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客观性问题始终是儒学内部时隐时显的重大义理问题，它在阳明心学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就阳明心学体系而言，“心即理”命题无疑是奠基性和终极性的义理之根据。文章以“心即理”为切入点，一方面紧扣阳明心学大要、一方面借鉴西方哲学的智慧，深入探讨阳明心学的客观性问题，并且做出创新性诠释。
关键词：心即理 阳明心学 客观性 良知 万物一体
就阳明心学框架而言，“致良知”是其“立言宗旨”，“四句教”是其思想归旨，而“心即理”是其最为核心的奠基性命题，是其形上学根据。正如吴震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心即理’乃是阳明哲学的第一命题，是其心学思想得以确立的标志，无论是稍早的‘知行合一’说还是略晚的‘致良知’说，都应置于‘心即理’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注]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本文探讨的是阳明心学的客观性问题。客观性作为一个概念，本出自西方哲学。因此，首先根据西方哲学梳理客观性概念以及相关问题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一、西方哲学中的客观性概念之厘定
在西方哲学史上，“客观性”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内涵。客观性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而是近代哲学创造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对客观性概念做出最精辟、最完整概括的当属黑格尔。在他看来，“客观性一词实具有三个意义。第一为外在事物的意义，以示有别于只是主观的、意谓的或梦想的东西。第二为康德所确认的意义，指普遍性与必然性，以示有别于属于我们感觉的偶然、特殊和主观的东西。第三为刚才所提出的意义，客观性是指思想所把握的事物自身，以示有别于只是我们的思想，与事物的实质或事物的自身有区别的主观思想”[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0页。。简单来讲，这种客观性意指思想是我们的思想和事物自身的统一，也就是客观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客观性的三层意义依次更为全面、更为深刻、更为本质。
因此，借助于黑格尔的客观性理论，我们探讨阳明心学的客观性问题时，决不能局限在客观性概念的第一层意义的范围内仅仅进行常识水准的分析，而应该同时在其三层意义的范围内全面地加以探讨。
二、“心即理”命题的形上学阐释
“心即理”命题是整个阳明心学体系的秘密和诞生地，不阐明“心即理”，根本无法理解阳明心学要旨，也不能探讨阳明心学的客观性问题。
图5表明在锚节点数量为2,通信距离固定条件下,ADM+CGA和ADM+PSO算法的定位误差随着传感器节点的增加均呈下降趋势,ADM+PSO算法略优于ADM+CGA算法。从图6可以看出,在锚节点为2,传感器节点为60,通信距离为3.2 m场景下,随着噪声强度从低到高的增加,ADM+CGA和ADM+PSO算法的定位误差均逐渐变大,但是ADM+PSO算法结果仍优于ADM+CGA算法。
纵观儒学史，孔孟开创“心性论中心之哲学”，汉唐儒者建立“宇宙论中心之哲学”，宋儒立说，虽无不以返回孔孟“心性论”道统、排斥汉儒传统和佛老为目标，但总体上宋儒除陆象山之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大多是“宇宙论兼形上学中心之哲学”。只有陆王“心学”外抵佛老、内批程朱，真正继承了孔孟“心性论”道统，并且将孔孟“心性论”推向了顶峰。[注]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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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即理”说虽由陆象山最先提出，但此说在他那里只是坚挺了“心性论”的立场，“心”最终被归结为超验的、作为价值根源的“本心”。只有到了王阳明那里，“心即理”说才发展成为系统、完备的“心学”形上学根据，从而把“心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下我们就具体分析“心即理”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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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心”的具体内涵。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注]《传习录》下，第322条，转引自《精读》，第63页。按：此处的《精读》指吴震的《〈传习录〉精读》，以下只标注为《精读》。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注]《传习录》上，第122条，转引自《精读》，第63页。
可见，在阳明看来，“心”不是血肉之心，而是各种知觉及其统一，即“统觉”及其能力。更进一步，“心”之“统觉”便是“心”之“性”，即“心”之本性，亦即“天理”。但是到此为止，“心”归根到底只是身之主宰、人之真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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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是心之本体。[注]《传习录》上，第2条，转引自《精读》，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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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注]《传习录》上，第8条，转引自《精读》，第66页。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注]《全集》卷5，第190页。按：此处的《全集》指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下只标注为《全集》。
