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有序化是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作为社会有序化的重要辅助手段,民间信仰对受众群体的言行举止和心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乡村社会的秩序维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地笋为例,对地笋民间信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进行探讨,既是我们了解地笋社会传统与文化的重要途径,又可以借此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地笋民间信仰运行的方式及其组织形式,从而为其他有需要的社会组织提供借鉴意义,为社会的有序化做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地笋苗寨;民间信仰;社会有序化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间信仰被视为封建迷信在破“四旧”中被“扫地出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行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民间信仰再次复兴,各种民间活动又迅速活跃起来。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风生水起,特别是对民间信仰的内涵、特点、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备受推崇,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偏误即在学习某种新知识时以往已经掌握的一些技巧在新的学习环节中产生的既有影响。此处以2012年暑期在四川民族杂居区举办的国培和省培计划中开展的到当地口语和笔试试卷摸底以及培训后的现场测试为例,分析乐山地区平翘舌的偏误。
民间信仰之所以能够在遭受重大打击后还能复兴,是因为它们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便利,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加强民间信仰维护社会秩序功能的研究,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地笋作为一个从周边移民来的苗族村寨,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稳定发展,除了来自国家制度的制约外,民间信仰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本文拟以靖州地笋为例,通过对地笋苗寨民间信仰的运行情况的分析,从而探究民间信仰何以能够实现对地笋苗寨社会的有序化。
一、地笋苗寨民间信仰
地笋位于靖州县三锹乡的东部,是靖州三锹乡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村。靖州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历史上拥有广阔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从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各地的移民。在这里移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这么一个来自于不同群体的村落,在对资源利用与分享的问题上,是靠什么来让人们不产生分歧,村民行为又是靠什么来规范的,是怎样一种力量在组织着这个社会群体,带着这些疑问本课题组对地笋苗寨展开了实地调查。
地笋苗寨民众在“万物有灵”宗教信念的影响下,产生了自然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信仰,在地笋田野调查中也能看到各种信仰的行为仪式。
(一)地笋苗寨居民心目中的万物有灵
1.地笋苗寨的民间信仰规范聚落资源利用与分享
地笋苗寨的万物有灵并非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是附有精灵的。而是一种敬仰自然、尊重自然、崇拜自然的观念。如地笋村民认为古树古井等时代比较久远的自然物是附有精灵的,因为这些古老的东西承载着地笋的历史,蕴含着地笋人们所创造的文化。这种并非万物都附有精灵的万物有灵观念,是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产物。人们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面通过“万物有灵”来满足自己各种社会需求的。
基于以上特点,本文提出一种适合于红外条件下的基于椭圆拟合的快速瞳孔定位改进算法,瞳孔定位过程如图3所示。
