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反思
李福岩1，王筱蕾2，王彬彬3
（1.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2.丹东市社会主义学院 统战理论教研部，辽宁 丹东 118000；3.中共本溪市委党校 文史教研室，辽宁 本溪 117000）
摘 要： 贡斯当以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现代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思考对象，以卢梭政治哲学为批判对象，以英国政治文化与制度为参考，充分阐发了激进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妥协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仍有一些可供批判吸收的现代民主政治智慧光芒。他把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关系难题转换为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的矛盾关系问题，阐发了时间与空间两种妥协的解决方式及其背后的政治参与、商业财富与时间等理由。由此两种自由的观念出发，他批判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提出要以真正的代议制民主与权力制衡原则来改进现代民主政治，实现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理想。进而，他批判拿破仑专制政治、大革命恐怖政治及其所诱发的现代战争灾难，阐发温和的自由主义社会变革之道。
关键词： 贡斯当；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英国政治文化与制度的深层尽染、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促发构成了贡斯当政治哲学思考的文化与现实底色，并在与那场革命风暴的理论先行者卢梭进行对话过程中展现出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特色。由此，贡斯当更接近“真个人主义”谱系与英国传统[1]，成为大革命政治哲学反思的杰出贡献者、“卢梭民主理论最深刻的批评者”[2]。贡斯当在理论批判与重建的系列论著中，阐发了激进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人民主权与代议制民主相妥协的中庸政治哲学思想，在政治的两极选择之间寻求平衡，使其成为19世纪初期欧洲大陆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这对我们深刻理解、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实质与走向，仍具有现实的价值。
（4）地形地貌：贵州以碳酸盐岩组成的岩溶喀斯特高原山地地貌为主，在这种地形地貌条件下，溶蚀的残余物在峰林、峰丛顶部或陡坡处受重力作用和水流作用下向低洼处移动，与低洼处的溶蚀残余物汇集堆积，再经历后期的红土化作用从而形成红粘土。这也是红粘土厚度变化大，地势相对较高较陡处很少有红粘土堆积的原因。
一、两种自由的矛盾及其解决
自由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面旗帜，是整个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思想花朵。自由的思想花朵在大革命洗礼之后，促发了贡斯当对个人自由与公民自由关系问题的思考。他试图首先把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关系难题，转换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矛盾关系问题，然后以一种妥协的方法把它们分列在两个领域以达二者的平衡，提出了时间与空间两种解决方式，并指出了这一解决方案背后的政治参与、商业财富与时间等原因。他试图以此批判法国大革命，建构新的自由理论，摆脱资产阶级革命后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因此，他在其代表作品开篇就讲，把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相混淆一直在我们中间存在。在著名的大革命时期，它是许多罪恶的肇因。”[3]
所谓古代人的自由即政治自由，是指在古代城邦国家中，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他们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会感到更大的满足。这种自由的实践完全体现了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观念，适合于古代社会生活。但是，古代人的自由也有缺陷，即古代人在享有这种政治参与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私人领域的独立，“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厉的监视。”[3]27公共权力吞噬了所有私人权利的领域，古代人在所有私人关系中都是“奴隶”，在私生活中感到的满足较少。总体上说，古代人的自由是与古代城邦国家的社会生活相适宜的，有得有失、得多失少。
