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栻原本继承胡宏之学，但在与朱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思想特别是工夫论发生了多次变化。学界一般将其工夫论分为早晚两期，但考察其晚年更订的《孟子说》的部分内容以及《论语解》，会发现南轩在去世前还有一次较为隐秘的转变。因此其工夫论实际上应该分为三期：早期继承胡宏之学，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中期为“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晚期则为“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关键词]张栻;工夫论;主敬;察识;《论语解》
南轩张栻早年师承胡宏并继承其学，后来在与朱子的交往和论辩中，其思想尤其是工夫论逐渐发生了变化。对此过程，苏铉盛、王丽梅皆有过详细的考察与分析。他们都认为，南轩工夫论有“早期”与“晚期”之不同，其早期以“先察识后涵养”为宗旨，晚期则标举“察识涵养并进”[1](p211-213)[2](p417-424)。他们对南轩工夫论的这种分期，具有重要意义，但他们所引以为依据的，似多是淳熙二年(1175)以前的材料。在南轩短暂的一生中，从淳熙二年至其去世尚有五年，实际上，这五年才是其思想及工夫论发展与变化的真正“晚期”。期间，南轩曾改定《论语解》，朱子曾指出：“敬夫所为诸经训义，唯《论语》说晩尝更定，今已别行。其他往往未脱稿时学者私所传录，敬夫盖不善也。”[3](p3979)可见，《论语解》乃南轩“晚年定论”，讨论他“晚期”的工夫论显然不可不参考此书。鉴于此，本文拟将南轩工夫论分为早期、中期与晚期重新加以探讨，力图对其工夫论之演变及其内在特点作一更为全面的考察。
一 早期：“先察识后涵养”
南轩之师胡五峰有一著名的说法：“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地同矣。”[4](p335)这种工夫后来被概括为“先察识后涵养”，“察识”便是察识良心苗裔，“涵养”则是指操存扩充所察识之良心苗裔。五峰又曾说：“操吾心，谓之敬”[4](p22)，也即认为“敬”就是操存扩充的涵养工夫。不过，五峰虽然重视“敬”，认为敬是“君子之所以终身也”[4](p28)，但他对此工夫并没有详细展开。
南轩早期思想主要继承五峰，但其接受则有一个过程。在乾道二年(1166)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他说：
“齐宣王见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则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匐将入井之时，则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尝试察吾终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诚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疆，变化莫测，而其则初不远也。是乃圣贤所传之要，从事焉终吾身而后已。”[5](p900-901)
这一段乃本于上述五峰“齐王见牛而不忍杀”一段而来，这表明南轩认同和接受了五峰“察识”的教法，即先“察”良心之发见处，后于此操存扩充，此功夫乃“圣贤所传之要”。但在此还未谈到“敬”。
当然五峰此观点在其今存文献中仅此一见，故不知其思想之真相如何，我们亦无证据说南轩此时的发展与五峰这种思想有关。我们只是认为，五峰这一表述蕴含了与朱子“新说”相沟通的可能，也蕴含了南轩此时发展出这种思想的可能(纵使这种可能不是五峰所愿意)。那么我们亦可把此时期南轩的工夫论视为对五峰这一思想的一种“创谓”[注] 傅伟勋的“创谓”(或“必谓”)要求“‘“创造的诠释学家不但为了讲活原思想家的教义，还要批判地超克原思想家的教义局限性或内在难题’……指必须以时代的语言‘说出’原作者乃至历史上的诠释学家所未能说出的话。”参见程志华：《基于开放性的创造性———傅伟勋 “创造的诠释学”的价值》，《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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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四年(1177)朱子在《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与南轩讨论其《论语解》，我们从中可举出两例：