“媒介”一词,最早出现于《旧唐书﹒张行成传》中“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这里指的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英语中媒介(Media)有介质的含义。麦克卢汉在《媒介即信息》中指出“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改变人类与社会的关系。
如在办事过程中如果不顺利,遇到困难时,需要请求神明的帮助。访谈对象陆湘之提供资料:“我父亲十几年前去砍树,当时把一颗古松树的周围都砍了,按理说树要朝重心的方向倒。但却不然,它一直在转动,就是不倒。我父亲就知道这是因为这颗古松树上附有神灵,此时需要用人身上的血去祭祀神灵方可将树砍倒。于是我父亲用手指掐出三滴血粘外衣上,并包上石头往需要树倒的方向扔,树就往那个方向倒了。这充分说明了这颗古松树是有灵的,所以我们对这些自然物都要有一颗敬仰的心态。”①[注]①资料源于地笋苗寨村民陆湘之口述提供。
地笋苗寨居民普遍持有敬奉祖先能庇佑后世的观念,苗族一直以来流传着最隆重的祭祖活动—祭祀蚩尤。村民家庭也都在堂屋上方设有神龛,安上“×氏宗祖之位”,每逢初一十五、过年过节喜庆日子,都会祭拜祖先艰苦创业、含辛茹苦养育儿女之深恩,并祈求保佑子孙平安顺遂,家道兴旺。在四月八、苗年节等重大节日首先也会祭拜祖先。在当地流传着“古一古二吃牯脏,三十三锹开茶房”的歌谣。吃牯脏,就是每年立冬后逢子日的一天,杀一头牛,将牛头和四只牛脚摆在堂屋里祭祀祖先。祭祀时,由本族苗老司念祭词,随即念已故祖先的人名。这种种行为都是崇拜祖先的表现。
(二)地笋苗寨居民的自然崇拜
地笋苗寨的自然崇拜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主要是指人们对自然现象,包括自然力、自然物等的崇敬,他们认为村落周围一些特定自然物是附有灵魂的,如土地、山石、古树古井老藤等。在平时生产生活中遇到事情,害怕会出现坏结果,想要规避风险时,地笋村民会采取信仰这些自然物的方式来规避风险。
村民丁思银口述:地笋苗寨有这样的风俗,自家要动屋前屋后的土地,恰逢附近村民家里又有孕妇,就必须和土地神进行沟通,否则土地神便会因受到惊扰,而把愤怒发泄到孕妇身上,致使堕胎。大概六年前有村民不听劝阻,就遭受了处罚。于是前两年,我家修屋要动土,也正好遇上领居家有孕妇。我请来了吴展发师父和神灵沟通。吴展发把祭品摆上,酒倒好,香点燃插在准备要动土的地方。嘴里开始念词:‘我要动这块土了,还烦请土地老爷移步它地,待这边完工,再请您归位。感谢土地老爷。’从吴展发师傅的嘴里说出来此段话,神灵能够听得见,他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吴展发能从纸身上看出土地老爷有没有接受请求。据吴展发师傅介绍如果纸钱在无风的情况下也飞动起来说明土地神还没有答应请求,仪式还得继续。直到纸钱正常,方能放心动土。本次仪式中神灵最后答应了请求,顺利完成了动土工作。”②[注]②资料源于地笋苗寨村民丁思银口述提供。
(三)地笋苗寨居民的祖先崇拜
泰勒认为灵魂是从原始人解释睡眠、梦境、幻觉、死亡等现象的需要而产生的,进而认为灵魂是有活力的,可与肉体分离、永远存在的实体,并且是个人生存的载体[1]。灵魂观念由此产生,而基于灵魂观念之上的对死者的祭祀逐渐发展成为祖先崇拜。
在前述筛选的基础上,利用离体叶片法,研究了具有强拮抗作用的2个菌株(ax2和DH20)对菌核病的离体防效,2株菌株的发酵液对菌核病均有不同的防治效果。如图3所示,DH20和ax2均有拮抗作用,但从离体叶片菌斑大小和对峙实验来看,防治效果较好的是ax2(图3)。
(四)地笋苗寨居民的图腾崇拜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认为,图腾崇拜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里,认为在一个社会群体与物质对象(特别是动植物的)一个或多个分类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2]这种联系往往是血缘关系,被认为是氏族的亲戚或祖先。地笋的牛崇拜也是图腾崇拜的表现之一。一来到地笋苗寨,无处不在的牛头标识会出现在你面前,在老寨门处,你就能看到牛头安在寨门最中间的位置,新修的表演场,同样能看到牛头的标识,再仔细观察后,发现很多农具上面也标有牛头标识。通过访谈了解到,这是因为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牛是最伟大的动物,牛在地笋村民心目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传统的农耕区,地笋的苗家人自古以来就离不开耕牛的劳苦和陪伴,耕牛吃的是草,却为山里人民提供了无怨无悔的劳动。为了感谢它们为人类所付出的劳动,特意将四月八日定为“牛王节”。这一天,耕牛不耕田,享受休息的待遇,同时还要以米酒稀饭来犒劳。而且锹里地区还有迎春牛的活动,牛头用竹片和纸皮扎制,牛身和牛蹄用黑布缝制。一人舞牛头,一人舞牛身,另一人扮农夫,手执犁杖跟在牛后。春牛在锣鼓声中有节奏地表演“吃水”“过坎”“斗角”“洗角”等动作,边演边唱:一来风调雨顺,二来地肥土沃,三来三阳开泰,四来四季平安,五来五谷丰登……”。