所谓现代人的自由即个人自由，是指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私人快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产权利与新闻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相比，现代人的主权是有限的，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只能得到一种转瞬即逝的利益，再也没有了古雅典贝壳放逐法那样真实的权威。但现代人自由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在法律没有规定的私人生活领域都是完全独立自由的。“一旦模仿古人的做法，现代人的牺牲将会更多，所获将会更少。”“现时代，最喜爱自由的人民也是最喜爱快乐的人民。它视自由高于一切，因为它已经开化得足以认识到自由是它快乐的保证。”[3]306-307总体上说，现代人的自由是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相适宜的，并且优于古代人的自由；已深深享受并喜爱现代自由的快乐的人们，再不愿也不能欣赏古代人的自由并回到从前了，否则，得不偿失。
引起自由观念从古代到现代变化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抽象精神的主观臆想，而是由于社会政治参与、商业财富与时间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与古代城邦国家相比，现代国家人口、地域等规模在扩大，导致个人参与政治的重要性相应降低，政治参与热情随之降低。二是与古代社会生活相比，现代社会商业发展激发了个人独立，商业流通尤其是货币使专横权力的统治、公共权力的行使造成了强大的障碍，货币成为制约、攻击专制主义最危险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最终金钱财富自由会战胜权力，大大降低了个人对政治的依赖。这一洞见是贡斯当基于现代英国商业社会的实际而做出的判断，当然他没能继续批判现代资本社会崛起的又一种带有自由性的奴役力量。三是与古代人在闲暇时间上相比，现代人的私人闲暇时间在增多，现代政治代议制成为解放时间的最好办法，进而成为解决自由问题的最好办法。
而入门的小学生和初中低年级学生，处境就比较尴尬。从国外引进的童书绘本中，以外研出版社引进的偏文字英语故事书为主，对英语入门级学生而言难度偏高；其他出版社，更多为直接出中文译作。而承载着认知启蒙、培养语言兴趣使命的入门级英语原版绘本，市面上实在是少之又少（漆秋香，2015），视听资源更是缺乏。偶尔出现，价格还偏高。正版资源少，盗版也是无源之水。
在英国政治文化背景中长大的贡斯当，曾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任过职，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担任过议员，并最终与拿破仑、波旁王朝相互离弃。他延续思考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由保守主义者柏克和激进自由主义者潘恩阐发过的政治制度合法性问题，批判专制制度及其变种僭主政治的非法性。由此出发，他批判拿破仑专制政治、大革命恐怖政治及其所诱发的现代战争灾难，阐发了温和的自由主义社会变革之道。
天热，拭汗时发现身后有人远远跟着，迟恒心里掂量了下，未去理睬。部里采访，两个人的安全主任不担心，一是“司令”，二是迟恒。“司令”属中老年猛男，去非法鞭炮厂偷拍，挂了彩还能护着相机冲出重围，一口气跑进乡派出所，十里地，逼他们抓人。回来后请客，说这趟划算，搞了八千医药费。迟恒长处是稳，像刺猬，要咬它无从下口，几次都是有惊无险。记者不算高危行业，但年年有人横死横伤，主任把“司令”、迟恒当刀用，应景的活派其它人。
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划界与批判说明，目的在于驯服古代自由民主适于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这一充满幻想的神话[4]。就是说，其目的在于实现西式自由民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中道转换、继承与发展。一方面，这对我们认识现实自由民主问题及批判抽象绝对自由民主观念，无疑仍具有方法论价值，即不能在思考自由民主问题上犯时空颠倒的幼稚错误。在此基础上，贡斯当积极划分公权领域与私权领域的界限，积极倡导宗教、哲学、文学、实业等私人领域的自由发展，呼唤“所有不扰乱秩序的行为领域，所有只属于一个人内在世界的领域（诸如意见），所有表达不会引发暴力而伤害他人的意见的领域，所有允许竞争者自由竞争的实业领域，都属于个人，社会力量无权合法地干预。”[5]这对引导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障个人自由，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等都具有一定积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两种自由观念在理论上的困境，即如何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准确划分公权领域与私权领域的界限。正如伯林所说：“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划定私人生活的领域与公共权威的领域间的界线。这条界线应该划在哪里，是一个有争议甚至是讨价还价的问题。”[6]“私人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是难以划定的；原则上说，一个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对别人形成伤害；没有人是孤岛；社会的与个人的方面在实践上往往难以截然分开。”[6]268为解决贡斯当的理论困境，伯林提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概念，并以之相应替换古代人的自由、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个人自由的概念。伯林提出：“免于……”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去做……”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导致一种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6]200。对此，中国学者江宜桦认为伯林并没有解决贡斯当的理论矛盾，因为贡斯当“并不单纯属于Berlin所说的‘消极自由’一派。”[7]不过，伯林把两种自由观念的矛盾解决确实进一步向前推进了。