南轩在此除了重申五峰“察识”之教法外，还提到了“敬”之工夫。他把“敬”作为“察识”之后“勿舍勿夺”(亦即操存)的工夫，这就接上了五峰以“操存”为“敬”的观点。同年(1168)他又作《敬斋铭》专门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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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斯人，良心则存。圣愚曷异，敬肆是分。……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顺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临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应若响。而实卓然，不与俱往。动静不违，体用无忒。惟敬之功，协乎天德。嗟尔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察其所发，以会于微。忿欲之萌，则杜其源……”[5](p1309)
此铭虽以敬为中心，但亦可清晰见出湖湘学“察识”工夫的进路。人本有良心，但容易放失，而“敬”正是“持其心”的方法。其中“事至理形，其应若响”是本心或四端随事之发见，“而实卓然，不与俱往”是此本心不随事迁，“察其所发，以会于微”则是察识此四端发见便可把握本心。南轩认为，只有长久地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敬”之工夫，才能杜人忿欲之萌并操存扩充人之“良心”。在此，南轩本于五峰以“操存”论“敬”，并对此工夫作了更为具体细致和切实可行的说明。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到乾道四年(1168)为止，南轩所主张和坚守的是其师五峰所倡导的“先察识后涵养”工夫论。并且，这一阶段他也对五峰的“敬”的工夫的具体内涵作了更为明晰而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二 中期：“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
乾道五年(1169)朱子确立了“中和新说”，并主张“主敬涵养”先于“察识”。但南轩对此并不认同，他依然坚持五峰之学，认为“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3](p1405)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察识到“已发”处的“端倪”，那么主敬涵养就无下手处。
然而不久之后，南轩思想发生了转变。其转变的具体时间，苏铉盛认为无法确定[2](p417-424)，王丽梅则认为在乾道七年(1171)之后[注] 王丽梅：《“己丑之悟 ”新考：张栻晚期工夫论》，《求索》，2006年第4期。其以为是在南轩从临安归家之后，而南轩乾道七年底才到家，因此其说相当于认为是乾道八年南轩才转变。。实际上，我们发现南轩的思想在乾道六年(1170)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乾道六年(1170)五月，南轩赴召至临安。六月，朱子致书提及：
“熹幸从游之久，窃覸所存大抵庄重沉密气象有所未足，以故所发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养本原之功未至而然。”[3](p1051)[6](p238)
在信中朱子批评南轩“涵养本原之功未至”，故庄重气象有所不足，所发也少含蓄。这种批评，其实正是朱子“己丑之悟”后对湖湘学“先察识”一贯的批评。朱子谈到自己“中和新说”的提出，其机缘也是自己修身时同样有这种感受：“直以心为已发，而所论致知格物，亦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于动，无复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躁迫浮露，无古圣贤气象，由所见之偏而然尔。”[3](p3528-3529)朱子进而建议南轩“涵养本原”。由此可知，此时南轩依然持有“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
而在六月底南轩上疏宋孝宗论政之后，他在给朱子的信中说：
“日自省中归，即闭关温绎旧学，向来所见偏处，亦渐有觉，但绝少讲论之益，无日不奉怀耳。”[5](p1095)[6](p244)
而到了约在九月，他又说：
从淳熙元年(1174)开始，南轩工夫论的重点又开始逐渐发生转移。他致书吕祖谦云：
在这段时间里，南轩对自己原本的思想进行了反省，觉察到“所见偏处”与“所讲之偏”。虽然在此他没有具体指出所偏为何，但这明显指的正是早先“先察识”的观点。何以见得？他此信中说：“某近因与乔、潘考究《论语》论仁处，亦有少说，续便录呈。”[5](p1099)而他与乔拱论仁的信正好保留了下来。《答乔德瞻》之两书云：
“看《论语》中圣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迩。循序积习，自有所至。存养体察，固当并进。存养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在主一。”[注]张栻：《答乔德瞻》，《张栻集》，第1180页。系年参见《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110页。然而书中结论“乾道五年(1169)”显为“乾道六年(1170)”之笔误，参见同书第247页之考证可证。
“所谓静思与临事有异，要当深于静处下涵养之功，本立则临事有力也。某自觉病痛如此，不敢不勉，愿与同志者共之耳。”[5](p1182)