二、地笋苗寨民间信仰促进乡村社会的规范
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对社会的控制功能主要体现在民间信仰能够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并不成文的程式化规矩属性,对其信众群体的行为和意识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3]也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某些传统伦理文化内容,规范着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价值取向。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巩固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是民族凝聚力、社会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社会和谐的重要推动力[4]。”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地笋苗寨的民间信仰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文化策略,主要围绕地笋苗寨生存资源的有序化利用而展开的。
(一)地笋苗寨的民间信仰规范策略
“万物有灵”的学术概念最先来自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泰勒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释“万物有灵”,他在文中论述到“我们看来没有生命的物象,例如,河流、石头、树木、武器等等,蒙昧人却认为是活生生的有理智的生物,他们跟它们谈话,崇拜它们,甚至由于它们作的恶而惩罚它们[1]。”这里的“蒙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时期的先民。泰勒在他的论著中说到“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山岳、每一面峭壁、每一条河流、每一条小溪、每一眼泉水、每一棵树木以及世上的一切,其中都容有特殊的精灵[1]。”
地笋苗寨有吴、丁、何、刘、潘、杜、龙、龚等十多个姓氏,其中以吴姓为主。不同的姓氏来自不同的群体,那么大家是如何解决资源利用与分享的问题的?这便要来谈谈合款①[注]①锹里苗族自己形成的一套缜密和严格的社会组织形式。中与民间信仰紧密相连的立誓仪式环节。合款内容很广泛,包括当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婚姻,习俗等各个方面的规约,历史上对维护苗区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生命的孕育,离不开羊水、奶水的给养。心灵的慰藉,一缸清水就能抚平波澜。人养清水,清水养心。养一缸清水,就是养一颗心——素净,闲适,波澜不惊。
最初的款词只是一种口头约定,后来才逐渐形成比较严谨的文本。立款的时候要宰生鸡而誓志,饮血酒以盟心。合款的时候更加神圣,合款通常三年一次,合款时要焚香化纸,由款首站在款坪中央行祭祀礼,焚香化纸祭酒后,念款坪辞。念完款坪辞后,再阐明合款内容,请求参加者表达各自的观点和态度。之后各与会代表成员们走向款坪中央,或表示赞成或表示补充、修正,一旦意见统一,大家端起手中的牛血酒共同一饮而尽表示合款结束,依照而行。饮下血酒(立小款的时候是饮鸡血酒,合大款的时候是饮牛血酒)之后,就代表立誓完成,大家便都不敢违背誓言了,因为违背誓言不仅要受处罚,甚至会受到先辈神灵的惩处,直至死亡。
对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估,评估方式为建立多个子算法加权得分,而得分最高的方向即为当前行动的最佳方向,下一步向该方向移动,为局部最优策略。由于不同子算法之间评判标准的不同,可能出现相互干扰,甚至相互对立的情况,同时不同时期受到的影响也可能不同,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调整数字权重以及子算法权重完成优化,找到较好的评判标准,提高胜率。
为什么饮血酒能有这个效果?这便是民间信仰的作用。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杀牲其实是为了警示村民,如果违背誓言就会和所杀之牲一样,遭到杀身之祸。同时杀牲也是在对神灵进行祭献,希望得到神的庇佑,而且神因此也可以对立誓人进行监督,在立誓人违背诺言后有权利无条件对其进行惩处。至于为何立小款和合大款的时候饮血酒有所区别,款首这样解释:牛血比鸡血在地笋村民心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所起到的约束作用更大;苗族是蚩尤的后代;且地笋作为传统的农耕区,自古以来就离不开耕牛的劳苦和陪伴,所以牛的地位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2.民间信仰成为地笋苗寨阻止外来力量掠夺资源的文化策略