阳明进一步认为，“心之本体”与“性”“理”“天理”等都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心之本体”实际上就是道德本心、道德主体和道德准则，而如此这般的“心”被视为“天理”，从而极高妙地同时完成了双重论证：第一，作为道德根据的、主体性的“心”实现了天理化、客观化，上升为客观的、终极的形上学根据——“天”“天理”。第二，作为形上学、宇宙论根据的“天”“天理”实现了道德化、主观化，从而具有了道德性、主体性。因此，阳明心学所谈之“理”，主要是指道德之“伦理”，而不是自然现象之“物理”。
尊重学生的认知基础，首先要清楚学生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k1k2=-1学生是知道的，它就清晰地印在书上，而且还加了引起学生重视的方框．新课的导入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能掩耳盗铃，一厢情愿．基于这种考虑，我把本节课的教学重心放在了“由l1⊥l2，推出k1与k2的关系”上，这也是本节课内容的核心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由于l1⊥l2有明显的几何特征，借助几何直观发现关系、推出结论是容易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k1与k2的具体关系并不重要，也就是说是k1k2=-1还是k1k2=-2对探索没有影响，重要的是从l1⊥l2得到k1与k2关系的思考和推理过程．
上文已述，良知本体是客观性的存在。不仅如此，“良知见在”于每个人心中，无论其为圣贤或愚人：
阳明说“良知”是“心之本体”，那么何为“良知”呢？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注]《全集》卷26，第971页。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点不得。[注]《传习录》下，第206条，转引自《精读》，第109页。
如前所述，阳明把“良知”界定为“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 除此之外，阳明认为“良知遍在”：
总而言之，阳明“心即理”同样可以表达为“理即心”，其意在于强调心-理原本为一物，切不可“析心与理而为二”。如此，“心即理”或“理即心”建构起一种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心学”本体论，它直承孔孟道统、尤其是孟子“心性论”，极大地发展并完善了圣人之学。具体而言，在阳明那里，“心”不仅仅是身之主宰、也不仅仅是“知觉”“统觉”，而是绝对的道德主体、道德根据和道德法则，并且是形上学或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德主体、道德根据和道德法则。同时，“理”不仅仅是万事万物之最高本原和终极根据、也不仅仅是具体事物之本质和规律，而是道德性和伦理性的理，即 “伦理”“仁”。因此，“心即理”或“理即心”同时使“心”客观化、形上化和使“理”主观化、道德化，换言之，阳明心学本体论是集“心性论”和“宇宙论”于一体的“道德-宇宙本体论”。立足这种本体论，我们才能理解道德的、客观的、绝对的终极意义，正如理解万物一体的、主观的、道德的伦理意义。也正是在本体论的高度，我们认为“心即理”或“理即心”是阳明心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理解整个阳明心学体系的中枢和关键；同样是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我们认为阳明心学富有成效地抵制了程朱的“支离事业”，批判性地综合了程朱“理学”和象山“心学”，正统地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孔孟的圣人之学。
或许有人即便承认“良知”存在是客观性的，但认为“良知”之特性和能力却无法摆脱“客观性危机”。依据阳明所说：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全社会有识之士都乐于进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开发。所以要集全社会力量，以保障资金到位。
三、阳明心学的客观性问题之澄明
“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四句教”说和“心即理”说等无疑是阳明心学的理论内核，同时也是争议不休的重大义理问题。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具有真实的客观性质。
阳明心学的客观性问题，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持续不断地被提出，其原因大概有四：第一，阳明心学的话语方式给人一种主观主义、唯心论的形象，容易诱使大家仅仅从主观心理或道德经验的层面理解。譬如说，“心”“良知”“虚灵”等概念都具有浓郁的心理学或日常经验的意味。第二，程朱“理学”具有显著的客观性质，而阳明在批判程朱“理学”的“以心与理为二”的“支离事业”时难免矫枉过正，过多强调“心”“良知”和“意”等概念的主体性方面，同时较少强调“理”“性”和“物”的客观性方面。比如，阳明把“知”界定为“意之体”、把“物”界定为“意之用”，致使“物”从根本上沦为主观的“意”所产生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再具有任何客观的性质。第三，主体性和客体性是相互对应、彼此对待的概念，阳明心学前所未有地凸显了道德的主体性，从而倒逼人们清楚、明白地觉察到了道德、社会和宇宙的客观性方面，这就强化了儒学内部向来存在的客观性问题。第四，客观性概念最初来自西方哲学，我们对它的理解往往仅限于极其朴素的、生活常识的层面，这就阻碍了我们对阳明心学的客观性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如上文所述，在阳明心学那里，“心”不仅是主体性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能力，还是客观性的道德根据和道德准则，即道德之“理”。因此，“心即理”首先从道德形上学的立场肯定了“心”同时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实体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心-理是实体性的客观存在。