南轩在第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存养体察，固当并进”，甚至指出在两者中“存养是本”。在第二书中提出要做涵养之功，临事才能有力。这种观点，已经开始背离五峰“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而十分接近朱子了。到了次年乾道七年(1171)二月，南轩开完经筵之后，朱子在给他的信中就一反上文之批评，而称赞他：“尊兄学问涵养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谈之顷发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3](p1065)[6](p251)但同时朱子又略有微辞：“然近闻发明当仁不让于师之说……此等议论又只似旧来气象，殊非圣人本意，才如此说，便只成释子作弄精神意思，无复儒者脚踏实地功夫矣。”[3](p1057)这种褒贬共存，表明了南轩此时应当处在思想变化的转折期，既放弃了旧说，又未完全摆脱旧说的缠绕。因此朱子一方面褒扬他放弃旧说，而另一方面又批评他还有旧说的残余。并且观朱子批评中用“旧来气象”一词，亦可知南轩此时已经有“新说”了。
南轩新的工夫论主张“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他在乾道八年初(1172)便写成了《主一箴》专门讨论“主敬”的工夫，而在随后几年中也对此展开了更详细的讨论：
完成第三稿之前教师的反馈应更具条理性，从词汇和句式的准确性、内容的逻辑性和语篇的连贯性等方面逐一列出学生的共性问题，结合学生作文中的实例给出修改建议并共享给学生，供学生逐条核对修正自己第二稿中的问题。
“当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则发见必多。而发见之际，察之亦必精矣。”[5](p1184)
“顾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然存养是本，觉向来工夫不进，盖为存养处不深厚，(原注：存养处欠，故省察少力也。)方于闲暇，不敢不勉。”[5](p1133)
“今学者未循其序，遽欲识大本，则是先起求获之心，只是想象模量，终非其实。要须居敬穷理工夫日积月累，则意味自觉无穷，于大本当渐莹然。大抵圣人教人，具有先后始终。学者存任重道远之思，切戒欲速也。”[5](p1162)[6](p63)
“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则苗裔恐愈濯濯也。此话须兼看。大抵涵养之厚，则发见必多；体察之精，则根本益固。未知大体者，且据所见自持。而于发处加察，自然渐觉有功。不然，都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胶胶扰扰，而知见无由得发也。”[5](p1207)
南轩肯定了吴翌主张不察识“苗裔”就难以“涵养”根本的观点；但同时他指出，如果不先培养根本，那么即便有苗裔，也未必能萌芽。因此南轩在此依然坚持两者并重，而实际上“涵养”更重要的立场。同时，南轩也对胡实、胡大时、宋伯潜提出的类似的观点进行了相似的反驳[注]如《答胡广仲》：“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发之中卓然著见。涵养乎此，则工夫日益深厚，所谓存心养性之妙。”《答胡季随》：“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处。”《答宋伯潜》：“若不养其源，徒欲于其发见之际辨择其可与不可，则恐纷扰，而无日新之功也。”分别见《张栻集》第1174、1264、1233页。，此处不再赘言。
南轩这种思想看似是被朱子所转却，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五峰之学，会发现其中亦蕴含着南轩工夫论这种变化的因素。五峰曾经说过：“先君子所谓‘不起不灭’者，正以‘静亦存，动亦存’而言也，与《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遂通天下之故’大意相符。”[4](p116)他把“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与“静亦存，动亦存”相对应。那么，如果把这里的“存”视为一种“存养”工夫，五峰此言就可以理解为无论是“动”还是“静”，都要做“存养”工夫，那么就与朱子“新说”接近了。然而，由于五峰认为“寂然不动”是圣人之境界，那么这里的“静亦存”应当也是圣人之事，如此，则“存”就不是指“存养”工夫，而是指一种状态或境界的“持存”。正如明道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7](p460)这里的“定”就是达道者的状态，而非修身者工夫入手处。
然而，理解为境界与理解为工夫，实际只有一间之隔。圣人境界是“静亦能存”，稍微转换，把此境界作为当下追求的目标，就可以转变为“静亦要存”，那么此“存”就可以变成“存养”的工夫了。
如果从五峰这一句推展开去，一方面，南轩亦可接受朱子在未发之“静”时涵养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未必要像朱子那样将“涵养”与“察识”严分先后，而可以用五峰此处“静亦存，动亦存”的观点视两者为并列的。而我们发现，南轩此时确实接受了朱子“未发”时“涵养”的观点，并且也并未严格划分“涵养”与“察识”的先后，而是主张“并进”。