二、代议制与权力制衡原则的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构想
立足于两种自由的观念，贡斯当批判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对代议制民主与权力制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提出要以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的各项政治原则来改进现代民主政治，进而实现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理想。
在此制约权力思想的指导下，贡斯当又提出政府权力与议会权力相互制衡的思想。一方面，以党派为基础的代议制理论与实践凸显了议会的权力，很有可能带来权力的失衡。他说：“一个既不受约束也无人能控制的议会，是一切权力中最为盲目运作的权力”“权力不受限制的议会比人民更加危险。”[3]81-82因此，他提出应赋予最高权力拥有解散议会的权力，否则议会一定会变成“肆无忌惮的乱党”，而且解散议会的权力并不是对人民权利的侮辱。另一方面，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会对刚刚兴起的、较弱的议会权力进行侵犯，需要努力在行政权力与议会权力之间寻求制约与平衡。他还努力在中央行政权力与地方行政权力之间、巴黎与外省之间寻求平衡，主张一定程度的中央权力下放，激发地方人民的爱国热情，捍卫国家利益。这一主张，针对的是法国长期行政权力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巴黎的历史弊端，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关系的失衡现象。贡斯当等西方政治理论家所倡导的代议制民主及其对权力制衡原则的种种设想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事实是，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代表各利益集团的资产阶级政党力量逐渐壮大，行政权力进一步扩张，议会权力逐渐衰落，权力结构出现失衡，这也充分暴露了议会民主制的局限性。
由此观之，卢梭、马布利及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就是企图把现代人拉回到古代，结果造成了多种类型的暴政和罪恶。贡斯当批判卢梭在纯真地追求自由的同时，也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因为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每个公民都是主权者，都应平等参与政治生活，这种主张是政治共同体对现代个人自由、独立的牺牲与转移，是试图复归古代人自由的妄想。卢梭错误观念的推进者马布利，应该是导致“多种类型暴政”的“首要承担者”。马布利和卢梭等的共同错误之点在于他们把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公民自由与个人自由、公域与私域在时空上倒错了，结果必然是雅各宾派及其后来拿破仑的“多种类型的暴政”。在由此导致的大革命实践中，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政府企图彻底变革法国社会的一切手段，只是借用了古代的传统即古希腊和罗马的英勇精神、爱国主义和公民美德的理念，充斥着古典意象和古典模式，实质是斯巴达和罗马在18世纪末叶法国的借尸还魂，十分荒诞。
贡斯当直接猛烈批判的是拿破仑专制，当然也批判法国旧制度，倡导自由原则。拿破仑在1813年的失败使贡斯当精神一振，12月31日，他写道：“莫斯科的大火成为全世界自由的曙光。”[3]2251815年3月31日，他与拿破仑会晤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意图是自由主义的，而其实践将是专制的。”[8]他把拿破仑专制说成是一种专制政治的变种——僭主政治。因为，拿破仑专制盗用了自由的形式，更加虚伪、更加强制、更加深入全面地侵犯了人民的自由，甚至在旧专制制度下仅有的一点保持沉默的自由、头脑中思想的自由都丧失了，不得不撒谎。遗憾的是，他没有辩证地看到拿破仑专制统治下“形式自由”的积极意义，拿破仑专制统治是要在大革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旗帜下才能进行。这种“形式自由”给封建欧洲带去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即黑格尔所言的“绝对精神”原型。