“心之本体”是“良知”，可以说，“良知”说是最容易引起客观性危机的心学理论，所以我们就重点分析“良知”的客观性问题。
阳明把孟子的“四心”归结为“一心”，即“是非之心”。“是非”就是“好恶”“大规矩”，因此，“是非之心”就是道德根据、道德准则。把“是非之心”视为“良知”，又把“良知”视为“心之本体”，阳明更为具体地论证了“心”是道德主体、道德准则、道德判断力，更准确地说，是道德的终极根据，是整个心学大厦的形上学根基。而如此这般的“心”恰恰又是包括理学和心学在内的整个宋明儒学所阐发的“理”或“天理”。
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注]《全集》卷8，第279页。
由此可见，“良知存在是先天的、内在的。并且良知既是行为的道德准则，更是‘自家准则’ ”[注]吴震：《精读》，第110页。。
康川司法所被置于康川街道办事处内，有助于司法所工作人员及时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了解被矫正人员的日常表现，开展相应的社会调查和评估工作，以及邀请他们协助其他社区矫正工作；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管理模式从一元化结构向二元化结构转变、政府与社会共同进行社会管理的局面，体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株高和茎粗是衡量棉株健壮程度的重要指标[18]，适宜的株高有利于棉花株型改善，棉株主茎粗，则生长健壮，输导和贮藏养分的能力强，为高产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19]。田又升等[20]研究表明，棉花的株高和茎粗随干旱胁迫的加强而下降，本研究中轻度水分胁迫株高高于常规灌水，茎粗低于常规灌水，可能的原因是M3W2模式较好地发挥了间作效应，高位作物遮荫使低位作物生长环境发生变化，而作物形态具有可塑性，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会在形态上产生相应的响应机制，表现为株高增加，茎粗减小[21]。
可见，阳明认为“良知”是“自知”的。由于“良知”是“天命之性”“心之本体”“自然昭明灵觉者”，所以无论意念之发为善为恶，“良知”无不“自知”。
“良知”不仅“自知”，而且“独知”。在阳明看来，“自知”和“独知”是“良知”最为本质的属性和能力。阳明此说无疑是深刻的、独到的，却招致很多批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真分析阳明此说的真实理论意图、理论前提和理论使用范围，以便澄清它所遭受的批评是否合理。毫无疑问，“良知自知”“良知独知”是“心即理”说的必然结论，也是“心之本体”的自然属性和固有能力。我们知道，阳明心学的“心”既是绝对的道德主体和道德能力、又是绝对的道德根据和道德准则，那么，“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当然是人类一切行为活动的唯一道德裁判和纠偏主体，这就是“良知自知”所表明的“良知”在道德评判过程中的唯一性、独立性和即时性的特征。总而言之，“良知自知”“良知独知”说阐发的是个人良知与个人纯粹的、未行的意念之间的裁判、规范和约束的机理，论证具体个人如何“致良知”的工夫问题。如果从“良知自知”“良知独知”说引出阳明心学的客观性危机，那倒是无视“良知自知”“良知独知”说的前提和使用范围而产生的误解；换言之，如此这般的客观性危机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阳明在这里谈的只是“良知”对意念的裁判、规范和约束的工夫问题，这是一个与客观性丝毫无涉的单纯的主观性问题。
具体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途径实现：其一，在掌控预算执行力度的同时使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预算的执行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对预算进行检查、修订和调整。其二，在对预算工作细化的同时进行相应的职能授权，应适当授权于职能部门酌情处理。其三，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预算制定的不合理，规范相关财务部门的预算编制标准，避免部分人员违规操作，增强预算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其四，在发生重大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事项时，适当调整预算编制，始终铭记预算是为了实现国土资源的合理规划。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注]《传习录》中《答聂文蔚》，第179条，转引自《精读》，第151页。