地笋人民在处理好了自己内部资源共享与利用问题的同时,又是怎样维系聚落社会稳定,怎样增强力量阻止外来人对资源的掠夺问题呢?上文所述合款立誓环节即也有对外抵制侵略,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
从中可以看出正因为大家通过宰牲鸡而盟誓,饮血酒以盟心,所以大家都齐心协力,一致抗敌,保护了村寨安全。
吴珂琦等[3]等利用改进Hummers法制备氧化石墨烯材料(GO),以GO为载体,通过溶胶混合法成功制备TiO2/GO复合催化剂,探究TiO2/GO复合催化剂的浓度对罗丹明B(RB)模拟废水吸附性能以及光催化性能两种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紫外吸光度554 nm处罗丹明B溶液的脱色率和总有机碳(TOC)去除率分别达到99%以上和 66.72%。
另清康熙十六年(1678年),锹里万财寨潘梅台父子勾引茶塘关防兵入寨,索取钱财,欺压良民,众款得知,根据款约规定将潘梅台父子在双江鹅风款场沉塘溺水而死[5]。清乾隆元年(1736年),上锹滥泥冲寨龙起美勾结贵州锦屏县亮寨之匪盗入寨,昼伏夜出,偷盗高坡寨张家之耕牛,为款获知,24寨款众将龙起美押至牛筋岭款场。一户派一人带一小捆干柴,其家属亦须参加,按款规将龙起美斩首后焚烧,抛骨灰于污泥中[5]。另有黎平县大稼乡碑嗟村乾隆十四年(1749)立的“翁九塘”中沉水碑中有关抵抗外来之侮的规约记载:
务须击鼓同响,吹笙共鸣,同舟共济,痛痒相关,一家有事,阖里其援。倘遇外来之侮,阖里应齐心以击,尤对客家与苗家,更应合力以抗之。①[注]①资料为整理黎平县大稼乡碑嗟村乾隆十四年(1749)立的“翁九塘”中沉水碑所得。
一般来说,绿地空间对房价的影响遵循距离衰减规律[7],并且绿地对房产价格的增值作用存在着影响范围.欧美城市绿地对房产价格的增值效应存在于距离绿地100~500 m的范围内[9].国内城市绿地对房产价格的影响距离普遍大于国外,综合来看,最大影响距离为1 200~3 000 m[16,21,24-26].
三锹各寨里长约集,宰牲鸡而誓志,饮血酒以盟心。计照规约于后:
据清代款坪辞记载,锹里牛筋岭在集众款喝血酒盟誓时,立遇盗匪入侵,向四周各寨求援。“无规矩不成方圆,我等大清子民,上有国法,中有司主乡规,百寨苗侗当自立民约以规范民俗乡规。凡我四十八寨锹民必遵从之。想我锹民先祖,元明至今,已历几百年,开山造田,种山栽树,只为子孙温饱。而诸寨苗侗,地处靖州西界边陲,两省交界之地,山高路险,政令难达。而各地滥民对我锹民成果虎视眈眈,每有侵夺,亦且伤及人命。现集众款,血酒盟誓,凡我合款之寨,遇盗匪入侵,立即向四周各寨求援。若有闻警不救者,每次罚银五两[5]”。款词中特别强调到,血酒盟誓……若有闻警不救者,每次罚银五两。清代时期,一两银子差不多能购买一石大米,五两银子算起来是比较大的惩罚了。在村民心中罚五两银子是轻,饮过血酒盟过誓是重。如果违约是要被祖先神灵惩罚的。正因为有了这个饮血酒盟誓,地笋村民任何一寨只要收到求援警报,绝对不会害怕惹事上身而怯退,而是奋力相助,这便很好地抵抗了外来的侵略,维护了村寨的稳定。
3.民间信仰规范地笋苗寨社会组织
所以如今在陶瓷艺术对公共空间的介入,不仅仅传承了古代中国文化中的仪式感和宜物精神。更是在丰富人们的视觉,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的同时,为公共空间的动线起到引导的作用,并且为人们提供一个相遇的契机和互动的机会。
在地笋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融洽的,秩序非常稳定,家族中谁有困难了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齐心协力互帮互助。是什么维系了这种稳定,维护了这种秩序,不得不说民间信仰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地笋苗寨民间信仰的促进作用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祖先崇拜起到尊老育幼、和睦相处的整合功能。地笋社会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局面,家庭的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一个家庭如何来维持内部秩序,民间信仰中的祖先崇拜起着重要作用。祖先崇拜在地笋是最常见的信仰表现形式之一,村民认为祖先能保佑自己的后代,这还要以后代让祖先满意为前提,为了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后人必须敬奉好祖先,这也要求老人在世时就要对老人尽孝。如果对祖先有不敬行为,还会遭到祖先神的惩罚。因此,地笋苗寨家庭都安有家先,设有神龛。通过祖先崇拜中种种祭祀活动和对祖灵的敬畏强化了村民的敬老意识。另外,在地笋,也不存在很突出的家庭矛盾和纠纷问题。“家和万事兴”、“父子同心,黄土变黄金”等是地笋广泛流传的民间俗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矛盾也有,但一旦发生矛盾冲突,村民往往会用“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吵的,丢老祖宗的脸”等一系列观念来化解。由此看出民间信仰早已融入人们的观念和生产生活当中,成为人们行为处事之本。