到了乾道四年(1168)，南轩作《郴州学记》称：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知，在乾道六年(1170)之后，南轩背离了五峰“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并提出了与朱子亦不相同的“存养体察，固当并进”并且“存养是本”的思想。这种思想虽非五峰成说，但亦可在五峰思想中找到可能的来源。
三 晚期：“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一)晚年转向之发端
“某迩来思虑，只觉向来所讲之偏，惕然内惧，不敢不勉，每得来书，益我厚矣。盖诸君子往往因有所见，便自处高，执之固，后来精义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5](p1098)[6](p247)
对于库存会计等管理问题，有3种类型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和净资产。资产会计作为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者，要注重加强财务管理，对于非财务管理方面也要及时解决。这是资产管理的典型问题之一，进行资产盘点的目的是找出真实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固定资产使用效益的深入分析，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在资产结构的绩效评估中存在监管缺口。总的来说，这些根深蒂固的财务管理问题并不能适应改变机构职能的需要。
“某自觉向来于沉潜处少工夫，故本领尚未完。一二年来，颇专于敬字上勉力，愈觉周子主静之意为有味。程子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此意，须深体之也。”[5](p1138)[6](p82)
他在一两年间用力于未发时涵养主敬，颇有自得之感，这种得力之感让他由之前“存养体察”的“并进”开始越来越倾斜于“主敬”(存养)一端。在同年他又说：
这些论述皆清楚地表现了此时他视“涵养”与“察识”并重，同时“涵养”而更根本的观点。而其与吴翌的讨论则最明确地展现出他与湖湘学者的决裂。吴翌指出：“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遽将孰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异闭目坐禅，未见良心之发，便敢自谓我已见性者？”[5](p1206-1207)他坚持五峰的进路，认为如果不先“察识”而把握“苗裔”(指四端)，那么“涵养”则无定向，如此则犹如闭目坐禅。南轩则反驳：
如果说南轩在中期尚只是觉得“先察识”有偏，因此要平衡“察识”和“涵养”，故提出两者并重；而到了此时，则明确否定“先察识”的工夫，认为主敬才是根本。而且在批评“先察识”之后，他亦不再澄清如何正确地“察识”。我们发现从此之后，他确实把工夫的重心落在了“主敬”之上，而很少讨论“察识”了。
(二)晚年对《孟子说》的改动
南轩晚年对《论语解》和《孟子说》都进行了修订，《论语解》在其去世前修订完成，故可以视为其晚年定论，而《孟子说》则只进行了部分改订，内容构成比较复杂，以下简要讨论。
南轩在淳熙三年(1176)修订了部分《孟子说》并寄给朱子和吕祖谦进行讨论，今朱子《答敬夫孟子说疑义》和吕祖谦《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两文保存了部分他改动的章节。经过比照，可以发现今本《孟子说》对应的内容与朱、吕批评时所见基本相同，这似乎表示南轩未接受两人的批评。
但《孟子说》的最大问题在于难以全部确定哪些章节是此时改动的(因为朱、吕二文只保留部分)，而未改动的部分，很可能保存着他早期或者中期的观点。鉴于材料本身的问题，最稳妥的方法，是以朱、吕二文所涉材料为核心，而使用其他未涉及的材料时，则要所有保留。幸运的是，朱、吕二文所涉材料中保存着众多对于工夫的论讨，其内容丰富，足以表现南轩此时的思想走向。因此以下先就这些材料进行探讨。
朱子的信提及至少八章，吕祖谦提及十九章，其分布主要在《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篇。就这些改动的章节来看，完全没有提及“察识”，而主敬的观点则被反复强调。对此可举数例：
1.南轩曰：“彼虽曰不中不才，涵养之久，岂无有萌焉乎哉？如其有萌焉，则养道益可施矣。”[5](p473)
随着我国铁路运输压力逐年提升，为了有效保障铁路运输质量，提升铁路运输效率，做好行车调度工作十分重要。合理的行车调度需要做好列车调整和发送量的控制，促进铁路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以行车安全为第一要素，提升运输效率为宗旨，深化资源配置和调度管理工作。望本文研究内容得到相关企业及铁路调度部门的重视，做好行车调度信息化建设，精细化管理和分配铁路运输计划工作，更好推动铁路运输可持续发展。
他指出人即使不中不才，也可以通过涵养(主敬)而善端复萌，而萌发后，则“养道益可施”，“养之道”正是主敬。因此“主敬”贯穿善端之未萌与已萌，“察识”此善端之萌的观点则未出现。