正因为“良知”当下地、整全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所以任何人都当下足具地、完完整整地受有圆满无缺的“良知本体”。这就如同“月印万川”的情形，“万川”无不当下足具地、完完整整地受有圆满无缺的“月之本体”一样。正是在此立场上，阳明认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但是阳明同时强调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现成地就是圣人，而是存在着圣愚之别，其原因大概有二：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注]《传习录》上，第99条，转引自《精读》，第146页。
(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未有不自知者。[注]《全集》卷26，第971页。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139条，转引自《精读》，第150页。
2.2.1 TPGS-CS胶束的制备 称取TPGS-CS 50 mg，置100 mL烧杯中，加入25 mL水，搅拌溶解，完全溶解后，加入1 g/L的PTX三氯甲烷溶液2 mL，用细胞超声破碎仪超声10 min（170 W，冰水浴），完全乳化后，室温搅拌挥干氯仿。0.45 μm微孔滤膜滤过后，液体于4 ℃保存备用或冷冻干燥，即得。
可见，圣人是“道心惟微”，愚人是兼具“道心惟微”和“人心惟危”。如此我们就会明白，在阳明心学中，虽然工夫至为“易简”，却至为关键。因为只有通过工夫，才能去除“人欲之杂”，才能“致其良知”。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圣人致其良知的客观结果是什么。我们认为，就个人方面而言，成就圣人之为圣人，就社会历史方面而言，可以概括为“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德”和“立功”暂且不论，在这里我们专门谈论“立言”。所谓“立言”，就是圣人所写或记录圣人言行的“经书”，就是“圣人之学”。依据阳明所说，圣人之心“纯乎天理”，圣人“能致其良知”；换言之，圣人不被“物欲遮蔽”，能够直观通达“心之本体”。因此，“圣人之学”就超出了个人观念或主观思想的界限，实质上成为对心-理的洞悉、揭示和阐发。根据阳明心学的基本义理，“圣人之学”就是对“天理”的揭示、表达和彰显。如此一来，“圣人之学”作为圣人致其良知的结果，就是客观性的学问，而且是西方哲学中最严格、最全面、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客观性”的学问。
许多企业不太重视建筑工程的竣工阶段。事实上，完成阶段并不意味着整个项目的结束。在这个环节中，我们还需要注意项目成本的管理和控制。在项目结算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因此，在项目成本的动态管理中，7月需要严格处理和保存各种数据和文档，以便在数据出现问题时，能够立即找到源文档进行审查和验证。另外，施工单位应做好最后的总结工作，对施工全过程中的各种材料进行整理归档，供以后参考参考。
上文已述，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客观性不仅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思想所把握的事物自身。也就是说，“圣人之学”不仅是我们对 “心之本体”“良知本体”“心即理”的思想认识，而且是“心之本体”“良知本体”“心即理”的自身，所以“圣人之学”是客观性的思想，它同时确证和表现“心之本体”“良知本体”“心即理”的客观性质。
最能够体现阳明心学的客观性的，无疑是“万物一体之仁”说。从整个阳明心学体系来看，“万物一体之仁”是最高的，因为它是“致良知”的最完全、最彻底的实现，而“致良知”是“心即理”的理论归旨，而“心即理”是整个阳明心学的道德本体论和形上学根据。从“境界义”的立场说，“万物一体之仁”也是最高的，它实现了阳明心学的“心性论”“价值论”和“宇宙论”的完美统一。从本体论上说，“万物一体之仁”仍是最高的，它实现了道德主体性与历史客观性、个体性与社会性、人之内在性和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有机统一中，主体和客体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客观性不证自明、确凿无疑。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实施片区大多分布于干旱半干旱区域，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在400 mm左右，水资源条件并不丰沛，生态较为脆弱，项目的推进与实施应综合考虑当地水资源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表水、地下水。
在儒学发展史上，“以孔子的‘践仁知天’、孟子的‘万物皆备’为主要表述形式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观念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明确提出‘万物一体’思想的则是程颢”[注]③ 吴震：《精读》，第62、183页。，阳明继承孔子的“践仁知天”、孟子的“万物皆备”，尤其是直承明道的“万物一体之仁”，在自己的心学框架下建构了 “万物一体之仁”理论。阳明说：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142条，转引自《精读》，第162页。
阳明径直以“心之本体”之体现的“圣人之心”统摄天地万物，使它们在道德形上学的高度合为“一体之仁”。而对于现实中存在的“物欲之蔽”“人己之分”“物我之间”，阳明则通过“圣人之教”来加以克服和消除。在此基础上，阳明认为“万物一体之仁”乃是“三代”才具有的完美的社会状态。对于三代以降的“王道熄而霸术昌”“圣学既远”，阳明要求立足于“万物一体之仁”加以批判和反省，通过讲学以弘扬“圣人之教”“觉民行道”，进而实现 “内圣”(“明明德”)和“外王”(“亲民”)的统一，即“止于至善”。