1.民间信仰中的祖先崇拜有着情感寄托的功能,而正是这种寄托增进家族的感情交流,为家族稳定提供保障
地笋居民对一起生活过的近祖总是充满怀念,因为老人在世时与人们共同生活,有着共同的经历,建立了感情纽带,这种纽带联结着老人和其家人,把亲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老人去世后纽带联结并未随之而结束,依然存在。老人去世后家族亲人会从各地赶回来为老人送行,清明节都会约好回老家扫墓,每逢祖先生辰、祭日都各自祭祀祖先等上述行为即是明证。这些行为成为家族间感情交流的桥梁,为家族稳定奠定了基础。
2.共同信奉“子孙桥”与“改关煞”增强村民的凝聚力
所谓关煞是指人的生命历程中要经过的劫难。有的劫难仅靠人自身的力量难以克服,必须借助神力的帮助方能克服和度过,所以由命理先生根据生辰八字推出所犯关煞之后确定破除办法。犯短命关的要修路或多架桥;到了中年不育或不生男孩,便在大路经过溪沟之处修桥,或在坳头行人歇息处安懒板凳,栽阴凉树,并修起土地屋,以“修阴功,积阴德”感动神灵而赐男女。不管是改关煞还是积阴德修建的桥,一旦修起来,家族的人员便每年年三十晚上都会去祭拜,以表示感谢。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基本每个家族有一个桥,是祖先修起来的,大部分人称之为子孙桥。正因为这座桥当时起了作用,所以自修建起来家族人员每年过年或者是节日喜庆之时都会去祭拜。祭拜土地的主要祭品一般有酒、肉、水果和糍粑,祭拜的时候通常要上香、点蜡烛、打爆竹。而正是这种共同信奉子孙桥的同族人员,在信奉和祭祀过程中加强了内部沟通,交流了感情,升华了情感,提高了内部凝聚力,进而为家族稳定提供了进一步保障。
3.重大节日活动把异姓村民团结在一起
②经测算,吨煤风选加工费为5.5元/吨。扣除加工成本,依实际产量5.8万吨/月计算,每月可增加经济收益约67万元。按照全年70万吨产量计算,年可增加收益约804万元。
地笋是一个多姓氏聚居的移民村寨,在姓氏这么繁杂的村寨中,怎样维持姓氏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一个大的难题,而地笋却把这个难题解决得很好,这其中民间信仰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地笋苗寨,民间信仰贯穿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在各种节日风俗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将举两个重要的节日加以具体阐述,而在这两个重大节日中表现出的民间信仰为异姓之间的团结提供了保障。第一,四月八姑娘节。此节日源于宋代,据清乾隆《侗溪纤志》《靖州乡土志》记载:相传宋代杨家将后人杨文广奉旨南征,兵败被囚,狱中生活甚艰,亲人探监所送食物被狱卒抢食。见文广一天天饥瘦,气息奄奄,亲人甚急。其妹更是愁肠百结,日夜操心,思得一计,将能挤出黑汁的树叶采摘回家,捣烂取汁过滤,用糯米浸泡于黑汁中一夜,用甑蒸熟,白米就变成了黑饭。狱卒疑黑饭有毒,便不再抢食。杨文广遂得以饱餐,身体渐复。兄妹二人里应外合,于四月初八这天,越狱逃出,而其妹杨金花却在救援中牺牲。为了纪念女英雄杨金花,每年四月初八,杨姓家族便把出嫁的姑娘接回娘家,举行庄重的祭拜祖先仪式,全族共吃乌米饭,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形成了四月八姑娘节。在四月初八这天,人们穿上盛装,唱着山歌,跳着舞蹈,在表演场举行祭天地,祭祖先,祭英雄,祭神灵等活动。另外一个重大节日便是苗年节,“苗年”对于苗家,是庆祝丰收的日子,是一年里劳作的结束与欢乐的开始。过苗年时,村民同样祭祖先,祭神灵,载歌载舞,歌舞活动可以一直延续到春天“二月二”“龙抬头”。两个节日中祭天地,祭祖先,祭神灵的仪式是最庄严的,这些祭祀仪式由村里最具威望的人主持,摆上贡品,点上蜡烛,烧纸钱。
节日中大家齐聚一堂,通过祭天地,祭祖先,祭英雄,祭神灵等行为搭起了不同姓氏村民间的桥梁。祭祖先是一种追根溯源的方式,通过祭祖能让各姓氏的村民知道大家有共同的祖先,无形中增添了亲密感。而祭英雄能够起到教化人们的作用,在这种祭祀活动中不断强化了人们心目中英雄的地位,从而促使人们努力向英雄看齐,为人们做出贡献。祭天地,祭神灵更是让不同姓氏的人们意识到大家是同生在一片天地之间,有着共同的神灵信仰,受共同神灵的庇佑。这也无形中加强了不同姓氏间的认同感,增强了凝聚力。
三、结语