2.南轩曰：“此章言人皆有良心，能存而养之，则生生之体自尔不息；若放而不知存，则日以斲丧矣，故以牛山之木喻之。”[5](p549)
南轩承认人有良心发见，但是他也不再提察识此良心，而径直说“存而养之”了。
3.南轩曰：“仁，人心也。人皆有是心，放而不知求，则其本不立矣……惟君子为能体是心而存之，存而扩之，本立而道生，故其所进有常而日新，其事业深远而无尽也。”[5](p482)
在此，南轩主张体“仁心”而后存扩，“体”看似与“察识”相似，但南轩在此并未说要“体”良心之“发”，因此“察识”工夫的关键并未点出，故此处难说就是“察识”工夫，而存养扩充的工夫则很明确。
（4）实验考试的开放。通过多种形式的开放式教学，使学生在课堂上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通过开放的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这是实验教学的目的，考试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整个教学过程是开放的，考试也应是开放的。可以通过设置一定的实验内容或题目，而不设定实验步骤，不提供实验指导书，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独立去完成实验内容，写出实验报告。学生最终这门课的成绩，应由理论成绩和实验成绩两部分组成，不同专业，所占比例可以不同［3］。
4.在讨论“放心”之时，更可见南轩工夫论异于五峰教法。
1.“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不同于五峰强调在心放时察其良心苗裔而操存扩充，南轩直接把“造次克念，战兢自持”这种“敬”的工夫作为收放心的根本工夫，并且受到朱子影响，认为“知其放而求之，则在是矣。”[注]此说本于朱子“心操存舍亡，间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则心在是矣。”见《知言疑义》，《胡宏集》，第335页。于是，只要当下能“敬”而操存，此心当下便“在”，而察识的工夫亦似多此一举了。[注]南轩这种观点，恐怕亦受朱子所影响。朱子说：“盖操之而存，则只此便是本体，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义理而不妄动，则所谓寂然者，当不待察识而自呈露矣。”见朱子《答吕子约》，《朱熹集》，第2290页。朱子亦通过“主敬”而消解了“察识”的工夫。
朱、吕二文提及的文献有二十几章，其中约有十章涉及存养工夫，以上只举四例为证，便可发现其工夫论确实偏向了主敬，而淡化了察识。以下我们再就《孟子说》中几个个例进行简要讨论。
1.南轩云：“孟子告齐王，未尝不引之以当道，王岂无秉彞之心乎？则其端倪亦有时而萌动矣。”[5](p551)
此条出于《告子上》之注，但未被朱吕提及。且根据上文，南轩肯定人有良心发见，只是其工夫不强调“察识”而已。这一条虽然提出“端倪”，但是并未强调“察识”此“端倪”。
2.南轩云：“盖大体言之，必尽心知性，而后存养有所施焉。然在学者则当求放心而操之，其操之也虽未能尽其体，而体亦固在其中矣。用力之久，则于尽心之道有所进，而存养之功寖得其所施矣。”[5](p586)
4.培训需求预测分析的方法具有多样性。企业培训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获得准确的培训需求，进而保证培训具有合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此条出于《尽心上》之注，亦未被朱吕提及。此处认为先“尽心知性”才能存养，似乎是“先察识”之义。然而南轩对“尽心知性”解释道“尽其心者，格物致知，积习之久，私意脱落，万理贯通，尽得此生生无穷之体也。尽得此体，则知性之禀于天者，盖无不具也。”[5](p585)这种理解反而与朱子更相似。而从“积习之久”一言亦可看出，这里的“尽心知性”也绝非“察识”良心苗裔。而后面虽说“求放心而操之”，然而根据上文，“求放心”也已经被南轩改造成“造次克念，战兢自持”的“主敬”工夫了。
3) 遥控启动。当主机处于备车完毕状态、控制部位在集控台时，将集控台车钟手柄从停车位置扳向正车(或倒车)任意位置，系统向电喷控制系统发出正车(或倒车)启动指令，由电喷控制系统控制主机正转(反转)启动。
以上我们对《孟子说》进行了讨论，在正面上，指出了南轩晚年所改动的章节中“主敬”的地位大大提升，而“察识”则淡化了；在反面上，也指出《孟子说》中保存的那些看似的中期工夫论的观点，本身亦不够明确。
当然，《孟子说》并非我们论证其“晚年定论”的最终依据。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南轩晚年对《孟子说》的修订约在淳熙三年(1176)与淳熙四年(1177)[注]朱子《答敬夫孟子说疑义》作于淳熙三年(1176)，吕祖谦《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作于淳熙四年(1177)，系年分别参见《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309、89页。，而改动《论语解》则在淳熙四年(1177)与淳熙五年(1178)[注]据朱子《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及南轩《答朱元晦》可知。二书分别作于淳熙四年(1177)与淳熙五年(1178)，系年分别参见《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336、338页。。或许是淳熙四年后，南轩暂时放下了《孟子说》，转而改订《论语解》。《孟子说》最后未能定稿，《论语解》则改定完成。因此以下以《论语解》为中心进行考察。