对于卢梭倡导的人民主权原则，大革命后的许多保守主义理论家借口其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导致暴政而加以根本否定。贡斯当对卢梭人民主权原则采取了一种辩证的否定观念，要把卢梭的无限人民主权原则进一步规范化、现实化为有限人民主权。一方面，人民主权原则在1792年大革命进程中使人民从专制特权下获得自由与解放；英国与欧洲封建君主却在20余年来先后以政治原则之名、以利益之实反对法兰西民族独立和争取自由的事业，反对人民主权原则。贡斯当认为，为人民自由而坚持人民主权原则的大方向是无可争议的。另一方面，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经罗伯斯庇尔在1793—1794年的政治实践、拿破仑的专制，导致了“多种类型的暴政”，扼杀了个人自由。因此，要对人民主权及普遍意志原则加以限定，否则就很可能被误用并成为各种专制暴政的借口。因为，被委托给权力的统治者很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普遍意志，以非法暴力推行所谓的普遍意志。这一思想彰显了贡斯当对人民主权原则批判的深层现代价值，因为，以人民主权原则、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多数人同意、自由解放等为借口，现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粗暴践踏、侵犯本国及他国人权的悲剧一直在不断重演。
代议制民主与权力制衡原则需要法治保障，因此，贡斯当还对现代资产阶级立法、司法独立的保障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独特思考。对于立法，贡斯当很重视宪法在现实中的运行情况，提出“宪法在接受实践检验之前，其形式不过是一纸空文。”[3]120因此，他主张对宪法的修改要慎重、理性，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试图超越时代。这一思想既是对1792年以来法兰西政治原则的完善，也是为了使法兰西民族国家结束战争与社会政治动荡，走上宪政主义的民族独立与复兴之路。对于司法权独立的保障问题，贡斯当认为在法国大革命整个过程中，法庭、法官与审判“没有一个是自由的”，因此他主张，司法权必须完全独立，要提高法官的薪俸，建立陪审团制度，严格司法程序，这一思想对于当今各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贡斯当对代议制议员选举的资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把财产条件视为行使政治权力的最重要的条件、首要条件。他说：“凡有代议制议会的国家，至关重要的就是应该由有产者组成的那些议会，而不管它们如何去组织。”[3]106因为有财产且有才华的人在选举的感性混乱与无序之中能够保持住理性，配享当选的权力，使人民不得不服从这种政治秩序，才能实现普遍利益、公共利益。其具体逻辑：一是来自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更能满足次一级的限制性条件，即有财产就会有德性、经验和才华，因此就最适合且适合连续担任公职；二是有中上财产的人才有闲暇与精神自由的时间，即有自由理性思考公共利益问题的时间；三是他和柏克一样保守地认为，有中上财产的人是社会与国家稳定的压舱石，即多数有产者是热爱秩序、正义和保守的。贡斯当还在议会选举问题上进行了两种平衡：一是对有产者与无产者安排了“正义”与心理平衡，即以直接选举来平衡下层民众的不满，并提出让议员代表舍弃薪俸；二是对世袭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进行平衡，即以世袭制的合法性与和自由选举的合法性来平衡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此，贡斯当把政治自由而不平等的中产阶级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兼具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两种色彩，充分暴露了现代资产阶级“金钱政治”观念与实践的本质，以及贵族和精英政治的灵魂。
三、专制政治批判与现代政治变革
两种自由的观念以时间维度把自由分为古代与现代，以空间维度把自由分为公域与私域，把古代人的自由视为一种政治自由，把现代人的自由视为主要是个人自由。贡斯当一方面肯定了自由及其观念变化的历史进步性，认为现代人的自由总体上优于古代人的自由，属于厚今薄古而不是非古厚今；另一方面颂扬了现代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认为现代“个人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公权领域的“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或缺的”[3]41，属于肯定、褒扬个人自由而不贬低、放弃政治自由。从此中道的两种自由观念策略出发，贡斯当试图解决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核心矛盾问题，即解决公民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进而批判自由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时空倒错。
为破解卢梭人民主权原则的内在困难与极可能引发的灾难，进一步解决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贡斯当极力倡导权力制衡与代议制原则。他认为，代议制原则既可以避免个人过于沉湎于私人享乐，又可以避免公权随心所欲的危险，达到以政治自由保障个人自由的目的。他还努力沿着洛克开创的，经孟德斯鸠、休谟、边沁、斯密、潘恩、西耶斯、孔多塞等发展的代议制与权力制衡原则方向前进，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贡斯当视政治权力为一种必要的恶，主张对政治权力加以限制。一方面，贡斯当借鉴潘恩权力要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思想，要以个人权利制约权力与人民主权，这是对权力得以产生的同一范围的约束。另一方面，借鉴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思想原则，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是对权力的外部制约，并充分利用利益与舆论使对权力的制约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只要符合这种内部权利制约与外部权力制约相统一原则的政府，才是合宪法自由精神原则的好政府。
