”计划，沃森在英国学派的组织建设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理论取向上，沃森继承了怀特等人对国际关系理论带有传统主义和古典色彩的认识，同时通过对原有思想传统的修正和反思激发了新生代英国学派学者的理论争鸣。“在谦逊平和的外表之下，沃森在学术研究上有着令人赞叹的探索精神和坚定追求。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谦逊，人们对沃森所取得的成就尚未加以足够重视”。[注]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roduction to the 2009 Reissue,”in Adam Watson,The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ociety, p.xxx.时至今日，对沃森学术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及其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企业财务会计可以直观的反应一个企业的营运情况，对于补救企业的漏洞、加强企业的经济管理有着极大的力度。另一方面对于保证企业财务管理的安全和促进企业财务的活力发展也奠定着坚定的动力和管理基础。
AdamWatsonandtheEnglish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ZHENGGuang-chao
(DepartmentofWorldHistory,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Adam Watson is regarded as a key figure of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 extensive experience of serving in numerous diplomatic posts enables him to develop an insightful perspective to the concerns of reality, while as a highly productive scholar he has played a long-standing role in 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unded in 1959. The dual experiences as intellectual and practitioner profoundly shaped the academic life of Watson.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agenda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Watson contributes a handful of remarkable academic works which help to inherit and deepen the theory and approaches of English School in multiple ways. Firstly, Watson broadens the historical horizon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by a significant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state systems in known history; Secondly, he constructs a delica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pectrum” and “Pendulum”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Thirdly, his participation and reflection in diplomatic affairs enriches the visions of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f English School; Last but not least, Watson’s amendments and transcendence to earlier thoughts facilitates in reinforcing the explanatory capacity and vitality of English School theories. Hence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intellectual threads deserve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Adam Watson;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ety; diplomatic practice
收稿日期：2018-03-10
作者简介：郑广超，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刘德斌教授。
责任编辑：任东波
标签：英国论文; 国际社会论文; 沃森论文; 学派论文; 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外交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关系理论论文; 《史学集刊》2019年第2期论文;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