特高压输电技术，过去，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俄罗斯、前苏联和日本做过这样的工程实践。但是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没有成功，也没有实现商业化运营。2004年，我们联合科研院所、高校、设备制造等160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开展309项重大关键技术研究，连续攻克了特高电压、特大电流下的绝缘特性、电磁环境、设备研制、试验技术等世界级难题。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特高压输电项目投入商业运营的国家，率先建立了特高压技术标准体系，形成特高压国际标准4项，国家标准27项，行业标准23项，不仅拥有完全的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这项技术在世界上是唯一的。
(三)《论语解》与晚年定论
“今之学者苟能立志尚友，讲论问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著，驯是而进，益高益深。”[5](p887)
锆材在原子能工业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可作为核反应堆的结构、包壳等材料[1]。核纯级海绵锆是锆合金熔炼的原材料，相比于一般的工业用海绵锆，核纯级海绵锆中的杂质元素含量更低，锆纯度更高。为确保锆材的优良性能，需要严格控制核纯级海绵锆中杂质元素含量，为此提出了相应的检测需求[2-4]。
1.“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章，南轩原注：“动容貌者，动以礼也；正颜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词气者，言有物也。动容貌则暴慢之事可远，正颜色则以实而近信，出词气则鄙倍之意可远。”朱子评论：“盖必平日庄敬、诚实、涵养有素，方能如此……其用功在于平日积累深厚，而其效验乃见于此，意味尤觉深长。”[3](p1352)而今本《论语解》云：“必也平日庄敬笃实，涵养有素，而后其发见乃能如此。”[5](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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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路问君子”一章，南轩原注：“敬有浅深，敬之道尽，则修已之道亦尽，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朱子曰：“‘敬有浅深’一句，在此于上下文并无所当，反使人疑修已是敬之浅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则意义通畅，自无病矣。”[3](p1358-1359)而今本《论语解》云：“修已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尽，则所为修已者，亦无不尽。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盖一于笃敬，则其推之家以及于国、以及于天下，皆是理也。极其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兆民虽众，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则修已以敬一语，理亦无不尽者。”[5](p249-250)
第一例中，南轩直接就“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者自身进行分析，得出其对应的功效，而朱子则认为，三者背后其实是平日能够“主敬”“涵养”，故临事才有此功效。对此南轩基本按照朱子的建议进行了修改。第二例中，南轩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朱子的建议删除“亦”字，但是也改成了“亦无不尽”，通过“无不”的双重否定，也达到了朱子建议达到的效果(朱子建议删去“亦”是为了避免被误解为“敬”之外还有修己之道)。而南轩在定本中，也突出了“敬”在“修身”乃至“平天下”中的重要地位。总之，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南轩在晚年仍然受到朱子注重“敬”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提高了“敬”的地位。
我们再考察一下今本《论语解》的其他论述。