综合起来说，“万物一体论成了儒家有关构建理想社会的一项重要理论表述，它既是一种哲学观念、价值关怀，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实践理论。万物一体论所蕴涵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一体同在、和谐共存的思想意蕴，对于当代社会而言，无疑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③。“万物一体之仁”是“圣人之心”“圣人之教”“圣人之治”的圆满实现和至善境界，这就是圣人的“立德”“立功”。“万物一体之仁”作为圣人之德、之功，就是要以仁爱作为天地万物之根基和纽带，以仁爱作为宇宙存在的本原和根据，实现心性论、形上学与宇宙论的有机统一。因此，“万物一体之仁”具备最高意义上的客观性本质，是最高层次的客观性存在。
四、结论：道德主体性与宇宙客观性乃一体之两面
在做出结论之前，先回应两个针对阳明心学的客观性的典型质疑，以完善和强化我们对阳明心学的客观性的论证。
劳思光说：“此固透露阳明以为一切客体依于主体之义，然未详说。毕竟阳明如何解释‘世界’之建构，仍可视为一未作决定之问题。”[注]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3页。依据阳明心学体系，我们认为“心意知物”说、“我的灵明”说、“万物一体”说等已经在“心本原”的基础上系统地解释了“世界”之建构，而且是在康德以及黑格尔意义上的客观性的“世界”之建构。如果说阳明心学没有承认自然界所谓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观性，那么“南镇观花”案就有力地表明：所谓客观地独立于人而存在的 “物”，只有经过“心”的确证才能成为客观性的存在；否则，任何“物”不仅无法证明其存在，而且对人来说是莫名其妙的未名之物。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说，任何事物甚或宇宙总体的存在，就它自身说本来只是“自在存在”或“潜在存在”，只有经过“心”的认知和建构，它们才能实现为“自为存在”或“现实存在”。阳明心学深明此理，“心即理”“心外无物”正是从道德形上学角度阐发了此理，“南镇观花”案更是具体、形象地例证了此理。纵观西方哲学史，即便是唯物主义派别，也绝不是关于所谓纯粹的、客观的、与“心”丝毫无关的物质的学说。
还有一种质疑是就阳明的“良知自知”“良知独知”“良知内在”“他人莫知”等表述而提出的。上文论述“良知自知”“良知独知”时已经澄清并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需要补充的是，“良知本体”是普遍的、必然的，也就是客观性的存在。圣人的“三不朽”就是“心之本体”“良知本体”的对象化、具体化，它不仅具有客观性、对象性，而且具有具体性、规范性。因此，在实践或行的结果的意义上说，“良知自知且他知”“良知独知且众知”“良知内在且外在”“他人能知且能管”。因此，任何人的任何意念，一旦实践或行出来，那么任何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圣人的“三不朽” 对其是非善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
看来真实的情形是，与其说阳明心学存在客观性问题，不如说我们对客观性理论的理解存在问题。大家往往局限在从朴素唯物主义的经验常识层面理解客观性概念，认为客观性事物就是在我们主观意识之外的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而没有在康德、尤其是黑格尔所概括的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把握客观性理论。在全面深入理解客观性理论的前提下，若能够透过阳明心学话语方式的表象而洞悉阳明心学的义理要旨，那么我们认为，阳明心学确实具有严格而深层意义上的客观性本质。
但是应该指出，道德理论是一回事，道德实践是与之不完全相同的另外一回事。尽管阳明心学具有真实的客观性质，但是在道德实践过程中较程朱理学确实易于产生“玄虚而荡”“情识而肆”等流弊。正是鉴于此，阳明后学以及晚明思想出现的知识化趋势、政治化趋势、宗教化趋势[注]吴震：《精读》，第243页。可以被认为是从不同方面对阳明心学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流弊的治疗方案，至于这些治疗方案在何种程度上解决问题而又在何种程度上将阳明心学引向歧途，则需要另文讨论。
拿黑格尔哲学类比而加以总结的话，我们认为：“心即理”“良知本体”“四句教”等理论类似于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学”，它们侧重于道德主体、道德原则、道德根据的确立和建构，是心性本体论或道德形上学。“克念”“慎独”“格物”“诚意”“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理论类似于黑格尔哲学的“主观精神”，它们侧重于个人的道德意识、成德工夫，是带有主观性质的道德精神；“圣人之学”、社会秩序、文化制度等内容类似于黑格尔哲学的“客观精神”，它们侧重于从“内圣”通达“外王”、从“明明德”通达“亲民”，实现社会美好、政治正义的至善和文化道统的昌明恒照。而“万物一体之仁”类似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它实现了道德主体和宇宙万物的统一，实现了个人成德和社会政治至善的统一，实现了良知恒照和圣学昌明的统一，实现了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通过对阳明心学重要理论的阐释，我们发现，尽管它的话语方式易于产生主观性的形象，但其实是一个严密的、具有高度客观性的思想体系。如果我们借助于西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关于客观性理论的阐发，我们就能够非常容易、非常肯定地指出阳明心学的这一客观性质。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9)01-0014-07
作者简介：王广杰，哲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四川成都 610074)。
责任编辑：耿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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