贡斯当对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也充满敌视。他认为，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专政和拿破仑的统治是同一性质的专制政治——僭主政治，且它们都甚于无政府的危害。他说：“罗伯斯庇尔的统治是无政府”“也是地地道道的专制政治。”[3]347这种僭主政治面临三种可能性：人民造反、被外国人推翻和自行衰败；这种僭主政治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权力越大，安全越少，与旧专制一样都不能持久。他把罗伯斯庇尔的资产阶级革命专政混同于封建专制、拿破仑专制。进而，贡斯当像柏克一样把这种专制政治、僭主政治的恶果归咎于卢梭政治哲学对古代共和国的机械现代仿效，把卢梭政治哲学可能的后果等同于卢梭政治哲学本身而加以批判。他和柏克一样认为，为现代人提供古代人的自由所采用的手段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暴力，而这种专横权力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的私生活，还严重地阻碍理性知识与道德的进步。
在贡斯当看来，拿破仑专制政治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还有一个更为恶劣的后果，就是诱发战争，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给世界人民带来大灾难。他通过对比古今战争，来表达对法国革命与现代拿破仑战争的厌恶，对现代世界和平的热望。一是古代尚武民族的好战精神主要归功于他们发觉自己所处的形势，他们的全部生存价值就是战争，人们崇拜军事天才甚于一切；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正好相反，“它的一致倾向就是和平”“人们祈求的是中庸和正义。”[3]233、260二是由古代战争到现代和平转换的主要原因是商业与工业，人们会以这种文明的谋算方式取代原始的暴力冲动。他说：“我们终于进入了商业时代，一个必定以商业取代战争的时代，战争时代注定要成为往事。战争和商业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种不同手段”“现代民族的惟一目标就是安宁，安宁带来舒适，舒适的源头则是工业。”[3]234贡斯当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时代主题的转换，从经济视角看待制约军事战争的因素——“商战”“工业战”，这些都是很有价值、很有远见的。进而他较合理地推断出专制政治、专横权力在文明时代尤其不能得逞的原因是商业。现代战争、拿破仑战争已变成追逐自身利益的军事竞赛，必然会失去它往昔的魅力和功效。而实际上，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起支配作用的往往是利益而非什么抽象的价值观念诸神之争，这还在今天继续重演。三是法国大革命以解放的名义，给世界带来的皆是恶。他说：“法国革命发明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战争借口——把各民族从他们非法的暴虐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一个无耻的政府把圣洁的词汇写在它罪恶的旗帜上，去破坏无辜邻国的和平、侵犯它们的独立、摧毁它们的繁荣，却又假惺惺地主张尊重人权、热心博爱，从而为欧洲增添着新的丑闻，这将永远是个可耻的时代！”[3]253贡斯当是较早地谴责资本主义以解放人权的名义而进行侵略战争的人，深思之，世界仍处于这样可耻、罪恶又极度危险的时代！但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对外战争来说，它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推动了整个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贡斯当对拿破仑战争后果的全盘否定也是错误的，他无视被法国军队占领的欧洲诸封建区域压迫的废除，人民封建徭役与赋税的废除，相对自由的获得等。正如列宁所正确指出的：“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许多国家人民的悲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9]
对客户而言，这个行业没有最好的月嫂，也没有最贵的月嫂，只有合适的月嫂。并且，标准不能取代服务，标准的机械化可能还会影响服务效果。母婴服务就是要形成人性化的服务，母婴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性化，要逐渐地让母婴服务变为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难以模仿的服务。那在母婴服务中如何体现核心竞争力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母婴护理师具备以下四个要素：职业忠诚度、职业适应力、沟通能力和法律素养，要让母婴服务变成有感情的服务。
式中，Φn(κ)表示湍流空间功率谱,η表示传输距离从0积分到L，κ表示极坐标下的二维空间频率，φ表示κ所处极坐标的角向参数，wi表示束腰半径w的虚数部分.