南轩曰：“知其放而求之，则在是矣。所谓放者，其几间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战兢自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则天理寖明，是心之体将周流而无所蔽矣。”[5](p554)
南轩云：“盖平日之涵养一于敬，故其出门使民之际皆是心也。”[5](p215)孔子认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仁的表现，而南轩则认为平日主敬涵养，出门使民就自然有此“仁心”。
小商桥是一座敞肩单孔石拱桥，全长21.3米，桥面宽(自桥面至桥底海漫石)6.45米。通体用红色石英砂石砌造。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两个小孔大小不一，一高一低。茅以升先生曾对小商桥格外重视，原因正是这一大两小三个孔，奥妙无穷。原来，小商桥的大拱，不是普通的半圆形，而是像一张弓，采用了小于半圆的弧段，作为拱桥的承重结构。在相同跨度的情况下，小于半圆的拱比半圆拱大大降低了桥梁的高度。小拱垒架于大拱之上，既可以节省石料减轻桥的自重，而且河水暴涨的时候，还可以增加桥洞的过水量，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同时，拱上加拱，桥身也更美观，所谓“虹桥卧波”，正是恰当地形容了这种古桥(如图)。
2.“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南轩云：“以君子敬以持之，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而惟恐其或失也。”[5](p149)他认为，道本不可离，而君子要做到不离道，就要“敬以持之”。
3.“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南轩云：“九思，当乎此则思乎此，天理之所由扩，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是九者，要当养之于未发之前，而持之于既发之后，不然但欲察之于流而收之于暂，则多见其纷扰而无力矣。”[5](p271)他在此说要有此“九思”，就要“养之于未发之前，而持之于既发之后”，“养”就是未发时涵养，“持”就是已发时持存，这些都是“敬”的工夫，原本“已发”时“察识”的工夫被隐没了。他甚至说，想要在已发时“察之于流”则反而会纷扰。在此，他开启了一个可以讨论“察识”的语境，但却以忽略乃至否定的方式一笔带过。
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见，在南轩的注解中“察识”的工夫确实隐没了，虽可说这里受解释《论语》的语境限制，但是如“九思”一条，完全有讨论“察识”的语境可以进行引申和发挥，但是南轩对此依然避而不谈，甚至有强烈的否定意味。相反，此时“敬”的工夫则不断被抬高，其功效也不断扩大，甚至达到“敬道之尽，则所为修已者，亦无不尽”的地位。
你们知道吗？何副书记答应通过考试择优招干是迫于全乡舆论压力，否则，我和巴克夏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望“猴”兴叹。依何副书记的意思，除了文化考试，还要看表现，其目的很明显。但是，如今正惩治腐败，“指鹿为马”的故技已不敢公开表演。何福生当不了农技校教师，却当了公务员。这几天，又学上了外语，以求心理平衡。也像那么回事似的，揣着个MP3，伸着细脖，一路怪声怪气地向熟人“Byebye——”地叫着。
由于南轩晚期相关材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得知他对“涵养”与“察识”关系的正面看法，故只能通过《孟子说》《论语解》等零碎的条目构建他此时的思想。不过在《论语解》中，确实没有可明确视为“察识”的思想了。我们虽然并不能断定南轩晚期完全放弃或否定了“察识”的工夫，但却完全可以判定，“察识”此时绝无原先与主敬“并重”的地位了，“涵养”“主敬”并重的平衡格局已经打破了。随着南轩对“主敬”的反复讨论，“敬”的地位不断抬升，亦被视为修身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工夫。与此同时，“察识”确实“隐没”了。(纵使个别处尚保存“察识”的思想，然而在整体比例上“主敬”的论述仍远超“察识”。因此此论断仍可成立。)
南轩注重“主敬”的思想，虽然受到朱子影响并与之相近。但这不代表其的思想完全与朱子完全相同。两人的心性论体系仍有些许差异，特别是对“心”的理解，南轩仍然保持着湖湘学的特色。
吕祖谦《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一文提及“富岁子弟多赖”章，可知南轩晚年改动过此章。其中云：“心则宰之者也，形而上者也。”[5](p548)可见，南轩此时仍把“心”视为超越的本心，这便与朱子主要视心为经验心不同。虽然在《论语解》中，这种思想也比较淡化，但其中一条云：“所谓闻道者，实然之理自得于心也，非涵养体察之功精深切至，则焉能然？”[5](p126-127)他认为道德之理本即在此心，能在心上做涵养工夫，就能够达到“闻道”。由此也可推知他依然保留着心的超越维度(本心即是理)。