地笋民间宗教信仰提倡的是有神论,万物有灵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各种信仰。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满足人们心理的,精神的和各种社会需求,为人们的生产生活保驾护航。这种种民间信仰之所以能经过历史长河的考验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可取代,甚至超越我们的科学道德,超越法律本身。这种民间信仰不仅深深扎入村民的内心,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对地笋社会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更是发挥着稳定而持久的影响。而且还丰富了地笋社会的治理方式,成为村寨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对维护良好的村寨社会秩序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乡村文化的根。“人在做,天(神)在看”是乡村社会人们行为规范的一把“戒尺”,是乡村社会秩序的核心机制。因此,维系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不仅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安排,更需要发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我们不是提倡造神,而是创建一个“有神”的社区,有信仰的乡村,这样才能使乡村更有秩序,走得更长远。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0,519,553.
[2] (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人学版社,2004:157.
[3] 王存奎,孙先伟.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J].民俗研究.2005(6):4.
[4] 安学瓶.非遗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28.
[5] 陆湘之.锹里文化探幽[M].靖州:地笋苗寨旅游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6:13-14.
FolkBeliefs′ImpactupontheSocialOrder:ACaseStudyofDisunMiaoVillageinJingzhouCounty
YU hui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JishouUniversity,Jishou416000,Hunan,China)
Abstract: Social order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social organizations use social norms to constrain the behaviors of their members.A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means of social orderliness,folk belief ha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words,deeds and psychology of the public,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rural society.This paper takesDisun as an exampl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function of folk belief.Not only can we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 and culturals in disun,but also grasp its organizationform and operation way,which can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Keywords: Disun Miao village;folk belief;social ordering
*收稿日期:2019-03-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釆辑、研究与利用”(16ZDA1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俞 晖(1997-) ,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生,研究方向: 民族学。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89(2019)02-0108-05
责任编辑:李学琴
责任校对:李学琴
标签:苗寨论文; 民间论文; 祖先论文; 社会论文; 村民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辑; 研究与利用”(16ZDA157)论文;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