贡斯当在拿破仑的僭主政治、雅各宾专制、法国旧制度、无政府状态这些统治形式之间进行比较并加以批判，试图以此阐发温和的自由主义社会变革之道。他想以此确立一个合法、中庸的自由主义国家制度体制，并对社会政治变革提出了一些谨慎的、中庸的策略，这也是激进的潘恩和保守的柏克都能接受的自由主义改良策略。一是社会政治变革应缓慢而有节制地进行。他说：“人们只应缓慢而有节制地进行那些革新”，在不知不觉中“修改那些妨碍它的法律和制度”，谨记培根所说“时间是个伟大的改革家。”[3]376-378二是社会政治变革要符合国民的愿望。贡斯当批判以人类普遍利益、“全体一致”名义发动的法国大革命滥用人民的爱国情感。他认为，任何改良、任何弊端的清除，只有在它们符合国民愿望的时候才有益处。如果它们超前于国民的愿望，就会变成邪恶，它们将不再是善举，而是暴政。为了符合国民的愿望，就要允许舆论自由表达，充分发挥“全体一致”的长处，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追求更大幸福。三是社会政治变革要避免简单的直线、一刀切，要走多样化的变革道路。贡斯当的社会政治变革思想努力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寻找着中道，认为社会政治变革之道要避免简单的直线，不要封闭走了很久的道路，以防止公权侵犯私有财产权和个人自由。对于社会多样化问题，他说：“惟有多样化才能构成有机体；全体一致仅仅是一种机械。多样化则生，全体一致则死。”“在我们过去的世界中，最自由的国家——大不列颠——恰恰是由多样化的法律统治着。”[3]268、382和柏克一样，贡斯当把英国政治视为自由的典范，反对以理论的整齐化一来规范现实的多样性，反对把政治规范性问题简单技术化。四是社会政治变革要正确处理好发展、革新与稳定的关系。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渐进的，因此，应以“细小变革”避免引起社会剧烈振荡的一切“革新”和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危险做法。他说：“‘革新’一词率领我们破坏了一切。‘稳定’一词又领导着我们恢复一切。复辟不过是创新的另一种方式。”[3]384贡斯当的变革思想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不是深层的变革，而是细小的变革。他不提革命，只讲改良，有着保守倾向。总之，社会政治变革应当服从时间的安排，每天都要做好该做的事情，不要固执地维护行将崩溃的事物，也不要过于急切地建立似乎是一厢情愿的东西，这一社会政治变革的中庸策略对于现代世界各国的改革来说，还是有某种积极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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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Constant’s Liberal Reflections on French Revolution
Li Fuyan1，Wang Xiaolei2，Wang Binbin3
（1.College of Marxism，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4；2.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United Front Theory，Dandong Socialist College，Dandong Liaoning 118000；3.Research Office of Culture and HistoryEducation，PartySchool ofBenxi Municipal PartyCommittee，Benxi Liaoning117000）
Abstract： As the object of thinking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s theory and practice caus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taking Rousseau’s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the object of debate，and taking the British political culture and system as a reference，Benjamin Constant fully elucidates the liberal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was compromised by radical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and still glittering some licenses for approval.The light of wisdom of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is tobe absorbed.He conver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litical freedom and personal freedom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reedom of the ancient man and the modern man，and explains the two ways of compromise in time and space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commercial wealth and the time.From these twoideas offreedom，he criticizes Rousseau’s principle ofpeople’s sovereignty，and put forward the ideal ofimproving modern democracy and realizing bourgeois political freedom by the principle of genuin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power balance.Furthermore，he criticizes Napoleon’s autocratic politics，the horror politic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war disaster induced，and explains the wayofthe moderate liberal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Benjamin Constant；French Revolution；liberal political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 B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450（2019）05-0066-06
收稿日期： 2019-04-23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L18AZX001）
作者简介： 李福岩，男，辽宁辽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王筱蕾，女，辽宁朝阳人，丹东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王彬彬，女，辽宁本溪人，本溪市委党校副教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詹 丽 责任校对：赵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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