总之，南轩在晚期作品《论语解》中，越发重视“主敬”的地位和功效。他把“主敬”视为贯通动静的工夫，乃至能主敬，就能“所为修已者，亦无不尽，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敬”甚至成为了实现修身安民的唯一工夫。相反，原本并重的“察识”，则在其思想中逐渐淡化乃至隐没了。
综上，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南轩工夫论思想发展的变化。在从学五峰到乾道六年(1170)，为“早期”，此时主张“先察识后涵养”；在乾道六年到约淳熙元年(1174)为中期，此时主张“存养体察并进”而“存养是本”；从淳熙元年之后，为晚期，此时更加注重“主敬”，而“察识”的思想趋于隐没。因此可以概括说，南轩工夫论思想的发展过程，正是“主敬”的不断抬升与“察识”不断下降乃至隐没的过程。
而对于南轩思想变化的原因，与朱子思想的发展有密切相关，但绝非牟宗三所谓“随朱子脚跟转”[8](p391)。他并没有一开始就附和朱子，而是经过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后，理性地加以选择，而最终达成与朱子方向接近的思想而已。然而即便相近，南轩也依然保留着些许自己的理论特色(如心之超越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南轩思想的发展固然受到朱子的重要影响，但这仍只是“外因”[1](p212)；南轩自己的体验与选择，才是他最终学术体系形成的“内因”。
[参 考 文 献]
[1] 王丽梅.“己丑之悟”新考：张栻晚期工夫论[J].求索,2006(4)：211-213．
[2] 苏铉盛.张栻的中和说[A].陈来.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和演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 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4] 胡宏.胡宏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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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任仁仁,顾宏义.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8.
[7]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DevelopmentofZhangshi’sEarly,MiddleAndLateThoeryofSelf-Cultivation
WEN Bi-fang , HONG Ming-chao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Zhangshi inherited Huhong’s thoughts first. But when he communicated with Zhuxi, he began to change his thoughts especially the thoery of self-cultivation which was often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by some scholars. However, by studing his works TheAnnotationofMenciusandTheAnnotationoftheAnalects, we will find latter,he changed his thoughts once again. Therefore, his thoery of self-cultivation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first is “chashi before hanyang”; the second is “balance between cunyang and ticha” but “cunyang is fundamental”; and the third is the emphasis of zhujing and the neglect of chashi.
Keywords: Zhangshi; The Thoery of Self-Cultivation; Zhujing; Chashi; theAnnotationoftheAnalects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9)04—0018—07
*[收稿日期]2019-02-28
[作者简介]文碧方(1964—)，男，湖南岳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宋明理学。
标签：工夫论文; 涵养论文; 论语论文; 朱子论文; 思想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宋论文; 元哲学(960~1368年)论文;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